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不到1个月，刚毕业的我们被裁了｜人间

我想到之前组长夸高佑东做事稳重又靠谱，又想到组长每天脸上挂着的微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以置信，难道这才是职场的真相吗，“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吗？现在每天还在见面啊，这还没等人走，茶就凉了。”

配图 | 《黑狗》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2月8日，过完年回来的第二周。深夜，我躺在床上有一种不真实感，像一个刚做完截肢手术的病人，难以相信自己竟然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曾经那理所当然的安全感破碎得如此突然。我努力让自己尽快睡去，仿佛一觉醒来，事情就会有所转机。

但通常来说，造成了巨大痛苦或是无边喜悦的事物，它们产生的影响都不是一瞬间，而是会像雨水渗入泥土，细长而缓慢。

高佑东、王泓、李铭和我，是去年同期校招进入这家公司的应届毕业生，985硕士。我们的大部门属于售前相关，每年需要不定期出国际差，部门按照产品划分了几个组，我们4个又被分到一组。入职前我们就通过新员工群加上了微信，入职后，我们又一起进行了几个月的集中培训，了解了产品、工作流程、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之后便是上手具体项目。

我报到的时间稍晚一些，所以遇到问题就询问他们，每次都能得到认真细致的回复。我们都是比较直爽的性子，一来二去，关系就处得非常好，下班或者周末，会一起约着去吃饭、打牌。

除了项目推进比较紧急时需要加班，会很累，工作氛围倒一直比较和谐。我们小组一共有10多人，业务方向整体来说偏技术，工作是项目制，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项目，同事关系比较简单。组长是个身形魁梧的中年人，内里却有一种与外形颇具反差的活力感——他的微信头像是只小奶猫，说话很幽默，总是面带微笑，每天早上来和晚上走的时候，都会跟我们打招呼。

年前，我们转了正，也都接手了不同的项目。我和王泓主要负责欧美地区的项目，李铭负责中东某国的项目，高佑东则负责印尼的项目——他比较辛苦，任务量大，前方缺人，一周内就要出国，签证这两天就要下来了，他也在准备买机票了。

我们也都期待着各自即将来临的异国之旅，还给我们的4人小群命名——“环游世界小分队”。

“巴厘岛的风景可不错，到时候多拍点照片发群里，我们云共享一波。”

“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也很绝啊。”

“去欧洲的可以给我们代购。”

“就要四散在世界各地了，到时候记得带点纪念品回来。”

“中东带啥呢？”

“带瓶沙子回来吧。”

……

一场场未知的冒险在我们的脑海里徐徐展开，我们仿佛那伫立甲板的船长，脚下是即将远航的船，眼前是海天相接的未来，正等着我们去寻找、去探索。

但当天下午，组长突然叫我们4人到会议室开会。组长很少不提前通知就开会，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以为就是交代出差事宜，按往常一样，带了电脑和纸笔准备做会议记录。

来到会议室，组长已经在等着了。见我们来了，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说明会议主题，而是开始讲起公司未来的战略主线和部门现状这些像PPT里背景介绍似的东西，一般来说，关键问题都会藏在这些烟雾弹后面，我们也就不太走心地听着。

然后，组长讲到，部门今年的考核指标变了，不再考核出差率，近期公司也不会安排我们出差了，所以办理签证的事可以停下了。听到这里，我们依然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事后想来，也许组长是想努力传达得更委婉一些，故而会议进程推进得非常缓慢，仿佛这样就可以让后续的结论显得不那么突兀。

终于，他进到了压轴戏——公司下达了裁员指标，组里决定保可以创造价值的老员工，我们4个新人可以“自谋出路”了，从现在起，给1个月的时间，找下家。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仿佛当头一棒，我们甚至来不及反应。

“昨天下午接到的消息，我想了一个晚上该怎么跟你们说。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早说晚说都一样，也没必要遮遮掩掩了。”组长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似乎是为了表达得更加清楚，他还拿我们举了例子，“公司不会耽误大家去外面找机会，比如佑东，如果你有了别的面试，可以说一声不来上班，我都会给大家批假的。”

说完，组长扫视着我们，仿佛在观察我们的反应。空气极度安静，我们低着头。高佑东悬在手中的笔有一丝颤抖。我们要被裁掉了——曾经看到过的裁员桥段，居然真实地发生在了自己身上，比传闻中的“35岁”提前了整整10年，就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平常的下午，让人如此措手不及，就像刚出巢的鸟，还没开始飞，就被断了一翼——没有应届生身份，也没有工作经验，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我已经开始设想自己好不容易抽到的好牌要被打烂的样子。会议室里开着空调，新风机嗡嗡作响，我觉得很热，很憋闷，也很烦躁。组长还在说着什么，我已经不想听了。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最后，组长问道。

问题？问题可太多了，不解、气愤、不甘心……快要从脑子里溢出来。有一瞬间，我甚至想站起来质问：凭什么！

但刀已磨好，羊也已经拎出来了，问什么问题有用吗？无论如何，至少，我要保持一个成年人的体面，不要狼狈不堪。我什么都没问，只是静静地盯着敞在桌子上的空白的本子，甚至还强挤出一丝微笑，摇了摇头说：“暂时没有。”

“下班一起吃个饭吧。”走出会议室时我说，他们默契地点了点头。

晚上，我们打车去了公司附近一家常去的烧烤店。上车后，我又忿忿地说起裁员的事，也突然回想起来，最近确实听到了公司准备在年后精简人员的传闻。当时总觉得裁员离我们很远，毕竟不管从统计学角度还是从人道主义讲，裁员一般不会落到应届毕业生头上。今天开会后我甚至向其他部门一些熟识的同事打听了，发现好像只有我们部门准备砍掉应届生，而且只有我们组是所有应届生一锅端。

司机通过后视镜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话，但仿佛若有所思，大概这座城市里，听到过最多故事的就是出租车司机了吧。

烧烤店在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吃饭的人很多，熙熙攘攘。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心情复杂，走在人群中，仿佛也体会到了“热闹都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的感觉。

进了店里，入座点单，前面一桌的男生们正在喝酒侃大山，左面是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妻，店员小伙忙得不亦乐乎，笑容明朗地为我们拿来菜单。大家看起来都好幸福，我不禁对这种简单的快乐心生羡慕，就像肚子疼，平时没事的时候，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它，然而一旦疼起来，你就会抱着肚子怀念曾经的平静。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我们哪做得不好吗？”我们猜测道。

显然不是。我们无论学历还是表现，都算新员工里较好的——我和李铭是同一所南方C9（九校联盟，是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高校的硕士生，高佑东和王泓也都是985硕士；新员工集中培训时，我们的成绩名列前茅，平时考评也没有任何问题。

去年疫情下，公司整体的效益也非常好，按理不应该扩招嘛？无论怎么猜测，我们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被裁员——

“我隐约记得，组长之前好像提到过今年会有人员优化，要末位淘汰。”

“那也不应该把新员工算里面啊。我们刚培训完，项目都没怎么上手，拿什么跟别人比？”

“我记得谁跟我说过来着，新员工有一年‘保护期’。”

“有什么用，又没有明文规定，想干掉你，这都不作数。”

“唉，校招的时候拿了几个其他大厂的offer，觉得这边可能压力小点，就选了这里，结果落得这种下场。”

“谁不是呢？我是想着这边可以出国玩，结果玩没玩成，饭碗都丢了。”

“我们点儿也太背了吧。”高佑东低声说道，“我是不是该收拾收拾把房子退租了。”

“难道真的没有转机了吗？”我不甘心，依然抱有一丝幻想。

“没了吧，都说这么明白了。”

气愤、失望、不安、茫然揉作一团，但最强烈的情绪，是惊讶和难以置信。刚步入社会的我们低估了职场的残酷，作为大机器上微不足道的零件，公司卸掉我们轻而易举，是没有情面可言的，甚至与我们做了什么无关，更不需要告知原因，我们只是裁员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或者说是一个代号。

被迫接受现实后，我们开始分析自己的现状——非常不容乐观。出路有两条：一是重新找工作，二是争取公司内部转岗，但都很难。先不说最近几年就业大环境不好，我们如今失去了应届生身份，又缺乏工作经验，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可言，而且我们都属于跨专业过来的，抛下了化学、能源、材料、机械的老本行，新行业又没摸透。况且2月也不是求职季，只给1个月“缓冲”，想找到好工作基本很难，一旦工作履历断档，后面的牌就容易越打越烂。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转岗也因为裁员竞争空前激烈，我们需要跟一些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员工角逐。

虽然我们说好要“化悲愤为食欲”，但一桌子烤串依然剩下一半多。沉默开始在我们之间蔓延。于是我们结账，走出烧烤店。

时间已经很晚了，路上行人散了不少，三三两两地走着。2月的晚上，风吹过，大街上很冷，我裹了裹衣服，只想赶紧回家躺着。

王泓点了一支烟，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抽烟，问道：“你居然抽烟？”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高佑东看了他一眼，冲着徐徐飘散的烟圈说道：“压力大啊。”

我们叫了车，走到十字路口，看着擦肩而过的车流缓缓驶入夜色。虽然月亮很圆，路灯很亮，但远处的天看起来依旧很黑，仿佛一个无形的钟罩扣在头顶，让人心情压抑。

第二天，我们手头上的项目全部被移交给了同事，之前需要加班才能完成的工作，一瞬间消失了。这无所事事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幻想，意识到事情确实没有转机了，必须要开始找出路了。

时隔半年，我再次打开招聘网站，仿佛又回到了那被焦虑掌控的毕业季，写论文和找工作挤到一起，每天焦头烂额。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至少是统一作战，有学校的资源做后备，现在裁员突袭，我们就像被打懵的游兵散将，在大雨里踩着泥泞的小路，只想尽快找一处茅舍暂避风雨。

我基本只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简历就靠寥寥的在校实习撑着，而招聘网站上动辄要求有3到4年的工作经验。我回头看着自己这段仅有半年的、与专业不相关、还主要是培训的“工作经历”，内心犹豫要不要把它塞进简历。鼠标顺着列表划了半天，终于找到几个还算沾边的行研岗位，才勉强算是把简历投出去。

投了一圈后，我们决定还是尽可能地争取内部转岗，这样至少履历不会断档。原来对征途大海的畅想此刻只能按下去了：高佑东因家庭需要，转向了国内岗；李铭和王泓则是国内岗和常驻海外都可以接受；我还抱着可以海外短期出差的希冀。

我们翻看了公司内网，发现能投的岗位很少，而且我们组的产品从全公司范围来说体量较小，相应的人员需求就少，这意味着几个月来费时费力参与的培训对转岗的帮助不大，真是雪上加霜。

等待的日子，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每天晚上回到家，一些属于过去的东西都在提醒着我认清现实，比如：陆续抵达的快递，是我为出国准备的各种必需品，倚在墙角的两个最大号的行李箱，还有躺在桌子上的房地产宣传册——1个月前，我甚至考虑要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可是，一切计划中应当出现的，都凭空消失了，仿佛你原本安宁坐在一辆疾驰的列车上，突然一个急刹，你就顺着惯性飞出去。没人会管你掉到哪里，你的计划、未来都一文不值。

去到办公室，同事们照旧在热络地相互打招呼，我们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能枯坐在工位上刷招聘软件或者玩手机。净水器的位置在我们工位的正前方，大家接水时都要途经我们，组长也会经过，他有时会看我们一眼，有时不会，但无论他看或不看，那尴尬的感觉都令人如坐针毡。我手机里刷着视频，偶尔迎面对上他的目光，那一刻真是抬也不是，放也不是，只能赶紧再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我们断断续续了解到一些关于此次大裁员的原因：一个是公司层面“降本增效”，另一个是因为疫情结束——我们部门刚成立没几年，因为业务特点，疫情期间人员需求反而增加了，头几年业绩不错，如今疫情结束，部门功能弱化，根据公司总体业务规划，需要进行人员精简，加之我们组负责的产品去年业绩一般，所以部门内的裁员指标，我们组要承担一大半。

从组内考虑，组长选择裁新人是相当划算的，需要的赔偿还少，据说当时上级曾提道：“也许，他们以后不比别人差，但我没时间给他们成长了。”

“那23届还没入职的新员工准备怎么办呢？公司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培训我们，结果还没有发挥价值就走了，又换一波新人，裁员跟招聘是分两条线的吗？这不是资源浪费吗？”我听一个负责培训的同事在讨论他准备带的新人，便问道。

“23届的招之前不知道部门要精简人员，往年都可以提前入职，但现在要求他们7月后才能入职，可能也会尝试劝退吧。另外，后面可能会卡实习转正。”同事回复道，“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裁员，疫情的时候都没怎么裁，可能就是你们运气差吧，唉。”

5天过去，果不其然，很多内部转岗接收的都是有经验可以直接上手工作的老员工。我们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属于缺乏经验的新人，位置尴尬，除了王泓接到了个党建部门HR应付差事的电话外，我们颗粒无收，整个过程只能用“被动”二字来形容。如今的我们是傍晚菜市场剩下的菜，任人挑挑拣拣，毫无还手之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气氛很压抑。

“要失业了咋整？”高佑东说，“要不我去公司楼顶拉个条幅喊个话吧，‘校招生入职不足一年惨遭裁员’。”

“太坑了，我到现在都还有点没缓过来，整个事情实在太突然了，这几天快把一辈子的脏话都骂完了。”李铭说。

“现在啥工作经验都没有，内部转不了的话，靠学校那点实习经历，我甚至不知道出去能干啥。”我点开招聘app，看了眼空空如也的消息框，“哦，不对，我还可以去送外卖，这个不需要经验。”

空气一度陷入沉默，吐槽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工作还是得继续找。

令我们感到慰藉的是，一些同事很是同情我们，积极地帮我们寻找信息和资源。为了增加机会，我们也进一步扩大了投简历的范围，终于，在过了1周左右后，内部转岗有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高佑东接到了公司天津处和济南处的面试；王泓和李铭开始了一个美洲处的面试；我获悉欧洲某国有用人需求。

但过程总是不遂人愿——高佑东面完后被告知，要等转岗部门里有离职意愿的员工走后空出位置，他才有机会过去，这一等可能就遥遥无期；王泓和李铭面的甚至是同一个岗位，只有一个名额；而我还在等早就约好、但却迟迟没有动静的面试。

当我们再一次陷入困局时，组长突然给我们群发了一条消息：部门帮我们推荐了一个产品线的岗位，明天会有那边的接口人来面谈。消息来得有点突然，我们不敢抱太大希望，但总归是又多了个机会。

第二天，离下班仅剩1个小时了，那个产品线岗位的接口人也没来，我在小群里发了句：“快下班了，今天产品线这个（岗位）大概是没了。”

他们附和道：“估计是。”

没想到，10分钟后，我第一个接到了电话。我马上在群里说：“说曹操曹操到，电话来了，我先行一步，回来信息共享。”

我赶到约好的会议室。这个产品线岗位确实是需要出海外短期差的性质，与我的期望匹配，接口人对我的背景也表示满意，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负责的产品与我之前负责过的不同，这意味着涉及产品的所有基础知识都需要我重新学。既然对方部门愿意培养新人，我肯定得努力拿下。

整个面试过程非常顺利，那边看起来比较缺人，接口人直接承诺可以尽快转岗。出会议室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敢相信——转机来得如此突然，这算是已经安全着陆了吗？一想到接口人给出的爽快承诺，我便安慰自己：应该是妥了吧。

接着，他们3个也依次被叫过去面谈。由于当时我们也在其他面试流程中，故而并没有马上确定意向，接口人说给我们一个周末的时间考虑，周一给出答复。

周一很快便到了，虽然高佑东不想出差，但无奈国内岗位没有空缺，他便决定不等了；王泓和李铭面的美洲处岗位分别进行到了二面和三面，但迟迟没有确定结果，李铭决定主动放弃；我也跟欧洲处岗位的HR明确了，不再等待。

高佑东、李铭和我决定去那个产品线的岗位。对于美洲处的岗位，王泓想再等一等——毕竟李铭退出，少了一个竞争者，他又有相关国家的项目培训经验，所以最后，他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这个名额。得知结果后的第三天，他就提了转岗申请，然后搬走换了办公室。

得悉我们确定去产品线的岗位后，对方部门发来一份表格，要我们填写基本信息，并让我们耐心等待。虽然对方还没有明确给到调岗通知，但看到王泓的转岗流程如此迅速和顺利，我们3个都放下了怀疑，好似这场风波就这样有惊无险地结束了，听说新岗位所在部门业绩更好，我们甚至还庆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接下来安心等待就好。同事们得知消息后，纷纷祝贺我们有了一个好去处。

我们依旧待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但是不像之前那般慌张了，心安理得地把这段闲暇用来休息。新岗位工作性质与之前的类似，我感觉我生活的列车重新步入了正轨，开始前进，曾被遗弃的看世界的计划又重见了天日，快乐和希望一并都回来了。

可2周过去了，我们除了拿到一些技术资料，做了点学习，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进展。每次询问对方接口人，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复：快了，耐心等待。

我逐渐生出一丝不安，对高佑东和李铭说：“这都快半个月了，夜长梦多啊，不会突然不要我们了吧？”

“应该不会，那边领导都承诺了。”高佑东回复道。

那就等吧。我强压下心中的不安，毕竟，我们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

3月初，面试完的第三周，周一早上我来到办公室，发现高佑东不在。他一向来得很早，难道是请假了？

不一会儿，高佑东发来消息说：“今天请了病假去医院做检查。”

我以为就是常规体检，便回复道：“趁着空闲，去做个检查也挺好。”

周二，高佑东依然没来，我才奇怪：“什么检查，做一天还做不完？”

他回道：“出了点问题，需要做手术然后住院，请了半个月假。”

我很惊讶，安慰道：“身体最重要，公司这边正好没事，你赶的时间不错，安心养病，有啥事随时通知你。”

周三，我找到部门HR，询问转产品线岗的事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消息。她告诉我对方部门确实是有需求的，只是名额还需要时间协调，你们耐心等待。听完，我放心了不少，向他们转述了这个消息，并问候了高佑东，让他安心养病。

周五早上，部门HR突然问起高佑东“在不在公司”？他回复“在医院”后，HR便没有消息了。我猜是转岗的事，等了这么久，也该要开始了，心里的石头可算快落地了。我感到一阵轻松，在工位上直了直背、伸了伸腰，接下来一整天时间，我都密切关注着通讯软件和邮箱，生怕错过什么。

可从早上一直等到下班，都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下班后，我跟李铭一起往外走。出门后，他突然把我叫到楼梯转角，说：“虽然部门HR让我低调，但还是跟你说一下吧——就在刚才，她让我提了调动申请，意思是那边名额是一个一个放出来的，应该不会让我们一起过去。”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回到家后，越想越不对劲——名额有先后就有先后呗，为什么要李铭“低调”呢？是要对谁“低调”呢？那显然是对我、对高佑东低调啊！不安在我内心里开始蔓延起来——难道可能有人转不过去吗？想到这，我愈发坐立不安——高佑东那边早上说完，也一直没有后续，现在什么情况，要不要问一问呢？

我正犹豫的时候，高佑东却打来了电话：“忙着呢吗？跟你说个事，部门HR刚告诉我，我们仨可能没办法同时过去，让我心里有个数。最多有两个名额，李铭应该已经在转了，也就是说，我们俩至少有一个要出局了。”

“什么？！之前不是说名额充裕吗？”我感觉自己的血压在飙升，拿着手机的手在颤抖，不安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心头瞬间涌上一阵窒息感，就像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把头探到水面，刚喘了口气，又被硬生生地摁了下去。

“对啊，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要被气死。今天是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不能坐着，只能躺和站。接到通知，我马上就出来给你打电话，现在正站在病房门口。”

“名额不够，为什么不早说呢？浪费这么长时间干等着。”我的窒息感变成了愤怒，感觉自己像案板上的肉，毫无主动权，“拒了其他机会，就等来这么个结果！”

3选2，他俩都有接到HR的通知，就我杳无音信，这不明摆着不要我了？这么想着，巨大的悲伤一下袭来。我准备去问一下那边的接口人，无论什么结果，我必须知道确定的答案。我在线上给对方留了言，对方很快回复了，说稍后给我打电话。

等待的空档，眼前仿佛有一座大厦在摇摇欲坠，这种时候最为熬人，你感觉它快要倒了，但又不知在哪一刻倒，如果它轰然倒下，至少可以让人认清现实。我甚至想了很多次电话打来后得到被拒绝的消息的场景。良久，我又想，既然都不要我，那我至少要知道是为什么，于是拿出纸笔，开始罗列一会儿准备问的问题。虽然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冷静，生气也没用，事已至此，何必自我为难呢，但手中的笔却依然止不住地抖，心跳加速，字坨成一团，凌乱地散落在纸上。

1小时后，手机响起。我心里一沉，如鲠在喉，深吸了一口气，拿起来看着那个绿色的接听键，一边用尽力气安抚快要喷薄而出的情绪，一边对自己说：冷静、冷静、冷静。

顿了几秒后，按了接听，没想到从对面传来的声音，语气居然很轻松：“你这边问题不大，名额是一个一个放出来的，耐心等待吧。本来我是想让你第一个转的，但由于部门内部各方面原因，女生就排后面了。”

我这边问题不大？反转来得过于突然，我将信将疑，手里还拿着刚刚写好的问题，补充问了一句：“那我们3个是都没有问题吗？”

“不好说。”对方留下一句，就挂了。

煎熬等待了1小时，通话过程不到1分钟。但至少，事情看起来又出现了一丝转机。我心情缓和些，又催促高佑东也去问一下，但他问完的反馈是对方回复得略显敷衍，没有什么明确结论。

周日下午，我跟王泓一起去医院探望高佑东。出电梯的时候，高佑东来接我们，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看起来气色非常不好，穿着深蓝色条纹睡衣，手术的伤口还在愈合中，走路只能弓着背。见我们来了，他笑着摆了摆手。想着他一边生着病，一边工作上还出了变故，肯定身心俱疲，我不禁感到非常难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们来找你唠唠嗑。”把水果放到病房后，王泓先说道。

高佑东带我们去到病房外的大厅，那里的人很少，有一整面落地窗，站在窗前，可以看到楼下的喷泉，池里有两只黑天鹅，还有两个天鹅雕塑立在水面。

“做完手术不能坐着，除了躺着，就是出来动一动，我每天早上和傍晚都来这里看那两只天鹅，经常有人来喂它们。”高佑东说。

我们站在窗边看着天鹅从这头游到那头，再从那头游回来，夕阳的余晖开始洒落在水池里。看了一会儿后，我们切入正题：“这波操作真的是绝了，一直吊着这么长时间，最后给个这种回复。”

“现在什么承诺都不靠谱了。如果后面还是没有明确进展的话，就必须开始两手准备了，再找找内部外部的其他机会。”我对高佑东说，经过这来来回回的波折，我已经不敢随便相信对方的口头说辞了。

“现在就剩咱俩了，一起吃过这么多顿饭了，大家都是兄弟，相信我们谁出局，另一个人都会感到遗憾。”高佑东对我说。

“唉，是的啊。”我叹了口气，一边感动于有这些共患难的朋友，一边又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们一直闲聊到窗外的路灯次第亮起。临走的时候，高佑东说道：“我爸在医院照顾我，出了这事我都没跟他说。我爸妈以我为傲呢，培养了这么多年，终于工作了，不想让他们担心，也不敢跟他们说。今天你们来，我非常高兴，终于有人跟我唠唠这些事了。”

“你高兴，我们就高兴，你好好养病，能让你高兴一些，我们今天就来对了。”我和王泓回复他。

李铭提完转岗申请，流程也走得很快，3天左右，他的岗位名称就变了。我和高佑东依然在等待，所幸部门内已经有一些员工通过转岗和离职消化掉了部分裁员名额，之前的1个月期限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往后拖延一下。我又去产品线和部门HR那边问了一下，他们的回复都是：会接收我，但还是需要继续等。

转眼来到3月中旬。一天，高佑东突然问我：“在吗？”

高佑东一向说话直接，有事说事，突然以“在吗”开头，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他说组长找他谈了话，现在只剩下我和他没有转岗走，所以必须出一个人来背上个月的考核低分，组长选择了他。

我们部门内确实每个月都有按比例背行政考核低分的潜规则，考核结果对个人评级和绩效都有影响，但以往没有这么严格。高佑东说他跟组长申辩，说背低分会影响他在公司内部的调岗，组长却回复说“不影响”，并解释说之前也有别人背锅。

“这是要赶我走的节奏了。”高佑东说道，“我真的要准备在外面找工作了。刚动完手术，刀口还疼着，坐都不能坐，还要准备找工作和面试。”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毕竟我这边也是悬而未决。

高佑东出院了，但依然需要卧床养病，他就又请了半个月的假。期间，他一直在关注着外面的工作，但匹配的岗位非常少，唯有销售类岗位最缺人，也不需要相关背景——但念了好多年的书，拿着985硕士的牌，甚至手里有多篇论文，最后却去当销售吗？不知道这算不算“孔乙己的长衫”，但不甘心是真的。他面试了几个与原专业相关的岗位，但反响都不太好，对方都觉得他缺乏工作经验，其中有一个需要到当地线下面试，他养病不方便，就拒绝了。

部门HR那边问我有没有催产品线转岗的进度，我说在催了，但那边说需要调走一个人才有空位置接收我，时间上实在不受控。于是HR就建议我再找找别的，万一这个黄了，好有个备选项。我叹了口气，嘴上说着“好的”，实际上心力交瘁——熬鹰大概也就这样了吧，每天一根弦绷着，拖着，起起伏伏，直到变得松垮无力，各种情绪都逐渐消耗殆尽，连气愤都所剩无几了。

4月初，我终于在公司里见到了高佑东。组里只剩下我俩还占着位置的编外人员，说不尴尬是假的。几个刚出差回来的同事早就听说了我们的事，都以为我们都转岗走了，一进门，看到我俩还坐在工位上，也只能讪讪地笑一笑。

高佑东回公司第三天，就迎来了又一个低分考评——组长说他3月份请假太多。我们之前还在庆幸，他手术做得很是时候，转岗空档期可以安心养病，如今这却变成了落井后丢下来的一块巨石。组长这次给的考核评价非常言简意赅，只有4个字：能力不符。

看到评语后，高佑东气到冷笑出来：“考评结果会上传到主管处，是离职的谈判筹码，有个认识的学长，在这边离职前被给了3个月的低分。”

“要裁员就说裁员，跟能力有什么关系？临走还要给扣个锅。”我愤愤地说道。

我想到之前组长夸高佑东做事稳重又靠谱，想到组长每天脸上挂着的微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以置信，难道这才是职场的真相吗？

“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吗？现在每天还在见面啊，这还没等人走，茶就凉了。”我替高佑东感到难过，低评级都已经够狠了，为什么评语还要写得这么冷漠和犀利呢？我对高佑东说：“佑东，你非常优秀，这绝对不是你的问题，主要是运气不好。”

“我现在已经对公司没有一点留恋了，给我赔偿，我立马就走。”说完，他在工位上叹气。

组长刚好路过，对他说了句：“别有情绪。”然后带着一如既往的微笑，扬着脸，仿佛无事发生。

我问高佑东后续有什么计划。

“我这种情况，大厂已经不好进了，只能投一些小公司了。目前手头有个还可以接受的offer，是化学的老本行，兜兜转转又回去了。”

“公司大也是当螺丝钉，只要各方面合适，小公司也不错的。”我说。

“主要也没有选择啊，工作真的太难找了，已经在准备考编了，一开始觉得它工资低，但如今看来稳定还是很重要的，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干掉你。累了，不想卷了。现在是笔试已经过了，面试也面完了，就等出结果了。”

4月中旬，产品线的岗位名额依然还没有空出来，但对方明确表示会接收我，还派我提前到上海出差学习。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这次的调岗如此费劲——每个部门的人员数是按业绩来分的，一般是固定的，产品线近几年业绩好，预计可以扩充人员，2月那边正好缺人，便直接答应接收我们3个，但没想到公司这波裁员规模这么大，后面又有了更合适的人插队，所以名额就紧张了起来。

4月下旬，HR找高佑东谈话，拿了1个半月的赔偿后，他正式签了离职。

办手续的过程还需要几天。高佑东每天早上先去医院换药，再来公司。临离职的前两天，上午他来得很晚，路过时，我问：“你咋才来？”

“哇，医院今天人贼多。”他回复道，很自然地冲我笑了笑，语气里带有一丝轻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看到他略带轻松的样子，我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几个月前——今天也只是普通的一天，高佑东打了一个普通的招呼，互相吐槽完早高峰的地铁很挤后，我们来到工位打开电脑，一切都在安稳有序地进行着。

高佑东走的前一天，我们几个一起吃了个饭：

“刚考完的事业编结果出了，就要1个，我排第二。”

“啊就差一点，这也太可惜了吧。”

“还是运气不到位啊，上半年还有几个岗位可以再考一下，我准备再试试。大不了就先去新公司过渡一下，走一步看一步吧。”

“经过这件事，发现给资本家打工是真的不靠谱，怪不得都说‘宇宙的尽头是考编’。”

“我有同学也准备要离职了，他们公司末位淘汰制，压力太大了。”

“我的一些同学也在吐槽工作累，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回家倒头就睡，几乎没有个人时间。”

“你们都还在，只有我走了。”末了，高佑东说道。

我想起曾经那些参加培训、下馆子、打游戏的日子，如今一晃，居然到了离别的时候，不禁十分伤感。

“唉，主要是运气差了点，没关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没错，佑东，此去，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王泓端起酒杯说道。

5月初，我终于成功提了转岗申请。搬走前，看到他们3个曾经坐过的位置空空如也，仿佛无人来过，只剩被遗落的名牌执拗地贴在屏风上，仿佛在等着什么。回想去年，听到组里说下一届还会再招4个新人时，我还在疑惑这块的工位看起来有点不够了，人来了坐哪呢？去别的办公室吗？如今看来，原来是坐我这儿。

我就是小丑本身了，我不禁苦笑了一下。

打开我们组的群，发现也就少了我们4个应届生，之前听说被约谈的一个老员工并没有离开的迹象。别的组，被裁的人有老有新，而我们组负责的产品相对更复杂，需要时间沉淀，大概是老员工都裁不动，只能拿新人开刀。总要有人走，不是我们，就是别人，现在只能是我们。

公司这次大裁员逐渐接近尾声，我们整个部门都大出血，我打开一个工作群，原来有100多人，如今唯剩80几个。

熬了2个多月，终于有了结局，但怎么能算是结局呢？今天的结局不过是明天的开始——王泓转岗到美洲处，预计未来几年都会待在国外，他重启了办理签证的流程；我和李铭转到产品线的岗位，从头开始学习另一个产品，这边年轻人少，工作压力更大一些；高佑东又考了几个事业编的岗位，其中一个过了，便马上准备签约了。

一切尘埃落定后，我问自己：如果注定要经历这件事，是在26岁时好呢，还是在36岁时好呢？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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