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里抑郁的博士生

“骨子里太多的脆弱”做这项研究，起源是我在博士毕业不久后有段时间状态不好，胃口和睡眠差，体重下降，整个人像被掏空了。我怀疑自己状态不太对，但没有求助，只是一个人撑着，找相关的书和论文看。后来陆续发现身边不少博士生都有过相似的体验，不过大多数人都发生在读博期间。

一些研究已经揭示，在世界范围内，博士生的抑郁风险很高，中国博士生的情况可能更不乐观。《自然》杂志2019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在对690名中国博士生中的调查中，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读博期间的抑郁和焦虑寻求过帮助，而其他国家是36%。

访谈对象林立在国内知名高校做博后，读博时曾经两次站在学校最高楼栋的楼顶。她的抑郁状态持续了两年，严重时每天都想哭。

另一个理工科女生月新，访谈时在北京某重点大学读博二。她受困扰三年，在医院确诊重度抑郁。有段时间，她早上一醒来就很低落，坐在电脑前看不进去一个字，每天浑浑噩噩地过去。

这种体验是很痛苦的。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有访谈对象长期睡眠不好，白天无法集中注意力，要入睡时又为一天的低效感到不安，难以入睡或者很早就醒来。还有人感到麻木、绝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他们失去了以往高效率学习和工作的能力，无法达成自我和他人的期望，形成恶性循环，自我认知也会产生非理性的偏差。

在身体的感受上，一位访谈伙伴形容自己“像行尸走肉”，世界都是灰蒙蒙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坐在工位上就头疼。一位男博士生原以为自己有胃病，后来才在医生的建议下转到精神科，确诊了中度抑郁。

抑郁的体验与压力紧紧缠绕，博士生的压力有其独特性。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不关注其他受抑郁困扰的群体？事实上，一些博士生的生存处境挺艰难的。如果没有导师额外的科研补助，大多数高校博士生每月补助只有2000元左右。他们很快到而立之年，但唯一可以凭借的是不可知的未来，一切都要靠现在来打拼。

网上有家境贫寒的博士生写道：“没有学位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未来。”遭遇抑郁症状后，有学生担心被同学和老师知道，在校外做心理咨询。但他们心疼每次至少三四百的心理咨询费，因为三四次咨询就接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我们的访谈伙伴来自清华、北大、北师大、中科院等知名院校，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的女博士还有年龄增长和婚育带来的焦虑：博士毕业后快30岁了，如果不能结婚，不确定去哪个城市工作，“压力比男生更大”。

林立是生物方面的博士，她说做实验要碰运气，读博时花了很长时间却前功尽弃，一直没有成果。但她许多师弟师妹都比较顺，有直博的同学已经当上大学老师，甚至是副教授。她是个很拼命很坚强的女孩，有学术抱负。尽管本科是二本，她努力考研上了所211，再到一所985高校读博。但在来自家庭、导师、同学的多重压力下，她会否定自己，觉察到“骨子里太多的脆弱了”。

考虑到伦理风险，我们的访谈对象要么是曾遭受过比较严重的抑郁，现在已经走出来的，要么是正在遭受轻度抑郁的。14位博士生里，有5位经过医院确诊为抑郁症或抑郁状态，因为很多人没有寻求过专业帮助。

他们中女性比男性多，可能是因为女性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情绪体验。在我们的文化里，男性从小就被教育“男子汉不能哭”，脆弱更难被社会接纳，他们常常只能压抑和隐藏自己的痛苦。在访谈中，男博士生也习惯概括、提炼逻辑和道理，不太会细致讲述当时的情绪体验。我自己也经常是这样。

不发表就出局我在安徽淮南三县交界的一个村庄长大，从村小、区里的初中读到市重点高中，最后考到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和硕士。毕业后，我先在北京一所公立中学当了两年高中老师。现实中有太多的桎梏和限制了，选择读博，除了渴望有精神上的自由，也想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但我的论文发表一开始就不顺利，从博一上学期开始，一年多时间里我的几篇文章加一起被拒了几十次。好郁闷啊，会自我怀疑，我的文章是不是永远发不出来？我是不是不适合学术？为了自我鼓励，我曾经还给论文投稿的网页书签文件夹命名为“永不放弃”。

“不发表就出局”已成为科研界默认的潜规则。伴随近些年追求绩效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及审计文化的盛行，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成了高等学校科研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位博士生就在网上自述，患抑郁症的原因是论文一直中不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在退学和继续读博之间摇摆不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活着就是浪费粮食，没有价值”。

访谈伙伴所在学校对博士生的毕业要求一般都有硬性规定，文科大多是需要发表2篇CSSCI或相当等级的论文，理工科是要有符合学校要求的SCI期刊论文。有研究表明，由于期刊发表的文章数有限，博士生发表数量要求与期刊承载量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论文刊发难、延期毕业越来越普遍，已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张力。

读博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学术创新就好像你在一片黑暗中要找到一束光，但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找到。因为常常无法及时获得正向反馈，总是不顺利的博士生很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的泥沼。

我一直到博二上学期，都没有一篇文章投中，担心自己还能达到毕业要求吗？会不会还要延期？毕竟年纪也不小了，家境一般的话，承担的压力是很多方面的。

和社会时钟一样，读博也有被视为“正当”的特定时间观，要在恰当的时间范围和节点达成相应的目标。目前，在国内大多数高等学校，学术型博士学习年限一般为三至五年，最多可延至六年。林立读博的学校，也是三年要毕业，最好的时间节奏是：第一年修满课程学分，第二年的上学期开题。为了增加自己的求职优势，有的博士生还会选择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半年到一年的联合培养。

在这种“冲卡闯关”式的读博生涯中，一旦在某个环节耽误时间，机会成本可能是难以承受的。于是，科研文化常常“以‘过劳工作’和‘超时加班’为美德”，侵蚀着博士生的身心健康。访谈中，好几位博士生提到读博时基本没有休闲娱乐，有时忙着写论文“蓬头垢面”地就去图书馆了，颈椎和腰椎出现问题，甚至有女孩子生理期混乱。

延期毕业不仅意味着不能“按时”获得学位，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也可能在国内学术岗位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失去优势，甚至影响恋爱、结婚、生育等重要的人生选择。有位访谈伙伴进展一直不顺利，导师一直不同意开题，曾经有3个月不想出寝室的门，害怕见光。

但多数人会选择苦熬，很少人会选择退学，毕竟成本太高了，尤其是硕博连读的博士生，毕不了业可能只有本科文凭。一旦放弃，过去的几年时光都将成为“沉没成本”。去求职的话，相比本科毕业就工作的人，他们又缺少工作经验。

有位访谈对象博士四年级，受抑郁困扰两年多。一方面，她希望能够为学科稍微做一些贡献。另一方面，在接受无数的打压后，她想爱咋地咋地，“我要毕业！我要混个论文赶紧了事！”她形容自己的精神被天使和魔鬼不断撕扯，最终在这样的纠结中土崩瓦解。

她也不能接受退学，“（如果读博）到头来都是一场空，那我的青春跟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读博的顺利与否不仅关乎博士生自己多年的付出、家人的期望、自己的未来，还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全部支点。有博士生就担心毕不了业，前20年的奋斗都落了空，对不起父母的期望，也是一辈子的阴影。

一层又一层枷锁在充满了艰辛和风险的读博旅程中，如果导师过分push，甚至把学生只当成科研工具，博士生的压力就会更大。有位访谈伙伴就讲到，自己曾经看导师的信息都会非常紧张。

月新就遇到了一个经常打压和贬低学生的老师，不分昼夜地使唤学生，把学生当作自己的附属品。她从小到大一直是乖乖女，老师说什么她一定会努力做到，但她在读博时，始终难以让导师满意。有天她因为导师发来的一条信息很崩溃，妈妈不理解，反而觉得她怎么能那样回复导师。她开始发脾气，哭了一两个小时，还离家出走了，把她妈妈吓坏了。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高校目前的博士生培养以及心理健康预防和干预体系，我们还访谈了3位博士生导师、5位辅导员（包括兼职班主任），发现不少导师缺乏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适切的心理准备，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有博士生导师在访谈时坦承，自己曾得知学生抑郁后“说话特别小心”，不知如何与学生相处，该怎么帮助学生，只能尽量减少对学生的学术要求。有位辅导员老师坦诚，最怕遇到抑郁的学生，“如果班上有一个，那你就完了”。

这可能会加重遭遇抑郁的博士生所承受的心理负担，难以开口求助，无法激活可能的支持资源。一位博二的女生在医院确诊了抑郁症，但她不敢告诉导师，害怕被当作“脆弱、不堪一击的人”，从而失去导师的信任和相应的学术发展空间。

当然，不同的导师在对博士生抑郁的理解上有很大差别。也有访谈伙伴表示，导师给予了她理解和关心，“像是对待小孩，让师兄对我好点”。

访谈时，大家都会讲发论文的焦虑，和导师关系的不对等，但还是经常将抑郁的发生归因到自己：科研能力还不行、心态不够好等，很少会想到象牙塔里功利化的学术生态、僵硬量化的规则以及异化和扭曲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应承担责任。

在一些情况下，有的课题组变成公司化的经营模式，许多导师被学生称作“老板”。导师将考核压力和对名利的追求转嫁给学生，所以才会不管不顾地push，失去应有的教育性和人文关怀。

博士生的身心健康问题是一个公共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只是个人的叙事，而是与高等学校教师日益膨胀的“职业负荷”“身心健康危机”以及大学生的“内卷生态”息息相关。记得我自己那时候申请博士，有文章的硕士生很少，现在大家如果想读博的话，硕士期间都在想着发文章，竞争越来越大了。

最近我在关注“大学生抑郁体验”，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有 100多人报名参与。一些同学有过很严重的抑郁体验，甚至正在或者曾经休学和住院。比起2020年之前的访谈对象，后期补充访谈的博士生中，有好几位的抑郁状态持续的时间更长。

有位女博士生自本科起就陷入周期性的抑郁，高中时学业压力就大，上大学时为了保研，还是火力全开，放松不下来，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

现在教育评价越来越精细化，有人就说“大学越来越像高中”。想读研的学生越来越多，要保研就得把自己塞进非常明确的积分规则中：你的绩点要保持在前百分之多少，参加哪些社团能加分，做公益能不能加分，发论文加多少分……学生选课也要特别精打细算，看哪些老师的课能给高分。我曾经听一位教得很好，但给分比较严格的资深教师抱怨“现在选我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这些看似公平公正的规则，反而造就了一层又一层的枷锁。

有的研究生也不想读博，但疫情下找工作难，就选择先读个博缓一下。其实如果经济社会环境好的话，完全可以去别的领域发挥潜能。做学术并不像外界想象地轻松，也需要有各种支持资源，包括更换指导老师、有针对性的学术和职业指导等。但在科研生态中，宣传的大多是励志的、艰苦奋斗的事例，很少有尊重自己感受、关照自己和他人身心健康、尊重多元选择的文化要素。

我们很少在网络上看见高校博士生轻生的报道，因为学校一般会很快舆情管控，将事情抹平。人们讨论起来会经常用“抑郁”来解释。但“抑郁”究竟是什么？又是什么造成了博士生的抑郁？

“逆果为因”的思维倾向不会深究他们抑郁的原因，甚至容易导向自私、不孝等道德指责。这类粗糙、静态的理解难以帮助我们理解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们究竟经历过什么，也简化了抑郁问题的社会根源。

高校对学生心理问题也是高度敏感和重视的，很多高校在努力做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的探索，但也很怕“出事”和“舆情”，担心学校的声誉受损。我们还需要反思事情发生的系统性原因，把预防放在前面，不能等问题严重了再干预。同时，也需要管理者以开放的心态听见学生和老师的声音，哪怕是刺耳的批评声音。

被掩盖的现实读博最后一年，种种压力叠到一起，我时常觉得苦闷，常常只能自己硬撑着，焦虑时就跑步，踢球，听音乐，看传记。一次给父亲打电话，不知聊到什么，他突然说“也没给你帮上什么忙”“自己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我听了很难过。

很难简单地说明，哪些博士生更容易抑郁，导致和缓解痛苦的因素都挺多元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支持。

月新在医院确诊了抑郁症，休学了半年。她的父母和男朋友都支持，跟她说“即便退学也没关系”，她也觉得实在不行就不读了。鼓起勇气休学后，她把导师拉黑了，中止了一切跟学业有关的事。

复学后，她重新建立师生关系的边界，最终顺利完成学业。她家庭经济条件还不错，来自家庭和亲密关系的支持都很够，有这个底气。但普通家庭的博士生，父母不太了解这些，很可能没有高等教育的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你支持，甚至在心底责怪，别人读博怎么不像你这么难？林立延期毕业后，她的家人会在电话里直接问：你怎么还没毕业？我之前想读博，家人就有些纳闷，读到硕士研究生应该够了吧。

我后来访谈过一位研究生，她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还因为父亲的性情有些非常创伤性的体验，这对她身心健康影响很大。我们经常用“抑郁”这个词，其实它掩盖了很多现实中的沉重苦痛，好像解释了一些东西，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解释。

读博的过程，也是自我和制度化的环境、内心期望与外部现实不断碰撞的过程，这其中充盈着丰富的情感以及复杂的期待、责任和愧疚。一位访谈伙伴抑郁后开始转向更多元目标的时间观，从学校搬出来自己住，不断学新东西——架子鼓、拳击、国画，挖掘自己在科研之外的人生价值，重建信心和意义感。

林立在访谈时自我反思为什么不想活了，她觉得自己“让家里人失望，让老师失望，让同学失望，不知道该怎么办……太多了，我难以承受”。当博士生们承担不起这些自认为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无力满足他人的期待，作为自我支点的道德世界便开始出现裂痕，直至陷入坍塌，甚至无法言说自己的情绪。

林立最终能够走出来，也是因为周围许多人愿意施以援手。最低落时，导师对她很好，同门师兄也鼓励她，帮助她在延期三年后还是读出来了。现在她发表了顶尖的研究成果，去了特别好的大学工作，我从心底为她高兴。跨越过去后，她对学术更虔诚，也重新审视自己的抑郁经历。在访谈中，她说“正是我经历的这些痛苦，我自己的反思，才让我成为坚不可摧的一个人。”

我自己的小论文最终在博二下学期发表了，毕业论文也如期完成，但那时的我却并没有放松和高兴的感觉。工作尚未确定，面对白茫茫的未来，我好像刚跑了一场马拉松已经趴倒了，前面还有一场场马拉松等待着我。

现在，我会鼓励学生多体育锻炼，一定要有“下班”时间。书读得越苦，心理健康方面的风险可能越大。我们需要尊重、谈论彼此的感受，这不论是对抑郁问题，还是对当前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变革，以及当下的中国社会都非常重要。

这项研究前后做了快5年，希望能够从博士生的抑郁体验出发，关注博士生的道德处境，提出一种更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的解释。只要能够启发哪怕一个人去关注或者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项研究就是有意义的。去敏感化，开始关注和讨论，这可能是缓释现实苦痛的开始。

（为保护访谈者隐私，文中林立和月新为化名。程猛的论文《象牙塔尖的忧郁——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研究》，发表于《教育研究》，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