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上海，失业比解封先到

于航记得很清楚，那是4月28日的下午六点，一天的工作忙了七七八八，领导发来微信消息，说要打电话“聊聊”。

电话那头，领导诉说了公司的若干个难处，“不容易”、“快倒闭了”，最后于航听到了重点：要裁员，而他是被裁的员工之一。

对此，于航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已经在这家上市家具企业旗下的数字科技子公司工作两年。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因为上海疫情，全公司已经居家办公一个月又十天，而他刚刚在一周之前忙完了一个重要的项目。

一切都“进展”神速，和领导通话之后，包括领导、人事和于航得三人微信小群就建好了，仅仅不到24小时之后的第二天下午五点，人事又和他打电话“聊了聊”。

和领导不同，人事唱得是“黑脸”，不仅语气坚决，要求于航必须在当天下午六点前做出决定：同意离职，拿N+1，由于拟定的交接日距离于航入职两年还有几天，因此N按照1来计算；此外，人事“劝”于航，如果不爽快同意，可能会影响下一份工作的背调。

措手不及的于航进行了短暂的挣扎，他给12333（全国劳动保障电话咨询服务专用号码）打电话，人工客服一直没有人接听。

七点半，在专属于航的三人裁员小群，人事和领导先后@他：“请确认是否同意。”纠结了一个小时，他回复了“同意”。

经历过2020，打工人对“疫情裁员”这件事并不陌生，于航本人就是在两年前疫情时被裁员才入职了这家公司。居家办公不代表可以摸鱼，打工人深知自己走钢丝般的处境，对工作不敢懈怠。

也许正因如此，当裁员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打工人会有“情理之中”但是“意料之外”的感觉，依旧是手足无措。

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比上个月上上0.3个百分点，其中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6.9%。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定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的黄线。

“失业”是一种状态，它有可能来自于裁员，也有可能是此前辞职还没有找到工作，甚至有可能是在疫情之中主动请辞。

当失业遇到4月的上海，情况则更加特殊：一是时间久，很多居民所在的小区从3月中旬起已经开始封闭管理；二是生活忙碌，核酸检测、抗原自测、电商抢单、团购、取货……

缺少娱乐活动、物资获取有难度、物价上涨、求职机会不多，失业的打工人在4月的上海，日子不好过。

5月的一天，朱晓远如约参加一场视频面试。面试官提醒他打开摄像头，朱晓远不好意思地照做，并且和对方解释：之所以满脸胡须，是因为自己为了纪念这段日子，决定解封之前不刮胡子。面试官没有为难他，说“还挺有个性的”。

轻松的面试氛围没有改变令人失望的结果，这次应聘不了了之。到5月14日，朱晓远在三周时间内只参与了五场面试，都没有结果，和2020年疫情前同样在上海找工作的经历相比，他明显感觉到机会少了很多。

朱晓远心里有些焦虑，4月18日，在被“封印”在小区里刚“满月”之际，朱晓远解锁了人生第一次被裁员的经历，被女友叫“软饭男”——虽然是开玩笑的——也是他29年来头一回。

4月10日，上司频繁问朱晓远要运营相关的数据，加上公司微信群里的讨论越来越少，朱晓远经常都是在“自说自话”，他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近一年以来，他负责公司的知乎渠道运营，从0到1将知乎账号运营起来，虽然粉丝只有三千个，但是已经给公司导入了30万的业绩。

但是公司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计算了朱晓远负责的知乎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最终决定这个项目“不值”。

4月18日，朱晓远的上司在微信上告知了公司的决定，第二天人事和他进行了语音通话：赔偿N+0.5，也就是一个半月的工资，交接日定在月底。

虽然紧接着上司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好生安慰了一番，但朱晓远的心里总还是有些难受。

他和同事们聊，发现这次的裁员涉及几乎1/3的员工，他所在的用户增长部门总共有35个人，这次就一下裁掉了10个人，而人员流动性本来就更大的市场部门则裁得更多。

论裁员赔偿，N+0.5虽然和劳动法规定得N+1比较有差距，但是和其他被裁的同事相比却是好的。虽然知道这次裁员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是朱晓远选择对公司给予理解，在平和之中办理了线上离职。

公司很快发了工资和赔偿，考虑到自己暂时没有了收入，他选择将到手的三万元全部用来还信用卡。没有存款，到手的钱也用来“填账”了，他开始为生活感到焦虑。

买东西比平时贵了一些，朱晓远在外卖平台买过菜，1颗圆白菜35元，4个番茄40元。爱喝的酒倒是买到了，平时只要一瓶8到10元，如今18元。虽然知道是暂时状态，但也已经持续了两个月。

本来生活颇有些“小资”的朱晓远，最近开始查如何领取上海失业补助金，如果申领成功，按照他在上海缴纳社保的时长，每月大概可以有近2000元。

除了赶紧找工作之外，朱晓远开始运营自己的自媒体，做酒类评测，此外他第一次考虑：是不是该离开上海了？

此前，这个念头不是没有过，但因为自己“对上海的执念太深”，一直被藏在角落里。

7年前大学毕业，朱晓远只身从郑州来到上海，在高铁站坐上小车，路灯带着树荫透过开着的车顶小窗，打在他身上，看着窗外夜色中的上海，那一刻定格在他的记忆中。开车的是朱晓远的叔叔，早年间叔叔也是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打拼出了一番事业，朱晓远对自己在上海未来的想象，也有了叔叔经历的影子。

但是7年过去，朱晓远依然是平凡的打工人，没有存款，没有房产，没有本地户口，就连叔叔都说如今年轻人打拼太难。

直到这次在疫情中被裁员，朱晓远才终于停下来，和女友提起了离开上海的可能性。如果找工作依旧没有满意的进展，他和女友考虑去二三线城市，去长江三角洲的城市，或者是去女友的老家四川成都。

于航在上海已经十年，没有落户上海也没有成家，他在老家合肥买了一套房，每月房贷要还9000元，虽然尚且可以靠存款生活，心里也有点没着没落的。

同期被裁员的同事已经决定去苏州发展，于航的内心也有些松动，但还在纠结中。

长期的居家办公，也让一些打工人不堪重负，选择主动请辞，继而自己加入了“上海失业俱乐部”。

张雨彤就是其中一员，出生于1999年，她是组里年纪倒数第二小的，辞职的决定也被关系好的同事说太年轻、太冲动，但她觉得自己非这样做不可。

这是张雨彤大学毕业后的第2份工作，公司经营软件产品，而她是toB的销售。平时，张雨彤在外跑业务，面访不同的公司，几乎每天微信运动都能达到2万步。

3月18日开始，张雨桐的小区封闭，公司也同期开始了居家办公，她的主要工作从面访公司变成了打电话。

从前的业绩指标是每个月让客户开账号30个，居家办公后这个指标不变，但同时领导要求每个月打电话的有效（通话时间2分钟以上）数量是72个。除此之外，每天下班时需要在微信群里提交日报，每周五下班要邮件提交周报。

很快，张雨桐感到销售们之间明显开始“卷”了，规定五点半下班，但五点半就发日报的寥寥无几，而且日报变成了小作文，一个比一个篇幅长。除此之外，她还发现同事在系统里偷偷把她的客户偷偷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原本张雨桐对于上班就到处跑业务的工作不觉得累，甚至觉得非常自由和享受，如今居家办公，她反而觉得工作强度上来了，还很心累，加上疫情下生活的挤压，渐渐令人力不从心。

张雨桐的工作日是这样度过的：早晨五点被抢菜的闹钟吵醒，迷迷糊糊拿起手机在电商平台抢单，有时会成功，有时无望地努力几分钟，在“今日运力不足”的提示中败退；纠结是起床还是睡一会儿，到八点半开晨会，还得注意领导的要求“精神面貌要好”；下了晨会，照着名单给客户打电话，通话时间系统里都有记录，平均每天得打出两三个聊2分钟以上的电话，这在大部分客户都是“陌拜”的情况下很有挑战；下午七八点，发发日报，准备下班。在这之中，随时要准备好下楼做核酸，或者去取到货的电商或团购订单。

加班时有发生，有一次领导通知当周要做“工作答辩”，张雨桐熬夜赶制PPT。

辞职之后，张雨桐有三天什么都不做，彻底“躺平”。第四天，张雨桐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新日常：摘菜做饭、健身……毕业近一年，她第一次感觉自己是在生活。有天晚上，张雨桐坐在餐桌边摘菜，慢悠悠地摘了几个小时。

焦虑与迷茫还是会找上门，张雨桐感觉到在疫情中辞职的一大坏处：几周以来家既是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的办公室，如今辞职，却完全不能进行转换——别说旅游，连出去看场电影、吃顿好吃的也做不到。

去年9月换工作的时候，张雨桐以毕业一年、仅有三个月工作经历的履历，不到一个月就入职了新公司。而如今，她能感到机会在变少：“刷得多了，感觉过来过去都是那几个HR。”

对张雨桐来说，现阶段还是以调整身心为主——在辞职之后没多久，她的月经重新现身。在她看来，真正的求职还要等解封，线上面试可以接受，但是还没有线下实地看过就入职还是显得太过冒险。

比被裁员和主动辞职都难受的，是“辞不逢时”失业在家的人。他们介于主动请辞的“活该”和被裁员的“无奈”之间，不尴不尬。

在距离上海一千三百多公里以外的陕西商洛，刘珂的求职计划也因为上海疫情被搁置着。去年10月裸辞的时候，刘珂只是想用两个月备考年底的CTA注册税务师考试，以便南下上海找份更好的工作，最好能进外企。

然而由于当地疫情，原定于12月的计划连续延迟了三次，到了年后干脆宣布取消。刘珂和一个有相似经历的江苏朋友一起将今年8月的考试地点选择在了上海，边继续备考，边在求职软件上看上海的工作机会。

也许是因为时间被耽误了太久，和张雨桐“解封再求职”的想法不同，刘珂已经投递了300多份简历，如果有满意的工作机会，她不介意线上入职。

但是和朱晓远、张雨桐的感受相同，刘珂明显感觉现在比起她2020年同时期求职的时候还要难，尤其是从4月开始，新发布的工作机会就相对变少了。

刘珂已经一天都不想多耽误，只要上海解封，哪怕自己还没有找到工作，也要先搬过去。

不尴不尬“辞不逢时”的人，有卡在上海之外进不来的，自然也有困在上海出不来的。

3月6日，郑欣怡和男友吵了一架，男友从南京飞来。结果俩人不仅和好了，等3月18日郑欣怡居住的小区封闭，两个人就这样一起生活了两个月。

郑欣怡和男友原本有个完整的计划，郑欣怡辞职离开上海去男友的老家深圳，男友在南京读本科，6月毕业也去深圳工作。也因此男友来了上海之后暂时没有回南京，想着先帮郑欣怡搬去深圳安顿下来，自己再回学校。

3月中旬郑欣怡已经找好了深圳的工作，并且按照计划在上海辞职，18日小区封闭的时候，离职手续还没有办完，但到了约定的离职日期3月25日，郑欣怡的工资就停止计算了——原本离职要提前一个月沟通，但当初郑希怡急着离开上海去深圳，和领导求情，将流程缩短到了两个星期。

这边没有工资，深圳的入职都迟迟不能办理，好在是一家国企，谅解郑欣怡的特殊情况，还为她保留着岗位，只等她入职。男友还在读大四，两个人在两个月之中承受着经济的压力。郑希怡付房租，男友负责日常“搞物资”。

5月17日，男友在居委发布的当日“告居民书”中看到了离沪政策：自动驾驶机动车离沪的，要在居委填写驾驶机动车离沪的申请书、准备好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者24小时内抗原阴性证明以及个人绿码、提供目的地外省市同意接收证明，且对公章层级有要求。

蹭谁的车是个问题，郑欣怡的男友开始四处打听。就算是能个人离开，上海的公共交通尚未恢复，怎么顺利抵达机场却是一个问题。郑欣怡和男友在小区群聊里看到，有人拖着行李骑自行车到五公里之外的某处，本来准备叫辆货拉拉去机场，却没有叫到，最后只能继续骑车。

不过男友似乎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他几天前买回4卷卫生纸后告诉郑欣怡：这4卷纸用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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