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逃出闭环 Escape from the Closed Loop (Eli Friedman) - Blockflote (@Blockflote)

在4月的几天里，我的时间轴被上海一位95岁的老太太与“大白”搏斗的图片刷屏了——“大白”是身穿防护服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象征着这座特大城市不久前新冠疫情封控的强制和过度。这位妇女只是挥舞着一把扫帚，就打退了六名来把她从家里带到令人害怕的集中隔离设施去的警察的进攻。最终她被制服并被拘留，却在当天晚些时候又出现在了家里。据说，她是翻墙从隔离当中逃出来的。面对压倒性的国家权力，她钢铁般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立刻让她在网上成了许多人的偶像。

这位年逾九旬的起义者让人想起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挡住了一排坦克的“坦克人”。两个人都用目光击退了专横的独裁政权，迫使其动摇，上演了压迫和反抗的剧本。坦克人和上海婆婆值得我们钦佩，但他们的行动都不应被简化为好莱坞式的个人与国家的对抗。在中国政府不断努力使社会原子化的背景下，向大白挥动扫帚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但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对社会死亡激烈的集体反抗的谱系中——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被剥夺者的斗争中。

无论有没有新冠大流行，中国都保持着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强的控制人口内部流动的能力。这主要是通过户籍制度（户口）来实施的，自1958年以来，户籍制度将社会服务的提供与所在地区挂钩。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开始构建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现在，它使得公民如今享有狭义的市场自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就业机会。但是，社会公民权，包括获得国家补贴的医疗保健、教育、养老金和住房，是在城市这一级安排的。

近年来，中央政府推行了一种技术官僚的生物政治学，其目的是在城市和地区复杂的社会空间等级中，以恰到好处的质量和数量，精准地分配人口。这种“分秒不差的城市化 (just-in-time urbanization)”是为了把精英人才拉入精英城市，而把“低端人口”推向低端地区。

虽然人类的移动永远不可能被如此精准地控制，但这对中国国内劳工移民的实际影响是割断了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近3亿人流离失所，他们为了寻找工作迁移到城市，却无法获得维持生命的基础设施，比如住房和医疗保健。这种分割是通过基于积分的评估系统实施的，该系统允许将名义上的公共资源分配给具有高教育水平的财产拥有者。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国内有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仍有大量的内部边界限制着社会再生产。

有时，这些无形的边界有形地展现出来。尽管在2003年警察杀死移民孙志刚之后，将非本地人驱逐出城市的做法（官方说法是“收容遣送”）被取缔，但城市仍然采取强制措施，赶走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人。这包括推倒为农民工子女设立的非正式学校，甚至将整个移民社区夷为平地。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强制驱逐农民工的例子发生在2017年，当时北京市政府以一场悲惨的火灾为借口，大规模驱逐、重建工人阶级的街区，多达10万人在此过程中流离失所。

这种强迫性的干预源于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区域性的社会福利之间的不协调。这种态势导致社会抗争间或地爆发。在我对北京、广州和其他地方农民工的研究中，我时常发现，人们既清楚地知道没有他们的劳动城市将会崩溃，又对他们作为工人被欢迎进入这些城市却无法获得教育、住房和医疗服务感到难以置信。在通常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这些社群创造性地努力满足自己的社会需求。

例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一小群父母就会把他们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开办非正式的学校，通常始于公寓中的一个房间。其中一些互助式的行动在城市机构的裂隙里继续发展，为无法进入公办学校的儿童提供低成本的教育。这些没有公共支持的学校当然面临局限，因为它们只能依赖学费来为穷人和工人阶级社群服务。尽管如此，一些学校还是设法从基金会和政府获得了财政支持，同时取得了令人赞赏的教学成绩。这些努力并没有扭转中国教育和经济不平等的恶潮，但它们至少使数百万农民工能够与他们的孩子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为了在急速发展的城市中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房，一些人还发现了制度上的变通办法。特别是在“一线”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住房成本是个天文数字，在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当中，只有极少数能够购买公寓。农民工往往在“城中村”里找到住处。城中村指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飞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城市包围了的官方认定的农村土地，拥有这些土地使用权的当地人建造了成本相对较低的非正式住房。与非正式学校一样，这些非正式住房存在切实的局限：在没有公共支持的情况下，它们往往很简陋，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很差。然而，这种住房使移民能够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否则他们会被高昂的住房费用拒之门外。

这些生存策略在法律上是有风险的，因此随时可能受到地方官员考虑重建的计划影响。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中国城市中的移民要求获得留下的权利。例如，北京2010年至2018年间至少有76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被拆除，此类事件经常引发对抗性的集体行动，包括向政府官员请愿、封堵道路，甚至有家长自焚。这些骚动经常能够夺得胜利，打退拆迁计划，并为孩子们赢得公办学校的入学机会，即使中国富裕的特大城市的排斥性仍旧继续发展。

2017年秋季，移民社群也与对北京非正式住房的拆迁展开了斗争。他们的反抗不但引起了城市市民的广泛同情，而且产生了实质性的跨阶层团结。各行各业的北京人通过互助网络组织起来，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临时住房、衣物和食物。知名学者签署了一封谴责拆迁的信。在习近平治下学术自由急剧减小的背景下，这封信的风险和象征意义都很大。一些依赖农民工的公司急忙组织临时住房，这虽然不像上述行动那么无私利他，但也很重要。一个广泛的联盟几乎在一夜之间形成，以抵抗一个拥有生物政治的机器的城市政府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重新组织人类生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农民工为拉近工作和生活的距离而进行的斗争呈现出一种新的、甚至更为急迫的特点。

最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和随后武汉的封城很有助于看明白中国的人口管理体制。正如“闯”(Chuang) 在《社会传染》(2021) [译者注：中文版见此，英文版见此，同名文集见此] 中详细记录的那样，封城的成功不能归功于一个全能的中央政府。事实上，恰恰是国家的无能和非理性让病毒当初得以传播。相反，是密集的互助网络在疫情爆发初期就立即行动起来，帮助了必要物资在城市和区域内的流通，从而让大多数人可以留在家里。尽管国家最后确实承诺清除病毒，但武汉成功的关键是国家的协调能力与自下而上的行动的结合。

从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的两年半里，它极大地重塑了人类的流动性。在最总体的层面上，新冠时代，资本、商品与劳动力、人之间流动性的差距扩大了。毫无疑问，商品的流动已经被所谓的供应链危机所扰乱，虽然这个说法有点不够确切。然而，虽然全球移民和国际旅行因新冠大流行而明显下降，但全球贸易在2021年创下了28.5万亿美元的新纪录。2021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增长了25%，而其全球贸易顺差创下了6756亿美元的记录。而同时，中国在国际和国内都对人员流动施加了激进的新的管制。

我们不能脱离世界上其他地方来孤立地看待中国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管理人员流动的方法。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官员和媒体大肆渲染大多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防止大规模死亡方面的灾难性失败。中国政府努力遏制病毒，让日常生活得以保持高度正常，许多中国人确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并积极支持。中国与西方对大流行迥然不同的应对方式让习近平那相对于西方衰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述得到了支撑。

当3月份上海开始出现病例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社会灾难。按照“动态清零”的剧本，最初的反应不是全市范围的封控，而是在社区一级的行政单位进行更有针对性的隔离。3月28日，政府宣布分阶段封控，从城市的东部地区开始，然后扩大到西部地区。居民们被告知，封控期预计只有几天。但是，当几天被拖成几周后，狂热执行的封城制造了各种形式的人间苦难。隔离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导致了自杀；严格受控且经常协调不力的食品系统崩溃，使人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维生；其他疾病的医疗救护被迫停止。

武汉封城和上海封城的一个关键区别是，最近上海封城期间，国家坚持让人们继续工作。努力维持资本的流通但让劳动力彻底静止是一个挑战，但上海当局愿意尝试。他们关键的空间政治的武器是闭环管理。与2020年NBA的“气泡”相似，闭环最初被用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允许人们从世界各地聚集过来，而不增加外部社会的感染率。其策略是使相关场所尽可能地接近密封，只允许食物、药物等必需品进入，同时防止几乎所有人离开闭环。这种策略使资本得以流通，同时将人的流动性降到绝对的最低。

到了同年晚些时候，当春天上海封城的时候，闭环的逻辑显然已经渗出了奥运村，往整个国家扩散。4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一份“白名单”，上面的666家公司可以在总体的封城下复工（5月又增加了342家公司）。其中包括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和广达公司，即苹果最重要的装配商之一。闭环生产要求工人进入工厂并留在那里——吃饭、睡觉、工作都只在工厂范围内。当工人被带入闭环时，他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些工人并不是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而是被迫在工作中生活 (live from work)。

同时，白领工人们所忍受的居家办公制度实质上是一个在家庭层面上组织的闭环。从三月开始，不同社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封控，但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不被允许走出自己的公寓门。食物通过政府渠道、所谓的“团购”（即社区中的一个成员购买成批的产品）或网上送货服务进入，这种送货服务对负担得起它的人来说也是时有时无的。离开基于家庭的的闭环受到严格的管制，需要官方许可。在某些情况下，狂热的官员在公寓大门前建起了真正的围墙，来约束居民的行动。城市居民（许多人还算富有）面临食物短缺和焦虑，因为他们被迫在实际的软禁中继续工作、照顾孩子并维持其他形式的劳动。

在工作中生活和在家工作使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空间相重叠，产生了极有害的影响。但上海的许多穷人和工人阶级居民无法被纳入这两种闭环。他们主要住在非正式的住房，做着非正式的工作。许多人住在“群租房”里，往往超过了法定的居住人数，为了在上海贵得离谱的房地产市场上找到地方住。其他人则住在没有合法地位的自建住房中。这些居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人群在封城期间往往不能被分配到足够的食物，使他们不得不在漫天要价的情况下自己购买食物。这些人的职业多是建筑工人、厨师和服务员、家务工、性工作者，他们因封城而停工停产，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收入，因此购买市场价格的食品更是难上加难。而且，这些工人大多数也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他们在封城期间被阻止离开上海回到自己的家乡。结果是，这个特大城市的广大底层民众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

封控是一项在大流行的前两年成功保护了生命的政策，却反而变成了无视更广泛的社会和公共卫生后果的干预措施。“动态清零”策略不能被贸然否定，因为中国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很低，而且医疗设施和保险严重不足，特别是对农民工而言。允许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确实会导致大规模死亡。但这一策略并没有考虑到人民的社会需求，而且它使移民和其他非正式工人面临极度不稳定和生存危机。国家失去了社会大众的善意理解，当大众被迫在家里、办公室或工厂的闭环中继续为资本工作，他们发现，这些措施对公共利益不再有好处。

在这种无望、彻底的控制中，上海居民的英勇抗议让我们得以追踪社会解放的一种潜在轨迹。5月5日，苹果的供应商广达电脑公司发生的骚乱首先预示了这种冲动。尽管事件的细节尚不清晰，但我们知道，数百名工人与保安打了起来，并冲破了厂外的一个关卡。一些报道说，工人受够了严苛的防疫措施，而且他们被告知将无法返回宿舍。其他报道提到，也许是对工厂发给他们的东西不满意，他们想出去自己购买食物。5月下旬，又发生了一次暴力冲突，一群工人因工资纠纷冲进了经理的宿舍。数周的“在工作中生活”已经把工人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要逃出这个闭环。

处于在家工作安排之下的白领工人的公开抵抗更为低调，因为封城已经消除了公共集体行动的可能。尽管如此，还是有众多形式的反抗出现。在高层公寓里哭嚎和唱歌是居民们集体安慰的一种方式，即使有些人后来见到了飞行的无人机命令他们“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一个讲述4月封城期间关键事件的视频令人动容，其中简短的录音激发了数百万人的想象力。大家的转发是如此频繁，以至暂时战胜了中国强大的审查机器。还有无数的视频片段出现，记录了人们在家里、公寓前拒绝中无人的大白下达社会死亡的指令，其中当然包括那位九十五岁的女英雄。

这些为了生命和社会生存的斗争当然受到封城的特殊性的影响，但有一条连贯的线索将它们与新冠之前被边缘化的移民的行动联系起来：人们要求生活和工作的相对靠近。在大流行以前，农村移民为了生存来到城市寻求雇佣劳动，因为留在农田里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但鉴于中国的地方性公民权体制，将社会再生产迁往城市的努力不断遇到障碍和驱逐。于是，移民社群努力构建一个相对靠近其工作空间的社会世界，其中包括学校和住房。上海的封城在空间上是相反的，却展现了同样的政治逻辑。闭环没有割断工作和生活的空间，但将二者折叠起来，因此所有再生产的过程都要在工作场所进行。工作和生活的相对靠近意味着这两者并不应该在同一个边界内。但闭环切断了工人任何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使他们沦为赤裸裸的劳动力。但工人们抵抗了这种既要求为资本提供生产力，又对身体活动施加独裁控制的力量。人们不愿只作为老板的劳动力而苟活。

对闭环最激动人心的集体反抗爆发于秋季。在上海失败以后的几个月里，北京、成都和深圳等一些城市继续实行间歇性的封控，以应对新冠爆发。随着对经济的破坏开始产生真正的恶果，人们希望政府可能会考虑新的道路。有传言说，10月二十大习近平获得了中国领导人前所未有的的第三个任期之后，他就会有足够的信心在防疫方面制定一条不同的路线。这些传言很快被证实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了对清零坚定不移的投入。

也许在大会结束之前，病毒就开始在郑州这个大都市流传了。河南省会是世界上最大的iPhone装配厂的所在地，富士康在这里拥有的工厂有20多万工人。这家工厂对地区经济极为重要，其产品占全省出口的60%，令人震惊。城市和工厂自身爆发疫情后，富士康实行了闭环管理，工人被禁止离开工厂。就像在上海一样，政府和雇主不能允许这个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的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出现问题，即便封城即将开始。

但富士康确实出了问题，工人开始出现严重的不满。富士康让大多数工人住在厂区的宿舍里，这即使在没有疫情时也很利于监控，而且对工人行动的控制在10月下旬变得更加无法抵抗。随着感染在工厂内蔓延，工人们情有可原地担心留在厂里会增加他们染病的风险。厂区内对隔离的管理非常糟糕，生病的人说他们得不到足够的照顾，甚至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工人们焦急而愤怒，就像春天在广达公司发生的一样，他们冲向被封锁的出口。数百名，可能数千名工人翻过围墙，从围栏的缝隙中挤出，向他们的家乡逃去。在区域性的防疫控制下，没有公共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可以乘搭，从富士康逃跑的人不得不沿着公路、穿过田野，徒步行走数英里。这种大规模的叛逃迫使富士康松手，允许工人离开，有时工人农村家乡的官员安排了公共汽车接走工人。

苹果公司的物流不断优化、分秒不差，而国家不计人民成本、变化无常地要求人们几乎完全静止，在这样的交叉火线之中，工人们只是翻过围栏跑了。我们再次看到工人抵抗这种要求资本加速流通而人类闭环活动的反乌托邦式的冲动。虽然回到村子里以后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普遍的贫困，但这些逃跑的人至少保卫了他们的尊严和身体的自主权。

中国的人口管理体制是独特的，因为它在内部制造边界的做法十分激烈，而且大部分被控制的人口是优势民族的本国公民。中国政府在新疆和西藏等更加种族化的殖民环境中完善了许多做法，但这些生物政治的策略正被越来越多地部署于主要的大都市中。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了人们不可抑制的诉求——身体活动、建立持久的社群及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过程、以及不仅作为一个劳工而存在的权利。

中国人民力求将生活和工作安排得相对靠近的斗争应该被放在反抗资本主义的边界体制这一更广的全球背景下看待。越来越多的行动者和学者告诉我们，边界是如何作为一种空间控制的技术，被用来维护种族化的剥削和剥夺体制。控制某些人的流动是为了维持全球的支配关系。美国和欧盟通过将边境巡逻委托给全球南方国家，输出了流动性控制，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的管制、监视、监禁、正式化了的客工计划 (guest worker programs)，将边境内部化。但无论如何，日益增强的消除边界的诉求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人类应该能够自由流动，并拥有能让他们在任何所处的空间蓬勃发展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中国人的渴望与斗争和世界各地的移民工人、被剥夺者要求废除边界逻辑、逃离资本闭环的呼声是分不开的。

Eli Friedman是康奈尔大学国际和比较劳工系的副教授和主任。他最近的著作是《人的城市化：中国城市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和学校教育的政治》(The Urbanization of People: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Labor Markets, and Schooling in the Chinese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