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一个外卖骑手的2022年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

“鱼龙混杂”是我对驻扎在这里的人的第一印象，他们中有初来深圳为了谋生的年轻人、有家不能回的外卖骑手、爱好露营的发烧友、捡瓶为生的流浪汉，也有不少偷窃建筑材料，入市倒卖的团伙。

来自广西梧州的外卖骑手李小安也是桥下的一员。今年10月，在这座城市辗转多地后，他最终选择搬到这里度过剩下的2022年。

在今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搬来这里住的人变多了不少。李小安的帐篷旁，也来了几个广西老乡，他们买了卡式炉和锅，开始自己做饭吃。桥下逐渐热闹了起来，李小安仿佛把这过成了自己在异地的家。

新建的立交桥将纵向的空间一分为二，桥上平整干净，汽车飞驰；桥下是散落着烟头、塑料瓶、纸皮的绿化带。当视线越过大片的绿植，蓝色、橙色、迷彩色都出现在眼中——这些都是一个个折叠帐篷。外卖骑手李小安，就住在其中一顶橙绿色拼接的帐篷里。

在距离他帐篷300米远的地方，正对着一个日夜施工声不断的建筑工地，这里正在进行穗莞深城际地铁站的修建，白天不时发出“轰”的爆破声。日子久了，李小安的耳朵对施工声已经“免疫”了，即使耳边隆隆声持续不断，他也能睡得着。

帐篷右侧是已经停运的深圳西站，荒凉的铁路上只有拉货或者维修的列车偶尔经过。如同滴入清水里的颜料，色彩各异的帐篷给这里增添了一些生活气息。

十月初，他还跟两个室友挤在向南东村的一间合租房里。房子不大，一室一厅30多平，加上水电费，每月花费2600元，三人平摊下来每人将近900块。十月底，疫情悄悄逼近向南东村，他察觉到不对，早早地将行李塞到电动车的后备箱，离开了村子。但他所谓的行李，也只是三件衣服：一件短袖，一件外套，一件羽绒服。

离开出租屋后，李小安在宾馆住了两晚。他的直觉是对的，疫情很快就波及到了向南东村。过了两天，没来得及离开的舍友告诉他“村子封了，没有提前通知”。“都是半夜封，两点半快三点的时候，人在家里面，都在睡觉，肯定不知道的。”

房子是没办法回去了，但工作不能停，得有个歇脚的地方。他舍不得长住宾馆，一天两百多的收入，吃喝花掉十几块，住宾馆再花掉八九十，“住三四天还行，一直住就没钱剩了”。31岁的他，家里已经有三个小孩，因为疫情，妻子在老家的工作也被耽误了，想方设法从生活这块海绵里面挤出如水般流走的钱，成了这位家庭顶梁柱的首要任务。

宾馆不是一个好选择，李小安只能在公园的石椅上露天睡了一个星期。在又硬又凉的石椅上垫上两层纸皮，一张简单的“床”就做好了；一旁的树枝则充当衣架，晾着他在公厕洗好的衣服。

他本想在这里多凑合几天，却不巧碰上连续的小雨，晚上湿气重，等清晨6点在他被环卫工人赶走时，才发现身下的纸皮湿透了，背后的衣服也湿透了。

晚上2点多才收工的李小安，在公园没办法得到充分的休息，只能另择住处。作为外卖骑手，他每天都奔波在路上，对城区的分布了如指掌。早在一年前，他就发现了月亮湾立交桥下的绿化带有人搭帐篷住。

立交桥位于桂庙路和月亮湾大道的交界处，地区交界处属于典型的“两不管”区域，平日里除了这些驻扎在桥下的人，也只有绿化人和城管偶尔会过来。

绿化人只管浇桥下大片的绿植，有时看着他们没处洗澡，也会好心地打开水闸，隔天再关。城管也对搭帐篷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城管也是人”，除非被路过的行人拍抖音传到网上，他们才会过来看看。“可能觉得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桥下的流浪汉说。

李小安花了三四十买了个帐篷，和桥下的所有帐篷一样，都不大。这些一臂宽的帐篷，只能容纳一人，他又额外花了四十多块钱买了个小毯子。兜兜转转，在换了一个又一个住所之后，他带着这顶橙绿拼接的帐篷，在桥下安置了下来。

对比露天的石椅，桥下的帐篷起码让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现在变冷，有帐篷挡着风，还有一个外套可以盖一下。”为了防潮和保暖，李小安在帐篷下面垫了一层泡沫板和一层纸皮。四十多块钱买来的毯子，只能盖住帐篷一半的面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还是显得有些局促。

搬到桥下的第二天，一直让李小安担心的一件事发生了——感冒，“从公园出来我就担心自己发烧”。这场感冒持续了半个月，他不敢去药店，“去了药店就直接让你去医院”；也不敢去医院，“没有个五百八百出不来”。庆幸的是，五六月份提前准备的一大袋阿咖酚散，成了他半个月里跟感冒进行拉锯战的唯一武器。

阿咖酚散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长期服用会有成瘾的可能性，近年来生产和使用已逐渐减少。这样一种药在李小安眼里却是“啥病都治，便宜实惠”的好东西，“一天吃一包，有些人说会上瘾，我是没啥感觉。”

桥下没水没电，“烂了都没钱换”的电瓶车成了李小安日常生活唯一的电源。铝电池充电太危险，安全起见，他就用换电池代替充电，“去充电柜可以随时换，每个月300多。”

没有水，洗澡自然也成了问题。桥下一公里之外是流光溢彩的立桥金融中心，对面的公共厕所从外部看就如同一个透亮精致的玻璃盒子，里面带着淋浴喷头的厕所隔间就是李小安平日洗澡洗衣服的地方。有时候收工晚，碰到桥下搞绿化，他也会半夜用水管洗澡。“肯定不能白天洗的，要晚上一两点没人再洗。”桥下没办法烧水喝，在帐篷里吃泡面都成了实现不了的事。

电瓶车是他的电源，也像他一个移动的家，大部分的家当都摆在里面。他的日用品只有洗发水、洗衣液、牙刷和牙膏，这些东西每天都被塞在后备箱里，随着他送外卖到处奔波。

他不放心将东西留在帐篷里，因为即使桥下住的是一群“没什么东西可偷”的人，小偷还是会来光顾。他曾亲眼目睹过住在旁边的流浪汉被偷，“没什么东西都要翻着偷。”

“其实我也没有贵重的东西”，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手机。手机能跨越思念，让他和妻儿见面，软件上不时跳出的订单让他得以赚钱养家，里面的健康码更是疫情下他的身份证明，“这个就是苦命的意志，没办法”，他笑着说。

住在桥下，李小安第一个认识并熟知的人就是他的“邻居”——一个50多岁，靠捡瓶为生的流浪汉赵辰龙，在决定流浪街头之前，他还有份稳定的工作，但连续三段的情伤，让他不想和任何人产生联系。

平时两人一起唠嗑，李小安会在工作不顺时找流浪汉倾诉，流浪汉也会经常分享他遇到的“奇闻异事”。可他们互相连名字都不知道，流浪汉称呼李小安叫”广西“，李小安就喊他”糟老头“。顾客退掉的外卖，李小安就拿回来送给流浪汉，“丢了也可惜，送给他吃”。他也经常把电瓶车的电和自己的流量分给流浪汉用，”反正我自己用不完。”

其实在这里住还是租房住，对他来讲都差不多。在哪里住都是洗洗睡，都是担心被封或者被赶走，都是想着怎么省钱。在桥下住，每天的开销只需要四十多块钱，一天两顿。他没有别的爱好，只抽烟不喝酒，再来包解闷的烟，一天花出去的钱就差不多了。一个月工资五六千，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就一千五左右。

上午十点半，李小安在简单洗漱后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有十年了”。在正式出发前，他会提前检查自己的健康证是否审核通过，这是疫情爆发后外卖平台新增的规定：外卖骑手每日上线必须上传24小时核酸记录，在系统审核无误后才能接单。

在不同时间段配送外卖，骑手赚的不同，“（早晨）十点以前一单可以赚到5块，午高峰十一点以后，跑一单是6块多钱”。李小安每日的工作时间也因此集中在早高峰十点半到一点半，晚高峰下午五点半开始，凌晨十二点结束，有时也会跑到半夜两点才收工。

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为了抢时间跑更多单，两餐他都会避开饭点吃，“一点半到两点吃午饭，晚饭就等到收工12点以后再吃”。每日用在吃饭上的开销不超过30块，一份一荤一素12块左右的快餐是他一顿的标配。

考虑到上班族聚集、订单数量大，李小安一般在南山区跑。幸运时接到代买代送的“跑腿单”，他就不会挑剔距离，“哪都能跑”。普通订单跑4、5公里，能赚4块多，相比之下跑腿单能多赚不少，“跑10公里就有20到30块”。

他曾在一天内送过70多单，这一记录发生在去年，至今没有被打破。“今年没单，没办法”，年初疫情后，他明显感觉深圳少了很多人，行业却涌入了不少竞争者。因为入行门槛低，“送外卖”成了许多文化水平不高的外地求职者来深圳后的首选。

可送外卖并不是李小安的第一选择。2016年6月，他坐火车从广西梧州来到深圳，作为家里的老幺，在他之上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父母不想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可他年少得子，在女友18岁时，他们就迎来了第一个女儿。孩子的降临，让李小安意识到了身上的责任，原本每周要拿出一半的工资玩六合彩，后来也开始学着攒钱。

大女儿满月后，他第一次离家踏入这片陌生的土地，满怀期待地拿着招聘广告走遍了城市，却不巧赶上毕业季，跑了两周，也没有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为了生计，他又回到了老家的工厂。2018年，伴随小女儿的出生，他决定再来深圳试试。

第一份工作是在光明区的一家五金厂，没干多久工厂就迁离了深圳，他也辞了工。“工厂（上班）稳定，赚得也比老家多”，他不想就此放弃，奔波了一周后，在一家生产扫地机的工厂里谋得了一份工。

平时李小安在流水线上工作，周末有空他也会去跑跑外卖，随着工厂往东莞方向搬，每天骑车上班的时间也增加到1个小时。“上班的时候感觉送外卖的自由点”，为了逃离漫长的通勤时间和单调的工作环境，李小安干脆辞去工作选择专职送外卖。

可他没想到的是，去年每天接50单的常态，在年初疫情后变了。“今年人口流失严重，单少人多，现在都越来越不好搞了。”李小安说，“一天能送个三十单已经很不错了。”

订单减少，收入也不可避免地缩水，“（今年）在没过八月十五之前，一个月还可以赚到八千多、九千，现在一个月就五六千块钱。”美团现行有三种结算工资的方式：专送，工资按月结；乐跑，工资在骑手跑完一周后再过十天一次性发放；众包，工资按日结。李小安属于众包。

众包骑手没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对他们来说只要愿意，可以随时关掉手机休息。但李小安不会，周末也不会停下来“一般都是这样接着跑”，这种外卖生活持续了三年多。这其中，他只收到过一次差评，发生在今年。

李小安至今还对男人羞辱他的话历历在目。四月份的一个晚上，下着雨，他接到了一个烧烤单。在接单不久，女顾客就连打两个电话催促，李小安在配送时间内赶到楼下时，她再次打来电话投诉骑手超时。李小安尝试跟女人解释，让她有事找客服。可女人并不接受，还叫来了同住的男友，男人在接到电话后破口大骂， “你个傻逼啊，还不送过来，你妈逼……”。

被人骂，李小安起初并没觉得很受气，即使自己之前没有遇到过，也经常从同行口中听闻这类事。但在解释情况后，男人越骂越凶。“骂我可以，别伤害的家人”气愤之下，李小安取消了订单“这个餐就别想吃了”说罢，他挂断了电话。因为这一单系统并未显示骑手超时，且顾客骂人在先，李小安没有承担责任。

3月，深圳进入疫情管控，要求全市居民原则上居家，除保障基本需要的生活超市（含农贸市场）、药店、医疗机构、餐饮类企业（只提供快递外卖服务）之外，其他营业场所、门店暂停营业。

为了跑单，在小区封控前，他草草从家里拿了件羽绒服出来。疫情之下，跟他一样坚持在外跑单的骑手不在少数，他身边的朋友有些从家里拿了帐篷，有些还没来得及回家就被封在了外面。

封城的七天，街上除了医护人员，只剩下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开始的几天并不好过，李小安和其他骑手一样晚上露宿街头。可即便没有地方住，他也不想向外界求助，不知何时起的观念甚至让他偏执地认为，他们的死活并不会被在意，“你别想靠着政府，人家会管你吗？说难听一点，现在深圳（人的）死活都没有人管，不做核酸就有人管”。

他回忆道，“封控期间，在南山地铁站第三个红绿灯上去大概两百米，左边有两个帐篷。”帐篷建在江味龙虾馆门口，一个帐篷用来储存、发放矿泉水、泡面等物资；另一个帐篷用来住，可以容纳五六个人。“谁来得早抢到位，就可以睡“，因为无偿开放，每天抢着住的人很多，李小安在那里住过4天。

“不可能是别人，帐篷上写着‘江味龙虾馆’。”李小安笃定地说。但当我多次询问店家后，他们都否认了这件事，“不是我们搭的，我们只会在下雨时搭帐篷，害怕外面的顾客淋雨。”店里轮值的经理说。在向店家所属的荔芳社区核实后，证实了帐篷并非店家的善意，而是在政府的参与下，由南山街道办所搭建。

3月疫情期间，为了解决外卖骑手的食宿问题，城市各区建立了面向骑手开放的休息区。在南山区，不仅开展了“暖蜂行动”为骑手提供饼干、泡面、矿泉水等食品与医疗物资，社区还联手各大企业搭建了临时居住点。

在街道办搭建的物资点中，李小安领到过7、8次泡面，“因为跟他们（发放物资人员）比较熟，有时候会给我留一桶”。用作住宿的帐篷每天都有许多人去抢位，他也会有抢不到的时候，“抢不到，就在帐篷旁边靠墙的位置放两块纸皮这样睡，有墙挡着风，也不是太冷”。初春的深圳，李小安没有被子，就拿一件黑色羽绒服盖在身上，露天睡。他说，“就算有帐篷，这种情况（露天睡）在年初还是很多。”

12月5号，深圳新冠疫情指挥部办公室发布9号通告规定称全市社区小区、办公场所、餐厅商场及各类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凭健康码绿码、场所码进入；12月7号跨地区流动不再查看健康码；12月8号起乘坐地铁也无需查验健康码；12月13号0时起，“通信行程卡”服务正式下线……

外卖平台每日依据骑手24小时核酸记录所审批的健康证，也逐渐放开成48小时、72小时。12月10日，平台全面放开，“再也不用掐着时间点做核酸了”李小安兴奋地说。

然而，随着社会面的逐步开放，感染人数也在逐日增加。桥下一起住的同事，坚持开工的一天比一天少，一直以来带N95口罩的他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骑手变少，订单多了，三单有两单都是送药的。他想赶在年前的最后一个月多赚点回家，还向流浪汉信心满满地立下自己的目标“一天挣500”。

12月21日，李小安还是发烧了，直觉告诉他应该是感染了。晚上7点多，他送完手上的最后一单，红着脸回到了桥下，把车停在帐篷旁，从后备箱里翻出一包阿咖酚散倒进嘴里，灌了两大口矿泉水将药粉兑了下去。他将黑色羽绒服的拉链往上拉了拉，爬进帐篷，在确认自己的闹钟调到半小时后，用毯子蒙着头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流浪汉劝他多休息，晚上就不跑了，“害怕他路上出事”。李小安冲着流浪汉对付地说了句“没事”，打开电动车的灯，扭转车头，骑车离开了桥下。

“过了年很多人不会过来了，包括我吧。”李小安说，“在深圳根本就赚不到钱。每年都没得剩，家里面小孩小，每个月都得要（钱）、读书也要（钱），哪还有钱剩。”他打算明年回老家找份工作，也可以多陪陪自己刚出生的小儿子，“老家有房，开销不大，找个工厂工作，一个月也有四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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