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制衣厂车间写言情小说，还有心中的吊带裙

路在何方：除了大厂、大热行业和大梦想，想过一种自我驱动的小日子，年轻人的“林中小径”会有哪些，会通向哪里？这里提供一些略不常见的职业选择， ta 们讲述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会做这个，以及选择这样做之后，生活会是什么样。

从 14 岁踏入工厂的那一刻起，邬霞就知道，她必须要摆脱打工妹这个称呼。不只是她本人的摆脱，还得截断“留守儿童长大为打工者，再生下下一代留守儿童”，这个家庭内部的命运循环。但是，到了 40 岁，她依然在挣扎。

1982 年，邬霞出生在四川内江，今年已经是她来深圳的第 26 年。她的父母是第一代打工者，她和妹妹成为浪潮下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初中辍学的她被带到深圳宝安，和母亲在一条流水线上打工。她说打工二字充满漂泊的意味，“站成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她唯一拥有的是一支笔，一张纸。只是，从文学史到成功学，经验告诉我们，“写点什么”是成本最低的，同时也是最难出头的营生。那些有天才般的笔力和嗅觉，受顶尖教育，熬过冷眼，在文坛沉浮多年，尚且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写作者。她想要依靠写作改变命运，几乎渺茫，这是另一桩残酷现实。

关于写东西，她恪守着打卡上工一样的规矩，要求自己一天至少写 8 页，写到凌晨两点才肯睡下。制衣车间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各有 10 分钟休息时间。她会在厂区间奔跑，一次可以省下 5 分钟。晚上 12 点下班，排队洗澡要很久，她就到脏臭的厕所里将就一下，然后躲在床上写到深夜。

用来写字的纸也是要节省的。写作本是爸爸的工友做的，薄如蝉翼的纸裁得方方正正，装订成本子，每次翻页都要小心翼翼，一如她守护着写东西这桩隐秘的事。因为怕被工友嘲笑，她不敢告诉任何人。

她喜欢琼瑶，写的多是言情小说。她觉得琼瑶的生活堪称理想，谈甜蜜的爱情，写成小说，又被拍成电视剧电影，简直是用爱情养活自己。邬霞那时没经历过爱情，写小说就是谈恋爱，或者说，幻想一种掌控人生的能力。“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可以做女王，随便取一个人名，在小说中为他们安排角色，他们的命运便操纵在我手里。”

离开制衣厂很多年后，纪录片《我的诗篇》的导演秦晓宇无意中看到了邬霞的博客。他正在找全国的打工诗人。邬霞的博客，前几屏都是她的长篇小说，还好秦有足够的耐心，翻到了几首她做制衣女工时的诗。

邬霞每天的工作就是做衣服，邬霞最喜欢裙子，流水线上出现裙子，她就拿在手，浮想联翩。“像我这样身份的人，穿吊带裙肯定会被人笑话。我多想有一天能穿上吊带裙，骄傲地走在人群中。”

于是每到三更半夜，趁工友入睡后，她就换上裙子，到没人的冲凉房玻璃窗前照一照。“左转，右转，再随意摆几个姿势，让脸上的笑容来观照我的内心……”工友以为她不爱打扮，“她们不知道晚上穿着花裙子的我，不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美。”

意识到出书无望，到 2006 年，她从埋头苦写里出来，希望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故事。她就到杂志上找记者的联系方式，一个深圳的记者告诉她，她得出过书，算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她很疑惑，要真出类拔萃了，为什么还要找他帮忙呢？

直到有一天，她拨通了南方都市报的爆料热线。记者请她提着小说手稿去办公室，第二天报道就出街了，一个豆腐块大小。邬霞把那一天算作“真正进入文学圈”的日子。

一个物业公司的老总看了报道，得知她没有电脑写作，要送她一台全新的液晶电脑，甚至还办了一个小小的捐赠仪式。那天正好是邬霞的生日。她抱着电脑，坐在回家的车上，有一个出版社的人联系她，说想看看小说，如果可以的话给她出版。她觉得这一天简直太幸福了，回家匆匆吃了一碗方便面，冒着雨赶到罗湖去。

那阵子，韩国小说《那小子真帅》很红，接待她的人说：“可爱淘十几岁的时候，比你写得好。”邬霞不太记得具体谈了小说的什么问题，只记得那人站起来，把灯给关了，往外走去。后来邬霞问编辑，我写的不是作品，是垃圾是吗？编辑让她修改，说不会包装得很华丽，出来之后，书只能摆在地摊上面卖。

邬霞修改了 4 个月，没有干其他的工作，也没有问过一句稿费版税的事情，心里觉得，有人能给自己免费出已经很不错，怎么好意思再问钱。改完以后要发邮箱，编辑把邮箱名字念得飞快，邬霞听不清，也不懂邮箱的“小老鼠符号”怎么打。过了一会电话那头说，这个书他们不出了。她问为什么。

2014 年，《我的诗篇》拍摄组来深圳的翠景花园找邬霞。当时她已经辗转了好几个工厂，从银田工业区的纺织厂到电子厂，再去做仓管，跟父母摆摊，做过前台。她好不容易逃离了一段丈夫家暴、出轨、赌博、丧偶育儿的婚姻，带着两个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零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写作依然没有很大起色，小说没有机会出版。

电影里，她用身份证刷开门禁，走进卧室，展示衣柜里的一条条吊带裙，25 块，15 块，都是从夜市地摊买的。上映后，她去上海电影节的红毯，穿上衣柜里最喜欢的一件玫红色吊带裙，70 块钱。

今年，她出版了第一本非虚构文集《我的吊带裙》，记录了她一路走来的故事。编辑请她整理过往的照片，发来文件夹，名叫“我的渣男前夫”。她痛快地骂上几嘴从前，再甩一甩裙摆。

《我的诗篇》拍完后，我以为我能找到一份文字工作，以为是很容易的。别人给我介绍了编辑的工作，说是加班比较晚。我说我有两个小孩，不适合加班。他们又问了一下我们的学历，我说我初中毕业。对方说要跟领导说一下。我就知道没戏了。

在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我们几个打工诗人聚在宾馆里，聊了一个晚上的理想。我只知道吉克阿优有人联系他，给他一个图书馆的职位。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没什么太大变化。

我最近没有打工了，接了一个给某个老板写传记的活，不过因为疫情，进展得不太顺利。前段时间去考了个大专，学的是工商管理。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为了生活必须逼着自己去学。拿文凭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落深圳户口，为了我的女儿们。有了户口，她们就可以念公立学校，学费也不会那么贵，还离家近。

我之前去参加了广东省作家职称的评选。上了三个月课，花了 1000 多块钱。搞得头很大，有的人就放弃了，但是我硬着头皮坚持下来，想着有职称就能落户。到最后一步去盖章，负责人要求我提供 十五年前发表的文章，不然不给盖。我以前在打工诗刊发表的那种豆腐块，早就找不到了。

我和妹妹都是留守儿童，吃够了苦。等到我有了女儿，我不想让她们过早承受生活的重担，无论如何都要把她们留在身边。但随着她们慢慢长大，每一步都很难。我们住在一个城中村里，周围住的多是快递员、外卖员。我们租的房子有 40 年历史，两室一厅，我和父母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屋子里，搭两张床。床小得悲哀，两个女儿睡一头，我就在她们脚边横着睡。

为了女儿读书，我要办租赁合同，房东说要交税，这就要花 5000 多块。大女儿之后要上高中，私立学校至少 3 万块钱一个学期，每个月生活费 3000 块。女儿的未来，我想都不敢想。

我爸爸有重度抑郁症。他以前是一个很乐观幽默的人，老是嘻嘻哈哈的，去买个凉菜，逗老板娘咯咯笑，人家老板在边上吃醋。发作的时候，医生只好把他绑起来，他说我们没钱，反正我们死定了。我们都没想到他会变成那样，就是像电视里面演的，疯狂又可怜的样子。年轻的时候，他在工厂里拼命地打工，到了晚年，受病痛的折磨，把该受的罪都受了。这 9 年来，一天三餐过后都有一大把药等着他去吃。以前我们家所有人都喜欢唱歌跳舞，到了周末我们就放音响，我们就在家里乱蹦，或者去不要票的公园玩。爸爸生病以后，我们仅有的娱乐也没了。

这些年，我没有继续去工厂打工，写作也没有成绩，靠这个又不能生活，赚稿费像是在石缝里挤水。家人里面，只有我爸爸觉得我能写出来，坚定地支持我写作。但是去年连爸爸都对我完全不抱希望了，他说别写了。

那时我们要搬家，我就把我出的第一本书，发表的杂志样刊，还有一堆获奖证书，摆在地上，拍了个照，把它们当废品卖掉了。

我想我最后再写一篇当作告别，写完就真正放弃写作，《深圳搬家记》发在杂志上。过了没哦多久，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来联系我，说他是陈年喜的朋友，想给我出一本集子。好像有人在推着我走，我就又继续写了。

90 年代，打工潮兴起。我以前看电视剧《外来妹》，对打工生活一点都不向往。刚出来那天，去汽车站，看到一位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哭成了泪人。我一直有“打工恐惧症”，一见到工厂就害怕，一走进车间，双腿发软，身上像压了千斤巨石。

制衣厂是计时的，就必须一天到晚拼命地做，查货的时候，有断线之类的问题，就会被管理人员骂。枯燥，长时间加班，又要看脸色做事，最重要的是，我没办法证明自己的价值。1996 年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 500 块，比深圳市平均工资的一半多一点，每天郁郁寡欢，别人以为我很古怪。

因为年龄不到，我借用了表姐的身份和名字，怕被发现，总是过得提心吊胆。宿舍不许吃夜宵，下了班饿得头晕眼花，我就会去买 4 块钱一份的茄子快餐，有时候就被门卫抓住，一次扣 250 块钱。

比起改变命运，写作其实是我少女时期唯一的快乐。就是排解内心的苦闷，因为不写点什么的话，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不知道靠什么支撑活下去。

在工厂里住 12 人间的宿舍，睡在上铺，写作时背靠着墙，把稿纸放在膝盖上。到了晚上，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作。宿舍熄灯了，就去没人的冲凉房写。

到了 2000 年，我 18 岁，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没有人叫我的乳名，没有人叫我借来的名字，我做回了邬霞，辞了职。

但也是在那一年，我在厂门外见到了妹妹。我一边哭一边问她为什么要出来？我不想让她打工，她是我唯一的希望，结果她还是踏上了和我一样的人生。

我后来在几个工厂间换来换去，每一份工都做不久，找不到出路。去电子制品厂，一开始是剪防水圈，虎口处每天都一团红肿，肩膀生疼。然后去收音机外壳的流水线，把贴好保护膜的外壳装进胶箱，一排放 5 个，4 排放 20 个，要牢牢记住，不能错。超声波对人体有害，但我们用了一会耳塞也不戴了。

再后来，我去工厂做仓管，每天 10 - 20 块，加班 1 小时 3.5 块钱。仓管大致是收发工具、轻点数量，加班还要剪线，没有我想象中的清闲。入库的时候要忙好几天，老板还会在门口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只好用一个本子盖住稿纸，偷偷写几句。下班后，我坐在爸爸给我买的小红凳上，借着宿舍唯一的一根灯管看书写东西。

我写过一首诗叫《我不是没有看到过死亡》。有一次我爬到房顶上，想跳下去。是我妈妈把我拉回来了。我每次想去楼顶一个人待着，妈妈都会跟着我。

2009 年，我经过文友介绍认识了一个男人，他是包工程的。我以前很害羞，工厂的环境也接触不到外面的人，对世界的理解是很封闭的。我幻想着我们一起在深圳安置一个家。没结婚前，就发现他赌。想到以后的生活，就是在未竣工的工地上，他和一桌人在打麻将，我去那样的地方给他做饭。

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去医院流产的钱都是他问爸爸借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怀孕了，这一次我决定结婚，生下孩子。

待到预产期，原本医生交代我去医院的那天，他不肯起床，说有反应再去，不久又下了雨。第二天我肚子特别痛，他还在睡觉，说吃了饭再去（医院），但我已经疼得必须弯下腰来。到了医院，医生问我为什么昨天不来，动手术已经来不及。

婚后我接连生下两个女儿，他想要儿子，就不负担照顾孩子的钱，只好忍痛交给他老家的父母带。后来终于把女儿接来身边，可是我再也没有写作的时间了。他就否定我写作，讽刺我去参加活动是把自己当明星，其实我只是为了赚一点出场费给孩子。

花着爸妈补贴我的钱，不敢乱花一分。我那么爱美，婚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不敢想打扮的事情。有时候，我带女儿去社区广场看别人跳舞。曲终人散，我回到家，打开门，面对一片黑暗的出租屋，我好像从没经历过婚姻。

来到深圳，我直接进了工厂，过那种很闭塞的生活，真的很不喜欢深圳。后来我去外面坐公交车，看到了城市的街道，还有完全不同的风景，竟然挺漂亮的，我突然对这里有了感情。这里的夏天如此漫长，我可以穿很长时间的裙子。

我总觉得我和父母出来打工，想的不一样了。他们是为了挣钱然后回老家，始终想回去的。但我们这些第二代打工者，想成为城里人，想留在这里安家。这些年我只回过两次老家，家乡早已经回不去了。

离婚以后，我带着女儿们和父母同住，搬到了翠景花园。为了节约房租，我们找了合租的人，厨房和客厅住了人，同住的女工友们，因为厂里有毒的化学制剂，一直流产。

房间的功能很混乱。我们得在阳台洗菜，做饭，客厅的地板总是油油的。租来的房子，我们一盆花都没买过。这儿的房子密集，是亲嘴楼，总得拉窗帘。楼上的喜欢往下扔东西，有次甚至丢下一个避孕套，我气得喊，把你的孩子扔下来了。

因为电费平摊，为了不让其他人说闲话要省电，我就等他们都睡觉后，搬一高一矮两条凳子到客厅门边，把高凳子当桌子，矮凳子当椅子，借着楼梯间透进来的光写东西。

从那时到现在，我最渴望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墙壁和床都是粉色的，有一张电脑桌，一个放书的书架，关上门，可以在里面安心、自由地写作。尽管写了 20 多年，都没有真的拥有过。

我父母 1989 年来深圳时，到处是荒山农田。1996 年我来的时候，看到的是成片成片的工业区。我们这些人过差不多的生活，三班倒、流水线车间、春运的车站、夜宵的炒米粉、后背湿了汗的工衣，对未来命运惴惴不安，不知打工会把它改得好一点，还是差一点。那是我们这一代打工人的集体记忆。

如今，很多工厂搬到东南亚，原址上建起了写字楼。写字楼每天晚上亮起一格一格的白光，我有时候路过，抬头看，觉得比以前工厂的光好看一些。

工人们出了工厂就很难聚在一起，我们的打工时代已经过去，把青春丢在工厂，而城市已经不再需要它。工厂是真正地消失了，我们行色匆匆，走向何方，没来得及留下什么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