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回访第一代流动儿童：20年后，他们还漂在大城市

《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1-2022）》。（杜寒三/图）

第一代流动儿童争争，1995年随父母来北京。2003年回老家湖北读初中，3年后因中考失利结束学业，17岁的他返回北京开启打工生涯。

2023年7月27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1-2022）》（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开始持续大规模、跨地域地进行城乡流动，出现了“民工潮”现象。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出生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被称为流动儿童。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2000年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桃园学校认识了一批流动儿童——他们在1988年前后出生，当时在10到12岁左右，基本上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

2021至2022年，韩嘉玲作为《报告》主编在北京、武汉、郑州、孝感等地，回访其中18名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成员，分析了农民工子女的童年如何在不断流动的家庭、学校与社区生活中度过，这些经历又是如何作用于他们成年后的家庭亲子实践与城市流动决策。

桃园学校早已不复存在，当年学校所处的城乡接合地带也已成为北京的高档社区。但《报告》发现，大多数第一代流动儿童，仍在重复父辈的轨迹，继续在大城市漂泊。

《报告》对比了2020年和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指出2020年0-17岁流动儿童有7109万人，是2010年的近两倍，每4名儿童中就有1人在流动。

受升学政策等约束，教育仍是摆在流动儿童面前的难题。

在《报告》发布研讨会上，韩嘉玲举例说，有的流动人口自己创办公司交社保，好让子女在北京念书，但“到了初中阶段，他的孩子还是要离开北京”。

“做梦还梦见回学校了”

2002年时，平平在桃园学校上四年级，出生于河南的他，5岁时和父母来到北京。遇到韩嘉玲时，他的父母去了天津的建筑工地，出租房中只有他一个人。

父母怕他乱花钱，把钱藏在房间的不同角落，需要用钱时打电话，才会告诉藏钱的位置。过了一段时间，韩嘉玲再次走进桃园学校，校长告诉她，平平的母亲已经从天津过来把他带走了。

1997年，北京开展了首次外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外来流动人口已达285.9万人，平平是当时北京16万余名流动儿童的一员。

《报告》指出，即便被父母带到北京，但仍经历多次流动的儿童并不在少数。

燕燕在北京就换过3所小学，9年的教育经历中，她在湖北与北京两地流动过4次，在老家时，读过1所小学和1所初中。

韩嘉玲研究发现，1998年是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创办的高峰期，桃园学校正是在这一年成立。成立之初，学校不过七十多名学生，但不到半年便实现了翻番，第二年学生人数已达三百多人。

打工子弟学校灵活的运作模式，使其更受农民工家庭欢迎。

有家长在《报告》中回忆，当年公立学校除了学费外，还有借读费和赞助费，而且要一次性交清。但在打工子弟学校可以和校长打招呼晚点交，或者每月交一笔。

除了灵活性，打工子弟学校还提供了各种教学之外的“服务”。比如学生早上6点便可进校，放学后可以留校写作业到晚上8点，有的学校甚至提供学生在校食宿的条件，解决了大多数农民工家庭无法按时接送或者照顾子女的问题。

《报告》中提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多半也是外地来京的打工者，住在学校或城中村，跟学生的关系往往更加亲密，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监护人与朋友的角色。

有受访者在20年后还记得，在学校看电视，个子不高的他被同学挤到后面，来自山东的老师“一把抱起我来，把我扛在肩上看电视”。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往往窄小，有受访者一家五口挤在两张用木板搭的床上。租住的房子离学校近，夏天他常和同学跑到教室，把几张桌子并在一起睡在学校。学校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教学空间，也提供了更加安全和熟悉的童年生活空间。

《报告》指出，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通常是亲戚、老乡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流动儿童，彼此之间有身份认同和熟悉感，为融入城市提供了桥梁。

以至于在20年后的回访中，有受访者说“这一段时光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我后来做梦还会梦见我回学校上学去了”。

2022年6月1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北京尤伦斯美术馆举办“困境儿童艺术关怀之旅”活动。活动旨在为流动儿童家庭送去社会关爱。（视觉中国/图）

返乡升学

遇挫

到了2000年，在成立两年后，桃园学校的六年级学生只剩下六七个，学校决定停止当年的六年级招生。

《报告》发现，校址到期、生源减少、收不抵出、校址拆迁等因素都会导致打工子弟学校的换址、关停和转手。

燕燕回忆，在她五年级时，桃园学校没有学生了，她去了一所更远的学校。原本的玩伴有河南的、安徽的，因为学校关停，很多人都回了老家读书。

2005年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对打工子弟学校采取“扶持一批，审批一批，淘汰一批”的方式，以提升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与运作规范性。

《报告》指出，虽然尚存的打工子弟学校由此更加正式化，但也更趋向于一个纯粹的就学场所，逐渐丧失它原来为流动儿童提供弹性的、符合其需求的服务功能。

因此《报告》建议，针对流动儿童生活邻里空间的缺失和童年陪伴的不足，可以引入社会组织和社区资源来满足随迁子女的多样化需求。

《报告》在实践篇中，介绍了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开展的“小禾的家”公益项目。

在流动儿童家庭，妈妈是陪伴孩子时间更长的人，其中不少人在孩子学龄前担任全职妈妈。孩子在“小禾的家”交到了朋友，流动妈妈也认识了姐妹。妈妈从给自己的孩子讲故事，变成了给一群孩子讲故事，还主动链接外部资源发起面向孩子的书法班、美术班等。

虽然打工子弟学校的运作情况可能对流动儿童产生影响，但《报告》认为，升学政策的约束，才是影响流动儿童能否继续留在北京等大城市求学的关键。

对绝大多数希望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农民工家庭而言，送子女回老家读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2003年，在北京读初一的争争，在父母安排下回老家上初中。在他看来，不熟悉的校园环境、社会关系的断裂以及家庭照料的缺失对他影响巨大。

争争在回访中说：“像我这样的学生当时就特别容易被欺负。因为你从小不在那边读书，所以你跟他们不熟，他们就欺负陌生人、新人……原本我成绩还不错，到初三的时候成绩直线下降。上课时我很努力地去看黑板，我就集中不起来 （注意力），到后面就放弃了……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就直接回北京打工了。”

而这并非个例。

《报告》指出，即使流动儿童回到原籍初中读书，再次留守的儿童也往往因学业衔接不适应、环境变化等原因导致成绩一落千丈。就18名调查对象而言，不少流动儿童在返乡升学路上铩羽而归，只好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结束求学生涯。

2018年，争争放弃在北京打拼12年换来的事业，决然地回到武汉。

“我从小经历在外地漂泊的生活，搬家、换学校，长期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这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影响……我感觉始终都是在漂泊，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再去经历我经历过的。”他说。

环境稳定性取决于不同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友好程度。在《报告》发布研讨会上，中国人口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举了个例子。

十几年前她在北京市丰台区访谈，丰台区政府介绍将通过拨款实现限价分娩，以保证流动人口在北京生得起孩子。几年后，她做流动人口调查发现，大部分流动人口都在城里生了孩子。相比起过去得辞掉工作回老家生孩子，“这是非常大的改进”。

但在更为有限的教育资源面前，流动儿童入学依然是个难题。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京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2013年，北京首次放开异地中考，并在第二年首次放开异地高考。

按照上述方案，进城务工人员持有效北京市居住证明，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三年，其随迁子女具有北京市学籍且在京连续就读初中三年的，可以参加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除满足前两个条件外，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六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六年，其随迁子女具有北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三年的，可以在北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

这一政策延续至今。如果想报考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回老家仍是他们不多的选择。

“过了这么多年，教育还没法实现均等化，”郑真真补充道，“但我们看未来的时候要想到，今天流动儿童的教育关乎未来的人力资源，20年、30年、40年后，都是靠他们。”

（争争、平平、燕燕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杜寒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