“围城”内外：广州康乐村封控的25天 | 深度报道

11月15日是刘文清带着岳父岳母，露宿广州街头的第四天。4天前的下午，结束了在深圳的隔离后，政府组织的大巴车载着他们一行几十人回到了鹭江村。但直到夜里12点，他都没能进村。工作人员解释，里面都是阳性病例，不能进去。

自10月23日广州海珠区出现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以来，疫情快速在区内康乐、鹭江等多个城中村扩大。11月15日，广州市新增的6296例本土感染者中，有6060例感染者在海珠区，其中大多集中在康鹭片区。

在刘文清四处奔走，争取回家的同时。一位正身处康鹭片区的对象告诉北青深一度，他的室友已经超过两天核酸检测阳性，却一直没有被拉走，寻求社区工作人员帮助时，得到的答复只有“等通知”。

10月23日至今，康鹭片区已经封控25天。漫长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等待一度加剧着人们的焦虑。一位工作人员在微信群里发消息，“本来今天是转阳性病号出去的，但有的人看到别人拉着行李，就以为是大转运，都出来了，这叫人家怎么去安排呀？”

11月15日晚终于好转，回不了家的刘文清有了落脚的地方，在政府的协调下，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台球厅。城中村内，更多人的转运工作还在进行中。

一个流动人口近10万、遍布着“握手楼”的大型城中村，在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的奥密克戎的冲击下，日增感染者从1000人增加到6000人。对于一共有139个城中村的广州来说，这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面临的“最复杂、最严峻的”的局面。

11月12日那天，从深圳坐大巴，抵达广州南站后，刘文清很“感动”，候车室里聚集着七八百人，都是从各地转运回来的。工作人员说，政府来接你们回家，会有人安排你们进村。

11月5日，刘文清从康鹭片区被转移到深圳隔离，他并不知道转运的具体原因。当天夜里一点多，睡梦中听到有人拿着喇叭敲门喊“赶紧下楼转移”，他们一家四口便匆忙收拾了点衣服和岳父岳母日常用药，就跟着走了。

隔离结束，从深圳出发前，刘文清填了一张统计表，在回广州还是回老家中，他选择了前者。“我想回来，但不知道这里不让进，没有人告诉我。”从下午三点等到夜里，没有任何答复，打电话给房东，房东让他联系村委会，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当晚，他带着年过半百的岳父岳母在鹭江牌坊下睡了一晚。志愿者给的方便面帮助他们解决了一顿饭，但“没有水，干啃的”。

刘文清60多岁的岳父有高血压、冠心病，前段时间因为脑溢血偏瘫，“他也就这样跟着折腾”。刘文清说，“如果有任何其他去处，我们不会赖在这里，真的不费这劲。”他的老家在江西，他问村委，结束隔离后能不能回去？对方告诉他，最好不要回来。

露宿街头的第三天，他们被一名工作人员带到了一个地下仓库。“很脏很烂”，刘文清说，但终于不用住在马路边，他们一行100多人便开始打扫卫生。当他们收拾好，正准备垫着纸片、蛇皮袋睡觉时，一个保安来了，说这是私人的地方，不能进来。他们又被赶到了马路上。

这还不是刘文清最担心的事情，更急迫的是岳父岳母吃的降压药、哮喘药只剩下三四粒。“谁知道那么久回不去，否则我全部拿出来了。”11月14日，他找了一晚上药店，都没有开门。他试图电话求助社区，但“打不通”。

被封控在康乐村里，陈玉明很难打通工作人员的电话，他们和社区的联系很松散。陈玉明加入了两个微信群，一个是10月27日左右，排队参加全员核酸时，社区让大家扫码加入的网格群，但几乎无人管理。另一个是房东的代理人建的楼栋群。

据陈玉明讲述，11月4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下发了要求房东作为疫情防控责任人的通知之后，才有了这个发挥些作用的楼栋群，但也只是通知领取物资而已。对于他们想知道的，现在村里新增了多少阳性，什么时候转运阳性病人，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答复，只有“等通知”三个字。

陈玉明的室友在11月15日被检测出阳性，一直发烧、咳嗽。他住的这栋楼一共7层，几乎每一层都有阳性。有段时间，申报阳性的系统也瘫痪了，显示“暂停中”。即便已经确诊，在没有被拉到方舱前，社区也不会发放退烧药、感冒药。他们只收到过一次中药，每人两瓶。

大概三四天前，同样住在康乐村的王斌的妻子因为确诊被拉走了。王斌试图说服工作人员把自己也拉走，对方让他等通知。第二天他开始高烧，吃什么吐什么，喝水都吐。实在受不了了，他想到发朋友圈求助，怕别人以为是骗人的，还露脸拍了抖音。

一个朋友送来了感冒药，他又找街上巡逻的人要了酒精，兑水冲凉。之后吐了好多痰出来，感觉舒服了些。王斌不理解，妻子到了方舱也是吃这类药，为什么不能直接就在这发给大家。“不舒服的话，有点药，人也不会闹情绪啊。”

陈玉明是一位医疗从业者，他一度说动了看守楼栋的志愿者，帮忙到自己工作的档口拿一些药物，想分给咳嗽发烧的人。但他把档口的钥匙交给那位志愿者之后，再也没能联系上对方。

在康乐村里，一些无序的事情隐秘地发生着。大概5天前（11月10日左右）晚上12点多，李小林和妻子正准备睡觉时，听到了楼下转运的动静，虽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不知道在转运阳性还是阴性人员，他们也悄悄收拾行李，戴了一个N95口罩，混进了转运队伍。等了四五个小时之后，没车了，又原路返回了家。“心里很急躁，当时我就想下去搏一搏，感染了只能怪自己命不好。”

社区群聊记录显示，工作人员对此也很无奈，有人在群里发消息，“本来今天是转阳性病号出去的，但有的人看到别人拉着行李，就以为是大转运，都出来了，这叫人家怎么去安排呀？”他随后又补充说，“各位楼长，各位街坊朋友，我这样称呼大家应该觉得亲切点吧！我能理解面对疫情是多么焦虑......”

在10月23号开始封村时，李小林觉得“没多大事”。被封的前两天，还有人翻开隔离带，在巷子里聚着打牌。李小林记得，大概是在26号左右，巷子间加了水马，管控变严。但在康乐村里，人们除了急迫地到处买菜、囤物资之外，并没有太多恐慌的情绪，很多人都说“过几天就会好”。

10月24日，刘文清所在工厂的老板，甚至还让他们偷偷上班。当天，海珠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告要求，凤阳街道康乐、鹭江管理区域，除了保障民生的机构外，其他企业、商户暂停生产经营活动。直到当天中午听说要来检查时，刘文清才停工，老板还计划“可能后天上班”。

他们所在的康鹭片区背靠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被认为是广州最大、最密集的城中村片区。面积约1平方公里，有超过10万的常住人口和5200多家制衣厂、仓储企业。

在康乐村工业区开厂的一位老板告诉记者，生意最好的两个时间段，除了上半年的三四月，就是现在（10月到12月），现在正逢换季，正是制作“更赚钱”的夹克、棉衣的时候。

8年前，他来到广州时，这里有面向全球的、更广泛的市场。近几年，直播带货的兴起让他们这种小厂越来越难生存。出货量大的都去找大厂，小厂拿到的货越来越少，而厂子的租金每年都在以5%-10%的幅度净递增，这位老板说，“如果不是满负荷生产的话”他们是赚不了多少钱的。

他说，这次突然的封控，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没来得及把做好的货发走。“这一次疫情，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可以说腰包都要掏空。”他说，有的厂接了国外的订单，因为疫情影响，超期了，老外不要了，“100多万的布料泡汤了”。他这“一个只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小的厂”还压着十几万的货物，“都是棉衣，都挺贵的”。

疫情爆发前，李小林和妻子已经赶完了一批订单。正常情况下，他们还可以再做两个月，然后回家过年。冬天的衣服单价更贵，每一件能赚16到20块，两个人一起一天能做两三百件。除了吃饭，他们从早上9点一直做到夜里12点。下班后，吃个夜宵、喝点小酒，到凌晨两点多睡觉。照此日复一日。两个人每月能赚18000元左右。他不喜欢到处跑，感觉很累，一天到晚都想躺在床上睡觉，放假的时候，他们就几个人聚在一起打牌。

很多人在康乐村真的是“拿命挣钱”。陈玉明说，这一片的人是没日没夜地干活，24小时都有人在工作。8月份的一个早上，他亲眼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阿姨，坐在路边就离开了。

后来他听认识这个阿姨的人说，她一个人带孩子，打着三份工，白天帮两个厂做饭，晚上去给衣服打包、剪线头。这道工序被称为“尾部”，是制作服装的最后一道工序，通常要干到后半夜。

很难追溯奥密克戎在康鹭片区的隐匿传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0月23日，海珠区在发热门诊主动就诊人中，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病毒核酸阳性人员，又在区域内核酸筛查中发现了5份异常样本。10月25日以后，全区便开始了多轮核酸检测。当天的疫情发布会介绍，流调结果显示，本次海珠疫情始于18日以后的传染源输入，发现时已在城中村有一定程度的传播扩散。

据官方通告显示，海珠区决定自10月30日起，将康乐东片区化为高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务”。直到被拉走前一天，刘文清才觉得恐慌。他听到对面楼有人喊，“我也是红（码），为什么还没来拉我走？”楼下的工作人员答复，“今天拉不下了，明晚再来。”虽然那个人没说自己是阳性，但也让刘文清“有点害怕”。

转运并不容易，有人从晚上六七点等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也上不了车，只能返回出租房。11月5日凌晨，刘文清顺利登上了已经等在路边的大巴车，一共六七十辆，查验健康码、清点人数后，他们被拉去了深圳隔离。

人们都在推测是什么让病毒在康乐村如此蔓延。李小林提到了封控之后的多次集体核酸。这里每条巷子都有四五十栋紧挨着的“握手楼”，最开始做核酸时，人全都下来了，一个挨着一个。时间在康乐村内很模糊，李小林记得，大概是“有一天一下增加了3000例之后”，他们不再集体做核酸，开始分楼栋做、发自测盒。

封控之后物资发放很不平均，有的地方只发了三四次物资，有的人领到过六七次，有人连着吃了20多天泡面。发物资时，一栋楼的人聚集到一起，都怕自己被“漏掉”。6层楼差不多有100多个人同时出现，一级台阶站一个人，队伍能排到3层楼。

陈玉明说，大规模转运时，很多人聚集候车几个小时，很缺少必要的防护。一位参与过转运的志愿者用“人潮汹涌”形容这个场面。大巴车一次只能运载30人，他们拉了警戒线，限制人数，但人们因为急躁，都在向前拥。有的人甚至冲了出来，志愿者的防护服就这么坏了。

这位志愿者讲述，直到后来，他们分了警戒区、上车准备区和上车区，并用警告的口吻和村民沟通后，才控制住局面。在转运的过程中，红码、绿码的人混杂在一起，有人带着四五层口罩，有人直接不戴口罩。

在11月3日的一场发布会上，广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曾分析，这些城中村空间狭窄，“握手楼”多，空气流通不畅，一旦有了感染者，排出的病毒极易在短时间内形成难以消散的气溶胶，造成大量人员感染。他还说道，这个区域新增数量比较多，且人口密集，加上行业特点，导致管理难度非常大。

刘文清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做临时工。他说，老板们也愿意招临时工，有的人货源不充足，“今天有，明天没有，招长工的投资大，你要吃他的，住他的”。而招临时工，老板就不用负担这些了。

李小林也习惯了这种不被约束的、自由的状态。在康乐村，每天早上七点开始，就会有老板拿着衣服的式样和写着招聘要求的纸壳在街上招工。划算就去，不划算可以不去，李林说，“打零工，只要你勤奋，每天都有事做”。

这份田野调查还提到，在拥有较为自由的工作环境的同时，“赶单制”和日结的工资结算方式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进行高强度工作，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很容易产生矛盾。康乐村内部民事纠纷数量极多。作者访谈的一位康乐村司警联调室调解员说，以前一年调解几百宗，数量是整个海珠区的一半。

11月15日晚，在外露宿四天后，刘文清终于在一个台球厅落了脚。这里的老板配合社区，接收了100多个像他这样无处可去的人。

过去四天的经历让刘文清忍不住抱怨，“明明知道里面很多阳性，又派车把我们接回来是为了什么？”他也担心是不是明天就不能住了。但他没想过离开广州，也从没对广州失望，这里有熟悉的环境，交往多年的朋友，还有老板们的微信。与其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不如留下来。

刘文清只读到小学，20多年前，15岁时就来到深圳打工。洗碗一个月挣150块。后来，在火车站遇到的一位老乡，把他带到了广州，开始学习做衣服。十年前，他在老家开了厂子，做老板。身为老板，要找货源，还要养工人，压力很大，两年后亏本关门了。他不相信自己这么不走运，又回到广州开厂，又赔了。还好他有手艺，一家老小在这里生活得下去，他选择继续在康鹭片区打工，一个月还能挣8000多元，刘文清说，“发不了财，但也饿不死。”

在康乐村13年的打工经历改变了李小林的命运。他今年35岁，上学时，家里交不起二三百元的学费，他便跟着哥哥到广州学做衣服，开始是做长工，后来打零工......十年间工资翻了一番，手上有了一点存款。2018年，兄弟俩一共花100万元在老家监利起了别墅一样的小洋房。但在广州，他依然住在10平米的单间里。

他见证了康乐村的改变，以前这里是黑压压一片，路上坑坑洼洼，一下雨到处流着黑色的泥水。现在有了马路，很多原来的宿舍改建成了厂房。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和工厂的租赁也提高了康乐村的村集体收入，每年人均分红能达到24.4万元，是广州人均分红最高的城中村。过去几十年，租户和房东们共享着繁荣的纺织品交易市场带来的回报。

最近两天，更多无法回家、辗转露宿的人境遇正在好转。在广州的志愿者群里，流传着一位当地居民的自述。11月16日，她特地到家附近的广州大桥下看了看。这里仍然露宿着二三十人。因为广州大桥下相对舒服些，附近有公共厕所，有居民和志愿者送吃的。她看到，警察也走过来通知大家，可以去排队领吃的。但“矛盾”的是，当她在小区群里发消息，希望经过的人能送点吃的时，邻居们提醒她，这会不会是康乐村跑出来的，让她小心，别白白被利用了善心。

这是当下广州最真实的情绪之一，陈玉明觉得，这种情绪也是正常的，他在康乐村工作了一年多，“打工者脑子活，敢闯，不太服从管理。但社区负责疫情管控的都是本地人，彼此有看法，可以理解。”

11月16日下午，陈玉明终于收到了阳性人员即将被转运的信息：今天将安排本片区阳性人员统一转运至方舱医院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为避免交叉感染，阴性人员不在这次转运范围，请勿离开楼房，更不可混入阳性人群。

在近日的一次省内疫情防控电话会议上，广东省省委书记黄坤明要求，要落实应转尽转、应隔尽隔。陈玉明觉得，政府的重视会推动康乐村的问题得到解决。他相信，当阳性人员全部被拉走后，康乐村也会很快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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