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如何在都市生存？

今天人和人之间会进入一种越来越陌生的疏离状态，这是大都市所带来的一种特性，一种陌生社会特有的矜持。积极的一面是，这会带来一种对于个人边界、个人隐私的保护。但另一方面，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会感觉到深深的孤独。

202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组建了“都市新蓝领”课题组，把目光投向了一、二线城市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内嵌在大城市公共生活运转系统中，却常常被忽视。严飞试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半径，找到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外来务工者。他和家政阿姨、菜场的菜贩、小区物业、装修工人像朋友一样聊天，一点点拼凑他们的私人生活史。

田野对象里，军军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都市新蓝领”。严飞认识他时，他还是一个17岁的少年，远在14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念书。军军的父亲是一名北漂装窗工人，从小学到高中，军军一直留守在老家。2020年高考，军军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传媒大学，心愿很朴素：中传的校址离父母住的双桥近，一家人可以在北京团聚。最后，军军被本省一所农学院校的冷门专业录取，他考虑再三，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成为一名新北漂。

刚来北京时，军军做过小区保安、超市拉货员，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但都无法长久做下去。“工作强度太大”，严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的特质，“出生在城市里，不会像父辈一样做初级劳动力的重体力活”。军军告诉严飞，他刚来北京时，最喜欢加缪的《异乡人》，“毕竟是外地人来到北京，会觉得自己就是异乡人”。

军军的爷爷是第一代装窗工人，从江西跑到浙江，父亲留在当地读书，长大后继承了爷爷装窗户的行当。如今，军军也子承父业，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代装窗工人。

2022年4月底到7月，因为疫情，军军一家在双桥的小门店关了很长时间。和军军交流时，严飞感觉到对面的年轻人流露出想读书的念头，但既然已经走出学校，再回去不符合主流趋势，“大家都出去打工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回来读书？”

南方周末：你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北京，来自江西的做门窗的，大多聚集在朝阳的管庄；来自安徽的做装潢的，大多集聚在顺义的李桥村和半壁店……为什么会产生类似的地域聚集现象？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这些城中村的功能是什么？

严飞：1990年代对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标记就是“盲流”，盲目的流动。但其实他们从来都不是盲目地流动，一定是基于乡缘、业缘、地缘、宗缘、血缘这样传统的纽带，有目的地流动。一定是传帮带，我的亲戚、朋友、同学来到这里打工，所以我也会来打工，慢慢地大家就汇聚在一起，同乡聚居就形成独特的乡缘社区。乡缘社区一开始是一个小的社区，慢慢汇聚成安徽村、浙江村，所以有一段时间，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都特别喜欢关注城中村。

这种基于血缘、业缘、地缘等传统纽带的聚集现象，不仅在中国，世界各地都是一样。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就进行过描绘，乡村里，早先入城的人会在城中村里打好根基，再帮扶新入城的亲戚朋友，甚至是非常远的朋友介绍的朋友，一起在基于网络纽带连接的基础之上，互相照顾。这样一种联系，无论是人际的还是经济的联系，会让这些聚集的乡缘社区，内部拥有身份归属和认同。

我们会看到，安徽人到北京来会做几件事，第一保姆，第二保安，第三就是做装修，以前早餐铺很多都是安徽的，基本是一个村一个村地出来。再比如，军军他们家是江西的，做门窗生意，在这个网络里面，无论是生意、经济上的链条，还是人情往来的链条，不断地拉自己同村的人，联系起来会更加紧密，慢慢地变成地域聚集的现象。

南方周末：你最初是由于去打工子弟学校当助教，才喜欢上了社会学，之后对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有长期的观察。我们看到很直观的现状是，在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如果想把子女放在身边接受教育，似乎并非易事？

严飞：我2022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专门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剖析，为什么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没有享受到平等受教育的权利。2010年，国务院就颁布过教育公平的政策，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是可以进入到城市的公立学校接受平等教育的。但是外来务工人员上学需要提供繁琐的证明材料，而对他们而言这并非易事，所以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比如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学校关停后，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选择将孩子送去河北上学，或者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

南方周末：你2003年开始关注上海郊区五角场的打工子弟学校，一直到香港读研的时候你说才真正地融入底层社区，怎样可以称之为真正地融入这种空间？

严飞：当时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来到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身边都是金融圈、投资银行里的同学、朋友，你很容易会迷失掉自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精英，穿得西装笔挺的，去中环吃饭聚会。但实际上你跟这个社会是脱节的，你没有融入，融入必须要有一种在地的思维和生活，不是用英文高高在上的姿态交流，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变成一种“我们”和“他们”的身份界限。

后来我自己主动搬到了深水埗的唐楼里，当时月租1500港币，他们觉得严飞你怎么住租金这么便宜的房子，但我可以看到隔壁大妈在打孩子，听到房子里婴儿的哭声，各种声音，很真实。这就是市井生活，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和路边的婆婆聊天，去买咖哩鱼蛋，夜晚香港深夜的街头，去小店铺和他们聊天。和他们站在一起，这才叫真正地融入。

在“都市新蓝领”的调研中，严飞和家政阿姨、菜场的菜贩、小区物业、装修工人聊天，一点点拼凑他们的私人生活史。 （受访者供图 / 图）

严飞：在我的田野调查里，每一个00后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有深深的焦虑。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新发地的红芹姐，她女儿特别喜欢跳芭蕾，但她会按另一套逻辑思维，说女孩子不用读这么多书，你辍学了，我可以接受，未来我帮你想办法找一个办公室文员的工作。红芹自己就是16岁辍学出来，女儿16岁辍学来到新发地，和她一样在卖菜。女儿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想法，但是母亲觉得你就像我一样，以后找一个好人家，你所有的命运都交给你未来的丈夫来管理。

新生代的外来务工者，他们的见识、所受到的信息冲击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父母这一代。所以红芹姐的女儿会觉得我也有同等的权利追求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爱美，想文身。母亲会把传统性别的意识，搁在现代性之下，夹杂在她女儿身上，给她带来更多的痛苦和焦虑。

军军的故事也类似，他的焦虑是我想读书，但是没有办法去读书，只能接受现实的安排，和父亲一样去安装门窗。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我的孩子身上，希望未来他可以不像我这样，不再是留守儿童，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和他的父辈相比，他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在这个过程当中，军军明确提出他还是想学习知识，即便没有上大学，但他还会有新鲜的想法，是不是能把父亲的门窗生意开拓到日本？所以他要自学国际贸易的知识。职业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但这一部分目前做得并不如意。军军和我说了好几次，他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寻找（教育），也没有渠道去学，他只能自己在网上搜一搜，但是这样不成体系。

南方周末：新一代农民工中有一些深受媒体关注的群体，比如深圳的“三和大神”、北京的“马桥青年”，零工经济是否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某些新变化？

严飞：这里面也要分群体，一方面我们会看到零工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岗位，同时又存在着缺少保障、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高的问题，导致他们的收入还处在相对偏低的结构性困境中。

今天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打零工为主，工作量比较低。我自己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00后的这一批打工者，和他们的父母相比，工作时间比较短，多数一周工作18个小时左右，每个月工作11天。他们的父辈工作时长一周48小时以上，每月工作差不多25天，这是就业情景。

当然00后打工者的工作自主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工作的地位相对来讲比较被动，同时对自身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的认知也相对比较消极。很多时候他在工作当中体验到了低效率感，之后就会比较边缘和迷茫。极端的情况，就是“三和大神”“马桥青年”这些日结工，做一天是一天。

第一代从乡村来的农民工，来到城市期望值比较低，并没有太多的期望，因为你会和自己出生的地方相比较。（新一代外来务工者）期望值相对来讲更高，但是获得感又比较低，所以更容易遭遇挫折，遭遇迷茫的状态。

第一种状态，实际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开得越来越快，脱离地面，悬在空中，必然就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没有根基，你就特别想抓住一些东西，但是又抓不住。特别是今天这列列车里的乘客越来越多，可以抓住的东西越来越少，你越想抓住一些东西，越抓不住的时候，就会带来深深的不确定性，产生一种悬浮的心理。

另外一点，我们会发现，今天人和人之间会进入一种越来越陌生的疏离状态，这是大都市所带来的一种特性，一种陌生社会特有的矜持。积极的一面是，这会带来一种对于个人边界、个人隐私的保护。但另一方面，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会感觉到深深的孤独。事实上，这种状态不仅是针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中的很多其他主体也都会感觉到这种悬浮式的孤单，人和人之间的连结很淡。

南方周末：项飙提出“附近”的概念，指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们在生活常态下频繁相遇的生活空间，在其中，可以不断地增加人们看到多维世界的能力。这个概念近几年十分热门，附近为何重要？

严飞：我觉得疫情之后大家会更加认识到附近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都处在一个数字群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数字群，在群里，我们确实可以跨越空间的束缚和限制，抵达遥远的远方。但是数字群没办法给社区赋能，也没办法把我们连接在物理空间里。

附近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空间，在这里，大家可以进行很多的互动和交集。今天是一个高度现代性的社会，流动性很强，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展开空间，和不同群体的人打交道。有这种交流的网络，可以在意义层面形成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打个比方，这两天大家都“阳”了，社群里有人就在问，有没有药，有没有罐头？从来不认识的邻居主动说，我这边有罐头，自己采摘的黄桃做的。有人问有没有毛笋，想用布洛芬换毛笋。前段时间北京小区解封，有人自发地冲到前面，群里也在支持、讨论、转发一些其他社区的防疫经验。我觉得这些都会让大家意识到，原来我们作为嵌入到社会当中的人，最本质的需求就是人和人之间交流互动的需求，不仅是和熟悉的人，也是和那些陌生的人。

南方周末：你研究的对象是城市里易被忽视的人群，比如木工、菜贩、保姆，但是作为学者，你接触最多的“真实的附近”其实是清华的学生。作为一个00年代的大学生，你怎么看待年轻人的状态？

严飞：我这一代80后，1999年大学扩招，我们这代人可以在2000年后上大学，甚至有机会成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2005、2006年大学毕业，很自然地就留在上大学的这座城市。同时这一时期福利分房的体系被打破，依托于市场的商品房开始兴起。当时房子并不像今天的房价这么夸张，也许你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付一套房的首付。当时如果你是大学毕业，很容易就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有了一个户口的指标，车子也不限购，慢慢就进入一个向上流动的通道里，变成了城市的新中产。

这条路线在社会学界看来有一个宏大的社会变迁，2000-2010年这十年里，社会人口流动的标志就是从“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变成了“土字形”社会结构。“倒丁字形”就是说，2000年社会的中下层还很多，大部分是农民；但是到了2010年，城市中产数量不断增加，变成了“土字形”，上面一道横线，就是很多我们这一代大学生。

今天的大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我就有博士生毕业之后考虑要不要留在北京，为什么不留，或者为什么留在北京的难度系数这么大？因为他们中很多人也许都没办法在北京凑够一套房子的首付钱，同时还要解决北京户口，这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让自己可以在大城市里面立足，也没有办法像过去的70后、80后快速在这个社会里面卡位，转变成城市的新中产。所以大家就会想抓住一些可以确定的东西。考公、考研、考证，人数每一年都是历史新高。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也许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寻找到自己的一些“情志小组”，就是情感志同道合小组。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成都做田野，只是在那边待大半年时间，但是她重新在成都构造自己身边的附近，她主动策划了三十多场观影，几乎每周六都会有一个“十日谈”活动，按照一个主题请一个人来分享自己有趣的经历和研究，大家一起讨论，重新构造出一种公共空间的讨论。

我相信不同身份的人在工作中都有自己的苦闷，但是也许我可以主动走出家门，从沙发上跳起来，从手机的短视频平台里跳出来，从短视频里“小美大壮3分钟讲完电影”的方式里跳出来，走入到真正的情志小组的空间里面。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公共生活的构造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