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小作坊的农村女工

早上5点20，闹钟准时响起。这是李雁多年来的习惯，起床时间从没有晚于6点钟，睡眠时间也从没有多于6个小时。

李雁生活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庄里，这里已经进入冬天，气温降到零下，此时的村庄还是一片黑寂。

起床后，洗衣服、做早餐、打扫卫生、送儿子去幼儿园……忙完家里，李雁又急忙赶到自己的作坊。

作坊在村里，不大，厂房里整齐地摆放着五排缝纫机，每个工位旁都堆着不少布料。8点天刚亮，脚踩缝纫机的声音、剪刀裁布的声音、针线戳穿布料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

李雁今年36岁，15岁时离开家乡成为了一名女工，收入水涨船高令人羡慕。2012年，为了成为妈妈，完成使命，离家十年的李雁选择回到这个豫南小村庄。尝试试管婴儿的两年间，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开办纺织作坊是她唯一的退路。

51岁的高丽因为婚姻出走，从甘肃来到这个豫南小村庄，生儿育女，一呆就是20年，却时刻都想着离开，“只要不再过这样的日子，咋样都中。”说着一口流利河南话的高丽，仍然是个边缘人。

这只是农村女性的一个缩影。这个群体的规模尚未有权威的统计数据支撑，学者金一红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网络提供的数据推算出，2018年估计有2.5亿拥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女性仍在乡、镇生活。

大量的工作、微薄的收入、冷漠的婚姻、生育的枷锁……这群农村女性挣扎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她们想离开，甚至离开过，但最终却因为丈夫、孩子、老人，再次选择留在乡村。

李雁和高丽，一个生于八零年代，一个生于七零年代，在同样留在豫南农村之前，她们的“前半生”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

在豫南农村，有不少像李雁这样早早辍学的女孩。辍学之后，女孩们或到社会上打工，或帮家里做事，到了结婚年纪，再嫁人生子，往往就是一辈子。

当时，李雁交了800元给劳务中介，这相当于她后来打工两个月的工资，中介带她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绿皮火车的硬座车厢挤得脚都挨不着地，根本不可能有座位，我自己带了个小板凳，坐了30个小时。”经过长途跋涉，李雁来到深圳，进入了电子厂。

在流水线上工作了三个月后，年纪尚小的她受不了独自在外的艰苦便回家了。几个月后，李雁再次南下，在另一个中介的介绍下进入了广州的鞋厂，呆了近一年，跟着厂里的师傅学起了缝纫的手艺。

当时，工厂没有长假，像李雁一样的“厂妹”们只有辞职才能回家过年，在家呆几个月再南下重新找工作，“很多电子厂的人每次重新找工作都不好找，因为流水线的技术含量不高，但是我会一点缝纫技术，所以纺织厂愿意要我。”在鞋厂学到的基础缝纫技术，成了李雁重新找工作的敲门砖。

第三次南下，李雁进入了广州的服装厂。大半年后，李雁从基础的流水线工序，慢慢学会做整件衣服，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800元。

积累了几次南下打工的经历，李雁带着几个堂弟来到佛山，这里有珠三角规模最大的国际牛仔城，17岁的她组织起家人，在出租屋里做起牛仔服饰的散单，“旺季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接一些临时的急单，工价也会高，淡季的时候我们就到牛仔厂里去打工，这样下来，一个月能赚1400多元。”

李雁很满意这样“满满当当”的工作节奏。在手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手机，身边的同龄人都羡慕不已。

年少时的李雁，得益于脚下的缝纫机，一次次坐上离乡的火车，车轮滚滚向前，眼前的世界也一次次更迭。而在距离河南864公里外的甘肃平凉，在年少的高丽的世界里，唯一转动的似乎只有脚下缝纫机的转轮，她自己却囿于原地。

和李雁一样，高丽也只读到了初中。她上学晚，初中毕业时已经十七八岁，先是来到家附近的一家牛皮毡厂干活，牛皮毡是过去用于屋顶搭建的一种防水材料，挥发着有毒气体，厂里工作强度大，空气污染严重。

干了两三年，高丽便离开了厂子，找了个裁缝师傅做学徒。三年后出师，高丽开了间自己的裁缝铺，做一条裤子能挣5元、一件衬衣7元，“铺子开了三年，但只能挣点小钱。”

“我其实有个打工梦，但是从来都没出去打过工。”高丽记得，年轻时村里有女孩机缘巧合被带去广东打工，“但是当时也没人告诉我，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在甘肃过着‘高不成低不就’的日子。”

“高不成低不就”，评价起年轻的自己，高丽总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她不满自己的生活平平淡淡，激不起任何波澜。她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不好的人我看不上，好的人又看不上我”，直到28岁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28岁仓促结婚时，她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28岁到31岁，短短三年时间里，高丽就经历了两段起起落落的婚姻，一直以来的平淡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最严重的时候，她甚至被家暴笼罩，“生下女儿不到40天，第二个丈夫就打了我两次，我实在受不了，就在一天晚上翻墙跑回家了。”女儿留在了前夫家，高丽再也没能见她，“现在她应该20多岁了”。

32岁时，高丽在一个聚会上遇见了从河南来甘肃出差的第三位丈夫，“他几乎‘死缠烂打’地追求我，把我家的门槛都快踩断了。”高丽没见过这样猛烈的追求，也招架不住，便答应了，并跟着他来到了河南，开始了异乡人的生活。

巧合的是，这一年也是2002年，两个女人同时离开了家乡，却有着不同的原因，走向不同的岔路。

殊途同归，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经历的女人，却因为同样的“使命”，命运轨迹在豫南的这个村庄交汇。

2007年，在佛山做牛仔服饰两三年后，20岁的李雁在家人的介绍下相亲结婚，对象是在浙江打工的驻马店人。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李雁便跟着他到了浙江，进入了宁波的针织厂。

在厂里5年，李雁慢慢成为一个带领三四十人的小组长，负责打样和排布流水线上的工序，年薪最高达到15万。

2012年，公司有意培养她成为中层领导，前提是要先到孟加拉国驻外三年，回国后年薪可达二三十万，还能够半价购买公司开发的房子，在这个初中辍学就在外打工的女孩眼里，这已经是她能够到的最好的生活。

李雁本已签下了出国的合同，但结婚五六年，她和丈夫还没有孩子，老家的双方父母都认为“要孩子”才是头等大事，“别人26岁时，孩子都五六岁了，而我还没有孩子，在农村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李雁自认为是已经“走出去”的人，但在这片土地上，来自世俗的强大惯性却依旧牢牢地支配着她。她试图反抗，但又不得不遵守。

和家人多次争吵后，李雁不得不放弃出国的念头，开始尝试试管婴儿。但无奈浙江、上海的费用都太贵，她只能选择回到老家。

回家后的两年时间里，李雁尝试了两次试管终于成功，但帮助受孕的激素却让原本苗条的她胖到240斤。怀孕仅8个月，女儿就早产出生，还患有新生儿肺炎和缺血性脑炎，又在保温箱里住了整整3个月，“从开始做试管，到女儿接回家，总共用了26万，花光了我们夫妻在外多年的所有积蓄。”

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和在外面比起来，落差不是一般的大。”女儿11个月时，身体情况逐渐稳定，李雁便把女儿托付给婆婆，又回到了浙江的纺织厂里。但这次，仅半年她就回家了，“每天都太想女儿了，费那么大劲生下来，她身体又不好，实在是不放心。”

嫁到河南一年后，高丽也很快生下了儿子，再次成为了妈妈，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有了羁绊。

高丽的丈夫常年在外做绿化工程，仅今年就去了山东、湖北、四川等地，一般只有秋收和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两人见不到面，几乎没什么交流，对于人生地不熟的高丽来说，就如同过上了“哑巴日子”。

“我有时候很想离开，但是又不舍得缺席孩子的成长。”儿子5岁时，高丽偷偷带着儿子跑回了甘肃，但是老家很少有适合她的工作，在建筑队待了几个月就干不下去了。丈夫来接她，她便又回了河南，几年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

在异乡多年，高丽似乎成了边缘人，融不进异乡，也回不了家乡，“我很痛苦，觉得好像一辈子都出不去，也回不了家了。”

2012年回家后，李雁利用自己积累下来的手工技术，和朋友一起置办了几台机器，在村里租房，开始给驻马店城里的纺织厂做外包。

“一开始没想着要做多大，就想着弄点小玩意，打发时间，也补贴家用。”李雁开始只是想随便做做，而生下女儿，决定彻底留在村里后，这个“小作坊”就成了李雁唯一的退路，她决定好好把“小作坊”办起来。

纺织业是驻马店市的传统支柱产业，截至2022年，全市有129家规模以上纺织服装制鞋企业，而这些大企业背后，离不开各个乡镇的外包小作坊。

一开始，丈夫和弟弟都不支持李雁办厂，希望她好好带孩子，村里也满是注视和议论，“一个小姑娘才20多岁，能办的好吗”“每天都有这么多男的，来厂里看这看那的”……

“我宁愿多干点活，也不想受气、受约束。”李雁依然清楚地记得，刚开始时，从加工帆布包、联系货源、到拉货送货都是自己一个人，“以前的面包车很旧，也没有空调，在40度的大热天里我去拉货都只能带上女儿一起，那时候事太多，我心情总是不好，女儿也没少挨打。”

在李雁的坚持下，厂子逐渐成了村里很多女性为数不多的就业选择之一。“村里几乎都是留守妇女，每一家都是女人或者老人在家带孩子，男的出去打工”。

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来，李雁就多置办一台机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农闲的时候，村子里的女性几乎都在这干，年轻的用机器，年纪大的剪线头，挣的虽然不多，但多少也能挣到钱，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人说闲话了。”

李雁说，厂里人多的时候有八九十人，现在疫情期间，很多妈妈要在家陪孩子上网课，剩下的也有三四十个人。

在这之前，高丽除了照顾仅有的四亩庄稼地，几乎没有活干，因为是外地人，更没什么朋友，“那时候别人说话都要避着我，现在我不在乎了，但当时每天都很生气”，高丽回忆到。

围着庄稼和孩子转，是“外地媳妇”高丽在村里仅有的生活空间，在李雁的厂里工作后，总算有了几个能说上话的人。

高丽手头的活是给帆布包的边上轧上平平的走线，这道工序在李雁的厂里算最简单的，工钱在一件2毛左右。

“我干活慢，别人一天能做300多个，我一般只能做100多个。”高丽说，自己长期踩缝纫机，腿脚常常不舒服，在干活时老感到“瞌睡”，“一天只能挣个三四十，但是总比不干要好些。”

高丽早上8点到厂里，中午不回家，一直待到晚上9点，一天13个小时，几乎每天如此，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元。

这些年来，丈夫会支付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而高丽在纺织厂里一个月挣的一千多元则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给女儿买衣服等零散的开销，有时还不得不接济在西安打工的弟弟。

“我老公不会给我一分钱，也从来不告诉我他赚了多少钱”，高丽说，自己常常捉襟见肘，甚至要找李雁借钱。李雁也理解，“她的日子太难了，可能因为她是外地人，老公怕她跑了，也怕她贴补娘家，所以不愿意给她钱。”

高丽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一辈子就这样瞎活了，没好好学习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回忆过去，高丽恨自己只读到了初中毕业，还没来得及“见见世面”，就陷入了起起伏伏的婚姻，又来到了外乡。

现在，李雁的工厂渐渐稳定，一年下来能赚十几万，虽然比不上在外打工，但好在村里的开销不大。四年前她偶然再次怀孕，生下儿子，现在女儿8岁、儿子4岁。

前两年，她和丈夫离婚了，这段在十年前以牺牲她的自由和机遇才得以延续的婚姻，还是失败了。她也不打算再出去，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留在家，陪伴孩子的成长。

而51岁的高丽越来越想离开。这几年，丈夫对他们的婚姻持无所谓的态度，“想走就走，想离就离吧。”这让高丽更失望了，甚至觉得“这样的日子真耻辱”。她的儿子今年18岁，正在高三复读，女儿也12岁了。她想，可能再过几年，等孩子都上了大学，自己就熬出头了。

“我一把年纪了，没啥活能干，去不了哪里，身体还越来越差了。”高丽不知道自己能去哪。

“不过只要能不再过这样的哑巴日子，咋样都中。”唏嘘的是，高丽表达对离开这片土地的憧憬时，用的是最地道的河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