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着手？——“到工人中去？”还是组织起来？

从何着手？——“到工人中去？”还是组织起来？读者来稿

从何着手？——“到工人中去？”还是组织起来？

2023年6月27日

进厂

在经过几次几十人只挑几个人的残酷面试后，我终于进入了A厂，该厂并不算大，只有400人左右，主要是因为该厂机械化程度较高，车间被一个个“岛”所分割，岛内都是机械臂，工人只需要把物料放到工位上即可，高度的分工和高度的自动化使该厂只需要这么些人。

初入A厂，我老老实实干活，不做刺头，这当然不是说我就真的“老实”，在不做工的时候，我会尽量去与周围的工人聊天，单是聊天并不困难，因为厂里地工作非常枯燥，一遍又一遍地做着重复的动作，十分消磨精神。此时，以工人的身份去接触工人要远比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去接触工人要容易得多。

在与工人接触的过程中，聊天的内容完全可以随意些。我不会与工人直接谈论政治内容，而是从生活聊起，最简单的开头内容可以有：你今年多大？你是哪个劳务的？你一天多少钱？……一旦把话匣子打开，那么必然会有一些更加深入地交谈，比如：你打算干多久？你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压力大吗？打算回老家吗？往往聊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工人都会表达一些对于当前社会的观点，这时我就会顺水推舟，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与工人交流关于婚姻，养孩子的问题，但往往这时候我不会聊得很深，有一些工人会对这些话题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或者说至少是非主流社会的观点，也会表达不满。这些工人就是一些可以重点关注并且维持联系的。

有一次，我都没有刻意去引导，只是干活累了与工人闲聊，偶然说到了某个年轻工友的享乐主义，一位老工友便对这样的行为表达了不满，甚至于怪罪到资本主义上去，这让我有些惊讶，便与其进行了深入交流。还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围在一起，聊到了工资的事情，又说到了国外工人如何如何，便顺势聊到了工会，有位工友便发表了自己对工会的看法，甚至大家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我们应当要有自己的工会来与工厂做斗争。

经历过这些，我深切感受到与工人相比，我显得有些落后了！一方面是我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是我低估了工人的政治意识和斗争意识。

A厂工人政治意识

仅从A厂的状况出发，工人的政治意识可以按照年龄来做一个简单区分：

一、首先是刚毕业的学生，不论是中专生还是大专生等所有刚进厂的年轻小伙子，大概都是20岁左右，他们往往对未来抱有期待，认为在工厂里干活是短暂的，以后总是要做点生意或者找点其他出路，他们的思想形态往往是小资产阶级的，一方面幻想以后做点生意，另一方面在生活上不节制或者奢靡。因此向这样一批年轻人进行政治灌输是较为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我在厂里认识了一个支持我观点并且认为需要工会的年轻人，只是后续尝试深入交流并影响其思想比较困难。

二、其次是25—30岁左右，且有一定社会阅历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已经被工厂里日复一日的工作的所消磨，或者在尝试创业的失败下逐渐成型，对工厂是普遍不满的，且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关心政治，关注社会新闻，因此很容易与他们交流。

三、30岁以上的老工人们，他们的工龄一般是四五或七八年，且一般都是正式工（厂里现在基本不要35岁以上的工人了，因为今年经济环境较差，厂里的招聘条件愈发苛刻，很少会有30岁左右的工人能够进入厂内），他们对于厂里较为了解，知道工会斗争，罢工的事情。我虽在这座城生活了两年，但知道罢工的消息还是从他们那里！而且就在这一两年内。根据我的观察，他们的斗争意愿会更强，也了解工会，有些工人甚至还会说出我们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话来。

不太成功的“融工”

虽然能够通过聊天认识一些工友，还可以经常在一起玩耍，但是实际上我认为我的“融工”工作仍然没有进展。我“到了工人中来”，但对于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却还是一头雾水。几个月里，除了偶有一些小矛盾，厂里几乎是一潭死水，因为厂里的做法对于年纪较轻的小时工是可以接受的，而成为正式工的老员工们在法律上也很难找到工厂的漏洞，可见资产阶级对付工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当然，往往也会有那么一两个刺头，不愿意加班。在我们班，就有这么一个，当晚他就被划走算作旷离了，毕竟按照厂里的说法：“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不能干就赶紧走。”这确实是经济下行期间的一个现实，有些左派总结工人运动的时候往往会说，只有在经济变好的时候，工人运动才会高涨。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在经济下行期间，矛盾往往是更为激化的时候，难道工人运会因此消沉吗？而几个月的聊天交友也使我逐渐不耐烦。我非常清楚要深深扎根到工厂中去，但是除了与先进工友多聊些天，多灌输些政治意识，我的工作几乎没有向前推进。或许会有人反驳我，只要能够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让工人从自发转变为自觉就已经很进步了！可是，左派向大量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社会主义的灌输，难道整个社会主义的运动就有了很大的进展吗？如果只是灌输就可以，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融工文章出来，能够前去融工的知识分子依然寥寥无几呢？是左派知识分子不够先进呢还是融工文章根本没法说服大家呢？相同的，如果我对工人们进行灌输而该厂的工人工作仍然是一潭死水，那么到底是工人不够先进呢还是我所灌输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经验无法说服大家呢？我们还缺一些东西！

当然，一潭死水的工厂里也会有一些新鲜事，比如经过我的灌输，有一位工友已经完全认识到了现在的社会性质，并发表了自己对于未来的观点，比如应该取消货币，应该进行暴力革命之类，这样的理解是抽象的，但这仍然让人欣喜，甚至给予了我动力。也有一些好玩的，比如有一次我去其他区域帮忙，和一位工人聊了起来，他说我们的工会是共产党的工会，是不会帮工人的，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但随后的交流中，他主张三权分立，并明显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不屑，甚至于说出马克思肯定在地狱里受苦之类的话，这让我有些暗自生气，但我仍然面带微笑地与他聊工会，聊外国，聊民主，到最后，他直接问我：“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让我有些哑口无言，便糊弄过去了。之后还有一次聊天，我问他知不知道四通桥，知不知道白纸运动的过程，他大概也知道，但不了解白纸运动的发展具体是什么样的，我说听说四通桥那位自焚了，他当面画了几个十字架，并说四通桥那位已经去天堂了，我直接翻了个白眼。但与这位持有自由派观点工人的交谈也让我有些思考，都说工人是最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也更容易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而我们这位纯粹的体力工人，滑向了自由派，他也能从自由派的观点里来反对厂里的专制和压迫，但他确实是敌视共产主义。这与自由派长期地公开宣传有关，并且，自由派在白纸运动期间顺势而为，发起政治鼓动，利用白纸运动在社会各阶级中扩大了政治影响。而左派呢？毫无发展和影响，直至今天还在辩是否要到工人中去。我甚至能够想象到一些人的辩解，比如，自由派在政治上更有利，有长久的宣传。说来发笑，难道社会主义就没有吗？如果左派真的广泛且正确地行动起来（不仅仅只是融工），那么在厂里就不会是我一个知识分子左派和一个持自由派观点的工人对话，而是一群社会主义工人和一个自由派观点的工人对话！

这样的融工行动没有持续多久，我被迫进行了一场经济斗争，具体原因便不说了，这样的斗争确实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我也没有指望其他工人能够参与进来，对我来说，正好是一次探索工人斗争的经验。这中间有一些经验上的错误，比如录音过程中坦然承认而被赶走之类的，或者诉求上太保守，实际上能做的更好。在这场斗争中，因为我一直都试图在车间里公开我与厂里的矛盾，所以工人们或多或少都了解这件事，有不少工人对我表示支持，特别是老工人们，老工人鼓励我说一定要坚持到底，还向我介绍了之前一些厂里的斗争，并且在其他老工人中间传播了这件事。我当时有预感斗争之后会被迫离厂，在一番思考过后，我与那位先进的工友摊了一部分牌，表示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这样的人的目的就是推翻当前的资本主义统治，建设社会主义，他一开始没说话，但似乎他也有些感触，他翻出抖音里保存的一段列宁的演讲，“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他有些激动地喊了一遍，我暗自发笑，也有些感动，让他小点声，并与他约定，之后我们可以保持经常的联系，学习社会主义思想。在斗争的尾声，我实际上已经被工厂开除，但工厂怕什么，我就要做什么，我在工厂里逗留了半天，与一些支持我的工人们谈论了这些事，在车间里进行了广泛地传播，并与支持我的工人说，可以之后一起讨论如何斗争，一起学习，保持联系。

到这里，我在厂里的“融工”就结束了，几个月的工厂生活，有大量的时间是无用的，都是在做工；有用的时间都用来与旁边的人聊天和灌输社会主义了。真正让行动发展起来的，是最后那几天的斗争，虽然工人们没有参与斗争，但鼓舞了他们，也让我找到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机会。当然并不能说之前的工作就是完全无效的，因为如果没有那几个月，可能工人们就不会信任我，支持我。而经济斗争是一个机会，但并非是唯一的机会。

事实上，在这次“融工”中，很明显地分出了两批工人，一批是带有政治意识的并且能够觉悟的，也就是我摊牌承认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并且给出回应的那位工友以及带有自由派政治意识的工友；一批是具有一定的斗争性并且认为需要有工会的，他们被我的斗争所吸引，认可需要进行经济斗争。在工厂中，即使是有进行经济斗争意愿的工人都是少数，这需要我们在融工的过程中去发掘，但并不是说偶然碰到一个我们就该如获至宝，我们要想的应该是如何去锻炼培养工人们有这样的斗争意识，这一点上我做的是非常不足的，在克扣工资作为普遍现象存在的情况下，仅有我一人进行斗争而没有鼓动其他工友们。对马克思主义来讲，经济斗争是远远不够的，更为艰难的是发现有政治意识的工人，比如那位自由派的工人，这是极少数的，而要发现有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工人就更困难了，能够认识到我们是资本主义的工人们不少，但也仅限于此。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有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工人呢？请允许我自吹自擂一下，这是因为他就我工位旁边，做工的时候他是最方便接受我进行政治灌输的，从社会新闻到中国历史，再到走资派，社会主义，我与他聊了不少。他也从最开始的反对文革变为了痛恨走资派，并接纳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愿意与我继续学习。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所写：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

我的实践证明，工人是可以不通过经济斗争来获得政治觉悟的，那位先进工人可以证明，那位持自由派观点的工人也可以证明！

“经济主义”的融工

既然融工话题在左派里获得了如此高的关注度，那就先谈谈是否要“融工”的问题吧，正如融工文集里所说，成为工人能更好地得到工人地信任，且这也是建立先锋队所必须要做的。但是，我在“融工”期间产生了一些疑问，是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去“融工”，关于“融工”的各种文章在意义上，理论上说的很清楚了，但是怎么融工呢？我遇到了很多同志都是这般，大家想遇到一起，热烈地讨论融工，对融工的观点无比赞同，但是，一旦说起如何融工，大家就大相径庭了。

比如墙内的马列毛bot借用林彪之口，说什么“老百姓关心与他们的生活有直接间接关系的政治”，“要改造他们的思想，就要解决他们的物质需要，只有他们的生活需要解决了才能转变他们的思想。”——大意就是要并且只能通过成功的经济斗争来灌输给他们政治意识，这是什么样的意识呢？我认为，如果只把目光放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不彻底改变现有生产关系，不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情况下，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以及物质需要，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并且赋予这样的斗争以政治意义，那么这往往都只是现有政权下的政治，也就是说，这仍然只是工联主义的政治意识，这样的斗争培养出来的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工人，而是工联主义的工人！这是否说明我坚决反对用经济斗争来启发并且组织工人呢？当然不是！我提出这样的观点，目的是要说明，如果我们仅仅只关注工人身边的物质需要，只解决工人身边的问题，仅仅在这个基础上去启发他们思考身边的政治，那么是绝对算不上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清楚地知道，不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就绝对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工人们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这么说，还应当这么做，即使没有经济斗争，也要抓住一切机会，结合一切社会上的热点事件，政治事件去告诉工人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及我们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当然，这需要一些策略）！如果说这是在墙内可以理解，那么在电报上的各个融工文章呢？请让我摘录一些片段。

比如“到工人中去”的《从毛主席在安源的经验探讨融工应该怎么做》这样写：

如果只是平平淡淡的做一个本分的打工人，最终获取了一段时间的打工（被剥削）的体验那显然毫无意义。“融工”的目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人”。首先要跟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但是核心是了解工人的诉求，了解生产过程工人的处境以及矛盾和冲突集中的地方。如果做到这一步那任何一个社会学专业的都可以达到，所以“融工”的要义不只局限于此，还要进一步突破和提高，这个突破和提高就是介入工人斗争中去。虽然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富士康这样的大事件发生，但是在生产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例如工资低，加班累（而且加班费低），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等等，这些矛盾长期积累,很容易造成矛盾和冲突，如果在合适的时机利用这些矛盾进行斗争，就能够起到教育工人的作用。很多人都误解这些斗争的名义是经济斗争，而觉得这些是经济主义，殊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斗争是“融工”的同志和工人自己的学校,这些斗争的真正意义在于教育工人组织起来的力量，从而为阶级意识的觉醒创造条件，在这些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人也是未来重要的团结和工作对象，甚至很多可以发展为做工作的同志。总之，只有到了“参与斗争”这一步，融工才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如果能够在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工人的群众组织，还能够挑选出有觉悟和工作能力的优秀分子，能够发动比较大规模的斗争行动，那就达到了毛主席在安源的斗争水平了，那就是更高阶段的“融工”成果。

我很惊讶这样的言论竟然能够广泛传播，请问，这与经济派那样的“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意义”有什么区别呢？请恕我直言，这样一篇文章甚至没有提出类似于“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意义”类似的观点，通篇都是要进行经济斗争，范围越大，人越多，越成功，就越是代表融工的成果和进步。是的！经济斗争很重要，列宁同样承认这点，但并非只有通过经济斗争才能让工人去关心社会主义，经济斗争是锻炼工人，组织工人的非常好的手段，但政治斗争才是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最根本的动力！并且，经济斗争必须始终在社会主义政治的领导下！否则，工人运动总是只会草草完结，被工联主义的政治所俘获！如果说，上面林彪的讲话还勉强带有工联主义的政治意识，那么“到工人中去”则是完全不谈政治而只谈经济了，甚至于他们自我辩解说“很多人都误解这些斗争的名义是经济斗争，而觉得这些是经济主义，殊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请问，醉翁之意在哪呢？在于用经济斗争来为工人创造工联主义的阶级意识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请说清楚吧，我们要的是怎么样的阶级意识，又要如何在斗争中进行灌输，很显然，仅仅只是经济斗争是没办法做到社会主义意识的灌输的！请让我们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正在用策略来模糊路线，用工联主义的政治意识来模糊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

除此之外，我还想谈谈著名的《融工文选》，这些文章推动了我进厂融工，我很感激，但我们不能始终停留呼吁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在《扎根：从融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路径》一文中，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批判了“冲塔论”，大意是在客观条件不足，工人尚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过早地提出政治口号，造成了对革命的破坏。之后的许多融工文章里都提到了“冲塔论”，比如《为什么不应该进行明面上的政治斗争，试论当下的斗争方法》一篇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这样写：

在明面上，经济斗争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因为敌我力量悬殊，群众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还没有斗争的意识。首先，经济斗争给敌人留够了舆论空间，不会出现政治目标压倒一切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仇恨值更低，更不易遭到残酷的报复。我们需要澄清，不故意招来残酷的报复不意味着左派怕死，故意用公开的政治口号招来残酷的报复也不会显得自由派高尚，所有的计量都是以胜利为目的。残酷的报复总是会使己方力量损失惨重，这不利于斗争的胜利。最经典的例子是佳士工人运动，领导组织之一北大马会，以损兵折将大半为代价实现了一个很难说是成功的结果，着实令人遗憾。他们如果遵循客观规律，把敌人稍微放在眼里一点，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敌人强大是事实，我们弱小也是事实，避其锋芒，在此时更是明智的选择。

其次，明面上的经济斗争只提出改善工人生活的口号，这些目标总是更容易达成。在工人看到生活的实质性改变时，他们会更愿意投身运动之中。经典例子就是富士康工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工人确实取得了改善薪资的成果，这说明运动是成功的，工人于是更有斗争的动力，也更敢于斗争了。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工人三度击退军警冲锋，甚至还反向冲锋，打出了气势。之后工人再次聚集起来游行，解救隔离在酒店里面的工人，争取更高的补偿，不难看出是第一次斗争胜利的结果。有了第一次，第二次自然也不难，消息传到商丘和开封，工人也学会了抄起家伙来维权。如果富士康是失败的斗争，或许就没有下文了。并且，明面上经济斗争最终是要引向明面上的政治斗争的，那就要求我们在一定时间内聚集起丰富的成功经验，不大量进行明面上的经济斗争，不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演练，在面对真正的革命时是要吃亏的。

再者，明面上的经济斗争是符合工人的认知规律的。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工人身上，这是印共毛在斗争中得出的教训，事实证明了印共毛的正确。如果一个口号远离工人的生活，高高在上，一点都不脚踏实地，那这个口号显然是失败的。斗争要一步一步来，口号也要一步一步喊。一上来就喊最终的口号，就像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样，非常突兀，没有道理。这样喊口号，工人听不懂，只会认为这群人脑子有问题，“我明明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吃不下饭了才会上街游行，你们瞎喊什么，到时候我被开除了，各位也不会帮我说话”。工人听不懂，就会本能地反对，那喊的口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黑帮的漂亮话有什么区别呢？工人一旦开始反感政治斗争，那经济斗争的努力就起反作用了，这是绝对要避免的事情。工人现在认识不到政治斗争的意义，这是现实，我们要尊重现实，否则是要吃亏的。不过这一现状定然不能长久存在下去，工人必须学会政治斗争，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明面上的经济斗争，并且需要知识分子融工去教会工人政治斗争的意义。

最后，明面上的经济斗争是明面上的政治斗争的演练。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工人是会逐渐意识到中特社黑帮的本质。在斗争中工人总是成长的飞快，这是规律。如果说现在的工人是新生的婴儿，那未来的饱经斗争磨练的工人就是成熟的壮年人。壮年人总是比婴儿有力，也更善于应对斗争。如果没有经济斗争的演练，一上来就是充斥着暴力的政治斗争，工人难免会受挫，胜利便遥遥无期。如果工人在经济斗争中学会了团结，那就容易面对政治斗争。工人需要经济斗争来适应革命。一步一步来，每一步都要走踏实。

首先，就目前而言，经济斗争的确是在合法层面最好的选择，但这只是一个策略和方法的问题。文中说佳士事件中的工人运动因为提出了政治口号而遭受了残酷的报复，事实上，j据我所了解到的资料来看，“佳士团队”并没有提出什么公开的政治口号，而是用了错误的斗争策略，比如写联名信，在派出所门口要人。在佳士事件中，这样的策略是错的，但整体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切行动都应当以政治斗争为目标。“佳士团队”在不恰当的情况下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但不能借此否认政治斗争就全是错的，还是那句话，不能用策略来模糊路线。

我甚至能够想象到或许会有人对我的这番言论不屑一顾，说佳士事件正是因为没有做好经济斗争，没有吸引到工人，片面地进行政治斗争，从而遭受了这样的失败。首先，在佳士事件当中，经济斗争确实做的不好，也没有吸引到群众，为什么会这样？经济斗争是危险的，是很容易就涉及到政治斗争的，工人们并非不了解法律的阶级性，只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说出来，但他们明白，一旦他们去斗争反抗，那么便会很容易遭受到政治上的镇压，因此在自发的情况下，除非别无选择，工人在行动上往往会很保守。比如我在厂里的经济斗争中与班长扯法律，当场就有工人笑了出来，这样的笑是讽刺的，是对法律的不信任，也是对我斗争的不看好。相比起来，左派知识分子就要幼稚的多，似乎认为经济斗争就只是经济斗争，殊不知哪怕是合法层面的经济斗争，也会被轻易地引向政治斗争，这时候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去提前教育并且灌输社会主义的政治，而去屈服于工人的自发性，当工人的尾巴，即使有从经济斗争变为政治斗争的机会，也必然会是工联主义的。

在《为什么不应该进行明面上的政治斗争，试论当下的斗争方法》中，作者模糊了政治口号和政治斗争，但其中一部分也是对的，“我们应当对统治阶级隐藏我们的政治目标和行动计划。”这点我很赞同，不同的是我认为应该对工人们公开我们的政治目标和行动计划，进行政治灌输和教育，不是等工人们自己醒悟（那是很难的），而是要有策略有方法地告诉他们，我们现在的经济斗争，基本上是很难成功的，而且是有很大可能是会被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镇压的，因此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政治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如果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请看看《列宁在十月》这部电影吧，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当中公开地提出了暴力革命的政治目标，而对于临时政府确是隐蔽的。一些左派什么样呢？对当权者是公开的，而对工人是隐藏的，这完全倒过来了！

工人并非仅仅只能通过经济斗争来获得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

列宁也曾批判过经济派的观点：

“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须全面发展政治意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工人事业》不仅没有担负起组织（或是提倡组织）全面政治揭露的任务，反而把已经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拉向后退。请听吧：“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 “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工人事业》第10期第42页）“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调，从《工人事业》产生时起，直到最近的“给编辑部的指示”为止，始终都贯穿在《工人事业》中，并且这些论调显然都是用同一个观点看待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你们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这个在一切“经济派”中流行的意见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观点。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各种各样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不那么“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他们自己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受无权之苦，受专横和强暴压迫之苦的所有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会斗争中进行迫害的事例无疑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只把一种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有其他的一般讲来是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所谓“明面上的经济斗争是符合工人的认知规律的”，请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如果什么都任由工人的认知规律，那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该做什么工人工作，任由工人在矛盾的激化下进行自发地斗争，任由工人倒向工联主义不就好了吗（一些左派一直以来也正是这样做的）？“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工人身上”，看似尊重工人，尊重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实际上确是否认了先锋队的作用，我们要做的正是把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不与工人有直接相关联的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当中去！但是不是说我们斗争中就要直接喊出暴力革命的政治诉求呢？我想这根本就是两回事，我们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应当点明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但不代表在锻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就这样喊，先进的工人理应知道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组织发展工人的先锋队

针对最后一段话，请允许我再重复一边，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意义与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经济派的工联主义，后者则是社会主义。我完全同意用经济斗争来锻炼工人，但不意味着要放弃社会主义的政治灌输，甚至于有可能的话，左派应当在一切的政治斗争中（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取得领导。

反对“冲塔”式的绝对安全观，要求有策略地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竟然逐渐演变为反对任何政治上的鼓动与教育，导致路线被策略所模糊。空谈到工人中去，空谈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意义，这正是一些左派当中流行的经济主义观点的体现，这是这种观点的泛滥，让我们寸步难行。最后，让我用列宁的话来进行一下总结吧：

经济斗争只能使工人“碰到”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无论怎样努力来完成“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也永远不能在这个任务范围内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程度），因为这个范围本身就是很狭隘的。……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

组织起来

几乎所有左派都在呼吁去融工，但是这种“融工”是为了锻炼下知识分子，还是单纯地给工人做个灌输就走了？灌输中难道不需要组织吗？难道不需要去斗争吗？从来没有人愿意去认真谈论这个问题。我曾针白纸运动表述过观点，我认为，既需要呼吁大家去融工，又要尽快把左派知识分子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能把大家凝聚起来的政治报。 当时“毛主义哲学”的同志对我说，现在最紧要的是要去融工，没有工人就绝对没有能称之为先锋队的党。

这里说的组织，并不是说要有一个公开的党来与统治阶级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也不是说仅仅只组织左派知识分子，而是说要有秘密的能够把左派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并与工人相结合的小组，并逐渐用全国办报的方式统一起来。这样的要求正是建立在对工人进行政治鼓动与教育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只是进行经济斗争，那工人自己也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做；如果要进行政治鼓动，就不得不要左派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建立分工，深入工人。没有这样的组织，我们就绝没有办法对工人进行广泛的政治鼓动，从而永远只会落后于自由派（与其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不如提升一下革命知识分子自己的积极性吧）。

行啦！一些左派抽象谈论的“融工”我听到的太多啦，我也已经在融工了，我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解决融工当中面对的问题！没错，我不满足于锻炼自己，或者只给工人做灌输，我需要其他的同志们来帮助我，来做一些我不能做到的事情！而这就迫切需要一个组织，左派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但人又很多。”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述：

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愈来愈多的各种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产生出更多的心怀不满、要起来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虽然还没有被一切人意识到，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并且落后于人民各阶层中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增长。革命工作的规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较起来实在太狭小了，它受“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可悲的理论的束缚实在太厉害了。

结语

组织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政治鼓动问题是紧密联系的，现在有很多左派青年，原本怀着一腔热血进入了工厂，但是在经济主义的影响下，不懂怎么进行政治斗争，从而顺从于工人的自发性，导致工作迟迟不能进展。这必然会打击大量左派青年的积极性，从而让我们整体的革命工作更加困难！对于组织的忽视，实际上本身也是经济主义的体现，因为抽象地工联主义的“融工”，并不需要任何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工人们自己也可以去斗争。要知道，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本身也是经济派的特点之一。经济派反对什么，我们就要去做什么，经济派说要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意义，那我们就要用政治鼓动来引导经济斗争；经济派说我们只要去融工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组织，那我们就要尽快把左派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并有组织地到工人中进行政治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