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重点文章回顾：疫情封控、工人就业及工会改革成效

2022年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第2年，也是全球陷入经济衰退的开始。中国实行的严厉封控措施在年末引发了城市里的学生、工人和小商户的不满。同时，中国经济陷入衰退，工厂停工、公司倒闭和工人失业等问题，导致或大或小的工人求助和抗议行动。

今年也是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推出的第11年，我们运用地图十年来累积的数据，发表了研究报告《共同参与才能共同富裕——中国工人十年集体行动启示》（Reimagining Workers’ Rights in China），中文版本近期则会不断在网站上发布。

通过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数据收集、案例访谈和整合分析，我们指出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愈来愈从制造业转向服务、运输及教育等新兴行业；工人抗议亦由广东向全国各地扩散；行动的规模则有缩小的趋势。由此出发，我们选取了建筑、煤矿、高新科技和外卖等多个行业劳工权利被侵犯的现状和案例，分析工人应有的权利保障、权利侵害的发生和侵害发生后的救济，以及各相关方尤其是官方工会的职责和履职问题。

中国劳工通讯也开展了更多工人和工会的报道。我们在今年三月开始每月整理内地媒体的劳工新闻报道，让读者能有另一个角度了解工人处境的变化趋势。我们也在“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的栏目每月更新联络地方工会的个案，跟进工会改革实际的运作情况。我们发现：虽然个别省市的工会对工人求助的态度有所改善，主动为工人提供法律支援，但整体而言，工会推卸责任、疏于监督企业安全生产情况仍然普遍，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近年来诸多安全生产事故的问责报告中，关于工会履责状况和失责问责的问题几乎是零关注，这势必成为中国安全生产当中的重大缺失。

今年我们也发表了新的“中国工人重要议题”——零工经济和平台工人。文章内容包括劳动关系、算法升级、工伤事故及平台侵权的后续处理方式、工人集体行动等多方面的资料，并会定期更新，供所有想了解中国平台经济的读者提供基本的资料梳理。

中国劳工通讯也在参与印度制衣业工会集体谈判的过程中，整理组织工会和谈判的经验，为工会运动的一些重要而琐碎的细节提供更多实践资源，包括工会组织培训工人、工人开会细节、面对具体事件的商讨策略。我们将这些经验记录下来，期望能够将前线第一手的工会组织策略经验分享出来。

接下来是2022年最受欢迎的文章。排在第一的是富士康工人抗议的报道〈从工人出走到流血冲突——郑州富士康事件中政府、资方、工人的“三输”困局〉。富士康作为全球知名的代工厂，接二连三地发生工人抗议、集体逃离厂区，甚至接近暴动的场面，引来全国及海外的大量关注。富士康的工人抗议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工人抗议，吸引大量阅读量。

在这篇文章中，针对郑州富士康一连串的疫情爆发、内部管理混乱和工人抗议事件，中国劳工通讯致电当地工会，发现工会在第一次疫情爆发时，并未代表工人与企业谈判，反而只是执行政府的疫情管理工作，当富士康工人逃离工厂时，在小区和高速公路做“大白”防疫。工会在面对厂区发生大量传染、卫生情况恶劣的情况下，未有汲取教训去监督工厂区及工人管理情况，最终在更大规模的不满爆发时，仍然毫无作为。

今年3月起，广东深圳和上海分别实行局部及全面的封城措施。在严格的封锁政策下，恶劣的工作条件引发医护人员、防疫工作者以及工厂工人、出租车司机的抗议。由3月至6月，中国劳工通讯记录了15起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工人抗议，其中8起发生在深受疫情影响的上海。

在上海，疫情防控造成生产安全问题。出现群聚感染的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前线员工在防疫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被院方强行要求工作，引发肢体冲突。被企业召回上班“保供”的物流公司员工、从事方舱建设的建筑工人同样以大规模被感染收场，但政府部门反而想驱赶这些感染的工人来达至“清零”效果。同样被忽略的工人还有因为怕被封在城中村而手停口停的外卖员，他们无奈露宿街头，在帐篷或天桥下过夜。

疫情下的货车司机也受到不少读者关注。在〈疫情下的货车司机：困在路上、收入下降、没饭吃〉这篇文章中，我们谈到货车司机工作的艰难条件：司机花费金钱和时间去做核酸检测，但仍然因为封控政策而被长期困在公路，不但货运时间变长、收入减少、生鲜菜品损耗报废风险增加，甚至连基本的食宿也无法解决。货运平台在疫情间的发展，又进一步集中司机竞价，使司机议价空间大减，收入进一步降低。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萎缩，则造成公共服务如公交司机长期欠薪。中国劳工通讯在〈河南多地公交司机被欠薪，工会应做工人利益代表者〉一文中，联系了河南平顶山市的各个工会，了解当地公交司机投诉欠薪的情况。由2020年7月至2021年11月，河南省公交司机多次反映欠薪，当地工会职员表示，拖欠工资情况至2022年仍未解决。工会在此次事件全程参与协调，不过中国劳工通讯发现，工会对企业的财政情况并不了解，没有要求公司将财政情况于员工大会上公布。事实上，公交公司在欠薪时仍投入了50辆新能源汽车，让工人质疑入不敷支是否属实。

老年和青年工人的劳动情况也是我们读者的关注点。 〈全国首次出台延迟退休方案，江苏3月1日起施行〉一文中，我们报道中国首个推迟退休政策落地。中国人口严重老化，使社会有愈来愈大的压力让退休工人继续工作。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方案提高了特定情况的女职工（例如管理岗位的员工）和特殊工种工人（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工作）的退休年龄，一般职工亦可自愿推迟退休。其他地方的退休年龄相信也会逐步放宽。

另一边厢，2022年青年失业问题严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在4月录得18.2%，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 11月青年调查失业率仍高达17.1%。疫情持续导致就业市场相对萎缩，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激烈。以高校毕业生最期望就业的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为例，该行业的岗位竞争一直剧烈，没有大公司实习经历的人一般很难获聘。考研、考公和零活就业愈来愈成为毕业生的出路。

中国劳工通讯自2015年起一直跟进全国总工会的改革。今年3月，我们发表了一份较全面的检验报告〈检验工会改革成效，工会需突破障碍代表工人维权〉。运用数年来工会采访案例的资料库，我们发现资料库内约四分之一的案件工会有参与在内，当中约一成是在原本不知情下，经转介后参与在内。

虽然工会较以往有所作为，但中国劳工通讯分析当中的介入过程发现，整体而言，工会在组织、维权和谈判这三方面仍然未能有机地结合在日常工作当中。 “组织的成效仍然以会员数的简单增加来考核，谈判的成效以最低法律标准形式化的集体合同覆盖率来评估，而维权也日趋成为单独化、专业化的服务项目”。面对工人的求助，工会倾向将之转介给律师，让工人走法律程序，而不是组织求助的工人入会，组织起工人与资方谈判。

而上下两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中被遗忘的工会〉则是中国劳工通讯对于当下中国由行政主导的“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如何没有能摆脱“事故发生——调查处分——事故再发生”的恶性循环，每当安全事故发生之后，除了企业管理层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涉事官员一旦被发现玩忽职守、涉及瞒报，或未有按照要求巡查、管理企业，他们就会被警告、诫勉处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这也令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对于安全生产十分重视、如履薄冰。但地方工会作为监督安全生产的主体之一，却没有任何机制来启动调查与问责，这令本应在生产安全第一线的工作永远难以推进。

最后，由去年起，中国劳工通讯增加了有关香港工人情况的报道。今年二月，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其中安老院受到最大冲击，大量长者和照护人员染疫。疫情间工作人员染疫导致安老院人手不足，政府放宽更多内地工人来港工作，又牵起安老院劳动待遇的讨论。在〈“高薪”照顾员承受厌恶 工会为中港工人争权〉一文中，我们探讨了外劳和本地安老院工人的劳动状况，展示香港社会福利开支封顶的拨款制度，以及非政府机构压缩开支的方法，正在降低两个工人群体的整体工作待遇，更分化工人之间的团结。

踏入2023年，中国劳工通讯将继续关注工会改革，也会增加制造业和平台工人的报道。来年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将使中国工人阶级面对更大的挑战，我们将更密集地为中国和海外的读者们更新中国工人运动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