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港惠针织厂解散欠薪 供应链中游港企应合法合规、践行企业责任“讲好中国故事”

由于国际订单减少，东南沿海诸多工厂经营困难，而广东港惠针织有限公司近期因为解散问题，出现降薪、拖欠工人工资、遣散费的情况。CLB发现，涉事工厂的香港母企肇丰针织有限公司，长期给国际服装大牌Ralph Lauren、CK等供货。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企业责任议题浮上台面，供应链中上游企业的合规问题不但会影响企业声誉，更可能受到法律制约。那么面对上游不断增长企业责任要求，身处中游的香港企业应当如何应对，又将如何合法合规的保证中国内地工人权益。

疫情期间的大型封控政策令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工厂受到严重打击，不少都经营困难，陆续在今年倒闭，引发大规模裁员和工资拖欠问题。港资企业、广东惠东县“港惠针织有限公司”今年4月时复工，旋即又在今年6月宣布解散，在复工工资和遣散费方面引起了员工的不满。

在员工张女士发布在网上的内容可以了解到，工厂从疫情之初就让全体员工放假，约3年的时间仅为员工缴纳社保，并每月只发放几百元的“生活费”，使得员工人数从近4千人锐减至3百余人。2023年4月1日，工厂终于复产，但工人薪资却大幅下降（张女士今年4月的收入仅有2019年8月时的一半），且过去诸多补贴也被取消。工厂这种单方面改变劳动合同的行为引起诸多工人不满，他们曾集体写信给工厂管理层要求补回，并按上手指印，其后也曾向当地的行政部门投诉。但是工厂方面仍然无动于衷，工人在6月9日再次要求工厂解释时，管理层叫来了当地警察，劳资关系进一步恶化。直到6月26日，工厂才发出解释信、承认工人的绩效工资和奖金减少，但表示此举并不违反合同，因为工资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就在工人们还在维权的时候，工厂却在6月30日再法公告，指工人消极怠工，令本就濒临倒闭的工厂再失主要客户的信心，遂决定解散公司。公告虽说是“依法解散”，但又提出赔偿金却仅按总额的六折计算。无论是劳动合同变更和赔偿金的支付都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内容要求。

这样不合法的赔偿计划，当然与工人们的预期相差甚远。以张女士为例，她今年38岁，从2001年入职，一直在这间针织厂工作。像她这样工龄超过10年的员工，若以2019年时的工资计算，按法律应该获得超过10万元的经济补偿，然而按照工厂的算法，她可以获得的补偿仅有不到3万元。这也是她一直在和厂方争取的原因，作为工厂关闭时留下的200至300名工人之一，她后来还被选为员工代表在7月6日与厂方进行谈判。尽管有当地人社局、县监察委、官方工会和司法局的参与，谈判仍然没有维护到工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大约有30人打算走法律途径。因此，在7月7日时张女士再次在网上发布内容，指“很无助、睡到半夜突然惊醒，然后想到会上见证的种种情形，心凉至极，心痛至极！”——这其中，也有本应代表工人维护权益的工会参与。

不过，在工厂宣布解散的公告里，工厂某种程度上透露了自己的困境——虽然这些理由并能不成为工厂违法欠薪的借口：受中美贸易关系和全球疫情的影响，工厂已连续3年每年亏损约2000万人民币。而在7月4日的一段视频中，一名工厂经理向维权的工人解释公司仅有30万现金。现场的工人们对此不买单，更询问经理香港总公司的责任为何。同样的，张女士也引网上资料指，港惠工厂光是注册资金就有3900万港币，并非资不抵债，港惠在香港的总公司是香港肇丰针织有限公司，是香港制衣界“四大家族之一”，其在江苏、越南的工厂也仍在经营。

虽然没有工会的支援，但是工人们仍然在和厂房周旋的过程中展示了了不起的自我组织能力，他们团结合作、宣誓诉求有理有节，面对厂房的解散公告，他们精准驳斥了厂房的逻辑和法律漏洞，并要求香港母公司承担责任。

港惠上游母公司的道德责任

张女士等一众工人想要母公司来履责的思路让我们联想起早前其他有关供应链的个案，不过，和新安电子的案例不同，无论是港惠还是其母企香港肇丰针织有限公司，两个本身都没有关于企业责任的认证。CLB于是在总公司肇丰的网站上发现，肇丰的客户包括Ralph Lauren、BURBERRY、LULULEMON等多个欧美国际大品牌，这些品牌大部分都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尤其是要求生产链上的合作伙伴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按时发放薪水和福利等。

试想一下，如今港惠针织厂发生这样拖欠薪水、赔偿不足的状况，供应链上游的品牌也有责任向肇丰针织有限公司了解事件，以此避免供应链上出现违法行为带来的风险，当香港的肇丰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可能令公司失去订单后，或也会主动出手，真的做到在中国内地依法妥善处理，事情便不用闹到法庭，最终各方都要付出成本代价。

在Ralph Lauren的网站上，有详细的关于尽职调查的内容，而品牌更指这些这些都延展至产业链的每一环，期待自己的的商业合作伙伴可以遵循相似的做法。品牌的执行标准条文明确写着包括供货商、生厂商在内的所有遵守，而第一条就表示所有的供货商必须尊上当地和该国的法律；同时在“薪水和福利”的细则内更要求薪水和福利必须遵守法律，且薪水必须及时足额发放。

Ralph Luaren在2022年度的企业责任报告中更提及到品牌正在同供应商一起推进生活工资，而重点便是从供应链下游的工厂层面建立“工资管理系统”（Wage Management Strategy）。品牌在这样的年度报告中有如此详细的条文去推进生活工资，且讲明会从供应链下游工厂入手，对于供应商肇丰来说，既是鞭策也是帮助。毕竟品牌已经做出行动指令，那么作为供应商（肇丰）也可以理所应当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建立这样的工资体系，那么妥善解决港惠结业或者便是一个好的开始。

美国服装品牌Jcrew，在其企业行为守则中承诺会寻找符合道德、有责任感切遵守法律的供货商。在工资和福利的条目中，供应链伙伴必须按照法律法规支付薪水。在有关供应商的行为准则条款中，所有的供货商每年都需要签署一个社会责任指南承诺书（Social Responsibility Guidelines Acknowledgement），以此让供货商在行为准则方面作出承诺。在本文当中的个案里，肇丰作为Jcrew的供货商之一，相信亦有每年签署这样的承诺书，而如今他旗下的分公司却卷入这样的劳资纠纷中，Jcrew同样有责任去对香港肇丰进行调查，维护品牌声誉、维护工人权益。

而肇丰另一个客户英国品牌BURBERRY，除了伦敦和意大利有工厂外，亦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合作伙伴，品牌同样要求所有供应链上的伙伴要遵循品牌的负责商业守则。在BURBERRY的交易行为道德守则（Burberry Ethical Trading Code of Conduct）中，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有必要维持与员工的负责、公平的关系，不可以违反当地的法律，其中守则更要求员工的薪水应该达到生活工资水准。

加拿大品牌LULULEMON也有非常详尽的供货商道德守则（Vendor code of ethics），当中要求供货商在支付薪水时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值得留意的是，这份守则也提到了自愿减薪的部分，条文指必须以书面形式表达，并且要透过集体谈判得到工人的同意。

CABI也有相应的供应商行为守则，当中亦要求支付工资需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守则中有一点很有趣，CABI指出正在加强与生产商的联系，因此CABI每年都会进行监督并保留对工厂从调查（inspection）的权利。也就是说，品牌已经主动表示自己需要参与到监督下游生产工厂的行为，以此确保它们有在供应链上履责。对于地方工会来说，都是协助工人的途径，比起联系香港总公司肇丰，直接和上游品牌沟通，要求其在产业链上践行承诺或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美国品牌CK隶属PVH旗下，而在PVH2022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同样大推生活工资，并表示自己会支援两家主要的生产工厂会在2025年、四家其他工厂会在2030年透过集体谈判达到工人可以获得生活工资。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一件事，但当一些工厂在“理论上”争取落实生活工资的时候；现实中品牌在中国广东的工厂却在倒闭赔偿上与工人扯皮，这种反差到底是来自怎样的偏差？

香港纺织业母公司应以高道德标准“讲好中国故事”

面对上游企业高标准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那么处在产业链中游的代理商又应该有怎样的反思呢？尤其是当这些公司是正在努力融入、建设大湾区的香港企业。香港肇丰本身在香港和中国内地都有着不小的声誉，尤其是去年过世的前董事长方铿，一直被香港官方当成推动香港纺织制衣业发展的重要人物。在肇丰的网站上，亦有详细介绍方铿，指他从1979年开始就出任纺织业咨询委员会成员，而且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在香港与欧美国家的所有纺织品和成衣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方铿已经离世，他的大女儿方淑君仍然活跃在香港纺织业界，她是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成员，更曾参选过立法会议员选举，虽然落选但足见其影响力。

在她有份撰写的纺织及制衣界《2023年施政报告》联合建议书中，曾多次提及香港纺织、制衣业要融入大湾区，让港企打入内地销售市场，同时也表示香港也要做好“国内国际双循环”。话说得十分漂亮，有高度有深度有远度，也将香港和内地放在嘴边，但反观港惠针织厂仍在苦苦讨薪的工人，这些话看上去都站不住脚跟。尤其，在张女士发布的视频中，不时也会看到一些对方铿在世时的缅怀。的确，方铿在过去给这些工人带来了生计，工人们也回报以劳动和青春，共同造就了过去纺织业的一片繁荣。

但是，无论口头上多么心系祖国，在商言商的香港纺织界似乎仍旧缺乏道德勇气去直面自身在内地产业链下游市场的潜在违法行为，在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政策优惠之后，整个业界也应当反躬自省，至少首先承担起对大湾区工人的法定的基本义务，才能再进一步谈对大湾区的“融入”。

香港纺织及制衣界这份联合建议书中，还建议港府可以给资源推动影视业界和时装业界等融合，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这未免有些力气用错地方，更忽略了国际大形势的变化。当全球品牌正在推动企业责任，以更高的道德标准去自我要求的时候；香港企业的下游工厂却仍深陷内地劳工权益争议，甚至有可能因此导致上游企业声誉受损、甚至失去企业订单，这很难说是从实际行动上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