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那些“灵活就业”的年轻人

“灵活就业”，意思接近于“自由职业”，这个词语最近几年频繁地出现于官方文件中。据官方定义，国家就业相关文件中规定，灵活就业范围为：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据官方媒体报道，今年高校毕业生将首次突破千万人，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灵活就业”已连续4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达到2亿人，与近7.5亿人的总就业人口相比，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但也有不少分析认为，批评“灵活就业”一词的背后，是对严峻就业环境。据法新社报道，2021年能提供“灵活就业”的职位中，“普通工人”占约45%，其中包括一线作业员、建筑工、服务业从业员、清洁工、保全、帮佣、建物管理等。而因为失业率上升导致就业困难的问题，也让一大批人投身“灵活就业 ”。

官方媒体将灵活就业者分为“主动型灵活就业者”和“被动型灵活就业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封城以及其他疫情防控措施带来的影响重创经济，4月中国失业率上升至6.1％，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攀升0.7个百分点至6.7%，连续2个月创有此项统计以来最高。年轻人的失业情况更为严峻，继教培行业全军覆没，科技互联网行业也因整肃面临裁员、降薪。4月，16-24青年失业率冲上18.2%。而即将进入毕业季，据统计，2022年应届毕业生有1076万人，但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调查，只有46.7%应届毕业生拿到应聘资格，等于有一半的人“毕业即失业”。

在这个时代“灵活就业”，本身是否是一个得到了充分选项的真实选择？本文采访了4名在时代下的灵活就业者，聊聊他们的“就业”体验。他们有的挣扎，有的满意，有的迷茫，而有的则刚刚离开了这种生活状态。

他一头扎进水里，他的手臂和脚交替摆动着，一下，又一下⋯⋯水面被溅出了点点水花，他的身体缓缓向前，他觉得自己像广阔的世界中静谧的一小点，视觉和听觉模糊起来，他的全副身心只用来关注如何在动荡的水波中保持稳定，每个向前的动作，让他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小河去年看到河南洪灾爆发的新闻，暴雨席卷城市，人们在大水中流离失所，这让他也想做点什么帮帮别人。当天他百度了要如何成为一名游泳教练，又在紧接着的一年里先后考取了救生证和游泳教练证。

小河名字里带水，“我适合跟水玩儿的，在水里，可以很放肆，找到运动和游戏所带来的原始的快乐，但又不像跑步、打球，你不用跟人竞争，你就自己游自己的”。在水中漂浮着，左手打水、抬头换气、右脚踢水，一下，再一下⋯⋯这种感觉让小河想起大学的时候，跟朋友一起从成都骑车到拉萨，“骑单车的时候，你踩一下踏板，车就往前走一下，感觉很踏实”。

小河大学读的是传媒专业，他是学校的“活跃份子”，频繁地参加各种校内各种文艺活动，也在校外做些兼职，在Live House打工，帮人拍照、剪片、做后期——“对学生来说，能得到一笔比较丰厚的收入”，小河感觉很满足、很充实。进入大四，开始写毕业论文，他觉得很这件事有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无聊，“我们都不知道在自己在写什么，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掉，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不写行不行？”

最后小河没有写完论文，也没有拿到大学毕业证，“我未来要做的事如果真的这么需要一张证书才能做成，那也没什么意思。”在各种意义上，这都似乎都算是小河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提起这件事，小河自己觉得这件事并不那么重要，“只是当时的我所做的一个选择而已”。他不后悔。

然后和女朋友一起辗转着来到上海，他认为那是“新的开始”。依靠朋友圈子的资源，得到了很多工作机会，他跟剧组拍戏，帮摇滚乐队做推广——做各种各样“看上去很酷的工作”。他很拼命，去片厂拍戏的日子，六点多就要出门，白天要四处跑找取景地，晚上常常要到十二点才能收工；跟乐队演出的时候，每天要跟着各种通告走，去不同的地方出差跟演出，可能会从下午三点到凌晨三点。

他每天绞尽脑汁帮乐队经营社交网络帐号，按照经济公司的要求“建立人设”、“吸粉”。他逐渐厌烦了这种生活，总像是飘在空中，他意识到他不是如他想像中的那样在实现梦想，而是不可避免地沦为一个庞大机器中的微小齿轮。“原来所谓独立、小众、地下⋯⋯不过就是用另外一种形式贩卖广告。”拍戏的时候，他看到来来往往的美丽女孩，“起初还有很多幻想，慢慢就觉得，跟我没关系，每个人都是来赚钱的，大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

他想创作，他喜欢小说、喜欢插画，喜欢有头有尾的东西。但他不知道如何开始，又时常陷入自我怀疑，更缺乏自制力、动力：“我就是一个很散漫的人，我不想跟别人比较，我对赚钱也无所谓，我没有要证明自己的欲望”。

三、四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从去年起，他搬回东北老家，告别自己过去在上海的工作、生活以及朋友圈。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日子里，看见父母每天早出晚归，为自己的工作骄傲，他不解，“他们不太在意自己在做什么，反正自己在运转就行”。

他常常陷入抑郁和混沌的状态，觉得自己一文不名，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学习游泳成为了一个契机，一个暂时的救命稻草，他从中得到了一些“踏实感”，他开始自己的新计划，报了一个学画画的班，拿起放下好几年的画笔，每天画点东西，游一会儿泳，“相比昨天再进步一点点”。他兴奋地提起最近接了一个微博博主的商稿，帮他画画，希望未来能创造出一个有头有尾的东西。他还热切地谈到了自己的其他计划，他想学习增肌塑形、运动康复的知识，他想加入一个铁人三项俱运乐部，帮俱乐部做运营的工作，做点实事⋯⋯

研究生一一毕业两年，在她职业短暂的职业生涯里，她做过编剧、导演、艺术记者、咨询公司顾问、NGO干事⋯⋯她说她做过的所有工作，其实都是一份工作，因为在她看来，工作并不一定是要为自己实现某个具体的职业化方向，她所有做的事都是为了“创作”，“我要去想，如何把这些东西拧到一起去”，那些经验和经历都是她的创作养分。

“活着就是为了创作”，听上去是挺大的话，但一一不觉得自己具有伟大的艺术家或者思想家的使命感：“只是不创作，人生好像没什么意思，搞创作是最好玩的事情。”她走的每一步都是“凭兴趣，拼性情”，从来没有从职业化、专业化的角度考虑过，“未来我要干什么，我要在什么领域打拼”。

她本科学编剧，毕业之后她跟大多数同学们一样开始进入编剧行业。在喝酒应酬和为“甲方”服务的工作日常里，她越来越厌恶这份工作和缺乏公共性以及政治讨论的创作环境，没有空间让她写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东西。“我宁愿不写东西，也不要写那些东西。”

告别这份工作后，她去英国读了两年人类学。读书的日子很快乐，理论重新梳理她过去所有的身体经验，好多曾令她懵懂的结，好像都渐渐解开了。回国的时候，她怀有一种兴奋和好奇，因为自己已经是个小人类学家了，她觉得她能够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放回人类学的观察框架，她可以以另外一种超越自我之外的视角，心平气和地看待那些过去困扰她的事。

但人类学毕业在国内没有什么对口的专业，而她认为人类学的批判性，又让学人类学的人做不了打工人。一一先在一个广州NGO做实习，她记不起那时候的工作日常，记不起自己帮助过谁，做过什么对自己而言有意义的事，只记她的工作是维护社群关系，每天要对着不停念叨“我们要做公益领域的领头羊”的领导，和同事一样为了工作而工作着。

她的下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有国企背景的艺术媒体做记者，对方看中了她的艺术经验和海外背景，但她只在这里工作了两个礼拜，她的直属领导从她文章里的标点符号，挑剔到她给自己递文件的方式，并把这一切上升为“这点事都不会做，你会做什么”，会用“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来威吓她，一一说，“她就是看我不顺眼，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惹到了她。”

辞职后，她觉得自己完全就无法进入任何一个工作。她开始了做大量兼职工作的生活。她做独立剧场、群众演员、艺考老师⋯⋯跑到全国各地做田野调查，有的是为了梦想，有的是源于好奇，有的是为了钱。但她已经非常明白，自己想做的创作赚不到钱，而能赚到钱的工作几乎意味着牺牲和折磨，即便她并不需要“赚很多钱”，而仅仅是想维持生活。

去年她参与过一个独立剧场的创作，用舞台剧的架构讲疫情以来的光怪陆离的生活，“不是多有逻辑的故事，但它是一种表达”。这样的剧目不可能公演，更不可能盈利。但这令她开心和满足。

她去“boss直聘”上，大量搜能赚钱的兼职工作，“可以帮有钱人遛狗，或者周末去横店当临演。”为了赚钱，她也去过艺考机构当老师，一个小时能赚800、900块钱，但她没做下去。“做老师是很神圣的事，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去教导别人，虽然钱给得真多。”她“搞钱”的动力，是继续完成自己的独立剧场项目。

不过几个月前，她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在一个医药机构做咨询，“因为疫情，我对公共卫生领域产生了兴趣，想先在这方面积累一些经验”，虽然名义上是全职的研究员，但也不过是供养她创作养分的素材之一，马上她就要去做下一个有关上海封城的独立剧场。

美剧《美国恐怖故事》曾提到过一种药，没有天赋的人吃下药会变得行尸走肉，有才华的人会被药丸激发，拥有胜过以往十倍的才华。阿花说，她有时候会问自己，如果世上真的有这种药，她愿意吃吗，她会赌这一把吗？短暂的思考后，她说：“我会吃，如果我真是一个完全没有才华的人，那跟变成僵尸有什么区别呢？”

阿花的爸爸是个作家，从小耳濡目染的她也会在微博上写漂亮文字，会把自己写的小短篇发在豆瓣上，但那都是“玩玩”。截止目前，她人生里更多的时光，并不是“写”，而是“读”。在澳洲读书的时候，她啃着德勒兹、德里达⋯⋯ 那些晦涩的让人两眼发晕的理论，在书卷里长大的她并不厌烦这些，她成绩很好，只是觉得这些文字好像总是死的，而她在活的世界里，她想要更充沛的、更有生命力的生活。每个暑假的短暂回国让她兴奋，她做记者、做策展人、跑电影节、参加各种艺术展，在中国最好的城市里，跟所有像她一样幸运的、可爱的年轻人一起奔赴他们想像中光明的、让人欣喜的生活。

在读完书、毕业、回国之后，那些像蜜月似的暑假好像变质了。“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她问自己，在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赋，做被天赋驱使完成的工作之前，她究竟该做点什么？

她早上六点多起床，九点左右开车到公司，午休两个钟头，五点半下班，一周上五天班，不用加班⋯⋯工作算是轻松的，但工资捉襟见肘，“每个月只能拿到3800块，每年涨薪幅度很小，只有在这里连续工作三年，你才能拿到过去你做过的所有的书的提成，也就是六七万块钱。”

她也一点不喜欢这份工作。做什么书她自己决定不了，每天一到办公室，只能接受领导派下来的活，没人在乎她的兴趣如何。她做的事是对照中英文，修改错字，修正标点——每当她抬起头，看到窗外的天，和灿烂的令一切都无所遁形的日光，更觉得自己的工作繁琐无聊，她在消耗自己的生命。

她喜欢有随机性的生活，她怀念当实习记者的时光，常常坐车去不同的地方，跟各色的人聊天，在采访完的路上，可以去街边面馆吃碗面，发会呆⋯⋯但她对成为全职记者也并没有全然的兴趣，因为“钱少事多，还要面对各种神审查的压力”。

阿花在探索关于自己天赋一切的可能性，在主流视角眼中，她是个美丽的姑娘，她会嘲笑自己不画妆的时候像土豆，然后把自己的化妆视频上传到小红书或者微博。美丽和幽默感让她在小红书上找到了“变现”的渠道，她成了一个小红书美妆博主，在出版社的日子里，她一边做小红书，一边工作，直到从小红书得到的收入，已经完全超过了她的全职工作。于是她辞掉了工作。

阿花现在在小红书运营一个垂直的美妆帐号，点击她的主页，看不见她本人，满屏是特写的正在擦唇膏的嘴唇，是“试色”、“口红大赏”、“唇釉合集”⋯⋯她在小红书的工作日常是追热点、和PR谈价、拍视频、剪视频。

她解释，在小红书上的头部网红，要么是漂亮到一定程度的人，完全贴合现在中国的流行审美，那只要把自己的脸放上去，平台就会把你推到首页，你就能红，这是隐密的“美丽算法”。另一种是天生就是“大娱乐家”的人，喜欢表演，热衷在镜头前展现自己的一切。“我不是这样的人，也赚不到这个钱。”所以阿花只是做一个美妆垂直号，她不想过多地暴露和展示自己，她只赚她能赚的钱。

她确信做博主不是她的天赋所在，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只做小红书的话，随时可能被算法淘汰掉，太焦虑了。”但她享受网红工作带给她的灵活性，她也多了一个视角——体验式地进入了网红的生活。

持续半年之后，她有了新打算，想继续读phd，回归最适合她做，或许也是她最喜欢的事，而她的研究方向正是——“网红”。一直以来，她都是自己最好的研究对象。如果phd申请不成，她想一边撰稿，一边学习创意写作，或者找个剧组打工、写剧本，做自由撰稿人，继续寻找自己的天赋⋯⋯

她每天早上九点多起床，先给自己做一杯咖啡，“心情好的时候还会拉个花”，然后按照自己前一天的安排，上网课、完成绘画作业或者设计新产品。大概到了十一点左右，她去自己店铺的QQ群跟大家聊回儿天，发新的产品预告；去淘宝上回复客人的提问。下午的时间发发货，再学会儿习⋯⋯晚上空闲下来，就跟朋友一起吃饭、散步，看个电影、打会儿游戏。

她从小学画，也爱自己画画，“大学的时候本来想走这条路，但在各种压力之下，就随波逐流选择了传媒专业，后来想过转到艺术专业，但都因为绘画基础不太好，所以也放弃了。”

大学毕业后，还是不甘心的她，报了一个线下的原画课程，上了三个月左右的课。她在结课后，花了很多时间整理自己的作品集，想进大厂做个原画师——“闯一闯”。但没有收到任何理想的offer，半只脚踏进了这个圈子，她意识到这个行业的残酷，“大厂几乎都只通过校招，招一些科班出身的人，我们这样半路出家的人很往上走，而且这个行业里，只有金字塔顶端或者中上部的人会过得比较好，不用一直加班熬夜”。

她发现自己除了画画一无所长，也想不出自己还能做点什么，在父母的催促下，她进了新东方的留学部，做负责留学文书修改、设计的顾问，“就是一个垃圾工作”。白天她坐在工位上，头顶白织灯灼人的光，听着此起彼伏的键盘声，编故事，粉饰每个人的经历；下了班，要继续应付工作群的各种信息。而且“工资低的可怜，每个人还有相应的KPI”。

她的第一个产品是金属徽章，从设计、联系工厂、打版、计算成本、定价都由她一手完成。当把产品信息发在自己常混的二次元群里，第一批竟然订出去200个——木木自己也大吃一惊，她想不到，竟然能赚这么多钱。然后她开始高强度地画图、设计，三个月后，她辞掉了在新东方的工作。

木木的朋友说，这绝对是一个二次元创业成功的励志故事。木木现在的收入相当可观，也足够稳定。这让她没有太大的推广压力，只需要每个月在粉丝群更新两到三次，维系现有的客户。木木偶尔也会为工作烦恼，最近因为疫情，工厂被迫停工将近一个月，“但我是不敢休息的，因为一旦没有更新，他们就会忘记这个群的存在。”如何令那些更年轻的二次元用户注意到自己，也是一个问题；而未来木木还想做别的二次元周边产品，她想着要找几个合作伙伴⋯⋯但总体上，这些算是“甜蜜的烦恼”。

木木承认自己很幸运，在兴趣和现实中，暂时地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如果要想更远的未来，她还是觉得迷惘，她一直在画画，心里还是有个原画梦，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实现，但她接受了现实馈赠给她的可能，“先把手边和眼下的事做好”。

这一代的年轻人走进职场，发现选择工作的空间仅又两种，一半是体制和内卷大厂的“高薪厚职”，不竞争即淘汰；另一半是如浮萍一般的“其他工作”，包括更加不稳定的“灵活就业”，一个人随时可能因为制度变迁、产业优化等而被过度剥削或直接失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二者之间越发壁垒森严。

而这些灵活就业年轻人，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些选择，并不仅是出于对“内卷”带来的激烈竞争的逃避，也多不是源于对经济自由和阶级向上流动的渴望。虽未至于完全是“被灵活就业”的无选择者，这些“幸运儿”们也被困在此时此地，被同样的焦灼鞭打着，对未知和动荡心怀恐惧，但他们也存在大量生命力，想在时代罅隙里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