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凉山县城，看见骑手的100种人生

在这一热门话题下，有这么一条评论：“我喜欢大城市的繁华，可是也想要小城市的安逸，我不喜欢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不想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也向往大城市的热闹，我不甘平庸，却觉得平凡可贵，人都是矛盾的。”

近年来，平台经济下沉，再小的县城都能生根发芽。因为门槛低，自由度高，外卖骑手成为一些县城青年的工作之选。那些在县城送外卖的年轻人，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2021年11月，怀着疑问，笔者动身去往课题调研点凉山盐源县。

本文选取了地处边陲，交通不便的大凉山中的彝族年轻人作为田野对象，关注这群普通，甚至在数码时代被边缘化的人在数字化生活中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困难?他们是如何理解与应对这些挑战?数字技术到底在这其中以什么样的机制、扮演了什么的角色?作为研究者，我们如何审慎的理解、反思和参与到社会福祉的建设和推动中?

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触发我启动了这个研究，我希望能够在研究中反思学术初心、立场和研究方向，不仅从概念和范畴、理论和方法上思考在知识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从认识论层面推动思考研究与个体、群体、社会以及人类未来的整体命运和发展，从而促进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有效的有机互动与协同发展。

从广州出发，乘高铁，经昆明转车到攀枝花，再坐上去往凉山隔天一趟的大巴，在五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上摇摇晃晃，直到全身的感官已经和肠胃纠结在一起的时候，车窗外的阳光突然直直闯入眼中，伴随着一阵裹着烟尘的寒风袭来，车终于驶到了一片藏在山间的开阔地，也是我此行的目的地——盐源。

在这之前，媒体报道与书籍片段构成了我对于凉山的剪影：险山恶水、贫穷落后、民风剽悍，也许还有些民族风情。但两次造访，我与很多外卖员相识——他们有相似的命运，都是早早被迫辍学，在社会辛苦谋生，也寻求着自我意义。但同时，他们也展现出多样的面貌，有人肩负家庭重担，有人只是在这里“过渡”人生，还有人向往自由与远方。

曹华平个子不算高，但讲话气场很足。走在盐源的大街上，常常可以碰到熟悉的商户跟他打招呼，有美团的骑手经过时会鸣笛示意，他也点头回应。

回首过去，曹华平将自己的经历概括为“一个不懂电脑的人却做了互联网”。初中毕业后，他倒卖过鱼鲜、开过书店、做过淘宝代购、也去东莞的陶瓷厂打过工，在此过程中积累了自己对于商业市场的认识，也塑造了他的人生观。“那个时候做的工作比较多，不务实。但是有时候你想发财，太务实了也不行，也赚不到钱，只能解决温饱。还是要多去尝试。”

2017年，曹华平和大学毕业回乡的堂弟合伙创建了盐源县第一个本土外卖平台——阿巴外卖。至于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曹华平解释是想“借一下阿里巴巴的知名度”。

回想起当初的创业历程，他感慨万千：“好多商家连饿了么都不知道，我得用各种方式告诉他我不是骗子......其实我也不怎么懂，嘴上说加入外卖可以挣钱，其实心里虚的一批！”

那时盐源还未普及微信支付，每一笔订单都要自己手写账木，最后账本摞起来有桌子这么高。他没办法，花4860块买了个微信公众号，找人在上面操作。

刚开始人手不足，他也会去送餐。送外卖遇到熟人，尽管表面客气，但是对方眼神当中流露出的是轻视和调侃。“现在不一样了，有检察院的朋友还说要来我这里兼职”，曹华平颇有些得意地说：“我都说不行，兼职的不好管。”

通过不断地试错与摸索，他逐步解决了商家合作、骑手招聘、支付方式、账务记录等问题，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外卖生意。做到第25天时，一天有了125单。他们去吃了一顿烧烤，当做庆祝。一切就这么正式开始了。

不料想，生意刚刚步入正轨，他的合伙人、掌握着操作技术的堂弟经不住家人劝说，决定离开去考公务员。平台经营举步维艰，曹华平心里开始动摇。就在这时，饿了么与美团开始陆续进入盐源，其他的本土平台也横空出现，开始瓜分“蛋糕”。

曹华平意识到本土平台的脆弱与风险，也看到大城市美团与饿了么的如火如荼，市场嗅觉敏锐的他，开始在谋求新的出路，最后通过熟人牵线搭桥，成了饿了么在盐源的代理商。与美团的竞争也随之拉开大幕：“竞争激烈的时候，对面（美团）撑不下去了，连西昌都派了好几波人来，那种专业团队，谈商家都谈不下来。”

在曹华平接手饿了么之后，与合伙人矛盾重重，加上后期经营不善，业务难以为继，彼此矛盾激化，不欢而散。最后，曹华平凭借着自己积累起的商家资源优势，成为了美团的负责人。

坐镇美团，上级的西昌代理希望曹华平可以从事城市经理的岗位，而不是只做“幕后老板”。而这个岗位对他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电脑技术。

“电脑这方面的确我也不懂，文化就是初中毕业水平，（学校电脑）这么大一坨，打一下字就完了，就几节课，写PPT那些我就更抓瞎了......还要报一些数据呀，发一些表呀，就是反正乱七八糟的，我连哪里去查都不知道。他们教我教了两个月（都没学会），渠道都发火了，说什么工作要交接两个月？”

为了解决技术上的短板，他找到了现在的业务经理——有过网管经验的姚辉，来帮他处理电脑与数据操作的相关事宜。但有些事还是要曹华平自己去做，比如最令他苦恼的述职：

“当城市经理是要述职的，之前是一个月一次，把我搞得很头痛......一次有40多个城市参加，是在成都，他妈的我站上去，酒店大厅的那个讲台上电脑就卡了，我遥控那个PPT嘛，他妈的半天不出来。西昌代理商就赶紧给他的城市经理说快去给你曹哥搞一下，他搞不来，哈哈哈。他妈的，刚刚跑上去就又好了，说是网络卡了，就搞得我很尴尬。”

凭借第一个吃螃蟹的魄力和对市场的动向的敏锐判断，加上“内化”于身的地方资源整合能力，曹华平将美团外卖在盐源的市占率做到了九成以上。但由于严格的管理制度，他觉得自己还是在给别人打工，所以一直在尝试嗅到未来市场的发展方向：“我在抖音上看到有一些新的平台模式，想看看能不能先给做了，打工不是长久之计。”

拥有这种心态的，还有那些穿梭在县城大街小巷里的骑手们。盐源美团外卖共有50个骑手左右，这个数字随时都在变化。3个多月后，当我再次来到站点的时候，原来的骑手已经有十几个离开了岗位，也多了很多陌生的面孔。

由于准入门槛低，灵活性强，绝大多数的骑手都是抱着“过渡一下”的想法选择这份职业，入职与离职的频率很高。曹华平说：“干我们这行，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在县城送外卖可以挣多少钱呢？骑手送餐4元/单，每天30-40的单量是“边跑边玩，随随便便就跑了的”。正常情况下，一个骑手每月最少可以拿到3000-4000元。

“这个工资可以了，这边打工饭店帮厨打杂的一个月才2000块，还很累。这个还自由”，已经在美团跑了一年多的彝族骑手王补几告诉我。

王补几今年刚过30岁，身材精瘦，皮肤黝黑，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他是站点的“模范骑手”。职业中学毕业之后，他和同学就被老师们带去了广州一家制衣厂，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一个月4000元的工资，老师和学校抽成之后，到手只有2000多。后来亲戚介绍，他辗转去上海跑饿了么。在外的跑单经历使王补几掌握了一系列节约时间的技巧：“在电梯里面的话，你送得远的话就多按一层上去，在外面再按一下，刚好你送完电梯就下来了，不然电梯被人家按下去你还要等。”提着从商家刚拿到的订单，王补几边说边向我演示。

在上海待了一年多之后，他回到西昌，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外卖店。本来打算用积蓄在西昌买房，房子都看好了，但房产证和女儿上学都成了问题，加上受新冠疫情影响，外卖店也倒闭了。他斟酌再三，决定回到盐源，继续做一名外卖骑手。

我跟着王补几跑过一天单，从上午10:00左右到下午4:00，他基本没停过。上午11点，有些骑手刚开始上班，他已经送了十几单。为了续航更久，他用的是摩托车，而并非普通骑手会选择的电动车，“加一次油可以跑一天。”这样跑，他一个月能够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多的时候有7000-8000元。

孩子的教育是他始终担心的问题，为了让女儿能在盐源上小学，他咬咬牙，在县中心买了一套房。尽管比不上大城市的教育质量，但起码有学上，家人还能帮忙照顾。还有自媒体因此专门来采访他，将他作为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发家致富的典型来报道。但是个中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房贷每个月还2000多，要还30年。”王补几苦笑着说。

谈到之后的打算，王补几说想留在盐源发展：“有小孩之后我都不想出去了，家里面老爸老妈也老了，还是待在附近好一点......以前没出去过想出去，出去过又不想出去了。”

不是所有骑手都可以拿到像王补几一样的工资。我看着站点这个月的工资表，几乎在最后才找到骑手小胖的名字——他这个月收入只有2400元。

站长方腊梅告诉我：“他是最懒的一个，你看这会儿了他才跑了7单。”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小胖的信息，但是看不到他的定位。

“他们可以掉线——我这里操作让他们上线，然后他们在手机上退了系统后台，关掉定位，在线时长就挂起来了......这还是他（指小胖）发现的，跑单不积极，这个倒是精的很。”方腊梅笑着说。

小胖和我同岁，当我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辍学了——地里收玉米缺人，他只能旷课去地里，后来就再也没回过学校——他的家境不算好，家里只有几亩地，母亲几年前去世，还有八十多的老父亲要赡养。

离开了学校，去哪里呢？离开了学校，去哪里呢？他想过出去闯荡，曾为了一个网络上认识的女孩孤身一人去了北京，大城市的一切让他应接不暇，还差点进入传销。“我有亲戚进过传销，所以比较警觉，没有被洗脑，当时连夜就买了回来的车票。”——他的大城市历险记不到十天就草草落幕了。外卖平台来去自由，加上朋友的介绍，成为他想要暂时过渡生活的首选。“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出去的。”刚喝了酒，小胖有些动情：“可我家屋头这个情况，我感觉像是被锁住了。”

买彩票是小胖的日常消遣，有时看着抖音会忽然惊呼一声：“呜呼！这个人中了6000多万！什么运气啊！”。这天晚上10点多，我们去彩票店时，老板正在拉上卷闸门，小胖赶忙跑过去打招呼，老板看到他，停下手中的动作让我们进去。因为这家店去年开出了400万的大奖，所以他最常来。但这么久以来，他最多只中过几十块。

我们刚认识时，小胖把我当成了上级来监督他的领导，带我去跑单的时候很积极。那天他上晚班，在以前，他跑够了系统最低的15单要求就会休息，但因为我在，他基本没有停下来。直到夜里11点多，他才建议下班。

“好呀，可是你今天的（系统在线）时长够了吗？”我坐在后座上，还在庆幸一整天都没有遇到交警，耳朵紧贴向小胖透风的夏季黄色头盔，怕他的声音被摩托发动机的轰鸣与凛冽的风声合力撕碎。

“没得事，可以掉线。”小胖坦然回答。说完就给站点打电话，把系统派的距离比较远的一单转了出去。我想起他这个月工资表上的数字，排在骑手工资表的尾部。片刻之后，小胖突然又叹口气，拉长声音骂道：

“好好干总是有前途的”——这是李兴才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领导曹华平开会时最常说的。他把这当作口头禅，一有骑手抱怨工作的时候就抛出来，颇有些讽刺意味。

去年11月，我第一次见到李兴才，印象颇深——他长发飘飘，不戴头盔，外套上套着一层美团的工作服，火急火燎地冲进来，把系统派的单子转出去，之后就离开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收到了他发来的视频——他正在外面兜风呢。

李兴才是单亲家庭，父亲已经六十多了。职中毕业后，他放肆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去了成都到水电七局实验部做测试验检测员，后来升成了工区小组长。‘成都地铁18号线五标二期项目’，他负责的工程名字记得很清楚。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国企工作还算稳定，只是工资每个月只有3000多。两年之后，他辞职回到盐源，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但是只干了半年多就选择去了西藏。

在娱乐场所里面做技术副总监，起初6000一个月，后来工资涨到了12,000。但是好景不长，父亲出了车祸，所以不得不辞职回到县城。看重骑手的时间自由，他开始跑外卖，但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只完成最基本的单量就出去玩。他告诉我，之前没有系统在线时长限制，他几乎每天都在睡大觉，一个月加起来只跑了30单。

去年，考虑到父亲受车祸影响出门不方便，他提出想要买车，他父亲将自己的两万多的积蓄交给了他，最后因为银行卡冻结没有用上。身边一些朋友说可以再攒点钱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工作慢慢还，之后房子还会升值，慢慢生活会走向正轨，但他不顾身边劝阻，拿出自己攒下的5万块，又借了些钱，用这笔钱按揭买了一辆车，月供2000多。自那之后，父亲要出门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开车去接。他告诉我，之后还想去西藏：“西藏那边有项目，8000多一个月，实习是4000块。”

今年3月，当我又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长发已经剃成了板寸，上身还是美团的工作服，下身则是消防队的防火裤，脸上黑一块红一块，头发散发出烧焦的味道。我才知道他并没有去西藏，而是加入了消防队——本来他想当兵入伍，因为腹部阴影和小腿上的伤疤，连续两次在体检环节就刷了下来。由于年龄限制，今年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这次应该没问题”，他笑着对我说。

这天，穿着消防服的李兴才出现在站点，其他骑手调侃道：“这是国家公务员了哦，跑外卖算兼职了嘞！”他用插科打诨来掩饰尴尬，之后匆匆离开。在他走后有人说：“你知道吗？他要开车去自驾318川藏线，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边消防员工资高吗？”想到他的家境和每月的车贷，我有些疑惑。其他人轻笑着摇摇头，见我还是有些不解，有人补了一句：“打火（人）没了的话，政府补贴300万嘞！”

后来一段时间，在站点很少能看到他，系统上他也总是是掉线状态，新车也在离外卖站点不远处的停车场积了灰。偶尔会看到他灰头土脸地穿着外卖-消防混搭风的衣服出现在站点，托其他骑手帮他跑每天要求的最低单量，或者跟站长歇斯底里地请假，说要去救火，来不及跑单。

之后还有一次，我逮到机会问他，之前西藏那边的项目有没有下文，他脸上的嬉笑顿住了，眼光躲闪，有些尴尬地说：“我爸出车祸了......”听到回答，我为自己忘记了他的伤心事，还触及到他的苦处而有些自责。过会儿，却听到他笑着说：“嘿嘿嘿，现在走不开，之后再看吧！”

因为新冠疫情，本来和同乡在江苏电子厂打工的李银祥，去年年后就不得已滞留在了家里。到今年3月，他已经待业整整一年多了。

我初见他时，他正在美团外卖站点填骑手入职的表格，“民族”一栏填了“彝族”，却说着一口普通话，我感到有些疑惑，跟他搭腔——原来他读完小学之后就去了外地打工，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广州......都有他的足迹：“哪里有活就去哪里，衣服、手机、建筑、后厨......啥都做。”他习惯了和汉族讲普通话，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讲带着彝腔的盐源话。

他苦笑一声：“我也不想来啊！可是现在因为疫情出不去，去年就一直在家，和他们（指了指同行的几个人）每天就是打牌......家里三个孩子，最大8岁，最小的8个月......听说村里有人在这边工作很可以，就一起来试试。”介绍李银祥来的，是他的同村人严明友，他介绍了包括李银祥在内的4个骑手入职，可以拿到800块的提成。

李银祥入职的过程一波三折。首先是骑手的考试，题目包括交通规则、骑行安全和一些医学和急救知识。他看着手机上带着拼音的彩色汉字，思前想后，过了好一会儿拿着显示未通过的页面，来问我该怎么办。“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哪些？”看到第一个问题我就僵住了，但由于我是在场唯一一个大学生，似乎必须知晓答案。最后，我上网查到了答案，帮他通过了考试。

其次，他没有驾照。由于盐源对于超过15km/h的电动车都要求上“川w”开头的绿色牌照，美团所有骑手都需要通过专门的驾照考试。但是考试的周期比较长，对于想要“即插即用”的站点和快速挣到钱的骑手们来说，只有另辟蹊径——租第三方公司符合标准的电动车来跑。这是曹华平不得已想到的办法。

填了厚厚的一沓表，按上手印，交了钱，李银祥还需要等到第三方公司的车，才可以开始正式跑单。一等就是三天——再不跑单，骑手信息就要过期了。而且他已经办理了入职，每天都需要满足平台规定的跑单数，不得已，入职第四天，李银祥的小组长将自己的车借给了他，让他完成每天基本的单量要求。

这天的最低温度只有4度，天空中还悬着淅淅沥沥的雨线，李银祥身上穿着一件有些年代感的灰色西服，里面一件旧旧的薄短袖衬衣，在凉山三月的寒风里缩紧身体，像是一张随时要被吹走的旧报纸。新制服还没到，他在就衬衣上套了一件从仓库里翻出来的夏季短袖制服，跟其他人借了一个漏风的夏季头盔。点了根烟，几口抽完，他跺跺脚，扭头笑着和我打了个招呼，便转身骑上车，闯进了雨幕里。

晚上八点多，他灰头土脸回到站点，身上多了一件不知道从哪里借来的防风衣，一脸愁容地对我说：“跑了这么久才接到十几单（新人入职系统默认同时派单数量为1单，以防止因为经验不足出现超时），风吹得身上哪里都不舒服。”除去因为自己路线不熟悉导致超时的订单，他细细算了算今天能有多少收入，然后轻轻叹了口气。

几个小时后，李银祥发了一条朋友圈：“这辈子啊，没有活成父母希望的样子，也没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更没有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却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配图是那“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懒懒地靠在树上。

首先，在我的以往认知中，凉山是落后的，所以我的假设和疑问都建立在这种认知之上。比如：外卖这种新兴的消费模式，这里会不会水土不服？我期待看到的是传统与现代、发达与落后之间的碰撞，是这个地方的人们试着学习现代先进经济模式中的种种“错位”，然后慢慢调整的矛盾过程。

并不是说这种错位或者矛盾不存在，而是我给了这种错位与矛盾的存在太过强烈的前提，不知不觉间将凉山与外界过分地割裂开，加上潜意识里对发达与落后的偏见区分，反而让我忽视了最为基本的东西——当地人的视角。

对于当地人来说，这种所谓的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或许本身就不是界限清晰的。就像凉山历史上的种种社会剧变泛起的涟漪 ，最终都会转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并不存在完全的接纳或者拒斥。无论盐源的社会经济形态在时代浪潮中如何变化，无论小城的青年选择去大城市闯荡还是留在家乡，他们只是在浪潮浮沉中过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其经验的复杂性或许难以用“传统-现代”的简单二分来概括。

另外，以往对于外卖平台的关注多集中在城市中，并且更多的关注外卖骑手。一些媒体和学者为骑手发声，希望能够使骑手被数据系统剥削控制的状态得到改善，骑手的被剥削来自平台利用技术的方式，技术本身则是中立的。受此影响，我也会假设盐源的骑手们的工作实践和技术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受到平台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着自己的主动性，能够有一些策略来应对这种制约。

但是进入田野之后才慢慢发现，平台下沉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地化、多维度的过程。卷入这一过程的，除了骑手这一职业身份外、还有代理商经营者、管理骑手的站长、转变销售模式的商家、即便下楼就可以吃到饭却也要点外卖的人，以及办许可证的政府部门和维护交通安全的交警，他们都被整合到了平台在地方情境中延伸发展的肌理中。

我在有意与无意间，给了人们太多标签和概念，在生涩学术词汇的基础上，重新把盐源的经验拆分开并且重新组合，重复着旧有的知识，却忽视了他们的个人生命经验，与地方自身藏有的生气。

那些选择在外卖平台工作的青年人们，大多在中小学阶段就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学校教育，进入社会谋求生计，也在朦胧间追寻着自我意义。当关注技术、平台、时代脉络等那些更加抽象而宏大的问题时，或许首先应该回到他们的工作日常当中——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如何看待这份工作？如何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以此为出发点，来看流淌在他们身体里的文化血液、地方传承的历史记忆和流动的生活与工作状态，如何在平台与地方的互动中建立起连接，以及这一过程中他们对于“何为良好生活”的理解与表达。

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时间已经踩到了3月的尾巴。万里之遥的广州，木棉花已窸窸窣窣地落了满地，盐源的花与绿却在寒风冷雨后，才会悄悄出现。我的旅程还在继续，随着时间的堆叠，口袋里也渐渐积累起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每天单量跑进全国排名的谢强和他每天只跑基本任务的老表谢庭东、因为赌博欠债来跑单的落魄老板李崇国、家里有一栋房收租却仍旧在跑外卖的刘浩、能和骑手打成一片，灵活应对数据指标的站长方腊梅、曾经辞职外出闯荡，失败后又回来继续跑单的熊桂磊、读了兽医专业因为酒后打架而被迫休学的杨贵华......

慢慢地，我遇到的人们似乎不再只是一个名字、一种身份、一个例子，而是一个个矛盾、真实、自由而完整的灵魂，在不确定的时代情绪下当中以自己的方式彷徨前进，认真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