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资本与民族压迫（二）：民族和阶级的日常(2)

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毛，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都是民族自治的捍卫者。其中的原因是他们早就意识到民族压迫在维系资产阶级统治上的作用。早在1870年，马克思在谈论爱尔兰问题时，就分析过这一个问题。他提到，英国在爱尔兰圈地，清扫农民的过程中，他们一边把爱尔兰变成了一个造富英国资产阶级的廉价肉类和羊毛供应地，一边把爱尔兰农民变成了新的劳动后备军，跟英国工人竞争。而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形成的矛盾，成为了资本家对他们两方同时进行打压的奇妙工具。马克思解释道：

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份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像以前美国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3❳

马克思接着说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除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外，美国黑人与白人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谈论奴隶制刚废除后的19世纪美国时，美国黑人社会主义者杜波依斯关于这个问题说道：

劳动阶级团结的理论基于劳动者即使存在内部嫉妒，也将会因为对资本家剥削的反对而团结到一起。…… 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在[美国]南部失败得多彻底。它没有成功是因为种族理论以一个细心计划、慢慢演变的方法被加强了，导致白肤工人和黑肤工人之间产生的矛盾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两个阵营的工人，虽然利益几乎相同，但是又狠又恐惧彼此，分得远到看不到任何共同利益。[……]

白人无产阶级与白人农场主联合，一起打压黑人无产阶级，保证了在美国南部，工人一直没有形成跨种族联合，然而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无产阶级的工资，都长期维持在一个巨低的水平上。

我们想到民族压迫、种族压迫，很可能会想到美国白人对黑人的压迫，或者各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对殖民地区民族的压迫，但我们可能不会想到，就算在英国资本主义最核心地带，在白人和白人之间，民族压迫早就成为了一个打压工人团结的工具。看着这些矛盾，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先打破这一种限制着无产阶级团结的关键性压迫。无论是在英国和爱尔兰工人相互竞争、彼此瓦解的19世纪伦敦，还是在今天的美国或者中国，民族压迫对于资本阶级的作用，并没有改变。

社会主义时期，国家的民族政策非常明确地建在民族自治的基本原则上。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政策实际上已经在大量把汉人引入新疆时，官方有很长一段时间未公开承认这一事实，仍然维持着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自治语言❲5❳。鼓励新移民入驻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首次被公开承认是在2000年，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在《求是》上发布的「西部大开发于我国民族问题」❲6❳一文中。新的移民政策虽被赋予了平衡“孔雀东南飞”的“孔雀西部飞”人才方案，人口“双向流动”等好听的名字，但李也明确提出，“民族之间的比例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很可能带来一些社会矛盾。在李发布这篇文件的时候，他说的民族比例变化和民族矛盾已经在新疆上演了快10年。1990年代中期，政府就开始在新疆“引入移民，建立荒漠农业”。相关政策报告也提出要通过提供土地、放松雇佣劳动政策、允许人们累计财富等方式吸引移民。❲7❳新世纪初发布的其他政府报告也明确了，政府当时是知道在这样的政策之下，维族找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已经成问题了。❲8❳因此，在李发布他2000年的文章时，可以看到政府当时是清楚移民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但他们仍然坚持这些导致少数民族在自己的故土上越来越被边缘化的政策。民间更是清楚政策背后的意义。当时的移民政策得到了“掺沙子”的俗称。随着新疆的开发和国家移民政策的落实，“民族自治”的谎言变得越来越虚。奔着发财梦前来新疆的汉族移民成为了协助资产阶级打压本地少数民族对新开发的反抗的有力打手。

通过新疆近年的民族冲突（见此系列第一篇）以及以上的故事里看到的民族日常关系，能够看到新疆民族矛盾如今之深。无论是各种冲突中看到的维族对汉族的怨气，还是汉族对维族深入的日常偏见和歧视，自90年代以来都一直在加深。这些民族矛盾也正如马克思谈论的英国-爱尔兰工人矛盾一样，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巨大的方便。首先，维族原居民的压迫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开了路。在马克思的年代，爱尔兰农民的驱赶让爱尔兰的土地成为了英国资本家的重要财富来源。在新疆，维族的打压消磨了对“一黑一白”石油和棉花产业的抵制，让这些成为了（以汉族为主的）资本家的新财富。同时，维族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围栏系统”对他们的劳动力的进一步廉价化，也让他们成为了资产阶级随时可以用以打压汉族无产阶级的工具。当他们因为棉花农业制度再也无法维生时（见此系列第一篇），他们就成为了城市无产阶级，汉族无产阶级的潜在竞争对手。当他们被关押在集中营，被迫为工厂做免费或者出奇廉价的劳动，或者因为恐惧无法拒绝，被安排到附近工厂廉价劳动（见此系列第三篇），他们就实实在在成为了比代替汉族工人的劳动力。目前，由于歧视和大量少数民族的关押，自由市场上的汉族与维族工作竞争有限，但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并且更加廉价的劳动后备军。不需要动用时，官僚资产阶级可以通过白色恐怖压制他们的反抗，需要的时候，则可以把他们动员起来代替汉族工人的劳动力。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汉族无产阶级对维族无产阶级的打击，最终巩固了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以及整个无产阶级的统治。

种族压迫在资本主义之下的作用不难理解，但这样的压迫是如何深入人心的？小小年级的汉族少年，是怎么学会“所有维族都该抓走”这种想法的？孔原峰的亲戚又为什么会迅速升级到一天要提二三十次歧视维族的话？汉族平民是怎么成为他们维族兄弟姐妹的压迫者的？

如此深入的种族歧视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汉族维族关系，也不是一直属于这样一种高压，相互憎恨的状态。拜乐的书里有提到，新疆的“本土”汉族，改开之前移民到新疆的汉人，甚至也跟维族一样怨新来的汉人，认为他们破坏了他们跟维族人之前形成的和谐关系。在一篇记录年轻时去新疆的文章里，也有老汉族军人讲述当年跟维族人和谐相处的经历。❲9❳那么今天的憎恨是怎么形成的？

一个原因，物资层面的原因，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已经部分讲述到的：通过官僚资产阶级的开发政策，汉族从新疆的资源开发种被分了一杯羹，经此被动员去跟维族无产阶级竞争。为了吸引汉族移民来新疆，官僚资产阶级给了他们各种资助和优势待遇——他们来到新疆可以得到土地、支持他们创业的政策环境、甚至孩子可以得到良好教育机会。被这样诱惑来新疆的汉族移民，马上就与本地维族形成竞争关系。在农村，他们在新疆有限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为了土地污染和水源使用权等问题，与维族形成激烈斗争。在城市，他们与维族争夺工作机会，占了最优势的岗位，把维族逼往城市经济的边缘行业。无论是土地还是工作机会，很多汉族移民都通过维族的压迫，自己获得了短期利益。这样的短期利益让很多汉族移民，如因新疆开发得到了很多经济机会的杜姐和林铭白那样，认为政府做得好，自己来到新疆的前途是光明的。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无视甚至参与对维族的压迫。

除了物资上的好处，新疆的汉族移民还从维族的民族压迫中得到了另一方面的好处：精神上的报酬。“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在参与种族压迫时，得到的甜头是多方面的，不限于物资。针对美国的情况，杜波依斯清晰分析过这一现象：

要记得，白肤劳动者群体，虽然得到的工资低，但他们也部分以一种公共和精神工资的形式得到了报酬。他们因为自己的白皮肤得到了社会尊重和礼貌待遇。他们与其他白人一样，被允许进入各种公共活动、公园以及最好的学校。警察来自他们之中，而依赖他们投票的法院，对他们从轻到甚至在鼓励他们犯罪。[……]

相反，以同样的道理，黑人承受了社会侮辱；他们害怕[白人]暴民；他们在孩子的嘲笑和不讲理的白人女人的恐惧面前无法回击；他们不断被迫承受各种低人一等的标签。❲10❳

公共工资，就如杜姐提到的行政手续很顺利，得到本地官僚部门的积极支持的现象一般。或者如拜乐采访的另一位汉族移民程的体验：入住了好小区的他，觉得监控系统给了他安全感。对于汉族来说，麻烦是给维族设计的，困扰维族的新疆警察监视反而对他们来说提供了各种方便。

精神工资则是公交车上的小孩表现的权利感和优越感。也是克必奴尔的那位汉族再教育营同事的感受：“维族跟苍蝇一样，我们只要想就可以打他们”。底层汉族通过维族的压迫，得到优越感和权利感。

无论是物资上还是精神上，官僚资产阶级给外表长得与自己一样的汉族无产阶级分了一杯羹。这些短期利益把多数汉族无产阶级移民与统治者连成一个阵营，让他们协助统治者对付更弱势的维族无产者。

除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民族歧视形成还依靠另一个重要的因素：统治阶级对上层建筑的掌控。媒体、教育等各种塑造主流意识的工具都由统治阶级掌控，而他们也在用这些工具普及对维族的偏见。如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

在19、20世纪的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这样的种族主义宣传是帝国主义统治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合理化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以及掩盖这些行为与自己“自由主义”理念的矛盾），用各种伪科学“证明”非洲、拉美、亚洲等地的民族如何从生理构建上不如白人，不能算完整的人。在很多地方，比如法国殖民下的阿尔及利亚，他们也努力“证明”了原住民本质上的“犯罪”和“暴力”性格，从而合理化对他们的压迫。❲11❳这种理论的创造与推广，对主流意识，对民族关系，有极大的影响。虽然今天的反少数民族宣传，在民族平等理念的多年影响之下，不会像当年一样，直白地说整个民族有本质上的劣质性，但是通过现在新疆的民族歧视，可看到就算没有如此直白的指控也有同样的效果。

在“严打行动”和“反恐战争”的影响之下，政府的宣传积极推广了各种好与坏少数民族的形象。他们也大力宣传了带任何穆斯林标致所代表的危险。除了明确的宣传以外，政府的反恐运动本身甚至就制造了维族普遍坏，普遍暴力等偏见：很多汉族新移民认为抓了那么多人一定有原因，这么多人被抓了，就肯定到处有穆斯林恐怖分子。虽然这些宣传说的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坏，但是它让所有少数民族一同受嫌疑。这跟美国黑人的高入狱率（见第一篇）起到了类似的效果。

短期利益以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宣传都是催化汉族维族矛盾的重要因素。这两种做法在维族和汉族无产阶级之间挖了一个深沟，让他们形成了深刻的偏见和敌意。

民族偏见的形成对所有维族都多少有影响：在让底层维族成为危险犯罪者的同时，它也让精英维族永远受到“两面人”的嫌疑。但即使这样，民族压迫对于不同阶级维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维族工人和农民是最重点的打压对象，而精英阶层的维族则有很多成为了打压系统的合作者、执行者。

如优苏普和克必奴尔都提到的那样，警察监控最严重的地方是新疆的农村地区，监控体系和再教育营最初也是针对这些地方。很多人甚至还以为乌鲁木齐这样的大城市不会受到影响。当它终于蔓延到了大城市的时候，受影响最严重的也同样是来自农村的维族外来工。它们由于申请不到便民卡被迫返乡，放下自己多年累计的技能、社会网络和对未来的梦想。

受到相对多教育的维族人则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保护。首先，会汉语是“可信任”的重要标志。哪怕被抓进了“黑门后，”会汉语也对获得微小的待遇改善有帮助（见第一篇）。同时，会汉语的人也更有机会成为体系的工作人员，压迫系统的一部分。由于政府担心他们泄露秘密，这些人不管多反感他们所作的工作，往往不能轻易离开系统，也失去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同时，他们获得了权利，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人，也可以从中获得较本地平均水平，相对高的工资。

当然，教育程度高不能为维族精英提供完全的保护。如克必奴尔的同事所提到的，很多被抓进再教育营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出国留学经验，显然不是底层少数民族。拜乐的采访对象中，也有一位长期在美国留学，只因回家探亲的时候使用了翻墙器看学校邮件而被抓进集中营的女大学生。虽然系统最大力打压的是底层少数民族，但它的抓捕是跨阶级的，各阶级的少数民族都受到了嫌疑。把民族特征与“危险”联系起来的“智能城市”会因外表把维族精英一样当作潜在罪犯对待，维族精英也同样必须在汉族可以顺利通过的检查站停下来接受搜查。

相对精英的维族的立场因此是矛盾的，他们也是民族压迫系统的受害者，但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与系统合作，从而保护受到嫌疑的自己。选择这么做的人，包括拜乐采访的一位责备底层维族给城市带来的混乱的维族官员。也包括选择忽视同族人的压迫的再教育应维族负责人。

而无论少数民族精英是否选择与系统合作，或者就算他们受到了系统迫害或选择与其斗争，他们的状况和态度也与维族无产阶级有别。无论是明确觉得维族底层素质差的维族官员，优苏普那位鄙视农村人的酒店老板亲戚，还是写了同情但并不真正了解维族学徒工，暗示他们应该更努力学习有用知识的维族知识分子，他们都透露了一种对同族无产阶级的鄙视。虽然他们大多数也受到系统的压迫，至少因为越发深入的民族歧视成为一直受到嫌疑的“两面人”，所以也会希望系统得到改变，但同时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及对底层人的歧视注定，他们的理想，难以解决真正压迫广大维族无产阶级的问题。如反殖民社会主义学者法农曾针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精英所说的那样，民族资产阶级更可能“以狭窄的民族主义的名义，以种族的名义夺权，尽管有动听的宣言，但完全无内容”。他们以种族的名义但缺乏阶级革命的反抗，只可能以一个新精英代替掉汉族资产阶级目前在新疆的地位，暂缓先在的矛盾。这样问题在美国可以清晰的看到。在美国，对黑人法律上的平等，部分黑人精英逐步步入政治经济精英界，甚至黑人当上总统，都并没有阻止对黑人无产阶级的压迫以“反毒品战争”等更隐蔽的新形式延续下来（看第三篇）。历史告诉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以“民族”名义的斗争只能暂缓矛盾，但无法真正解决新疆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那些源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贫困化和无力化。哪怕少数民族精英自己掌权了，这些压迫只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只有民族团结的无产阶级革命能真正为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无产阶级带来解放。

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种经典的无产阶级分化工具。从马克思那个年代，英国和爱尔兰无产阶级的分裂，到19和20世纪的殖民社会里，统治民族无产阶级对被殖民民族无产阶级的压迫，再到美国维持至今对黑人的压迫，民族压迫一次又一次地瓦解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消弱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这种普遍民族歧视和日常压迫的形成，即靠挑起两个民族之间的竞争，也靠统治阶级的歧视性宣传。虽然民族歧视的形成影响着整个民族，但民族内部有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阶级利益，他们的压迫程度，革命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少数民族精英期望的民族革命，并不能为受压迫最严重的维族无产阶级带来解放。

如马克思150多年前意识到的一般，没有民族解放，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民族革命也无法真正解放维族无产阶级。民族压迫和资本主义压迫是相辅相成，彼此强化的。因此，中国的革命者不能再对新疆民族问题视而不见。新疆无产阶级同胞面对的民族压迫，需要我们重视。

❲3❳马克思，「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1870年4月9日，收集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304-306页。

❲5❳BECQUELIN, Nicolas, Staged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The China Quarterly, 2004, 178: 358-378.

❲9❳益民，毛泽东时代的新疆为什么平安无事？（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9/12/4114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