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中介失信，外来务工者流浪上海街头

4月28日晚，降雨降温。上海虹桥火车站出发层向外延伸，就是申贵路的高架桥，37岁的江西上饶水电工李明，在四面透风的桥下渡过了第9个夜晚。此刻，他正蜷缩在一张薄床垫上，盖着志愿者捐赠的外套，桥上渗下的雨水，将他的床垫浸湿了。

半个月前，李明向一家劳务中介缴纳了300元中介费，“来参加支援方舱医院的建设工作”。那位中介告诉他，要做搭建、水电、木工一类的体力劳动，日薪1200元。这远远高于此前日薪200元的工地工作。于是，他乘坐高铁抵沪。

在等待中介的日子里，他可以选择返乡，但此行不仅一无所获，还得花钱回上饶自费隔离；或者留在上海找其他工作，又无处落脚——彼时，上海的酒店均处于歇业或不接待外来游客的状态中；如果进入政府提供的救助站，则面临封闭隔离，无法自由出入。最后，他睡在了虹桥站附近的高架桥下，成为一名滞留人员。

李明并非个例。在上海虹桥站出发层外约400米、申贵路高架的东、西、南三个方位，有50多名来自各地的务工人员，均系被劳务中介以“支援方舱建设”的名义招至上海，获取中介费用后“失联”。风动实地走访了这群外来务工人员，记录下在封控期间，这批务工者抵沪后寻找工作未果，露宿街头的经历。

4月17日，李明在微信朋友圈里，看见一名劳务中介发布的一则关于“支援上海方舱医院建设”的招工信息：“上海方舱内舱招聘施工人员，日薪1200元，工期为14天，施工结束后的14隔离期间每日补助200元。”

在家乡，做水电工每月能挣6000元，按照上述薪资计算，如有28天工期加隔离补助，最高收入能达到19600。李明被这条信息吸引了，当时，他没有怀疑这则信息的真实性。

连日来，上海（当时）发现阳性感染者人数突破20000例，从3月1日起累计感染人数超过35万例。上海已建成方舱医院超过100座，可提供超过16万张床位，但比起感染人数，显然需要更多方舱医院、更多床位。

4月8日，第14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中发布，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集中隔离救治场所建设专班，统筹推进集中隔离救治场所（方舱医院）建设，包括中建二局、隧道股份、久事集团、南通四建等在内的央企、国企、民企先后组织了50000人次的作业队伍投入建设。

这些宏观的背景，使劳务中介的信息似乎具备了“合理性”。而让李明未生疑的，还有他的个人经历。3月中旬，他刚刚通过另一个劳务中介前往香港支援过方舱医院建设，20多天的施工期和隔离期结束后，他和7名各地工友们顺利拿到8000元现金，且回到各自家乡。

他一边联系中介，询问招工名额，另一边开始联系援港工友，告诉他们这个高薪机会。当时，那名中介称，疫情政策随时调整，需要务工人员的个人信息提前向上海市疾控中心报备，获得证明后才能安排入场施工。于是，他向中介提供了自己和工友们的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中介隔天回复，一切安排妥当，要求李明一行人准备好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近1个月的衣物，缴纳总计2400元（300元/人）的中介费后，他们需在4月20日当天乘坐高铁到上海虹桥站集合，届时会派车“点对点”接送他们去施工地点。

李明一开始以为中介可能是繁忙没看手机，但在虹桥站内，他遇到数名外来务工人员，上前聊了几句之后，发现自己的经历和他们的一模一样，这时，他隐隐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4月26日，21岁的姜平交了600元中介费从广西南宁抵沪，同样因中介失联、滞留在了虹桥站附近。29日，他在微信群内重新找了一个中介，又支付800元中介费，骑行4个多小时，到达30多公里外的宝山应聘消杀工作。抵达后，中介告诉他，务工人员已招满。姜平不得不花了400元打黑车，重新返回虹桥站。

46岁的王丽丽来自湖南娄底。4月23日，她在一家劳务中介处听闻“上海需要医护服务人员，日薪530元，简单培训即可上岗”。王丽丽交了1500元中介费和2980元培训费，中介组织的为期一天的培训，是基础的防疫知识科普，“教我们怎么给人做核酸和抗原，还有给病人换尿布”。4月26日，王丽丽按中介要求自费从广州乘坐高铁抵达上海虹桥站。此后，中介的电话一直处于忙线状态。第二天一早，电话终于接通，中介让王丽丽先在虹桥附近找地方住下，“熬一熬马上来送吃的、又说正在给你们安排车子。”

在车站等了3天后，那位劳务中介电告她，自己坐出租车去一家医院上班。她打车到达后，经历了和姜平一样的结果，人已招满。

滞留人群中年龄最大的，是山东烟台人王洋，今年58岁。他同样也是被千元日薪吸引来的，在缴纳了5000元中介费后，于4月29日晚抵达虹桥站，联系中介时，发现已被拉黑。

在李明、王丽丽、王洋、姜平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招聘信息。他们为了做临时工的工作，加了数不清的中介微信和群组。其中，多名劳务中介在4月25日－30日期间内发布的方舱援建工作日薪多在1000～1500元。

风动尝试拨通了数家中介，对方均称可保障工作真实有效，前提是预先缴纳500-1000元不等的中介费，并提供身份信息和健康码。

王丽丽缴纳中介费1500元和培训费2980元的公司，分别名为“傻大姐家政集团黄埔公司”和“广州旺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广州旺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法人为李秀梅，原法人与实际控制人均为张瀚文。张瀚文也曾担任深圳市傻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法人，现任该公司总经理和执行董事，“傻大姐家政集团黄埔公司”为深圳市傻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所属公司。天眼查提示的风险信息显示，深圳市傻大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投资的家政公司至少涉及6起服务合同纠纷诉讼案件。此外，在天眼查“傻大姐家政”品牌下，有网友评论：“家政我也是交了钱没培训，让他们退钱就把我拉黑了，我们微信建个群，一起想办法让他们退钱。”

而王洋联络的中介名为朱文，是潍坊中成恒运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的法人。据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注册资金为80万元人民币。公司的经营范围并未显示有劳务派遣相关业务。王洋来上海之前，朱文在朋友圈内发布招募信息“上海方舱医院的短期工”，18个名额，日薪800～1000元一天，半个月结算。

王洋在其朋友圈下留言：“你先抓紧把我们递过去再继续招。”朱文回复：“你们的档案已经在疾控中心了，就等那边出证明，通知过去了。”王洋并没有等到证明和通知的书面文件，而是由朱文通过微信“口头通知”他，流程已经走完，可以来沪。

5月7日，风动电话联系到了朱文，对方表示目前方舱务工人员全部招满，提及找工作是否收中介费，朱文称，自己不收，是帮助建设单位收取的。

在虹桥站附近滞留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少想追回中介费，姜平、王洋、李明选择了报警，民警告诉他们，这种情况属于劳务纠纷，需要找到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劳动仲裁。

李明一行八人到达虹桥站当天，天色已晚，周围高架桥上没有一辆车，工友们说，先步行到就近的旅馆休息。他们穿过申长路空荡的商务区，来到3公里之外的会展中心附近。八人能选择的，只有每晚100元左右的小旅馆或招待所。但上海进入全域静态管理状态之后，营业的酒店、旅馆不少价格上涨，而且有的只对持通行证的骑手或医护人员开放，有的被征用作为临时隔离点，有的已被物流保障企业包下，作为员工的暂住地。

李明等人询问了3家旅馆，没能入住，他尝试联系了一家提供床位的青年旅社，也不行。八人面面相觑，陷入沉默。半小时后，他们决定步行回到虹桥站申贵路600号南边的桥底下落脚，“总比流落街头好”。

他们把自己随身带的一床被褥，紧挨着铺在地上，晚上就用衣服盖着身体睡觉，带着的面包、泡面、饮用水集中起来，放在一个行李箱里，没有热水，就干吃泡面。

虽然吃住没有着落，李明和工友们还是相信方舱建设高薪招工这件事，他们认为只是运气不好，碰上了“黑中介”。滞留桥下期间，他们又开始尝试联络更多的劳务中介。滞留前10天里，有的劳务中介派车来接人，半路又称“工作取消”让他们下车，有的需要收取中介费，他们拒绝了。

4月30日中午，李明在一个劳务中介群内找到了方舱建设的工作——大工400～450元、小工300～350元，提供住宿和接送，不收中介费。这次，八人报上身份信息后，收到了一份盖有公章的《关于商请放行防疫工程建设相关人员的函》，落款为黄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后面附有一份同样盖有公章的务工人员名单，名单开头写的是“上海市重大防疫工程建设保障人员相关信息表”，保障项目名为“崇明应急隔离点”，李明和工友们的信息都在其中。

这回他们心里踏实了，于是将被褥丢弃，迅速收拾好行李。当天下午2点42分，一辆金龙面包车辗转多处，接上了包括他们在内的53名务工人员后，驶向施工地点崇明。然而，司机快要抵达施工地点时，却发现道路被封锁，上前交涉后，封锁岗亭内的工作人员表示，全车均为外地来沪务工人员，存在感染风险，无法放行施工。

兜兜转转，李明一行人仍然滞留在高架桥下，吃住都成了问题。原有的食物消耗殆尽，买几包泡面，需要走出车站3公里外的地方。丢了被褥，只好蹲坐在墙边，晚上靠着桥墩入睡，好在天气逐渐升温，几人身体也扛得住。

此外，为了保证自己的健康码呈正常状态，且找到工作时可以按照要求提供核酸阴性证明，每天下午1点左右，李明一行人会步行前往1.4公里外的申虹路333号、或者扬虹路高架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两处检测点自费检测，每次需28元。

李明出门时微信、支付宝和现金加起来总共带的四千多元，两周后只剩下两千多元，“每天花费100元，没收入的情况下谁吃得消呢？”

和李明一行人相似，滞留在虹桥站外出发层高架桥下的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为了赚回来沪的火车票钱和滞留中的开支，试图联络更多中介找到新工作，可中介发布的信息真假难辨，一些人被迫“交纳”了多次中介费。

据接近施工单位的劳务派遣公司相关人员透露，上海方舱医院建设项目紧急，建设单位向劳务中介发布用工需求后，劳务中介把需求层层转包给了大大小小的其他中介。

大批劳务中介收到需求后，会分头火速召集外来务工人员，岗位先到先得，造成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抵达施工地点后，却发现岗位已经饱和。“招聘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统筹和分发管理存在疏忽，源头众多，中介作为中间方也稀里糊涂只管往这里拉人。”该人士表示。

据接近方舱施工单位人士的消息，自4月20日以来，上海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日渐下降，上海各处计划新建的方舱施工点不再积极扩张，务工人员需求过剩。

上海一家蓝领劳务招聘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徐志向风动介绍，招聘蓝领的劳务中介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有劳务派遣证的劳务公司，不会对务工人员收取中介费。这类公司公司资质门槛高，需要实缴200万注册资金，并且满足5人同时缴纳社保的要求。目前，在上海的车墩镇有不少这样劳务公司，向工厂输送务工人员，向用工单位收取费用。另一种是家政公司，受限于相关法规，这些公司并不公开声称自己从事劳务中介，只说做家政服务，向务工人员收取300-500百元不等的中介费。

徐志表示，中国4亿多蓝领从业人员，求职主要靠上述两种劳务中介，在发生劳务关系的过程中，中介和务工者之间经常存在跳单、转包，甚至劳务纠纷等各类问题。

事实上，在2020年新冠疫情伊始，温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忠颖曾探讨过疫情期间务工人员权益保障问题。他指出，务工者在疫情期间从事临时性岗位，存在三重权益保障困境。

其一，在正式工作之前，务工者通常与劳务中介缔结口头约定来取代书面合同，即便签约，签约方来源也不清晰，这导致劳动关系难以界定，用工主体认定复杂；

其二，签订合同情况下，劳动合同内容解释障碍。用人单位存在在合同上随意填写的情况，发生劳动争议后，作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其三，合同终止认定障碍。

“蓝领不少都是从老家出发，流动到他处从业，工作本身不稳定。”徐志说，种种原因结合起来造成了滞留现象，在疫情之下被放大了。

据风动多方调查，从4月中旬开始，滞留于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的人数逐步增加。他们当中，还有部分人是在参与了上海方舱建设后，抢不到车票无法返乡。除了分布在虹桥火车站外，还有部分集中在虹桥汽车西站、上海南站、上海火车站以及上海街头。通过滞留人员的讲述，人数可能接近2000人。

4月15日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民政局局长蒋蕊针对无固定住所的流浪人员安置问题也给出了回复。安置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对符合离沪条件，自己也要求返乡的流浪人员，上海市民政局将资助其返回家乡；二是对有意愿暂时在上海务工的人员，民政局会帮助联系相关的合适岗位；三是对于其他一些特殊情形，一时无法分流的人员，由属地政府落实了临时安置点，做好基本生活保障。

可务工人员大多不愿意接受返乡这样的结局。一方面是因为各地返乡隔离政策不同，大多需要返乡人员自行承担14天隔离的费用，“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真拿不起这个钱，真是折腾不起。”54岁的安徽人严晓花想到返乡可能每天300～500元的隔离费用，打了退堂鼓。

另一方面，不少人不愿空手返乡，仍期待高薪工作。但这与相关部门想帮助解决他们生存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一回事。这一矛盾，为努力给他们找工作、抢票的志愿者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带来难题。

4月30日晚，义务帮助滞留在沪的务工人员的志愿者组建了一个找工作微信群组群，并发布了两则招工信息，一是日薪900元的方舱消杀、安保工作，和时薪25元的物流分拣工作。群内60名外来务工人员，蜂拥报名前者，报名分拣工作的人只有一人。

实际上，滞留人员返乡的火车票也一票难求。受疫情防控影响，4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水上客运、省际客运等也处于停运状态。长三角范围内仍保持大量列车取消运营的状态，特别是涉及上海，且同时办理进出站的列车一天只有几趟。据4月28日12306公布的票务信息显示，由上海出发或经停的高铁仅G10\G7376\G7511\G7375次列车，车票均售罄。据解放日报消息，近期，日均出上海的人数维持在几百人左右。

来自山东的济宁务工人员米亦菲表示，4月中旬以来她多次抢票无果，拨打12306咨询电话得到的答复是，“12306给出的余票情况仅供参考，以实际余票为准。”

针对抢票难，虹桥站调整了售票对策，身穿防疫服的工作人员会在每天下午2点～4点期间带着售票机器，在车站出发层外统一询问滞留人员是否需要购票。一名当地民警向风动口述，由于上海几处铁路车站都处于封闭状态，虹桥变成了唯一可以离开上海的渠道，滞留人员从四面八方涌来，警方正和铁路部门协调，每天在固定的点位对滞留人员进行帮扶。需要车票返乡的务工者名单会由街道统计后交给派出所，由民警和铁路部门沟通后，帮他们抢票。

然而，“前脚抢到了票，后脚务工人员说，找到了工作，就走了。”虹桥站附近的一位民警告诉风动，在当下的上海，一张返乡车票背后是各方人员的努力。

据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离开上海，需要多种证明文件，离沪人员必须持有健康码绿码、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和24小时内抗原检测阴性证明、目的地接收证明、离沪保证书、当日有效车票。

虹桥站附近民警表示，在酒店无法收留的情况下，派出所曾考虑增设救济点收留滞留人员，“但有个问题是蛮让我们担忧的，一个是点位设的少了不够，点位多了人又变多，滞留人员也没有统一管理机制”。

此外，还有政府设立的救助站可供滞留人员前往，不过这些务工人员进去后，都需要接受14天的封控隔离，无法自由出入寻找工作。

4月29日，滞留人员姜平的情绪开始有些崩溃，他伏在两处高架相隔的铁栏杆处说，“我愿意去救助站。”当晚凌晨，他在虹桥站附近的救助站内睡上了一张硬板床。

王丽丽在万般无奈之下，和家人讲述了自己在上海的经历。听闻母亲的遭遇，21岁的儿子立即想办法帮母亲查到了就近免费隔离地点，义乌。王丽丽决定先到达义乌进行隔离，待结束后再返回湖南老家。

5月1日中午12点30分，王丽丽拿着儿子帮她抢到的车票，坐上了前往义乌的火车。临行前，她在滞留群内向大家告别。几个小时后，她在群内贴出隔离酒店的视频，并确认义乌免费隔离7天的相应政策。第二天，3名滞留务工人员选择抢票前往义乌进行隔离，随后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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