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的“数字隐形人”，如何被看到？

今天，互联网对传统经济的改造还在继续，我们足不出户便可获取各种服务，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女工、快递员，这样的零工群体在不断壮大，互联网平台把他们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了更多就业选择。

但新的问题产生了。数字化匹配下，人与人只有“一面之缘”，旧有的信任机制失效了，我们每个人的“附近”都在消失，零工群体则陷入一种“弱契约、强监控”的社会关系中，被算法驱驰，被用户苛求，成为系统中的弱势群体，长期被当成一个群体性符号，个体的声音无法被听见。

技术的利与弊，在零工群体身上同时显现。如何在数字社会中重建附近和人们之间的信任，让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异乡人”，在本周举办的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上，多位学者讲述了自身对数字社会的观察，但这不应该只是社会学者们关注的命题。科技不会主动向善，这是企业的责任，每个普通人也应该思考，如何在科技浪潮改变我们的生活时，保留那些美好与善意。

孙萍是在一个楼道门口见到梅姐的。晚上8点，梅姐提前关了外卖接单系统，骑着电动车匆匆赶来，她身材瘦小，头盔下是一张晒得黢黑的脸，眼角有细纹，留着短头发。这样的形象，很难跟她响亮的名号联系起来——“望京女单王”。

过去5年，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一直在跟踪研究外卖骑手，这是一群互联网和平台经济塑造下的新型打工人。“他们就像夏季傍晚的候鸟，很快地集合在一起，又很快地消失在大街小巷。”

以前，梅姐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依靠互联网工作。她来自四川的一个农村，跟丈夫认识时，家里还没通电，为了赚钱，夫妻俩把大女儿留在村里，带着小儿子到城市打工，一家三口住在半地下室。她做过电梯员，每天站在一平米的空间里，负责按键。后来，老家人给表弟介绍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他不想干，梅姐只能自己顶上，她从头学骑自行车，渐渐摸清每个小区的位置和路线，举着一捆捆报纸送往各家各户，锻炼出了一把子力气，后来改送快递，米面油都不在话下。

这些经验最终被她用到了送外卖上，梅姐学东西快，接单系统很快就能上手，对各个小区位置也早已门清儿，每当新骑手迷路即将超时，总会向她求助，请她救单。现在，梅姐每天能送60多单，甚至比很多男骑手都要多，成了望京这一片有名的“接单王”。

像梅姐这样的外卖骑手，穿梭于偌大城市的每一处犄角旮旯。疫情之后，孙萍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外卖骑手的行列之中，他们之前可能是小企业主、学生、建筑工人和餐饮服务员，大多是以兼职的形式跑外卖。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看来，务工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就能及时获取就业信息，以“临时合作”的方式代替传统企业中的长期劳动合作关系，打破了传统劳动力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这种依托互联网平台出现的忙碌而流动的零工，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

2021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其中就包含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女工、快递员和安装师傅等。在被互联网大规模改造过的居民服务行业，他们的工作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副主任鲍春雷，一直在关注数字技术对就业岗位的影响。通过研究测算，他发现，数字技术平台可以降低就业、创业成本，提高就业效率。在2021年，仅是微信平台，通过公众号、视频号和小程序带动的就业机会就达到了4600多万个，这是一个积极的数字。

鲍春雷对这些数字进行了深入研究。数字技术的赋能一方面体现在精准推送，“给劳动者需要的岗位，给企业需要的劳动者”。同时，这种推送是包容性更强的，鲍春雷发现，做数字化岗位的人并不都是高学历，相反是以大专以及大专以下学历的群体为主。以往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第一站是进工厂，但现在，他们有了更多新的选择。

阿芳的选择是成为一名家政阿姨。她来自苏南的一个农村，以前一直在镇里的服装厂做女工，丈夫是一名电工，两人有一个儿子，日子过得平静。直到前几年，丈夫出了车祸，脑部受伤，一直卧床。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但儿子还要继续上学，她一路远走，来到了北京。

年轻人做家政阿姨的并不多，像阿芳这样四五十岁的女性成为了家政阿姨的主力。根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家政服务行业报告》，全国家政行业从业人员从2017年的2623万增长至2020年的3275万。互联网家政平台在订单来源和数量方面，与传统家政公司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阿芳她们一般挂靠在家政中介平台上，通过培训，取得早教证、育儿证的证书，每介绍成功一单，平台抽取20%左右的佣金，算下来，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元。

除了更加包容的匹配度外，鲍春雷还发现，数字化平台的出现，让很多人的工作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比如严飞就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摊位和小货车旁，忙碌的小贩们腰间别着挎包，忙着称菜、揽客和算账，很多人还竖起了手机镜头。

“小宝哥”北漂十多年，一直在新发地市场做热带水果批发，2018年，他开始拍视频，用一双有力的手，现场掰开榴莲，在屏幕前大吃一口，有时还自创新吃法——榴莲拌米饭、大饼卷榴莲，积累了将近100万粉丝。如今，“小宝哥”的主要工作就是拍视频，上午从七八点开始，一拍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专门写脚本。依托于数字平台，他实现了榴莲创业，还成立了一个公司，面向北方市场，做榴莲供应。

一个个梅姐和阿芳，用自己填充着数字社会里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并成为了它的一部分。也有极少数像小宝哥这样的人，抓住了里面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有一天，严飞收到了一条特殊的微信，发信人是军军，他是一个江西的00后，子承父业来到北京，家里三代人都做了门窗安装师傅。他的微信内容是一段语音，用远超年龄的成熟嗓音，低沉而平静地念着《异乡人》中的一段话：

“此时，在这黑夜尽头、拂晓之前，我听见汽笛声响起。它宣誓着旅程即将展开，通往从现在直到以后对我而言已完全无所谓的世界。许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想我了解为何她在生命来到终点时找了个男朋友，为何她会玩这种从头来过的游戏。即使是在那里，在生命逐一消逝的养老院，夜晚依然像一个忧郁的休止符。与死亡靠近的时候，妈妈必然有种解脱之感，而准备重新再活一次。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有权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样，已经准备好重新再活一次。”

严飞知道，军军没念出的下一句是，“我第一次敞开心胸，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就像这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一样，“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这令严飞产生了思考，他能够理解军军的孤独与无助，“他并不是一早就打算做门窗，他有很多想法，但又受限于自己的条件，更能感受到大城市带来的压力和冷漠”。

2019年的一个夏天，通过安装门窗，严飞认识了江西老杨，他从“门窗之乡”安义县来北京务工，在双桥有了一家小门店，一直担心高三的儿子军军考不上大学，希望严飞能帮忙“敲打敲打”。

就这样，一个高三留守少年和一个清华大学教师，产生了连接，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这个个子高高，有些羞涩和内敛的男孩，曾经告诉严飞，他用尺子在地图上量过距离，中国传媒大学离父母开小店的双桥很近，他要把它当作第一志愿。但可惜，军军最终没能考上，短暂地纠结之后，他决定来到北京，跟着父亲一起安装门窗。

互联网时代的零工从业者，虽然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在经济上的回报更多，但技术就像一张大网，他们一旦被捕获，就会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持续为系统提供交换价值和数据价值。“被技术捕获的劳动者，劳动的主体性会慢慢丧失，数据和技术塑造了个体和系统的情景化互动，产生新的管理协商方式，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通过联合罢工或工会去解决工作中的压迫和不平等。”孙萍说。

只要接单系统开启，从起点到终点，外卖员的行驶速度、距离，中间拐了几道弯，打了几个电话，如何沟通，全部会被一一标记、积累和储存，等待着系统的清洗和处理，成为喂养算法与平台的养料，再被用到下一次的衡量与规制之中，这是个记录与计算的无休止循环。

为了适应这个循环，骑手们也停不下来。梅姐永远7点开系统，一有单就出发，一直跑到晚上12点，每隔一天才午休一次，“觉得困难、跑不动”，才中午回家睡一觉，两个电瓶换着充电，平均每天10点、晚上5点要更换两次。这对骑手们来说很正常，“大家都是一干就十几个小时”。她也全月无休，因为一旦休息，接单的单价和等级都会下滑，就像是玩游戏的级别，“青铜、铂金、黄金、王者，你要不断升级，也要防止自己掉下去”。春耕一到，有些骑手就要返乡，等到再次回到站点，等级早就一落再落，只能从头再来。

但系统是残酷的，时间限制越来越短，甚至梅姐有时感觉，“餐都没出，就快要超时了”，她只能更快速、不停止。有一次，梅姐的车歪倒，弄伤了手腕，需要打石膏。站长劝她休息两天，但梅姐不答应，“只要死不了，我就要上班”。她用手指替代手腕，继续骑车送餐。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了上海疫情封控期间。一位骑手争取到了小区出门证，选择出门接单，不再回家，跟其他骑手一起，住在一个废弃的三层教培小楼里，每天吃饭，全靠丈夫在小区栅栏外传递。更多的人离开家后，选择住在地铁站和桥洞里。

经济上的压力让他们别无选择。孙萍通过调研发现，在2022年，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地方的骑手，6成以上有负债，3成以上超过了10万元。孙萍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娘，几百页的银行流水，全是丈夫在网上赌输转出的钱，100多万元，一分不剩。没办法，老板娘只能跑去送外卖，每天离家还有一公里时，她就把车停下来，提前把外卖员的衣服放到箱子里，换好便服再回家，不想让人知道自家的情况。另一个中年离婚的女骑手，想要实现经济独立，从农村来到城市送外卖，她也想攒够钱，买一辆房车，这样以后去看上学的儿子，再也不用心疼酒店钱。

孙萍和梅姐，就像短暂相交的两条线，很快向着不同的方向远去。有一天，孙萍发现自己被梅姐删除了好友，她一开始很困惑，直到有其他外卖员告诉她，“工作上的关系转瞬即逝，删掉你不是因为不喜欢你，可能只是没内存了，或者单纯觉得没什么可联系的”。

后来，孙萍又碰到了同样的情况。她渐渐明白，梅姐们不是故意为之。她们的工作一直在流动，没办法跟所有人保持联系。在北京的一个外卖站点中，一年之内流转或者是离职的骑手能够达到90%。昨天的同事，可能明天就已经离开，他们互相的连接变得微弱，同一个站点工作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偶然产生交集的人。

他们普遍变得孤独。严飞在研究零工从业者时，通过数据获悉，这些人有9成以上都具有明显的压抑情绪，包括焦虑、紧张和低落，同时，也有较强的被剥夺感和有限的城市融入感。“他们在一座城市里，声音一直是非常微小的，不会被人听见，听见之后，也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与对待。”

孙萍认为，这是数字化匹配下无法避免的信任缺失。“一旦由平台充当中介来进行监管，契约关系就会取代信任关系，会缺少很多人情味。”梅姐前几天得到了从业几年里的第一个差评，原因是她通知消费者餐送到时，对方正在跟客户谈生意，觉得受到了打扰。一旦差评通过，梅姐会被扣150元。

严飞也在他的新书《悬浮》中提到类似的观点：“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构建了‘弱契约’和‘强监控’的劳动模式，他们的待遇无法通过契约得到保障，但工作过程却可以通过网络完成一整套的严格监控，这可能将劳动者进一步异化。”

这些被互联网捕获的打工人，最后只能回到互联网的场域里寻求认同。孙萍的学生调查了外卖骑手的短视频制作，很多骑手喜欢发短视频，除了分享日常生活，更多还是当作随便发声的一个场域，今天遇到了一个不好的单，或者是遇到一个好人，或者是什么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骂一骂、吐槽一下。“在这个场域底下，他更多的其实是寻求一种系统之外的压力释放”，孙萍叫它“平行场域”，他们需要发声的渠道，“不在平台、不在站点，甚至不在家庭，而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空间”。

梅姐、军军和小芳，以及更多的零工们，他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附近的一个个最小切面，他们因数字技术与平台改变了生活，也被数字社会所忽视，成为了悬停在城市上空，难以被看见和听见的隐形人。对他们来说，技术带来了益处，但技术同时也很残酷。

这似乎是个矛盾的问题，技术的利与弊该如何去衡量，如何促使科技向善，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海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有些技术本身就存在复杂性，就像算法技术，数据量过于庞大，导致具体运算过程对于编程者而言也是黑箱。当我们为了效率，将决断权交给算法时，是充满风险的。因此，面对这样的技术，人类的动机与责任变得更为重要。

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关注是否存在算法偏见，对某些群体存在不公平。这种判断离不开企业的衡量。孙萍认为，这是一个平衡多方利益的过程。“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占领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是个多方参与的市场，另外的利益相关方也很重要。”

这当然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走进深圳做城市改造研究时，严飞被一家神奇的小店吸引了。一个敞开售卖货物的小卖部，藏在小巷里，小店门口坐着一位老婆婆，一边卖货，一边跟人聊天。一米之隔就是一家大型的青年公寓，靠密码开锁，中间的空地上，摆放着六七把空着的椅子，每到晚上，总有不同的年轻人坐在这里，乘凉、聊天。

这个小店引起了严飞的思考，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却建立起了陌生人之间的连接。他一直在研究数字平台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微信与千里之外的人联系，足不出户轻松购物，但却忽视了周围的小世界”。

互联网到底让我们更近了还是更远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孙萍的观察里，消费者和外卖员虽然面对面完成了一个配送的行为，但他们之间的任何沟通都是需要依托平台，“比如消费者对这个订单有任何的不满意，需要有任何的沟通，也是在平台上去进行的，也不是两个人面对面的去沟通”。

“我们会常常看不到他们的存在，或者仅仅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红色的衣服、蓝色的衣服、黄色的衣服的一个职业象征，和这样的一个载体或一个职业的标签打交道，而不是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严飞说。

社会学家项飚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都会觉得他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会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结构性的框架，有自己的一个自我价值体系所带来的一种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判断，所以大家都会带着一个既有的框架去观看周围的景观。这样的一种景观的观看就会完全把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去，反而忽视了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琐碎的关照。

这种关照也关系着技术体系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重建。我们应该多去关注自己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人、事和物，而不是将他们当作符号。我们的附近有很多这样的人，一个相熟的菜贩，一个熟悉的理发师，一个一直光顾的洗衣店，甚至是经常打交道的社区服务站医生。严飞一直想倡导改变，我们与他们建立连接，并不难，甚至不需刻意，一次主动的搭话，一次感谢，一瓶水，互相知道名字，慢慢建立连接和信任。

现在，严飞和军军的连接并没有中断，依然常常聊天，严飞鼓励他要继续读书，试图为他介绍工作，同样地，军军也会讲述他想要自学日语，学国际贸易，把门窗小店做得跟父母不同的计划。

他们的联系很紧密，严飞充当了一扇窗户，让大军看到了没见过的世界，其实，更多时候这种连接哪怕是微小的，也会产生暖心的效果。现在，每当时间不够时，梅姐都会提前发一条短信，告诉消费者，“抱歉，要多等一会儿”，大多数都能得到理解，有些人还会回短信，让她“慢慢开，不用着急”，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梅姐依旧很感动，她觉得，“还是好人多”。

无疑，信任的重建，依然需要很长时间。在技术领域不断突破的同时，持续关注人与技术的连接与关系，成了当下社会学研究者们最重要的命题，在过往的科技向善创新周中，包括项飙、邱泽奇等多位学者发表了对于数字技术进步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思考，未来这样的思考将会在这一空间继续延续。这关乎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数字时代的境遇，关乎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