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不回家，留守在广州“湖北村”的纺织人

“诚寻客户，针织、梭织、打底衫、各类小件上衣，过年不回家，12名熟练工，长期合作”。

去年12月初因为疫情，孙涛回了湖北老家，临近元旦，孙涛又返回广州，希望在春节前可以“捞到”一些新的订单。

他所在的康乐村，是广州小型制衣厂最为集聚的地方，康乐村再往南，便是全国服装布匹产业里最具影响力的中大纺织商圈。

康乐村里的巷道，就像不断延展的布匹，幽深而狭窄。天空被低矮的建筑群挤压得只见一线，这些建筑里，藏着各种压折、绣花、成衣工厂，机器有节奏的低鸣，工人把一捆捆布匹绑在电动车上，穿行在这些巷道、消失在低鸣声中。

而在中大纺织商圈里，随着春节的临近，以往的热闹和拥挤逐渐被冷清与空旷取代，轻纺城的商铺关了大半，顾客也寥寥无几，那些还没拉闸的，也都在忙着整理布料色卡，为即将到来的休市做准备，有的档口老板为顾客介绍自家布匹，试图在闭店前再成交一单。

如今，中大纺织商圈内聚集了十多家布匹交易园区、63个专业市场、2.3万间商铺，直接从业人员10万人以上，关联产业人群超过200万人。无数面料商、采购者、外来务工人员在这里游走、聚集、分散，寻找着谋生致富的机会。

外观上，康乐村与广州其他城中村无异，但除了生活之外，这里还叠加了贸易和生产功能，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村”。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海印桥桥底卖毛线的地摊商贩们自发迁到了中山大学南门对面的空地，并逐渐形成“气候”。

到了90年代，在广州外贸繁荣、服装产业高歌猛进的背景下，中大布匹市场扩张成为全球第一的纺织专业市场，逐渐衍生出成衣加工、仓库存储等下游产业，其范围也从中大延伸到康乐村、鹭江村，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服装产业链。

△康乐村的小作坊内，工人们正在操作纺织机器 时代周报 邓颖恒/摄

就像有传说能在广东二手车市场里用零件拼出一台法拉利，康乐村的“神话”是，服装贸易商早上在纺织城订好面料，走到康乐村就可以找人加工，不到傍晚就能拿到成衣，从而发往服装交易市场，展开自己的商贸之旅。

2022年12月12日，中大纺织商圈在政府指导下，开始复市。

衣食住行作为生活的基本需求，服装排位第一。作为南方最大的批发零售集散地，纺织业甚至成就广州成为“中国纺织时尚名城”。

复市意味着在疫情之后，要对加快中大纺织圈的复工复产和产业升级，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落入水塘，向四面八方扩散，从业者的激动在社交媒体上蔓延，他们希望能赚到一笔“过年财”。

生意虽然难做，但陈丽并没有让负面情绪占据自己的全部思想。复市后一个月，她每天都按时来到档口理货、消毒，然后泡上一壶好茶，一边处理线上订单，一边等待新客户上门，“这段时间轻纺城的人流量很少，有时候一天能有三四个人进店，有时候可能一个都没有”。

这是1月上旬，中大纺织商圈里的广州国际轻纺城，不少商户大门紧闭，这让陈丽的店铺，明晃晃的灯光十分显眼。

陈丽说，一直以来，广州国际轻纺城都是中大纺织商圈人气最旺的专业市场，但复市的一个月里，商场客流量还不到正常时期一半，这或许是年底复市的必然。

陈丽经营的是一家面料店，主营快时尚梭织时装面料和针织空气层，生意好的年份，流水可以做到千万以上。

这意味着她在市场里有比较高的江湖地位，但在过去两三年，她没能维持住店铺的业绩。

“2020年还没感到太大影响，到了2021差距就变大了，虽然也有不少客人进店，但到了最后，很多外地的客户都没办法来选货，那阵子只能靠老客户维持经营。”

虽然从事纺织业，但再厚的布匹也无法裹着生意不好的“寒气”，陈丽预计 2022年的销售额会比2021年下降约四成，“2021年是近三年销售额最好的一年，大概有七八百万元，去年估计就只有三四百万元吧”。她说账还没有清点完，但八九不离十了。

正当她对未来有所担忧的时候，三年没有来过中大纺织商圈采购面料的王慧，推开了陈丽店铺的大门。

对服装企业来说，购买面料是做出成品的前置步骤。王慧是四川成都一家服装企业的采购负责人，从事服装行业将近20年，她的公司主营定制服装，客户大部分为国内500强企业，以及高端私人客户。

几年以前，为了寻找面料，她每年都会来中大纺织商圈两次，但由于出行不便，这三年她再没来到这里。“没办法实地选品，导致采购面料不方便，所以过去几年公司一直没有开发新产品，做的都是旧款。服装行业是更新迭代非常快的行业，因此这非常致命”。

对此，王慧早有布局。2019年，王慧开设了自己的面料生产工厂，从服装加工向面料生产这一领域拓展。生产的面料不仅供自己制衣，其余2/3会卖给其他客户，但在他们眼里，广州的技术和品质，仍旧是这个行业里最受追捧的。

为了能在2023年开一个好头，王慧还是抽出了一天时间从成都赶到广州，到面料市场选购新品，“看到中大纺织商圈复市，不少服装人都特别兴奋，这意味着整个服装产业的上游正在逐渐恢复，而这种利好将逐渐传导到下游，带动整个服装行业加速回暖”。

一个是卖方，一个是买方。但从产业链来看，陈丽和王慧都处在链上的同一环——纺织原料交易。

陈丽说，中大纺织商圈是全国影响力最大的服装原料交易市场，面料交易商和采购商来自全国各地。

据不完全统计，纺织城附近的康乐片区辖内有制衣厂、仓储企业5200多家，聚集了超过3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来自湖北，坊间会习惯性地把这一带叫做“湖北村”，这个样本，像极了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多年前的调研：《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如果说那个样本是纺织业从业者的“北漂”史，那么康乐村则是这个群体的“广漂”叙事。

“康乐大桥”是“湖北村”辖区内一段不足10米的石桥，石桥附近的是一群坐在小板凳上的制衣厂老板，他们身前都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的诉求，比如寻找客户，比如招工，这是最为原始的广告模式。

孙涛就在这里，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头挂着一块牌子，写着自己找客户的信息。

他是湖北荆州人，2018年经过老乡介绍，在康乐村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来广州之前，孙涛是江苏一家模具工厂的高级技工，每月有一万以上的收入。

当技工的那段岁月里，孙涛不满足一眼可以望到头的单调生活，一直在攒钱试图创业。在老乡的介绍下，他与妻子凑了五十多万，在康乐村开了一家300平方米的制衣厂。“当时我想自己做点小生意，因为我妻子对服装行业有点了解，所以就做了这一行。”

对于从工厂离开自己创业这一决定，如今想来孙涛有点后悔。“2018年刚开始做的时候，制衣厂生意不错，刨除成本、工人工资还有自家日常生活的开销后，净赚三十多万。”

△康乐村里运送布匹的小哥，他们或许自己就是老板 时代周报 李杭/摄

然而，最近几年因为外部原因，订单大幅度减少，制衣厂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孙涛也不例外。“2022年，工厂利润至少下降一半。自己还算幸运，身边很多人忙了一年不仅没赚到钱，还亏了不少。”孙涛猜测很多人在这两年买新衣服新裤子的欲望降低了。

但他还是保持着不亏本，照他的说法，秘诀是善于经营管理和推广。

他说，其它小型制衣厂老板都是靠传统方法寻找客户，他没事就在抖音上给直播卖服装的博主留言或私信，询问是否需要服装加工业务，通过线上渠道拓展客户。这让孙涛有了不少来自诸如浙江等地的外省客户。

尤其是在2022年末，孙涛在集中隔离和返乡那段时间，没其他事可以做，所以在“公关”上尤为勤快。当他听说纺织商圈复市的消息后，去年底又回到了康乐村，希望公关的付出可以开花结果，在年前接到一些订单。

△2022年末，康乐村街道两旁，有不少工厂的小老板站在路边招揽客户。时代周报 邓颖恒/摄

“如果最近的单多了，我过年就不回家了，也好为开春打个提前量。”孙涛对今年的预期表现的十分乐观。

像孙涛一样，在康乐村内，有不少人相信今年会更好。一家本地人开的五金店，门口挂了一块黑板，密密麻麻写着各种租房的房源和价钱。店老板说，制衣厂的大部分工人和老板都住在村内或附近。

“趁现在快过年了，租房便宜，等到春节后来的人多了，房租肯定会涨，”老板说。

在2022年末中大纺织圈闭市之后，关于康乐村何去何从的讨论悄然升温，有说法会保留商贸业态，而制衣、加工和仓租环节则面临搬迁。

去年12月，“广州市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招商推介会”在广州举行，150多家企业、30多家商协会负责人，以及广州市海珠区和清远市的政府代表均出席招商会。两市希望依托对口帮扶机制，加速制衣这一加工制造业向清远的转移。

清远方面释放的信号是，受产业调整、资源限制、要素成本等因素影响，纺织等广州传统产业呈现外溢现象，因此希望推动“广州总部+清远基地”、“广州研发+清远制造”、“广州孵化+清远产业化”合作模式深度实践，共建“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

为此，清远还在推进广州北·中大时尚科技城的建设，建成后预估可承接企业近5000家。根据报道，在愿意入驻广州北·中大时尚科技城的企业中，多数是由湖北商会统筹的从事纺织加工制造业的湖北企业主。

根据长期关注康乐村生态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袁奇峰的研究，“湖北村”是一个典型的“乡缘社区”，在居住空间和产业空间的复合作用下，面对不适应的环境，乡缘、亲缘等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为初来者缓冲了陌生环境带来的焦虑感和孤立感，“乡缘社区”具有行业的单一性，空间易被锁定和固化。“外来从业人员的自我认同感一般较强，对所在的城中村更有责任感，也更容易融入当地的生活。”

将部分产业转移的另一考量，是已经被讨论了十余年的康乐村旧改。

据报道，这一项目与合生创展合作，投资总金额约 346.67 亿元。

当年3月30日，康乐村首期安置地块正式动工。这也是广州城市更新挂牌招商以来，总投资额最大的旧改项目，复建安置资金就有250.77 亿元。

△小作坊式的产业，可以给各种人群提供就业机会 时代周报 李杭/摄

袁奇峰曾撰文指出，在商贸型城中村的领域中，各角色的力量是悬殊的，原村民掌握着土地、物业和自有住宅的产权，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外来从业人员在面对产权主体时，获得的空间和设施配置权常易受到分解。

一旦有更大的利益驱使，或者出现明显的政策转向，原村民必定会在村内重新出现并收回空间配置权。

但在老板们的思维逻辑中，成本却是关键，认为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商贸与加工之间，距离越远，成本越高，因此很难完全分割。

这个群体实际上和原村民唇齿相依。据报道，2018年，康乐村的原住村民人均分红超过24万元，一度超越广州的土豪村——猎德村。

康乐村的起源实际上也是因为一位“广漂”。东晋末年，生于河南夏县的才子谢灵运被贬广州，便住在了海珠区，因为他被赐为“康乐公”，因此他居住的一带便称为康乐村。

△希望把愿望写在黑板上的老板们，都能实现自己的康乐梦想 时代周报 李杭/摄

从那以，时间过去了1600多年，河南人的康乐村如今成了“湖北村”，而它的未来，还充满了种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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