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珠江三角洲地区彝族工人的劳动处境与抗争

【实证翻译】珠江三角洲地区彝族工人的劳动处境与抗争

因为对汉族文化和语言缺乏了解，以及容易受到民族歧视，彝族工人前往汉族聚居区打工，需要依赖同族的领工。他们的民族身份导致他们只能从事相对底薪的、不稳定的、没有合法合同的工作，并且缺乏与其他工人的联系。这导致他们需要依靠同族领工找工作，并为他们协调与工厂的关系。民族身份因此成了彝族工人之间团结的基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彝族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不时发生。而彝族领工，虽然受到民族传统和宗族亲属的约束，被期待为彝族工人争取权利，但他们也需要顺从资本的逻辑，帮助工厂控制彝族工人，以确保自己的利益。

导读

这篇文章基于作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描述了彝族农民工的民族身份，如何影响他们的劳动关系、组织形式以及抗争。

因为对汉族文化和语言缺乏了解，以及容易受到民族歧视，彝族工人前往汉族聚居区打工，需要依赖同族的领工。他们的民族身份导致他们只能从事相对底薪的、不稳定的、没有合法合同的工作，并且缺乏与其他工人的联系。这导致他们需要依靠同族领工找工作，并为他们协调与工厂的关系。民族身份因此成了彝族工人之间团结的基础。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彝族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不时发生。而彝族领工，虽然受到民族传统和宗族亲属的约束，被期待为彝族工人争取权利，但他们也需要顺从资本的逻辑，帮助工厂控制彝族工人，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有的领工动员工人们索要赔偿，却把大部分金额归为己有。另外，有的彝族领工试图淡化工人们的民族认同，平息工人们的反抗意图，以确保彝族更好地融入汉族主导的工业体系。

关键词：民族、工人行动、劳动控制

译者：蓝蓝

校对：婉喻

正文

原文：Ethnicity-Based Labor Dynam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se of Ethnic Yi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作者：马欣荣（中山大学）、苏熠慧（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2022年5月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农民工的劳动政治，却没有足够重视少数民族工人，尤其是考虑到民族因素在劳动控制与抗争中的重要性。本文聚焦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彝族工人。通过考察领工制，即由彝族的工头带领同族工人前往城市打工。本文说明了民族在劳动控制与抗争中的三种作用方式。民族被工厂主管和彝族劳动中介用来进行劳动管理。同时，民族也在彝族工人的抗争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民族可以促成彝族工人间的集体身份认同，民族也是彝族中介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彝族中介放弃了族群的利益，以保持与工厂的长期关系。对这一复杂现象的研究，一方面可以阐明民族在劳动控制与反抗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展现了领工制的复杂角色，这些可以对现有的劳动政治研究进行补充。

背景

过去数十年，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汉族工人是其中最主要的劳动力。尽管如此，有观察显示，近几年，少数民族农民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主要占据非正规劳务市场，在工业城市从事低价、灵活、不稳定的工作。研究指出，以籍贯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帮助农民工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也是工人反抗压迫的集体行动的源头。关于中国工业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农民工，他们的移动方式，他们的劳动政治——包括控制与反抗——我们还不是很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复杂的劳动政治，我们必须关注工业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农民工。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人，是中国最贫困的少数民族群体之一。他们以强大的宗族社会传统闻名，有很强的家族与血缘身份认同。（这一传统也被称为“家支”，是一个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体制——译者注）1990年代以来，彝族工人进入城市并在生产行业工作，大多依靠同族的领工。与此同时，彝族农民工深陷其中的族内中介体制——领工制（co-ethnic brokerage system），是控制他们劳动，也是组织他们的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

这篇文章将研究彝族农民工以民族身份为基础的劳动政治动态，并探索领工制以及它对彝族工人的劳工政治的多重影响。本文将要解答的问题是：在领工制下，民族身份到底在劳动控制以及劳动反抗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文章结构如下：

一，我们检视一些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理论研究。（因篇幅原因，这一部分我们没有翻译，请参考原文——译者注。）

二，我们分析彝族领工与彝族工人在领工制下的关系。

三，根据访谈与观察所提供的实证信息，我们阐述民族身份在劳动控制，组织与瓦解集体行动中的多重与动态的作用。我们将说明，彝族工人与劳动中介之间基于民族身份的连接，被工厂管理层所利用，但这也是彝族工人集体反抗的基础。另外，彝族领工，一方面帮助雇主寻找灵活、低价、听话的劳动力，以降低雇佣成本，更好地控制工人；另一方面，他们因为民族身份，被期待肩负起责任，为同族工人提供社会支持。彝族工人希望他们的中介能为自己提供庇护，并作为民族领袖保护自己的权利，但这常与中介上在这个三角雇佣关系中实际承担的角色——对工人进行控制——产生冲突。通过研究彝族工人的集体反抗行动，我们将展示三种基于民族身份的劳动政治。第一个案例中，工人们受到他们同民族的领工的动员，参与集体行动。第二个案例中，领工利用民族身份，为自己逐利。最后一个案例中，彝族领工削弱同族工人的利益，以换取维护与工厂的关系，他们平息了彝族工人想要组织集体抗议的打算。

这篇文章对现有讨论由如下贡献：第一，本文将民族身份带入对中国的劳动政治，尤其是劳动控制与反抗的研究。第二，本文提出了一种对社会与劳动关系的动态理解方式，尤其是在当下，劳动中介与多层次雇佣模式越来越常见。以此，本文试图帮助理解多层次雇佣模式时代的劳动政治，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下。

研究方法

此研究使用了作者在2013、2014年进行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期间收集的信息。第一作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彝族工人一起工作和生活了七个半月。在这段时间里，她与彝族工人、中介以及东莞和深圳的几个乡镇的非彝族政府官员进行了访谈和参与观察。在获得进入工厂的许可之前，她在彝族社区居住了大约两个半月；在这里，她能够访谈工人，并观察工人进入工厂的过程。在此期间，她还参加了劳动中介的商业谈判、生日派对和其他聚会，并对他们进行了访谈。为了进一步探索彝族工人与中介之间的关系，她找机会进入一家电子工厂工作了一个月，并与彝族工人一起住在宿舍里。这次经历帮助她在没有中介干涉的情况下，在彝族工人的日常工作中建立了信任和良好的关系。在完成了在电子工厂的工作和参与观察后，她发现自己与工厂之外的其他彝族移民的关系出乎意料地加深了。当涉及彝族工人和中介的斗争、纠纷或集体权益发生时，作者有机会跟随并参与观察和解决争端。

珠江三角洲地区彝族工人可见的、有组织的集体斗争相当普遍。由于涉及少数民族工人的集体事件被视为高度敏感，彝族工人斗争的这些案例很少出现在公众媒体或公开可访问的政府文件中。在作者的田野调查期间，她每个月听说有三到五起涉及彝族中介和工人的斗争案例，在田野调查期间，她对其中的七起进行了深入访谈和观察。

实证研究

1.彝族工人就业中的领工制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人是中国最贫困的群体之一。自1990年代初，经济贫困迫使大量的彝族人加入了席卷中国的迁徙潮，前往工业城市工作。中国最大的工业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聚集了约15万名彝族农民工。

1980年代末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以外国家、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建立劳动密集型工厂，这主要归因于该地区的政策支持以及来自中国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在珠江三角洲，除了著名的大型制造商如富士康外，该地区超过半数生产电子产品、鞋类、服装等的工厂，属于规模中等或小型，员工人数不到2000人。与跨国大型企业相比，中国政府在劳动保护方面加大了监管力度后，这些中小型工厂更难维持盈利。为了追求最大化利润，这些工厂常常会采取一些臭名昭著的手段，如提供不稳定的工作条件、要求长时间工作、松懈监管工作安全标准、强制员工签订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无效劳动合同，以及拒绝提供社会保险和工伤赔偿。虽然中国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实质性的工会来代表工人的权益，这些中小工厂允许并培养工人组织力量的可能性更小。

然而，对大多数彝族工人来说，这些中小型工厂是唯一的选择。一方面，来自偏远山区的彝族农民工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对以汉族为主导的工业生产不熟悉。因此，他们常常无法满足大型工厂的，从事相对高薪且安全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寻找工作是，他们身份证上记录的少数民族身份，往往被汉族招聘人员视为落后和野蛮的标志。作为被污名化的“低技能”工人，彝族工人在劳动市场上处于边缘地位，除了进入规模小且低端的工厂外别无选择。

彝族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有着明确的边界。这种边界的确立，是通过民族文化、共同语言，以及，尤其重要的是，宗族团结的社会规范。新中国成立前，凉山是一个以宗族（家支）为基础的社会。同一家支的成员被认为比来自其他家支的人更可靠。家支团结和义务的重要性，在彝族传统谚语中得到了体现，比如，“如果你不保护一个（来自你家支的）人的利益，你的家庭就会受到破坏（而且得不到其他人的帮助）；如果你不保护一个家庭的利益，整个家支都会毁灭。” 同样，当彝族工人移居以汉族占多数的城市工作，并与其他民族的人接触时，彝族人被认为比其他民族的人更可靠。在传统的凉山彝族社会中，经验丰富的中间人和仲裁者德古和苏日介入并解决纠纷，是民族习俗的一部分。

在促进凉山彝族人向工业城市外迁的过程中，领工有着重要的角色。彝族领工是第一批进入这些城市的移民，比其他彝族工人更早，一段时间后，他们已经在这些城市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生存基础。随着他们更加熟悉外部世界，更了解工厂劳动力的需求和短缺，他们开始从事从凉山招募彝族工人到城市工作的业务。他们将工人送往劳务派遣公司，并与相关工厂谈判签订集体合同。通过与这些工厂建立的关系网，领工让彝族人能够获得集体就业，尽管这些工厂往往是在挣扎求存，需要灵活、低成本的临时工。彝族同胞期待领工扮演各种角色，如为彝族工人提供支持和庇护，为彝族工人争取权益，并在以汉族为主的城市中充当彝族工人与汉族雇主之间的仲裁人和中间人。

但是，彝族工人和领工之间的族群纽带已被逐渐商业化。普通生产线上的工人往往 “像机器一样日夜工作”，没有周末，而领工则赚取工人工资的5%至10%作为佣金，从三角就业结构中获得收入。同时，尽管属于同一民族，彝族领工还要帮助雇主监督、控制和管理彝族工人。这种复杂的民族和经济关系，使领工制成为劳动控制和抵抗中的一股不确定的力量。

2.民族身份与劳动控制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彝族工人的刻板印象很常见。招聘临时工的汉族人列举了城市中对彝族工人的一系列常见指责，比如旷工、产品质量低劣、拖延和在车间内乱串等等。在汉族管理者眼中，彝族工人被视为一个落后、野蛮的群体，他们没有足够的文明素养来适应工业社会。为了讨好工厂，彝族中介经常鼓励彝族工人向听话的汉族工人学习，并警告彝族工人，任何上述过失都会导致工资被扣减。

将工人送往工厂之前，彝族中介被要求对他们同族的工人进行基本培训，以符合工厂要求。彝族中介砂（音译）通常强调彝族工人应该向汉族工人学习。在派遣机构面前，她让一群彝族工人排成一列，在将他们带进工厂之前听她讲话。

“这里的工厂看不起我们彝族人。人们认为我们彝族工人不服从管理，无法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证明，我们少数民族不仅能和其他汉族工人一样出色地工作，甚至能做得比汉族工人更好！”

她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学习遵守工厂规定，准时上班，避免与其他汉族管理人员和工人发生冲突，因为这关系到彝族的尊严。

在工厂中，实施对彝族工人的劳动控制的，不仅有工厂的管理人员，还有彝族领工。工厂经理通常雇佣一位彝族中介或领班来管理他们带来的同族工人。这不仅因为彝族中介和领班相对于汉族管理人员更了解彝族工人的文化、习俗和语言，而且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工厂的需求，通过非正规的方式管理和控制彝族工人。当彝族领班被聘为彝族工人的队长时，他们被期望向彝族工人解释工厂经理的要求，并监督他们执行。当工厂经理对彝族工人产生不满时，彝族中介或领班必须想办法确保自己的民族同胞听从经理的命令。此外，为了控制工人，一些彝族中介不按月发工资，而是私自扣留工人的工资数月。更有甚者，为了防止工人更换工作，有的中介会扣留工人的身份证。

与汉族工人类似，对彝族移民的劳动控制不仅体现在工厂中，还发生在宿舍里。就像对待汉族工人一样，工厂经理会给彝族工人分配宿舍。但彝族工人有他们自己的宿舍，而不与汉族工人混住在一起。这种宿舍制度是为了方便实施控制，并避免因习俗和语言不同而产生冲突。这种制度还可以起到隔离作用。作为在工厂工作几个月到一年的临时派遣工人，彝族工人很难与汉族工人建立长期的社交网络，或者与汉族工人一起参与阶级性的行动。同时，这种隔离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彝族中介可以在彝族工人群体中施展他们的权力，并增强族群团结。

由于彝族工人是通过劳务公司和中介被派遣到工厂的，所以他们不像其他签约员工那样直接从工厂领取工资。相反，他们从中介或劳务公司领工资，这有时会让工人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2015年，东莞工厂的普通派遣工人的时薪约为12至13元。跟随彝族中介进入工厂的彝族派遣工人的工资比其派遣工人低1至2元，这是因为他们的部分工资被多层中介分成。近年来，虽然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渠道，比如微信，获取工作信息，但由于彝族工人较低的识字率和劳动市场中的种族歧视，他们往往比汉族工人更难以个人为单位找到工作。除了少数能够脱离中介体制的人之外，大多数彝族工人都不得不依赖领工制。

彝族农民工作为少数民族，虽然面临各种不利因素，但他们仍然参与组织了可见的、有组织的集体抵抗。接下来，我们将展示民族身份在集体抵抗中的作用，以及同族领工在动员和平息彝族工人集体抵抗中所扮演的角色。

3.民族身份与劳动抗争

(1) 民族作为集体抗争中的集体身份认同

由于大多数彝族工人被濒临破产的工厂雇佣，他们没有有效的合同和工伤保险，最容易被拖欠工资和在工作场所受伤。2015年秋季，彝族领工邱（音译）和他的工人被拖欠了工资，这引发了一起集体纠纷。这起纠纷在展现彝族工人面临工资拖欠时采取的抵抗行动具有代表性。在将工人带到工厂之前，邱曾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工作了一年。和许多其他新领工一样，邱发现带出工人收取中介费，比进厂工作更容易赚钱。但是这次尝试并不顺利。他带到一个工厂的15名工人被拖欠了工资；工厂即将破产，拿不出钱按照承诺支付工人工资。

工人们说，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收到钱，他们的不满日益增长，没有继续在工厂工作的意愿了。因此，领工邱决定组织工人们，通过在一个车间里静坐，讨回未支付的工资。他要求这15名彝族工人在缺勤24小时后，留在车间过夜，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阻止其他汉族工人继续在车间工作。邱对情况的描述如下：

工资从五月到八月已经被拖欠了四个月，我们前去工厂讨薪。工厂老板承诺将支付工人的工资，但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要求工人继续工作，赶一笔紧急订单。七月十八日，工厂的老板支付了其他正式工人的工资。轮到我们的时候，老板说他需要更多时间来筹集资金，让我们等待。到了八月，他拒绝与我们会面，更别提给我们的工人支付任何款项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也感受到了来自彝族工人的压力。在与其他人讨论后，我们决定如果他们不支付我们的工资，我们既不会离开也不会工作。

当涉及到死亡、严重疾病或工资拖欠时，彝族领工被期望以家支首领的身份组织集体行动，争取实质性的赔偿。当邱决定动员工人参与车间的集体静坐行动时，他是在参考许多其他领工的范例：族内成员及他们的家庭受到了压力，其中许多人是有血缘关系，来自同一家支的亲戚，领工感到有责任按照族群的规范组织集体抵抗；同时，在与工厂业主协商后，领工可能有机会从他们为工人争取的赔偿中获取利益。

在传统的彝族社会中，人们与自己的家支、亲属和族群间有紧密的联系。作为彝族社会的核心，家支曾经是一个军事化的组织，保护其成员免受外部攻击。家支成员在头人（家支首领）的权威下行动，被派去介入族群之间关于土地、财产和婚姻的纠纷，捍卫集体利益。德古或苏日，作为仲裁者和中介人，通常代表他们的家支成员，参与解决争议。在彝族男性中，参与为家支成员战斗和保护家支团结，是勇气的表现。这些在他们的社会中培养的性格与习惯，让在凉山外的社会中进行集体抵抗相对容易。对于工人和领工，参与集体抵抗体现了民族身份和他们作为成年彝族人的良好声誉——勇敢、尊严。

先前，许多集体讨回工资的案例都取得了成功，但邱和他的工人们并没有那么幸运。在他有机会与工厂主谈判要求工资之前，工厂主雇佣了一群装备着刀和钢棍的黑帮分子来殴打这群彝族工人。在一栋潮湿而恶臭的楼里的一间两居室，第一作者见到了邱和他的工人，他们将这里作为临时住所，工人们在更换工作期间可以居住，此时他们正在组织集体抵抗。邱相信工厂主和政府官员以及警察有勾结关系，向警方报案只会使工人的境况变得更糟。由于害怕受到与当地黑帮有关系的雇主的骚扰或威胁，邱决定不通过劳动仲裁来寻求补偿。

在工业区，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接触并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经历，与彝族移民的民族身份认同产生了共鸣，并加强了这种认同。一位受访者，彝族工人小阳（音译）说：

“在这里，我们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在他们的家乡，人们主要支持家支成员。在城市中，对彝族的虐待和排斥，让他们把这种支持扩展到面向所有彝族人。邱的行动受到其他彝族人的赞赏，尽管他最终没有成功拿回被拖欠的工资。他为民族同胞抗争的行为符合跟他进厂的工人们的期望，也是对上述传统彝族社会规范的实践。

过去20年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像邱和他的工人所经历的工资拖欠情况并不罕见。作为中国最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区，该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工。在此案例中，是彝族领工表达了他们作为彝族群体成员的身份，组织同族工人共同抗议要求支付欠薪。然而，除了作为彝族社群成员外，彝族领工还是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工业链中的重要一环。接下来的案例中，我们将指出，彝族领工会利用族群身份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2) 利用集体抗议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作为工具

除了拖欠工资，彝族工人经常遇到的另一个典型问题是被解雇。由于大多数工人只是临时雇佣，由派遣公司将他们送到工厂工作，一旦工厂找到汉族工人来代替他们，管理者就可能会找借口，比如指控他们挑起冲突和不服从指挥，来解雇整组彝族工人。因为彝族工人通常只有彝族领工与工厂签订的无效劳动合同，这些工人在领工制下，通常会遵循他们领工的指示。在兰美（音译）电子厂发生的一起争议揭示了与这种解雇彝族工人相关的斗争。

兰美有约2,000名工人，其中包括50名彝族工人，他们的领工与工厂签订了为期十个月的合同。然而，工作了仅仅六个月后，这50名彝族工人被解雇了。工厂管理人员给出的理由是彝族工人过于不服从工厂管理。在两名男性彝族工人与一些汉族正式工发生冲突后，管理层决定开除这组工人。然而，彝族领工阿佑（音译）有另一个解释：

工厂管理层的行为违反了他们事先达成的口头合同。彝族和汉族工人之间的摩擦只是管理层为此找的借口：工厂已经招募了新的汉族工人，有了足够的劳动力，因此他们想解雇这些彝族临时工。

正如阿佑所说，这种对待不仅背叛了他们自己的口头合同，还歧视少数民族工人，并在临时工和正式工之间实施双重标准，违反了《劳动合同法》。

真正使阿佑愤怒的不是彝族临时工和汉族正式工之间的不平等工资。他和其他领工通过参与违法的就业结构，从这种“同工不同酬”的体制中获得了利益。事实上，通常是这些彝族领工与工厂串通，雇佣不稳定的彝族工人，并绕开《劳动合同法》。阿佑对工厂单方面终止合同损害了他的利益而愤怒。于是，阿佑组织了一群工人，让他们跟自己一起去找工厂经理谈判。阿佑指示他的男性彝族工人跟随自己进入经理办公室，一些人坐下，其他人站在他身边，而女工则留在宿舍并拒绝离开。这场对峙持续了两天。这引起了当地警察、劳动局官员和民族宗教局官员的关注。阿佑向政府官员解释说，如果这场争端不能公平解决，可能会引发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冲突。在政府官员的干预和调解下，兰美工厂支付给彝族领工阿佑60万元作为赔偿。阿佑为自己所达成的成功交易感到得意和自豪。对他来说，带领一群临时工人的优势在于能够带领他们进入下一个需要短期工人的工厂。

与阿祐兴高采烈的描述相反，工人们提供了关于解雇和集体行动后果的另一中说法。在采访彝族领工之后，第一作者在劳工中介机构外遇到了来自兰美工厂的十名被解雇的彝族工人。他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领工阿佑将他们分配到另一个工厂。代表其他工人的17岁女孩梅（音译）表示，她对他们的集体行动感到后悔。梅说：“兰美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厂。在过去的三年里，几乎是我工作过的最好的工厂。”她指着广场另一边的几个男人说：

“我讨厌那些制造麻烦导致我们所有人失去工作的家伙！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此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听从我们的老板（彝族领工）的指示。”

即使他们从工厂获得了赔偿，梅说，工人们，包括她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领工从工厂那里得到了多少钱。他们只知道每个人大约获得了一个月的工资，约2000元人民币。与领工从工厂获得的60万元相比，工人们获得的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金额。

阿佑声称，他发起集体抵抗是为了彝族群体的利益。然而，那些失去工作的彝族工人通过这次集体抵抗只获得了很少的赔偿。彝族领工自己反而拿了最多的金额。彝族工人缺乏法律知识和谈判能力，按照他们的族群领袖——彝族领工——的指示行事。然而，失去工作后，梅和她的同事们越来越担心能否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因为补偿很快就要用于支付房租和在工厂外的族群聚居地的日常开销。这些开销并未被彝族领工考虑到，工人们只能等待他们的彝族老板为他们找到一个新的工厂重新就业。

在这个案例中，领工利用与其他彝族工人的族群纽带来策动集体抵抗，以谋取个人利益而非族群利益。此外，通过提及引发族群冲突的可能性，彝族领工在劳动局和民族事务局官员介入调解纠纷时增加了自己的谈判能力，因为在维稳的压力下，当地政府最怕发生族群冲突。

(3) 被妥协的民族身份与被平息的反抗

我们介绍了涉及彝族农民工的各种类型的集体抵抗，包括集体斗争、工资拖欠和解雇，其中民族身份作为集体抵抗的动员基础，或者被领工用作工具。然而，这并不意味彝族领工总是支持集体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彝族领工意识到，虽然参与彝族男性的集体行动可能会为自己在族群中赢得良好的声誉，但他们无法完全站在彝族工人一边，因为这样做会在与工厂维持长期关系方面带来不利。彝族领工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参与或组织集体行动时的矛盾角色，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工厂的商业合作伙伴；因此，他们选择在同族人和自身利益之间寻求妥协。

沙马（音译）偏好在私下解决纠纷，这反映出，过去几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领工对彝族农民工集体抵抗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与他合作的工厂里，他的一名彝族工人在夜班操作机器时失去了两根手指。由于缺乏工伤赔偿，这名工人对从工厂拿到赔偿感到焦虑。沙马知道这个案件可能会导致工人的族人和亲属加入要求赔偿的行列。在这发生之前，沙马与工厂经理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闭门谈判，他们达成了协议，工厂老板将支付1万元给工人治疗，而沙马承诺将受伤的工人送回家乡，避免进一步的争议。然而，彝族工人并不知道沙马是如何在私下与工厂业主进行谈判的，他们对赔偿的公平性有所怀疑，因为根据他们的常识，承诺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失去两根手指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彝族领工倾向于充当安抚者，而不是组织和参与彝族工人的集体行动。为了确保自己与工厂之间的长期关系，领工出让了彝族工人的利益。沙马提到了自己在这些事务中作为彝族成员和经济个体之间的矛盾不定感，他说：“从道义上讲，我应该代表我的族人。然而，就我的生意而言，如果我完全站在彝族工人的一边，我将冒着风险，破坏通过巨大努力才建立的与工厂经理之间的联系。”沙马意识到自己也是经济链条的一部分，必须对上游生产负责；他不能完全站在彝族成员一边。

遏制集体纠纷的动机并不总是为了个体工人的经济利益，也是为了整个彝族群体的声誉。近年来，一些彝族领工引发了与工厂经理的劳资纠纷，而在纠纷平息之后，他们要求工厂支付极高的赔偿金，指控工厂歧视少数民族工人，并在临时工和正式工之间采用双重标准。然而，大部分赔偿金最终都进了领工的口袋，而不是彝族工人的口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导致整个彝族临时工群体遭到妖魔化，彝族在劳动市场上获得了坏名声，被贴上了“麻烦制造者”和“敲诈勒索者”的标签。

子且（音译）是一个口才出众的彝族“大”领工，在多次帮助彝族工人解决纠纷后，决定与那些几乎毁了劳动市场的彝族“勒索者”保持距离。“我一直对我熟悉的彝族老板（领工）说，通过敲诈工厂来赚钱是不对的。这将破坏与工厂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我们在这里的彝族工人将会更加被妖魔化！”子且学会了如何作好彝族工人和资本间的中介。几个月前，他的一名工人在一家工厂被机器严重伤害，工人的家人和来自昭觉县的族人前来要求10万元的赔偿。经过一周的谈判，工厂主只同意支付其中的十分之一。彝族工人的亲属开始失去耐心，并考虑按照他们通常的策略，组织起来在那家工厂“制造麻烦”。其他领工可能会参加集体行动来支持彝族工人，或通过勒索工厂赚取额外的利润，然而，与他们不同，子且决定自己从口袋里支付剩下的几万元来平息这些家属的不满。为了解释他为什么要自己承担这个损失，子且讲了一个多年来一直鼓励着他的故事：

我相信只有我们不再“闹麻烦”，而是帮助工厂降低成本，我们才能与工厂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一个我熟悉的老板给了我很多启发：当他遇到同样的问题时，他立即代表工厂支付了工人要求的赔偿金。你知道吗？他赢得了工厂主的信任。接下来的一年，通过把他的工人送到同一家工厂，他成功地赚到了比他预期多几倍的钱！我们彝族人被汉族经理妖魔化了；如果我们不改变观念，我们就无法赚钱，我们的工人也找不到工作！

这种经验揭示了作为族群成员和经济个体之间的矛盾。在总结领工遇到的许多彝族纠纷时，他区分了两种主要类型：“小纠纷”和“大纠纷”。所谓的“小纠纷”通常涉及个人的轻微疾病或受伤，领工可以通过支付少量赔偿来解决。领工倾向于将这些小纠纷视为琐事，而不是作为族群成员组织集体行动。而“大纠纷”则涉及到死亡、重病或欠薪等严重问题，过去常常导致家族或亲属集体组织起来要求大量赔偿。对于这类纠纷，彝族领工可能不会自己支付大额赔偿金。一旦他们的家支成员坚持按照彝族策略要求赔偿，领工可能会淡化自己的族群身份，将自己排除在外，以避免参与组织集体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族群身份既可以作为社会身份将工人们联结在一起，也可以作为集体抵抗的工具。为了确保长期利益，彝族领工在调和抵抗行动时会妥协族群身份。彝族领工是否参与控制、动员或平息集体抵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纠纷的类型和他们的利益。在城市里作为中介工作几十年后，彝族领工往往会在族群成员身份上做出让步，以确保他们的长期利益。相应地，他们选择不支持抵抗，而不是坚守他们的族群义务。

结论

这篇文章通过研究彝族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领工制，阐述了族群如何在劳动控制和抵抗中发挥作用。实证研究表明，嵌入领工制中的彝族工人在基于少数民族身份的飞地、宿舍和工作环境中被隔离。资本利用少数民族在劳动市场上的劣势地位来规训少数民族工人，而彝族领工对彝族工人加以控制来确保他们遵守工厂的管理规定。工人与领工之间的族群联系并不一定减轻剥削和虐待程度，相反，同族领工有时会帮助工厂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控制。

我们进一步阐述了在集体抵抗中，特别是要求支付欠薪和抗议不公正的解雇时，族群如何以不同方式运作。族群身份一直是将彝族工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源泉，使他们能够组织起来共同索要欠薪和赔偿。然而，民族并不总是一种文化认同，能将人们在认知和情感上团结在一起，并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在某些情况下，民族身份被领导者当做一种工具，以调动同胞的力量来为个人牟利，而不是争取族群的利益。什么时候民族身份能够成为促进工人抗争的，而什么时候会被忽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工如何权衡他们的族群义务、短期和长期经济利益，以及群体声誉。当选择作为民族的一员行动时，彝族领工通常基于他们的民族联结和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来动员工人集体抵抗。然而，当经济利益凌驾于民族身份之上时，彝族领工倾向于安抚工人在工作场所自我组织的意愿，以维持与资本雇主的良好关系。彝族领工是否倾向于保护工人、获取利润还是增强对工人的控制取决于两个因素：集体行动是否对领工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以及族内人际关系的商业化程度。

本文丰富了有关民族身份在劳工政治中角色的文献。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基于地域的劳工政治，探讨工人斗争的社会基础，然而，本研究表明，尽管彝族农民工面临阶级问题，他们经常使用与民族相关的说辞来提出诉求。民族身份是将少数民族工人团结在一起的重要社会纽带，在劳动控制和抵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籍贯的纽带是在怀旧情感之上建立的，主要在工业环境中发生，而民族则不同，与文化、习俗和传承下来的社会规范密切相关。民族认同是更强大、有力的，这使得相关的劳动控制和斗争情况，与我们通常观察到的汉族农民工有所不同，后者通过籍贯与地域建立联系。

通过研究领工制，我们还可以看出民族与阶级的交叉关系。尽管领工和工人都来自同一个民族，但领工处在就业结构中相对较高的阶级地位，代表雇主的利益，剥削和控制较低阶级的工人。领工作为民族成员和劳动中介的双重角色导致了不同的集体抵抗结果。彝族农民工将他们的民族纽带带到城市，并在工业环境中形成强大的族群团结；然而，领工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分化破坏了族群团结，削弱了工人力量。我们建议，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当三角雇佣和多层雇主的现象日益增多时，可以开展更多的劳动移民研究，进一步研究中国的阶级、民族和性别的权力动态与交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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