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新冠冲击下的医院：至少一半医生感染，有人跑5家医院才住上

急诊室左侧墙根下，郝新民痛苦地蹲坐着。这位70多岁的农村老汉心绞痛犯了，他说自己心慌、胸闷、胸痛，可由于这段时间医院阳性病患增多，入院变得困难起来。

十几米外的急诊室，灯光昏暗，郝新民的儿子郝强正和医护人员争吵：“老人都病成那样了，到底怎么办？”几个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只顾忙着手上的事，无暇解释太多。

这家医院的急诊室面积不大——一个简单的半圆形工作台，一块几十平米的自由活动场地，再加上一条狭窄的走廊、抢救室、病房，就构成了很多人得以继续活下去的空间。

以往，这里基本都是120送来的急救病人，无论什么病情，至少能保证每个患者躺在床上。可如今，随着大量阳性人员拥入，让这个本来就呼吸沉重的场所，变得更加劳累起来。医护人员也无奈，他们的很多同事也感染了，现在一个人至少要干五六个人的活。

郝强继续大声追问，“我们已经去了一个医院，他们不收治才来这里的！”被面罩、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医生用疲惫的眼神死死盯着郝强：“你闹完没？没看到全是病人吗？正在努力协调。”

郝强这才想起来环顾四周看一看——不仅走廊地上躺着四名患者，工作台旁还躺着一位。家属们散落在周围各自打电话、想办法，看看能否转院或托关系找医院领导，但似乎谁也没能成功。眼看医生不再理会自己，郝强转身出去找父亲。郝新民对儿子说：“给老子抽支烟，死了算了。”郝强没拒绝，两人摘下口罩，一起蹲在墙根抽起烟来。

一支烟没抽完，三辆救护车急匆匆开来。随车医生没让患者下车，而是跑进急救室看看能否马上救治。郝强父子盯着看了近10分钟，没见医生走出来。闪着灯的救护车呆呆地停在原地，既未熄火，也未开动。

随着12月7日“新十条”的落地，除了患者、医生本人面临压力外，承担疫情防控的医院，也在接受着新一轮的考验与洗礼。这其中，有些医院在突然放开的情况下略显慌乱，有些则迅速调整应对措施，如实行分级诊疗制度、扩充阳性患者的隔离病房等。

最近几天，67岁的姜春生就住在郝新民父子蹲守着的这家医院里。他是丧偶的独居老人，被慢性支气管炎折磨了好些年。他平时会服些舒张支气管的药物，只要不抽烟、没污染，家里经常保持通风，那些症状也都能熬过去。

从9月到11月，他所在的河北某市大多时间被闭环管理着，姜春生憋在家里，愈发感到不舒服。这种明显的不适感在11月底愈发严重后，他想着能否去医院看一看。可产生这个想法时，他所在的城市还没完全放开，出行仍有诸多不便。

正在姜春生犯愁的时候，当地防疫政策忽然一夜之间放开了，很多地方出入不看核酸，除个别地方还在闭环外，全市都恢复了自由。

姜春生赶紧给常去看病的医院打电话咨询。对方说，只要有48小时核酸阴性就可以。姜春生赶紧找地方做核酸。但他发现，小区楼下的核酸亭、社区检测点都不提供检测服务了。于是，他打车去附近医院检测，但其中一家完全停诊，另一家给钱也不做了。

姜春生只得前往要去看病的那家三甲医院，看看能否就地核酸。到医院后他得知，这里确实可以做核酸，但至少排队两小时不说，报告也得24小时后才出来。情急之下，姜春生拿出老花镜认真看了看医院规定——如果没有48小时核酸，当场做个抗原自测也可以。可医院不提供这个服务，需要他自己到外面购买。

做不了核酸，买不到抗原，姜春生有些害怕。之后，他听一个老伙计说，另一家三甲医院门口有人兜售抗原自测，于是急匆匆赶了过去。

果然，这家医院门前，几个中年女人正在售卖抗原试剂。她们一手拿着整盒的抗原试剂，一手举着二维码，脖子上挂着纸牌，一面写着住宿，另一面写着抗原。

“8块一套，扫码付款。”一个女人对姜春生说。刚准备付款，旁边一个人说：“昨天不是还5块呢！”正准备收钱的女人说：“明天得10块，后天可能得15块。”

明知是坐地涨价，姜春生还是花40元买了5套。对他来说，这个抗原自测条就是其进入医院的金钥匙。回到医院，姜春生站在门口，用棉签捅了捅鼻子，按照说明书说的，分别转了5圈，将棉签插入试剂管，用手使劲捏了捏，将混合物的试剂滴在试剂条上。

“一、二、三、四。社区人员早教给我了，一共滴四下。”姜春生等了不到一分钟，便看到了一条阴性线。随即，他拿着这把“钥匙”，在门卫面前晃了一下，顺利进入医院。

走进医院，姜春生被震撼到了——不管是候诊大厅还是医院走廊，到处都是患者，其中以老人居多，有的坐着，有的在地上放条被子躺着，有人则直接躺倒在地。

尽管医院得挂号，但大家早就不按挂号排时间了。姜春生转悠了半天，发现很多诊室没有医生。他问了好一会儿才得知，医护人员也阳了一大片，不少没阳的人都被调到急诊或其他院区搞支援了。

姜春生挂的是呼吸内科专家号。在疫情之下的医院，这个科室显得更加敏感。他从中午12点等到下午4点，也没等上医生。这期间，他时有咳嗽、大声喘息，周围人以为他是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劝他赶紧离开。下午4点，姜春生还是没看上病，只好回家了。

经过输液大厅时，姜春生往里面看了看——大厅里的拥挤程度堪比春运，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每个人手臂上都插着输液针头，一条条输液管像极了西游记中的盘丝洞。

想着在医院看病太难了，姜春生想去药房先买药对付下。这时他发现，平日里没什么人的大药房门前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至少排了1个小时，才将药物买齐。

在家吃了两天药，姜春生觉得病情还在加重。12月9日一大早，他带着几个抗原条又出发了。他没想到，这次就医更加曲折——他先是去了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但该院阳性患者和医护人员太多，干脆不接诊了。后来，他又连续去了两家省级综合医院，这两家医院也人满为患，走廊上连空地方都没有。

他又辗转到市人民医院最大的一个院区。医院大门紧闭，一个蓝色牌子上写着“院区停诊，给您带来不便请谅解”。保安告诉他，“这里面全是阳性，没法开诊了”。

末了，保安告诉他，还可以去另一个院区。按照保安的指引，姜春生找了过去，苦等两小时后，他终于住进了一个多人病房——这家医院，是姜春生当天找的第5家医院。

在医院住了两天后，姜春生的病情似乎有些减缓。但12月11日做抗原时，他发现自己变阳了，“我要不来医院这么折腾，可能阳不了，但不来不行呀。”

“这种情况从12月初就开始了。”周军说，因为自己所在城市闭环了很久，医院里冷清了好长一段时间。前些时日，他和同事都希望早日放开，但没想到会那么快。

在周军的描述里，当地疫情防控政策放开的确是一夜之间。而其中压力最大的，就是像周军这样的医护人员。

大约从12月3日开始，周军所在的医院每天都有大量患者来就诊。在这些患者中，既有急需治疗的非新冠病人，也有被120送来的新冠阳性人员。阳性病患体温普遍在38度以上，除嗓子难受外，有人腰疼，有人关节痛，也有人全身不舒服。而被120拉到医院的阳性人员，则以老人居多。

“人家不舒服打120，指挥中心必须就近派单。”周军说，有的急救车将患者送到后，因为医院各方面资源都紧张，患者最后只能被送往其他医院。可其他医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位急救车司机说，他们最近运送阳性病人时，和街上的推销员一样，不管敲哪家医院的门，对方都会说“我们已经很多了”。

周军所在医院有近300名医护人员，从12月3开始，至少有一半的医护人员感染了病毒。平日里，这些医护人员就严重不足，如此一来，暂未阳的人只得身兼多职。

以周军为例，他平时在全科医学部门工作。最近被调到急诊后，除了给病人治疗外，还得承担咨询、抬病人、输液的任务，甚至得去为走廊地面消毒。

实际上，周军任职的医院有专门的发热门诊，但很多去医院的阳性人员都是无症状感染者，还没发热前，就已经把病毒传播了。对于这种情况，周军也很无奈：“总不能不叫别人来看病吧。”因此，刚放开那几天，医院私下开会说，尽量不收治新冠病人，好腾出病床给其他患者。

但上面有要求，“所有医疗机构都要接诊新冠阳性病人”。周军所在的医院只好“牺牲”其他病人，如果不是那种生命垂危的，就直接拒诊了。他们这样做，是想把更多床位留给新冠患者。“我们医院有1000多个床位，三分之二都留给阳性患者了。”周军说，他们将这些病房划分了阴性区和阳性区，最大限度阻拦病毒传播。但病毒仍以看不见的方式，在医院的角落里流动，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被感染。

据周军介绍，按规定像他们这种三甲医院，床位与护士的比例是1:0.4，即100个床位需40名护士，最少也不能不低于1:0.38。“事实上，没有疫情前，这个比例也达不到。”周军难过的是，近期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后，他们1个人至少要盯十几个床位。

周军也打听过其他医院的应对措施。他得到最科学的答案，是将阳性人员全部聚到一个区域或楼栋，病人和医护人员共同在里面阳着。一位在妇产医院工作的朋友告诉他，该院甚至把阳性孕妇也全部集中到一个院区了。

至于更多医院，除了多发些防疫物资外，也只能让正常人员多排班接替阳性人员工作。还有些没有发热门诊的医院，这几天正加紧建设。

随着社会面传播速度加快，类似应对很难赶上病情蔓延。更多像周军一样的医护人员，只好硬着头皮去工作，如果感染阳性，就回家隔离，但他们也面临另一种尴尬。

例如，和周军相熟的几个同事确诊后，担心家人被感染，谁都不敢回家。但住宾馆仍需核酸，因此他们也无法在酒店隔离，大家只好去了一个同事家许久未住的旧房子里。更有甚者，晚上干脆睡在车里。而如果哪位同事转阴，意味着会承担更多的责任，会被排更多的班。

面临这种窘境的，远不止河北的医院。北京某知名医院医生何超说，自己也有很多同事感染了，“现在医院不让我们自己查核酸和抗原，这样大家就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也因此，即便已感染的医护人员，也可能继续战斗在医疗一线。

何超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总不能让所有医护人员都居家。”同时，他坦言：“不能说医护人员感染全是因为疫情放开，但放开肯定加剧了感染。”

现在，他最忧虑的还是急需治疗的其他病症患者：“如果再这样下去，对他们的治疗只能放缓。”据他判断，未来两个月会是医护人员的至暗时刻：“管控放开后的2个月，感染人数会达到峰值。”

“我不怕感染，但想想马上面临的工作量，还是有些肝颤。”何超坦承，“最主要的问题是，阳性人员多了以后，很多管理就会变得混乱，医患关系势必紧张。”

单就政策来说，“新十条”进一步明确了感染者科学分类收治规则——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和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的作用，推进实施分级分类管理。

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也在12月9日表示，之前新冠阳性是去定点医院，接下来所有医疗机构都要接诊阳性患者，不得以核酸结果来区分是否接诊，患者不用担心医院不接诊。也就是说，所有阳性人员都可以住院。

以北京为例，最先招架不住的是120急救热线的呼叫量激增。平时，北京的日常呼叫量大约为五千，高峰时段也不超过一万。而近期北京120每日的呼叫量已高达三万多，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接能力。

伴随着呼叫量的急速增加，北京急救电话的接听资源和急救车调派资源也紧张起来，这导致一些急危重症患者在呼叫120寻求紧急帮助时遇到困难。面对这种情况，该中心一位主任医师呼吁：“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请勿拨打120热线，请为急危重症患者留出急救热线通道。”

同样感到压力的，还有北京丰台医院。他们在自己官方公号上，还专门发布了《致全体职工的一封信》，内容真切又疲惫。

该院在信中说：“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新十条’，全国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将会面临新的挑战，既要拼命增加工作效率，还要避免感染，任何情况下不得拒诊，因此，未来的一到两个月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将会是国内医护人员的‘至暗时刻’……一旦不幸感染，请大家不要焦虑……医院会尽全力帮助大家渡过难关，也请大家提前谋划居家隔离的条件和家庭预案，落实居住社区的管控要求。”

很多医院的状况，和丰台医院无异。北京一家知名医院肿瘤科医生赵兵说，自己大约一周前感染的，这段时间都没去医院。他坦言，很多同事都感染了：“刚开始谁也不知道，后来医生又把病毒传染给其他阴性肿瘤患者，然后一遍又一遍地进行传播。”

由此导致的危险是，万一被阳了的肿瘤患者去世，医院势必遭受质疑。据赵兵介绍，他们医院把专家门诊都停了，手术量也降低了至少10倍：“目前正研究怎么应对，现在来看，也只能是分病区了。”

按照国家卫健委官员的说法：“（医院）无论是住院区域、门诊区域，还是急诊区域，都要设置核酸阳性区和核酸阴性区，包括住院病房。根据医院的条件，如果有独立的楼栋，可以以独立的楼栋作为收治核酸阳性患者的住院区。如果没有独立的楼栋，也要在每一层楼或者是每一个病房留出相应的房间，作为收治核酸阳性患者的病房。”

对于这些问题，北京协和医院已经有了方案。他们的做法是，除了去扩容和改造急诊和发热门诊外，还进一步扩充了阳性患者的隔离病房，并且在其中设立了阳性产妇的临时产房。

另外，协和医院还根据门诊患者的不同核酸检测情况，分流进入阳性隔离病房或普通住院病房。针对阳性隔离病房，还会派驻特定的专家组。

赵兵认为，上面的规划和协和的做法肯定是好的，“问题是，很多医护人员感染了，具体谁执行这件事？”在他看来，目前更应该做的，是如何平衡阳性患者增加与医护人员减员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轮疫情中，有的医院压力倍增，有的医院压力反而减小了。比如，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佑安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等，之前是新冠定点医院，随着政策调整，普通医院开始接收核酸阳性病人后，这种定点医院定位也将改变。

北京地坛医院一副院长表示，该院今后将只接收经专家评估后转诊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对重症资源也做了相应强化。言外之意就是，一般患者就到不了这里。

记者注意到，浙江就是利用分级诊疗，把轻重病患分开，该居家的居家，该入院的入院，把优质医疗资源用在重症救护上，同时，还兼顾新冠之外急难病症的救治。

而山东在原有储备基础上，加快了新冠相关药物的储备工作，避免医疗挤兑。他们明确告知民众，除了重症需入院，轻症及无症状感染者都可以居家治疗。这种情况下，就得需要有庞大数量的药物储备支撑。

让人意外的是，率先放开疫情政策的广州，近期医院状况比较平稳，就诊人数并无大幅增加，当地甚至根本不担心医疗挤兑。广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说：“接下来疫情防控工作最重要的是疫苗接种。”

还有个让人意外的城市是河北保定。尽管最近网上对其疫情防控有很多负面新闻，但当地一家三甲医院医生表示：“我们这根本没出现医疗挤兑，连那个迹象都没有。”

这两天，不少医院的应对措施陆续跟上，不仅医护人员逐渐得到喘息，患者的住院问题也在慢慢解决，总体都正在向好。“这一步，早晚都会走出来。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只要规划好，一切都不是问题。”北京一知名医院的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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