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行干装修的电影人

《阿凡达2》被视为电影业回春之作，行业破冰重启，可国内的影视人已在这几年的行业寒冬中失业、转型，风云流散。有的电影人做起了装修，有演员转行做了房产中介，过去红火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10月，北京气温一路攀升至40度，高淞业潜伏在一个小区的灌木丛里，每当有人从他跟前路过，他就从草丛中钻出来，镇定又诚恳地问：“请问需要装修吗？”

做装修的第一个难关是找客户，方法是在小区里蹲守看起来像刚交完房的人。这种拉客户的方法不被小区物业允许，工作人员但凡在摄像头里看到有人拉活，便会出面驱赶。

为了躲避摄像头的监控，高淞业躲进小区的灌木丛里，等有人路过才突然现身。这样原始的拉活方式效率极低，多数情况下，对方头也不回就走了。

高淞业做装修尚不熟练，他曾经是名电影从业者。在疫情的冲击下，他的电影项目再三被搁置，职业生涯眼看走到尽头。受生计所迫，他于去年4月开始从事装修。

做上装修的高淞业还未卸下一身傲气。他总觉得，自己在电影行业沉浮多年，头脑和交际手腕都不差，干装修不至于输给同行。他给自己定下目标：但凡跟人搭讪，一定要拿到联系方式；但凡拿到联系方式，一定要把客户带到样板间去。

然而转型并不如想象中顺利。通常情况是，他在烈日下站上一整天，从早上七点站到傍晚六点，除了被蚊虫咬一腿的包，一无所获。自打做上这份新的工作，高淞业的衣服几乎每天都会被汗水浸湿，没干几天，他的白净脸庞就被晒得黝黑脱皮。

一位常在小区遛弯的大爷，见高淞业在小区拉客总是徒劳而返，便上前劝慰：“我看你岁数也不小了，去找份新工作吧，这个活不能干。”他听完心里苦涩，但哪里还有其他办法。就这样苦苦支撑了一年，总共只谈下四单生意。

忙于生计的同时，高淞业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的执着，他一有空就会琢磨剧本创作。刷墙或是贴地砖时，他总在脑海里思索，该如何把这些画面写进剧本里。一有灵感，他就立即用手机记下。用手机写作是他从当兵时就保持的习惯，10年来，他用手机写的小说已经超过300万字。

过去几年，高淞业目睹身边的电影人先后转行。有人干起了物业，有人从事金融保险，而他则跟随堂兄做起了装修。疫情下的电影行业，已不再能为人提供稳定的庇护。

受投资寒潮及疫情的叠加影响，电影行业正在遭受至暗时刻。企查查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相继有16.78万家影视企业悄然倒下。截至2022年12月，全国电影票房仅291亿，跌回2014年的水平。面对持续低迷的行业环境，数百万从业者的生计面临挑战，不少人为了自救选择出逃。

2019年，李科翱的电影生涯遭遇了疫情的冲击。他参与制作电影刚拍没多久，就被封控在了横店。封控下的剧组不再有收入，李科翱只能在酒店躺着。

疫情一来，横店变得格外安静，有时李科翱想提笔写点什么，但脑中浮现的全是愁苦。在横店一封就是两个月，他的吃穿用度均是来自自己的积蓄。片子拍完，他一分钱没赚到，反而倒贴了近2万元。

从横店回到上海，李科翱开始频繁去剧组面试，面试了十七个组均以失败告终。李科翱有三个孩子，父亲还患有癌症，没有了工作收入，生存的压力扑面而来。一次面试结束，李科翱回到住所，发现楼下的中介正在张贴招募物流园工人的告示，他心一横，决定去应聘。

改行首先带来的是体力挑战。物流的工作从晚上八点持续到凌晨两点，李科翱发现自己的体力远远跟不上工作要求。刚搬了几箱货物，他便累得瘫倒在货车旁。工头见状，没有表现出丝毫怜悯，愤愤地说，“干不了就别干了！”

在工友的搀扶下，李科翱站起来继续装箱，9米6的大货车装了五车，这才完成一天的任务。回到家他已浑身没劲，晕晕乎乎只想睡觉。等到凌晨两点把孩子们哄睡着，他又振作着爬起来，开始写剧本。这是他接下的一个兼职项目，一家影视公司在拒绝他的面试申请后，给了他一个网络爽剧的任务，写完将有五万元的稿酬。为了赚钱，李科翱应承下来。

在触底的行业环境下，选择坚守的从业者无疑将陷入被动的考验，他们不得不在反复的疫情中，接受无常的命运捶打。

2021年，陈盼在一个电影项目里担任副导演。5月份，一行人顺利南下，拍摄地点定在广西北海一座岛上。起初，岛上很少有人戴口罩，正当他们庆幸于难得的自由时，北海出现了疫情。那时电影刚拍完三分之一，前一天吃饭时，他们听到饭店老板说 “北海发现阳性了”，第二天，防疫人员便开始清退游客和闲杂人等，让剧组离岛。

大量游客像逃生一样挤上出岛的船，在海上漂了一个多小时后抵达北海，却被防疫人员告知，需要有核酸证明才可被接纳，没有核酸的乘客又被遣送回岛上。拍摄器材则被困在北海，电影无法开拍，陈盼索性认命，用手机在岛上拍起了短片。

到了后期，岛上物资告急，新鲜蔬菜尤其短缺。剧组便靠吃碳水食物为生，今天吃炒米，隔两天吃炒面，吃厌了炒面又换回炒米。就这样在岛上被困了半个月。

2020年之前，高淞业的电影事业一直稳步上升，他从未想过疫情这只黑天鹅会打乱一切，曾经电影行业的昂扬向上让他信心满满。

光景好时，拍电影仿佛是很容易的事情。2008年，高淞业撰写的一部小说被当地电视台选中，计划拍成电影，高淞业义无反顾来到北京，从此踏入电影行业。来到北京后，他顺利成为一家影视集团的项目经理。此后，他的几部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都大获成功。

最风光的时期是在2014年前后，他搭上长视频网站的东风，拍了不少网剧。那几年影视作品不需要进行复杂的报备，凭借网络点击量的付费分成，一部作品能卖好几十万元。收入最高的时候，高淞业一年就赚到300万。

钱来得容易时，花钱就变得随意。10万元一辆的摩托车，高淞业想都没想就买下了。买完就放在车库里，再也没碰过。那时他不曾想到，影视行业的繁荣光景已经进入倒计时。疫情的到来，彻底将行业打入寒冬。

2020年，高淞业将打磨多年的剧本《退伍兵》发给曾经的一位战友，这位战友早年转业做电商，已经成为战友圈中的首富。融资还算顺利，战友当即决定投资500万，让他把剧本拍成电影。

自以为有了稳定的投资，高淞业辞去影视集团的工作，动身前往江西、湖南、成都、深圳等地采风。最终，他把拍摄地点选在了江西瑞金的一个村子里。他找来国内知名导演做影片监制，同时在北京组建了摄影团队，把预付款直接打给了对方。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似乎不会有任何差池。

高淞业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完全没把疫情的风险考虑在内，以为这不过是一段不平静的小插曲。没想到，持续三年的疫情会彻底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

到了江西瑞金，剧组很快遭遇疫情，一行人被困在村子里。五月，江西的天气阴冷，大家住在山上的村屋里，房间四面透风，高淞业只能把自己裹在棉被里。村里的老人担心外人会传染病毒，不断向村长举报他们的行程，村长只好派人守着剧组，叮嘱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困在村里的日子，时间变得无限漫长。高淞业只能在屋里呆着，再无聊就转村，把村子的犄角旮旯都转了个遍，包括稻田和菜地。他留长了胡须，决意不拍完片子绝不剃须。这一留就是半年。

随着瑞金的疫情愈发严重，村长开始频繁找高淞业谈判。迫于压力，剧组于11月7日买了回程的机票，准备放弃此次拍摄。

但高淞业内心极不愿意面对项目的失败。离开村子时，他没有打车，而是选择坐公交去机场，想着能拖一会是一会。到了机场，他也不愿进候机厅，在机场外找了一处草墩子，钻进里面躺下，一动不动。他想，此时如果接到电话说电影还能开拍，他就立即动身回去。可这通电话迟迟没有打来。

2021年3月，江西疫情逐渐好转，眼看拍摄有望，战友却在此时打来电话，表示电商生意出现断崖式下跌， 此前答应的500万拿不出来了。

高淞业只能选择走回头路。他想回到原先的单位继续工作，打了一圈电话才知道，前公司已经大批裁员，剩下的同事工资也被拦腰斩断。

这下高淞业彻底失业了。一次跟堂兄吃饭时，对方无意间提起有一份装修的工作，想请高淞业帮忙，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高淞业接受不了自己的滑落。他出身于河南农村，从部队炊事班一路进军影视，成为导演、编剧，在家族看来，他是整个村子向上跃迁的楷模。如今在亲戚面前，高淞业总觉得抬不起头来，亲人也接受不了他身份的转变，这让他一时间找不到打拼的意义。

电影行业曾经的高歌猛进，曾吸引无数资本竞相涌入这个热闹非凡的领域。2016年，中国银幕数达到4万块，跃居全球第一。2018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突破600亿元，达到历史之最。万达老总王健林曾豪言壮语地说，“电影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产业。”寒冬在2019年猝不及防地降临，从业者只能在仓皇的震荡中做出职业调整。

李科翱从事电影行业九年，见证了电影行业的兴衰起落。2016年，他亲身参与过电影行业的“热钱时代”，彼时网络大电影刚刚兴起，网络平台资本充足，行业门槛极低。

一夜暴富的故事频繁在李科翱身边上演，精明的投机者窥见了财富密码，把电影制作周期压缩在15天内，只为赚取视频平台的制作费。那时一部电影的制作费是50万元起步，很多公司半年拍十来部电影就能赚到几百万。

李科翱见过一个婚庆公司的“神操作”，把结婚录像剪了剪，不到60分钟，也作为电影在平台上映了。

回看当年，李科翱不甚唏嘘。疫情之下，投资电影的风险越来越大，资本见状也望而却步。近几年，李科翔参与拍摄的电影中，唯一顺利无阻的是《长津湖》。作为国家扶植的电影项目，《长津湖》拍摄期间配备有专门的核酸团队，从未受过疫情困扰。

自从去物流园工作后，李科翱始终不曾放下对电影的期待。他晚上去物流园装货卸货，白天就拿着剧本穿梭于上海各大公司拉投资。物流园的工作并非天天有，但有活时一晚好歹能赚四五百。而影视投资人却变得越来越冷淡，有时他连找30余家公司也一无所获。

2022年3月，李科翱终于等来好消息。河南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有个电影项目，资方愿意投资500万，希望他能参与。李科翱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去了河南许昌。

刚到许昌没多久，李科翱收到朋友发来的致歉短信：考虑到疫情反复，去电影院的人少，许多有著名导演、明星演员参与的电影票房均不理想，资方决定暂缓投资。

电影行业的节节溃败已势不可挡，李科翱身边的电影人纷纷转行去拍短视频，一集一分钟，一共100集。李科翱也开始跟朋友拍短视频，可收入仍不足以补贴家用，光是房贷和三个孩子的午托班，以及一些零碎开销，每月就需要7000多元。

为了生活，李科翱做起了外卖员。每天凌晨五点起床，赶去公司拍短视频，剪完片子已是下午六点。晚上八点，他开始跑外卖，疫情期间点外卖的人少了，一天只能挣百来块。如果物流园有卸货装箱的工作，他会优先去物流园帮忙。干到凌晨两点，回家后再接着写剧本。

新工作的一切规则都需要重新适应，作为一名前电影人，李科翱在服务行业的贴地劳作中晕头转向。他不敢拒绝客户的要求，送外卖时，如果有人要求他帮忙买东西，他只能贴钱去买，哪怕因此耽误行程。拒绝客户意味着收获差评，被平台扣钱，甚至失去奖金。

一次雨天路滑，他送的外卖撒了出来，外卖送到以后，他收到了差评。他又急忙折回客户家里，恳请对方撤销差评。“大丈夫能屈能伸”，李科翱安慰自己。

曾经李科翱胸怀大志，他的梦想是拍经典电影。他学编导出身，上学时，正值第五代导演引领电影风潮的黄金时代，班里同学几乎个个斗志昂扬。早在大学时期，李科翱就拿下了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的奖项，身为教师的父亲也以他为傲。2019年，李科翱第一次做导演，是拍电视剧《家有萌娃》，后来又拍了电影《井眼》，还曾与关晓彤等当红明星合作。

如今，最初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生活的窘迫却近在眼前。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到李科翱肩上，“缺钱”才是他奋斗拼搏的最大动力。

陈盼没有像高淞业和李科翱那样，直接做出转型的选择。然而，坚守在这个日益下滑的行业，等待她的是无数个不确定的明天。

疫情来临前，从法国学成归来的陈盼，开始进入国内电影行业。2019年年末，她申请了一个去纽约驻留项目，申请大概率会成功。与此同时，她的剧本被一个金融界的投资人看中，制片人把好消息告诉陈盼，“我们有钱了，电影可以拍了！”她们立即着手筹备，准备在次年夏天把电影拍出来。

好运随即被定格在起航之前。年末，纽约驻留项目传来噩耗——因为疫情，项目取消。紧接着，资方在年后告知：因为疫情严重，投资暂缓。

陈盼只好做起了自由职业者，先后在798艺术园区和剧场找了两份工作，期间都因疫情时断时续。拍电影变成了兼职。一次，她接到一个去内蒙古拍摄的项目，原本预计只需要4天就可以完成，她没有带电脑，甚至连晾晒的衣服都没收，就出发了。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拍摄结束后，一行人从巴彦淖尔去呼和浩特搭乘飞机的途中，发现自己的北京健康宝弹窗了。出租车司机收到巴彦淖尔封城的消息后叫苦不迭，“送完你们，我就回不了家了！”没过多久，呼和浩特也传来封城的消息。

拍摄团队被卡在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公路上，四周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沙石和草原。最终，司机走了一条鲜有人走的野路，才把他们带到呼和浩特机场。

为了养码回北京，陈盼去了南京，又在南京遭到封控。几经周折回到北京后，北京却疫情不断，她所在的社区几度被封控。

事业长久看不到转机，随时被不确定性的阴影笼罩着，陈盼只能待在家里看书。每天一醒来她就捧起书本，一直看到临睡前。她不敢把视线从书本上挪开，否则就会深陷现实中的遭遇无法自拔。

疫情之下，高淞业的新生计也风雨飘摇。为了争抢生意，各家装修公司打起了价格战，高淞业一度将吊顶的要价压缩在81元/平方米，最终却敌不过别的公司将价格压得更低。

利润压薄之后，高淞业的日子变得愈加艰难。妻子让高淞业为孩子准备5000元钱学费，高淞业一口答应了，转身却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借了一圈也没借到，他这才发现大家都很困难。

高淞业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混到这个地步。小时候他学习好，但家里拿不出钱给他上学，他想着等自己有了孩子，绝不能在学费上亏待孩子。可辛苦努力了30年，到头来还是拿不出学费。走投无路之际，他一度想从通州大桥上跳下去。

期盼电影行业回暖，支撑着高淞业的最后一丝希望。做装修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创作剧本的习惯，以备有朝一日能重启电影生涯。

工作期间，高淞业观察到，一同干活的工人总是喜欢讲黄段子，起初，他难以放下傲气与他们“同流合污”。时间长了，他开始理解这种生活——工人们长期与妻子两地分居，只能逞口舌之快。放平心态后，高淞业逐渐跟工人们打成一片。他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他们的出身背景和打工故事，并利用业余时间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剧本，取名《打工人》。

最终，这部剧本入围了吴天明创投基金。一位金华的朋友找到高淞业，表示愿意出资300万元把剧本拍成电影，“你赶快成立自己的公司，钱我立马打给你。”

今年5月，高淞业的新公司注册成功，等办公室置办一新，他也买好了自己心仪的老板桌，再次去联系投资人，发现对方已经杳无音信。

三个月后，对方终于现身，他在电话里对高淞业说，“兄弟，太对不起你了。”因为公司坏账，他再也拿不出当初答应的300万。高淞业听了心里不是滋味，还安慰对方：“你也别想不开，疫情总会过去，生活还要继续。”

如今，高淞业开始在朋友圈接私活，制片人、编剧、客串演员，什么都接。他等待着疫情好转，那些疫情之前拍完的电影，都在排队等着上映，只等市场恢复秩序，或许他的春天就来了。

一次次的挫败后，高淞业练就了平和的心态，即便跌到谷底也不气馁。他总是想起做装修的堂哥，一次，他们刚把一套房子装好，准备下班，堂哥见地板上还有一块瓷粉，便蹲下身来，用手将瓷粉抠下来，再用抹布把房间擦干净。

堂哥来北京这些年赚了不少钱，但干起活还像刚入行时的认真模样。见到这一幕，高淞业不由湿了眼眶。他希望成为堂哥那样的人，不论生活走入何种境地，依然有从零开始的决心。

跌落谷底的电影人，依然没有放弃对电影行业复苏的期待，他们不甘心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盼望能重新找回自己在职场的位置。然而时至今日，电影行业的反弹依然缓慢，谁也不敢贸然乐观，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漫长的蛰伏期。

今年10月，李科翱经历了最困难的时刻。他的信用卡已经欠款13万，在外还欠着朋友的钱。雪上加霜的是，父亲病情加重，每天打工之余，他还要去医院探望父亲。

日子难熬时，妻子总跟李科翱抱怨，李科翱也不说话，只是听着。一度，抱怨几乎要演变成离婚，最后被丈母娘劝和了。李科翱握着妻子的手，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不会让你输的。”

希望似乎开始闪现。一位投资人在公司业绩回暖后找到李科翱，表示愿意投资60万给李科翱做短剧。过去一年，李科翱前后数十次找这位投资人拉赞助，不知是出于对李科翱的同情，还是出于同病相怜的立场，他最终决定投资。

在为数不多成眠的晚上，李科翱总是梦到自己在拍电影。拍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些年的遭遇。他想把一根根似断非断的稻草记录下来，作为自己一路走来的见证。

面对无法把控的现实困境，陈盼尝试去调整自我的心境。她想起被困在北海岛上的时候，因为突发荨麻疹体验过的濒死感受，突然看开了，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事业并不是唯一值得奋斗的目标，她已经学会放下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