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十年集体行动启示（第四章）：广东工厂工人的抗争和起落

编按：本报告是中国劳工通讯自2011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建立以来，通过案例收集、访谈、整合分析，总结出的近十年的中国工人权利现状报告。包括工人权利的应有保障、工人权利侵害的发生和侵害发生后的救济，各相关方尤其是官方工会就保障工人权利的履职问题。基于此我们尝试探讨在中国现有制度下，工人权利保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2014年，东莞台资“裕元鞋厂”工人崔天刚在工作时受伤。他所在的裕元鞋厂是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之一。崔天刚本以为他有社保可以解决他的工伤问题。但崔天刚马上发现，裕元鞋厂从十几年前开始就没有交足工人的社保。

因缘际会，他因此就站在中国2010年代最大型的工厂罢工前线。裕元鞋厂工人的罢工为期两周，涉及多达4万名工人，是十年来有记录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工厂抗议活动。罢工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是裕元鞋厂十几年来未为员工缴纳足额社保及住房公积金；同时，员工也担心，随着工厂将生产逐步转移到内陆及海外，东莞的工厂很快会被关闭。

毫不意外的，罢工当中当地官方工会完全没有代表工人的利益。当官方工会站在工人对立面时，崔天刚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工人领袖。崔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只是期望一个解释，一个答案。如果没有人理会，我们会一直罢工。”

为了填补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缺口。2011年7月1日，中国新的《社会保险法》正式生效，虽然步伐较小，但这部法律至少在文本上首次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保障框架，保证所有劳工处于社会福利安全网内，其中包括针对女性劳工的养老金、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等权益。

然而，当时新出台的社会保险制度明显缺陷是，它几乎完全依赖私人资本供款，其成败完全在雇主的供款意愿和地方政府的执法力度上。中国改革开放的高速经济增长，一直都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产生的经济红利驱动，雇主在压缩成本的考量下，自然不愿拿出逾三成的劳动力工资用以给员工提供社会福利；地方政府经常为了鼓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而纵容那些逃避法律义务的企业。

社保制度的第二大缺陷是，没有充分考虑中国上亿农民工的社保转移接续问题。农民工的强流动性导致他们生活、打工和退休养老地点完全不固定。早期农民工并不能将养老金转移回他们户口所在地的农村老家，后来他们可以选择离职时一次过提取所有社保，但也困难重重。尽管农民工理应被纳入《社会保险法》的覆盖范围，但自该法生效以来的几十年里，实际覆盖率一直很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发布的最新官方数据显示，只有22%的农民工拥有基本养老或医疗保险，27%的农民工拥有工伤保险，17%的农民工拥有失业保险。

尤其是近十年传统制造业中心的广东出现关门和搬迁潮。这让许多农民工被迫下岗或搬离原址。而雇主欠缴社保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中国劳工通讯工人行动地图的数据显示，有关拖欠及少缴社会保险的劳资纠纷在社会上一直存在。比如2020年9月，珠海市一家民营企业员工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公司缴付已从工资中扣除但未支付的六个月社保。员工表示，公司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借口，让部分人停薪留职。他们在微博发帖质问：“这种企业方法能适合以疫情为由放假和不发任何工资吗？企业是要生存，但是作为我们社会最低层的劳动者也要生存啊！”地图当月还记录了两起四川、一起福建的类似案例。

裕元事件中，广东省总工会直接站在鞋厂和当地政府一方协助镇压罢工。尽管从结果看上去是工人罢工失败，但是事实上却是三败俱伤：员工被打压，资方需付出几十亿的补偿和罚款，政府和官方工会的威信扫地。

裕元鞋厂罢工事件后，广东省总工会决心把东莞作为新一轮组织工作的重点区域，希望建立新的、更加民主的工会代表制度，以此改善工会形象。但在那时，工人普遍认为裕元鞋厂的企业工会与所有同类型的工会一样，根本是代表公司利益，不可能代表工人。这导致厂内4万名员工中，只有1,500人选择加入工会。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黄业斌对其直属管理的刊物《南方工报》表示，“在裕元发展更具代表性和民主的工会，对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减少劳资纠纷、以及提供稳定的管理环境至关重要。”黄业斌表示，目标应该是允许工人通过工会提出要求，工会再代表工人与公司进行谈判。

尽管广东省总工会以往在保护工人权利方面劣迹斑斑，但口头上，总工会仍然表示将组织工人加入工会，从而确保民主选举顺利举行，并建立解决劳资冲突及谈判加薪的稳定机制。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机制将逐渐推广到省内其他地区。

令人遗憾的是，总工会关于工会代表的新措施，揭示了它与该地工厂工人、及劳资纠纷发展趋势相脱节。广东省总工会不仅忽视了全省雇主数十年来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也让已存在的不良做法更加根深蒂固，而且忘记了省内工厂正被陆续关闭及搬迁。当务之急，总工会的主要关切应该是充分保护下岗工人的权益。

由于官方省工会迟迟未解决工会代表问题，2000年代在广东民间成立的部分社会劳工组织，开始帮助工人处理他们正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当地区内的公司关闭或转移到其他地区时，保障他们取得应得的社保。

2014年8月，在东莞裕元鞋厂大规模罢工近四个月后，番禺为Coach等奢侈品公司生产产品的台资利得鞋厂同样有了搬迁计划，而工厂内的近3000工人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利得鞋厂多年来一直在番禺经营，当时工人听到传言，说利得管理层计划将整个工厂迁至南沙。由于公司已经拖欠工人们加班费、公积金、社保等多年，工人们担心未能随鞋厂搬离原址的员工，可能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在长达九个月的纠纷过程中，利得鞋厂约20名工运积极分子，向基层劳工组织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求助。在与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会面后，维权人士制定了与公司谈判的策略，重点在于厂方应依法为无法随迁的工人缴纳住房公积金、社保等欠款，但公司经理拒绝与工人代表们谈判。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服务部协助利得工人召开五次工人代表座谈会，一次工人大会，向工人宣讲法律。

然而到了11月，利得鞋厂不仅依旧拒绝与工人谈判，而且拒绝为工人补缴任何社保费用。11月26日，鞋厂经理更强迫工人签订不合理的劳动变更合同，缩短部分员工的服务年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欠缴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费用，逃避责任。在鞋厂的逼迫下，利得的工人决定开始罢工抗争。

2014年12月6日，数百名工人开始罢工，人潮淹没了番禺工厂外的街道。最开始鞋厂似乎有所妥协，工人代表能够与人力资源部门合作，核对每位员工的准确工龄以便补缴福利。然而，12月13日，管理层却突然单方面召开各部门员工大会，将高温补贴、带薪年休假、加班费三项打包，一次性补偿员工，上限为每人2500元，这令员工感到无法接受。

工人代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表示无法接受条款，并决定立即恢复罢工行动。四天后工厂管理层同意恢复谈判。工厂表示，将把每位员工的高温补贴、带薪年休假和加班费的上限提升至12,000元。2015年4月，随着搬厂期限日渐逼近，管理层仍未公布厂房最终搬迁计划，也未就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及工龄补偿事宜，与工人代表进行谈判。对此，工人们于4月20日再次罢工，希望继续向鞋厂施压。当公司管理层最终同意坐下与工人代表谈判时，代表要求及时解决此前所有未尽事宜——包括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关厂工龄补偿金的拖欠。当地政府官员也出席了会议，承诺以后会促进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罢工一直持续，工人们连续施压三天后，利得鞋厂和当地政府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会满足工人们提出的所有要求。2015年4月25日，公司向职工支付了拖欠已久的关厂工龄补偿金和住房公积金，同月支付了部分社会保险欠款，并承诺在6月底前将所有工人的社保缴清。在番禺打工族和CLB的协助之下，经过多月的行动与谈判之后，约2750名利得鞋厂工人取回约1.2亿社保金额。

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由农民工廖晓峰于1998年创办，其后熟谙劳工纠纷的律师曾飞洋接任负责人一职。这个中心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权利咨询服务，并在个别工伤案件中提供援助。其后它更多地集中在处理广州南郊工业区工人的集体诉求方面。

服务部曾经在2013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帮助护理和保安人员追回了拖欠已久的社保。而其中一名保安人员孟晗，因为这次成功争取社保的经验也成为一个劳工权益工作者，并到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全职工作。

后来，服务部重点帮助了番禺许多珠宝工厂中被欠薪的工人。然而利得鞋厂的维权事件令服务部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眼中钉。2015年12月，在中央的授意下，番禺当局对服务部发起了大规模的打压行动，不仅直接突袭服务部以及关系较近的几家机构，还拘押了约30名与之相关的劳工维权人士，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和三名主要工作人员朱小梅、汤欢兴和孟晗更被正式逮捕并起诉。

朱小梅和孟晗一样，都是因工厂维权的经验而加入工运。2013年，她在广州的日立金属工厂担任管理层，并组织工人一起要求公司缴纳社保费用。公司很快发现她立场不对，就在2014年1月解雇了她。之后，她加入了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工人维权。

最终，曾飞洋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朱小梅、汤欢兴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缓刑两年。孟晗在裕元事件中是工人委任的代表，孟晗始终拒不认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21个月。即便已在2017年第二次坐牢，孟晗依然坚持为工人维权的初心。他出狱后在博客写道：“我的态度非常坚决，我坚信我们推动的劳资集体谈判是正确的。如果这样的行为都有罪，我宁愿再次冒着这样的风险去帮助工人解决问题！”

12月的打压行动没过多久，央视和新华社就对曾飞洋及同事们进行了舆论抹黑。新华社的报道将曾飞洋描绘成一个诈骗分子，他在利得鞋厂罢工期间“煽动和威胁”工人，以阻止他们“恢复正常工作”。报道还指出，曾飞洋曾邀请国际社会关注这次罢工：“罢工刚开始，一些境外媒体、网站第一时间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图片报道，持续进行恶意炒作，矛头直指地方政府。”

另外，《人民日报》在报道中特别提到，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与《中国劳工通讯》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对此，中国劳工通讯主任韩东方亲自致信该报总编辑李宝善，解释了劳工通讯与中国大陆劳工维权人士合作的理由，并强调了通过这种合作对各方有何有益成果。韩东方特别指出，劳工通讯与曾飞洋和及番禺服务部五年中合作的方方面面（包括帮助工人讨回1.2亿社保费用），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广州安全部门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默许和包容。韩东方质疑了《人民日报》的对抗性思维，并呼吁其从公平、共同理念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

“难道，贵报从总编辑到记者们的眼里，这个世界，我们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真的已经晦暗到了只剩下‘拉拢’和被拉拢的关系，只有骗子、傻子、袖手旁观者和落井下石者这几种人吗？难道，在你们的内心世界，早已不再有志同道合者吗？不再有为了共同理想和精神追求合作奋斗这回事吗？不再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这种东西吗？更不再有基于这种阶级情怀，对中国工人阶级所受苦难不忍冷眼旁观，不齿于弥漫于街头巷尾和办公大楼里心口不一的假卫道士，从而愿意坐言起行改变现状的理想主义者吗？”

2015年12月的对服务部的打压，标志着针对民间社会劳工团体持续打压的开始，当局更于2018年在深圳逮捕了佳士工人运动的支持者，并在次年于深圳和中国其他地区逮捕了几名知名劳工维权人士。

与此同时，媒体对劳工新闻的处理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广州当地的媒体在2014年报道大学城环卫工人的集体抗议时，一度相当活跃；但在2018年，从7月27日劳资纠纷开始，国内都没有媒体报道佳士工人抗议的新闻。直到近一个月后的8月24日，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极负面的批判性报道，不但抹黑工人行动，也暗示他们是收取了海外资金资助。

在新华社的报道面世后，8月25日，中国内地仅出现三篇关于佳士的报道，其中两篇重复了新华社的措辞，曾经相对开放的《南方都市报》同样照搬新华社的报道。第三篇是中宣部《光明日报》的评论，内容类似于领导层对这一事件的最终定论，结论是“随着公安机关的深入，发现此事并不是单纯的职工维权，背后有着境外势力的介入，是一次背景不透明、诉求不纯粹、手段不合法的事件。”但事实上，深圳和广州的当地记者仍然期望采访佳士事件，有记者明知道报道无法刊载出来，也期望能去采访工人和学生的真实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