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还有人不喜欢过年呢？

直到去年，在听我妈妈一遍又一遍表达对于过年的恐惧，看到她直不起的腰、忧愁的表情时，我突然意识到，或许过年对于我、我妈、和我爸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按照我妈的话来说，“过年是一年中最忙的几天，每天从早忙到晚，也不知在忙个什么劲。”

小时候我很喜欢过年。春节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吃不完的零食、放不完的鞭炮，也是作为小孩可以使劲闹腾但能够免于一切惩罚的特权。每年步入年关，我都随着爸妈一起到奶奶家。刚在家中落座不到五分钟，我便会飞奔去找小伙伴一起玩，疯到忘记吃饭也是常有的事。

我妈总说我“不着家”，其实不着家的不止我一个，我爸忙了没多久也会去邻居家串门聊天。最后只剩我妈留在奶奶家里，准备年货，又或是打扫客厅里来拜年的客人留下的狼藉。

对过年不再有兴趣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不过前几年的原因还仅仅是因为我从过年中感受到的乐趣变少了。直到去年，在听我妈妈一遍又一遍表达对于过年的恐惧，看到她直不起的腰、忧愁的表情时，我突然意识到：或许过年对于我、我妈、和我爸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按照我妈的话来说：“过年是一年中最忙的几天，每天从早忙到晚，也不知在忙个什么劲。” 可是，为什么叹气的、劳累的、挣扎着坚持的总是妈妈呢？

意识起始于我和妈妈在去年十二月份的一次视频通话。她告诉我，她去参加市里某个协会的年终活动，得到了一块围裙作为礼物，而那个协会是由当地的女性企业家组成的。她告诉我的时候，笑了笑。我问她有什么想法，她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听到后，倒是一股气不知往哪出，浑身上下彷佛被藤蔓绑住，纳闷极了。

这个故事像是《怪奇物语》里通往异世界的入口：在《怪奇物语》里，异世界是黑暗的，也是腐烂的。在现实世界中，女性则是被迫生活在异世界，而其中充斥着对于女性的偏见与绑架。不管她们有多大的成就，却总是被她们所谓的“义务”覆盖。女企业家也好，女科学家也罢，在他人看来，这些从事着看起来光鲜亮丽工作的女性，最终价值仍然只能是在家庭这一个小小的社会单位里体现出来。

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总体而言，过年的家务活包括但不限于：大扫除式的清洁、床单被套的换洗、亲戚串门的年货置办、还有过年期间连续几天的做饭洗碗等，而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女性主导来完成的。

或许在过年前期的清扫过程中，一些男性在看到妻子忙忙碌碌的时候，会主动询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又或许是在妻子的要求下，做一部分的家务。这样，仅凭稍稍地“帮忙”，男性便能营造出过年期间，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劳动的假象，让心中的一丝愧疚感一扫而空。

而对于少部分勤快、甚至觉得自己主动并且享受做家务的男性而言，此“做家务”也并非彼“做家务”。打扫卫生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必要的职责，而是他们在“正事”之外对于家里女性的慷慨施舍。

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 打扫卫生、照顾家人：无偿家务劳动伤害女性身心”文章中作者写道：在欧美社会，男性负责的更多是像修草坪一样的户外活动，或者类似照看孩子这样更为有趣的活动，而并非女性需要做的典型的家务活，比如做饭和打扫卫生。前者时间上更灵活，也不需要较高的频率，而后者更像是一个无情的分割线，将女性的一天一分为三，支临破碎。

倘若他们如同女性一样，三百六十五天与围裙、抹布、扫把、洗洁精等打交道，做家务大概便不再是一件趣事。对女性而言，就算身心俱疲，比男方花了将近三到五倍的时间在家务上，到最后连抱怨都是奢侈的。

在《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也用数据支撑了此现象：“平均而言，61%的家务是由女性承担的。在印度，女性每天6小时的无偿劳动中有5小时花在了家务上，而男性只有13分钟。”此外，卡罗琳也提到，对于承担照顾老人这样私密性更强，更琐碎的劳动，女性的比例也更高。在英国，女性承担了70%的无偿照看痴呆患者，而照看内容包含了洗澡、穿衣、和处理失禁。

这样长期的无偿劳动带来的是女性心理疾病的明显上升。根据英国卫生和安全管理局发布的一份关于工作场所压力的报告，不管是在哪个年龄层，女性的工作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比例都高于男性。精确到具体数据来观察，女性比男性要承担多53%的压力。

非过年尚且如此，过年期间性别不公的情况更甚。在女性在厨房备菜、烧菜、洗着大份量的碗筷时，男性的主要职责是让女性把茶泡好，和客人唠嗑时随地扔瓜子壳，吃饭时问妻子饭勺在哪，最后在饭桌上劝酒喝酒，甚至嗨到猜拳。

当然，也有男性掌勺做饭的情况。但是洗碗、收拾厨房这些琐碎的工作，虽然没有数据支撑，但按照从小到大我的观察和与各地朋友对过年的交流来看，99.9999%都是女性。

在端传媒编辑部今年十月份发表的《女性主义的具体生活：洗碗这项家务活，性别为女吗》一文中，一位作者写道， “但在追问为何做饭有男有女、洗碗多是女性时，我忽然意识到，普遍的家庭分工和社会分工是如此相似。如同秘书、清洁工多性别为女一样，家庭里，女性也往往承担着最琐碎、细节的劳动。料理往往带有厨师的个人特质，做饭的人可以享受人们对食物赞美的价值反馈，但洗碗是简单、重复、没有创造力的，洗碗的人常常在饭后交谈不被看见的盲区。”

除去劳作本身带来的心神俱疲，过年期间由亲戚串门带来的社会期待，也变成一股巨大的压力压迫着女性。在当今社会的背景下，家里是否干净整洁，饭菜是否可口，似乎都只是对于女性家庭成员的考量。男性家庭成员不需要做什么，却享受着能干的妻子所带来的所有福利。对他们而言，娶到贤妻良母是对他们“能力”的一项重要考察。

2022年3月发表在《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上的关于女性心理健康和无偿劳动的研究表明，保持家中整洁方面是女性的一项压力来源，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她们就会受到评判，但是做了，却被视作理所应当。相比之下，男性可以仅凭打扫房子或者带孩子去诊所之类这样平凡的任务就可以受到“好男人”的赞扬。

当外界的期待亦或是压力向女性席卷而来时，迎合期待对她们而言是更为简单的选择。她们勤勤恳恳，从不抱怨，努力营造出贤妻良母、人人称赞的形象。于是，做家务便不再只是做家务，也顺势成了规训女性的一大工具。

只是这样看似不出错的选择，实则是让父权社会再次达到绑架女性“义务”的目标。而且要记住，规训的永远不只是一代女性。我们和社会也会将“做家务=女性”这样的准则，教授并传承给下一代女性。

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样的社会期待，我在过年期间也会陷入两难境地。比如，我将在厨房里帮忙洗菜切菜，或者是在家里扫地看成是力所能及地去做些什么，同时能够减轻妈妈或者奶奶的工作量。但是倘若此时走过来的街坊邻居评价了一句，“哟，真懂事啊”或者“真乖啊”，在极度不适的同时，我会想，我这样的行为，是否也意味着我向传统性别角色的妥协，甚至是加固了性别刻板印象呢？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2018年发表的一份《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家务劳动性别差异在20年间（1996-2016）呈相对增长趋势。2016年，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比重从1996年的61.92%上升到62.5%。其中在工作日比重由63.31%升至64.43%， 在休息日则由59.91%升至60.78%。让我更为心痛的一个数据表明，在40-49岁群体中，虽然他们由于工作压力也减少了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仍然达到每天2小时7分钟，几乎为男性的两倍。她们面临的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据纽约时报报道称，在美国，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数据表明，“女性平均每天在做家务和育儿上花费的时间是4.5小时，而男性为2.8小时。在希腊，女性花费4.3小时，而男性花费1个半小时。”即使是在瑞典等性别平权做得较好的国家，女性也比男性每天多做50分钟。

但其实，除去无偿劳动本身给女性所带来的身心俱疲，围绕它产生的所有负担——比如出行，比如与女性本身工作等其它职责的冲突，考虑到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更高（通常是因为照顾孩子需要更灵活的时间，又或者是因为女性所拥有的全职工作无法提供她们应得的报酬），又或者是由此产生的生理疾病带来的额外负担。这些情况无疑都是雪上加霜，让女性感到更大的压力。

在《看不见的女性》第一章 “清扫积雪存在性别歧视吗？”，卡罗琳深入地探讨了各国政府是如何在交通出行，这件公共议题上加固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在2011年以前的瑞典卡尔斯库加镇，清扫积雪通常是始于主要交通干道，止于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但是由于一项性别平等的倡议，当地官员被迫以性别角度重新看待所有政策，清扫积雪的优先级也位列其中。

男性的出行一般来说以开车为主，有着较为规律的出行模式，通常指上班和下班；但女性是多段出行的人群主体，以公共交通和行走为主。而多段短途出行是指，“女性通常会在上班前送孩子上学；带一位年长的亲戚去看医生；在回家途中顺路去超市买菜或者日用品。”

所以，瑞典小镇镇政府设置的扫雪顺序看起来是性别中立的，其实也是以男性的出行为标准，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在重新估测之后，镇议员改变了扫雪的顺序，优先考虑了行人和公共交通的使用者。

卡罗琳用庞大的数据和冷酷的事实向我们展示，餐厅的空调温度以男性体温为标准，钢琴的琴键键据以男性的手长来设计，以及何为“世界默认的人，是男性。”

职业化的家庭主妇的地位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虽有“职业”两字在前，但她们并不被社会所认可，甚至也会被一些职业女性所睥睨，觉得她们拖累了自己的后腿，是自己想要摆脱的那群人。

但其实不管是职业女性，还是职业化的家庭主妇，大家都是长期无偿劳动的受害者。就像卡罗琳在书中提到的，“‘职业女性’是一种赘述：世界上没有不工作的女人。但无法从工作中获得报酬的只有女人。”

过年的时候，我曾注意到，在客人来了之后，倘若我爸爸还在厨房转悠着，我妈妈便会将他赶去客厅，认为他应该好好地招待客人，自己却和大量的碗筷作斗争。我也曾有意无意地和我妈说起过年期间的女性巨大的疲倦是由性别不公造成的，然后得到了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女性生来没办法的”的回复。

女性在父权社会的影响下会自发地去巩固传统性别角色，这并不奇怪，毕竟社会是以加固男性统治地位而运转的。新闻，社交媒体，大众传播等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加深性别不平等的手段。

在去年的春节期间，姐们曾发表文章《女人，春晚的“座上宾”》抨击春晚中的言语性别歧视现象，收获了极高的转发量。去年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有过一些奢望，希望至少春晚能够一点一点地进步。直到看到今年春晚中出现的女性角色们：终有一天会成为妈妈的女儿、用4分钟的时间歌颂快递小哥无视女性从业者的歌曲、名字是“胜男”的女领导、小品中总是“无理取闹”的妻子们，我意识到，文章里所分析的内容在明年、后年、甚至十年后的春晚中都极有可能重现。

正因为我意识到性别这个概念是如何被当下父权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绑架的，而并非女性生来就应该如何，我想和我妈以及其他千千万万有着同样想法的女性说：

我不认为从来如此便对，也不认为已经固化的性别角色无法被扭转，除非我们任由这样的现象发展下去。我们要意识到，女性并非生来便有着做家务的职责，也并非天生就是做家务的好手。

倘若“手无缚鸡之力”的、“难养如小人”的女人能，整日叫嚷着“顶天立地的”、“阳刚的”男人也能。不扫厨房何以扫天下？我相信男人们都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2.田童, 王琪延&韦佳佳. (2018). 2018.11：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差异研究. http://www.stats.gov.cn/tjzs/tjsj/tjcb/dysj/201811/t20181108_1632284.html

3.Claire Cain Miller. (2022). 打扫卫生、照顾家人：无偿家务劳动伤害女性身心. https://cn.nytimes.com/health/20221104/women-mental-health-labor/

4.端媒体编辑部. (2022). 女性主义的具体生活：洗碗这件家务活，性别为女吗？https://agora0.gitlab.io/blog/initium/2022/10/29/INITIUM-%E5%A5%B3%E6%80%A7%E4%B8%BB%E4%B9%89%E7%9A%84%E5%85%B7%E4%BD%93%E7%94%9F%E6%B4%BB-%E6%B4%97%E7%A2%97%E8%BF%99%E9%A1%B9%E5%AE%B6%E5%8A%A1%E6%B4%BB-%E6%80%A7%E5%88%AB%E4%B8%BA%E5%A5%B3%E5%90%97.html

5. Ervin, J., Taouk, Y., Alfonzo, L. F., Hewitt, B., & King, T. (2022, September 1).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unpaid Labour and Mental Health in employed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Retrieved January 19, 2023, from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ub/article/PIIS2468-2667(22)00160-8/fulltex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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