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人才等待在通州马驹桥

90后青年吴震，在北京街头做了近6年的劳务中介。吴震所在的中介所，将来自村镇、文化程度不高的临时工们，输送至北京周边的制造业和物流公司等地。辗转于北京西站、通州马驹桥等地招人的岁月里，吴震观察到，在底层北漂中，除了奋斗者，也早早出现了堪比“三和大神”的年轻人。以下是吴震的自述：

凌晨5点，这里就乱哄哄闹成一团：寻找日结工作的人们汇聚在这里。 “工厂还缺人吗？”一位叼着烟的黄毛青年。“要保洁吗？”这是位中年女人。“搬货工有吗？”这是位戴草帽的中年男人……形形色色的求职者围住招聘中介，一边争着报名，一边询问工资和工作内容。

马驹桥商业街，位于北京六环，通州与大兴交接处，周边星罗棋布着大小经济开发区，大型制造业企业和物流公司云集。广阔的员工缺口，吸引了寻找临时工工作的人们，马驹桥因此成为京城最大的劳务日结所在地。

春节后复工时段，是马驹桥最热闹的时候。年逾五十的老陈等不及过完年，就从甘肃出发，坐一夜绿皮火车回到马驹桥。大龄工人在招工市场不具竞争力，老陈去理发店将白发染黑，即便如此，脸上爬满皱纹的他，依旧只能接到小区保安、物业保洁、饭店后厨之类的低薪体力活。但老陈脸上总是挂着憨厚、客气的笑，工作中被厉声呵斥，从不抱怨。

马驹桥多的是老陈这样奋斗的身影，也不乏厮混日子的年轻人。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南有深圳三和大神，北有马驹桥短期工人”。 90后年轻人张群就是位马驹桥大神。高中毕业后，他从陕西来到北京马驹桥，租住在附近城中村，月租4、500块的房间里只放得下一张床，但找工作时，他只接受收入少的的临时工订单。他认为，短期工自由度高，进工厂做长期工动辄被强制加班，或者被扣工钱。

张群去工作全看当日心情。闲时，他常和三两好友坐在商业街的马路边，蹭店家的WIFI玩手机，或眯着眼睛打量过往的年轻女孩。像张群这样的年轻工友，最大的乐趣和为数不多的高消费是去网吧，吃着泡面，叼着廉价的红塔山，大力敲打键盘鼠标，飙着方言味浓厚的脏话，在一局又一局的游戏厮杀中寻找存在与成就感。

2015年7月，我从陕西汉中来到通州马驹桥，在一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做人力中介，一干就是三四年。在马驹桥找工作的，通常是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的北漂。我负责对接工人，去流动量大的工厂或“三通一达”这样的物流公司做工。

我和同事自称人力中介，但老板帮我们提振士气：“咱们这个行业，说好听点是人才分流中转站，我们就是人才分流师！”

于是每天天色欲晓，我们几位“人才分流师”在马驹桥商业街就位，向来来往往的人介绍工作。前来应聘的人填写好资料，就去公司门市部等待，凑齐人数后，工厂的物流司机开着面包车来接，工人们沙丁鱼罐头一样填塞进车里，涌入目的地。长期工住在工厂宿舍，而日结工们工作12小时后，会被司机拉回马驹桥。平均每天，我们会输送二三十位这样的工人。

起初，穿一身白色polo衫、黑色西装裤、脚踩老北京布鞋的我，手捧一摞厚厚招聘信息传单，站在人群中奋力一吆喝：“保安，100块，管午饭，日结”“快递分拣，15块/小时，日结”，就能吸引不少像老陈、张群这样的务工者。

夏秋，马驹桥是学生暑假工的天下。由于工价低、形象好，他们成为单位争抢的优质工源，同时一举带低马驹桥的工资。职业学校的老师们乐意把学生介绍到马驹桥，从中获取双重收益：学生交的安置费，中介公司给的“人头费”。

不过，我遇到过找实习心切、涉世未深的求职学生，和我分享他们在这条街上的一节社会课。19岁男孩小杨趁暑假来勤工俭学，被一位中年妇女在街上拦住，“小伙子找工作吗？去做保安员吧，轻松不累，吃住特别好！”她看上去热情可靠，小杨依照指引，交了100块押金。次日收到女人通知：保安公司满员，他可以考虑再交100块体检费、80元工服、被褥、押金费，进入一家工厂。

交完钱，小杨按照和女人的约定，次日8点，来到一家工厂门口，等待前来接待的人。但没有人来迎接他，那位热情大婶则彻底失联。

那时，马驹桥就是这样混乱自由的所在。由于房租便宜，马驹桥东南侧居民区里住着不少北漂白领，而在附近上班的工人花上三五百元，就可以在东北侧的民房、自建房中租下住处。在金马商场和百分百购物广场，最贵不过上百元可以买到应季衣物，街边随处可见沙县小吃、山西刀削面这些苍蝇馆子……

夜幕降临，工人们的衣服上沾染着粉尘和汗痕，穿梭在街边店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影中，网络热曲在耳膜中鼓噪，他们三三两两在路边烧烤摊坐下， “十把羊肉串，三个腰子，两瓶啤酒”……一面闲聊一面大快朵颐，犒赏疲惫一天的自己。

我的中介生涯始于2013年，从一所三流高职院校毕业后，家人托在北京的舅舅给我找份工作。很快，我进入舅舅朋友所在的中介公司做人事助理。

我幻想自己即将过上电视剧里都市白领出入大厦，坐在格子间喝咖啡、敲键盘的生活。但第一份工作让我大失所望，办公地位于北京西站附近的居民小区内一个100多平米的大开间，工作内容主要是替机关单位和小区招聘保安。

在公司，我喊舅舅这位朋友叫李主任。我问他：为什么把公司租在居民区？他回答，写字楼里的租金物业费贵，租在小区节省开支，剩的钱多发给员工以做奖励，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我听上去，觉得公司挺人性化，好感油然而生。

来我们公司找工作的，有退伍人员、中学辍学的、临时混口饭的，但只要没有前科和传染病，我们都能给安排，因为包吃住，前来应聘的人并不少。某种意味上，保安这行也存在金字塔。站在顶端的是长得不错的年轻人，他们多被安排在机关单位或写字楼，月薪3000多，多数则进入工厂，月薪2000多。无论在什么单位，相貌好看的，值上下班高峰期的班，年轻但相貌平平的，值中午人少和下午下班后的时段；年龄超过50岁和未成年的，只能上夜班。

那时候，我们一个月要安置三四十名保安。我在这份工作里观察临时工们，在机关单位站形象岗的20多岁年轻人小李，一个月3千多，总是月光，干一阵休一阵辞职，一周后又回来。他的同事告诉我，他在网吧呆一周，玩累了，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回来。

我理解这些做保安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多数，缺少自律，懒散。一是因为由老陈这样的父亲为他们赚得婚娶买房费用，没被逼到自己必须努力的时候。同时，他们早从同行那里看到前途：多站几个小时多几十块收入，站了十年也不会升职加薪，反而会因为年龄大降薪。实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索性躺平，或者早日另谋出路。

保安是份临时工作，每月20号领完工资，就会有一批保安离职。我开始陪着李主任，去北京西站、动物园批发市场、六里桥这些外来人口流量大的地方，发传单招人。起初，我经验少，又觉得没面子，躲在李主任身后低着头，看李主任熟练地将传单塞给来往路人，跟上他们的脚步，讲工作内容，留联系方式，主任看到我畏缩的样子，一把将传单拍在我手上，“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得抛下面子，努力赚钱，把面子再转个弯挣回来。”

他说自己曾经性格内向，坐大巴喊“下车”得酝酿好几遍。来北京后发现，农村娃除一张嘴、满身力气外啥都没有，他强迫自己和人打交道，靠着广交朋友和修炼的好口才，从工厂普工做到现在的人事主任。李主任总结， 人情社会，人脉是最好的通行证。我这才鼓起勇气，追着路过的人发传单，练习跟人搭话，遇见山西人就聊煤老板，遇见东北人就聊老工业，就这样迈出职业的第一步。

每年入冬，北京天寒地冻，保安工作环境艰苦，辞职的人多了，公司会用些小恩惠挽留工人们：大年三十，去员工宿舍给每人发100块现金，牙膏、毛巾、袜子等便宜的生活用品。返乡后不回来的，我们挨个打电话，用“新年新气象，公司安排的工作，上班时间更灵活了，工资奖励也更多了”争取他们。不少辞职的在我们的软磨硬泡下回流，李主任精炼地总结： “好马要吃回头草，回头草不仅方便还顺口。”

不少人看到我发的帖子，纷纷打来电话咨询工作。这招奏效，老板找了专业网络公司，建立公司的招聘网站。不少公司通过网站来寻求合作。老板乐坏了，大笑说公司已经是与世界接轨的优秀企业，给员工们印名片，为保安拍工作形象照。

我心里嘀咕，与其搞这些花里胡哨，不如给我们提高待遇。我入职这么久，和招聘的工人一样，没有五险一金，连普通的雇主责任险和员工意外险都没有。

混到2015年春天，我厌倦了这种生活：每天和各种保安打交道，哄小孩一样劝他们好好工作。我提出离职，回老家村里躺了两个月。但在家乡，除公务员和销售，几乎没有更高工资的工作了。

我又回到北京。李主任告诉我，他朋友在通州马驹桥开了家人力资源公司，正招人，工资高且发展潜力好，很适合我。“咱俩关系熟，你去了他也会更多的关照你。”我答应下来。

我就这样来到了马驹桥。最初，这类热闹嘈杂的临时工市场，让我觉得身在故乡的镇子上，但乡愁也慢慢地被磨钝了，我看着来来往往、匆忙疲惫的临时工们，意识到他们的失意并不是暂时，它可能延续两代人的生活。

春节前还独身一人的中年临时工，过完年，身后就跟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眼里闪光，脸上挂着初入大城市的新奇和喜悦，还没意识到自己在重复父辈的命运。

小周是个漂二代。童年时，父母外出务工，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后跟着父辈来了马驹桥。因为未成年，他只能在饭店后厨帮工打杂或者去当夜班保安。成年后进了工厂，又受不了车间组赶鸭子似的催工，开始频繁换工作。别人劝他找份工作安心做下去，他不以为意，“我还年轻我需要积攒经验，去一个地方就能学到新的知识，遇到新的朋友，自由就是快乐。”

下班后，小周闲坐着打游戏，和老乡去撸串喝啤酒，抽烟，散场回到住处后继续打游戏至深夜。第二天一早，睡眼朦胧地从木板床上骂骂咧咧起身，来不及刷牙洗脸就飞奔去工厂。

月末开工资，不管多少他总得办一场聚会，去烧烤摊、火锅店胡吃海喝一顿后，再去KTV去唱歌，或约兄弟烫染头发，到街边服装店买新衣服，换手机，买游戏装备……没过几天，又过上泡面度日的日子，日复一日挥霍着青春。

外卖员、闪送员等更高收入、更低门槛的自由职业兴起后，工人们通过平台就能注册，中介被过滤掉，来中介所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的生存也变得艰难，公司招人不再挑剔，只要不缺胳膊少腿都行。

再有人来求职，我们就得弯着腰先将人请进来，端茶倒水，无比耐心。线下业务量锐减，大家曲线救国。短视频平台兴起后，我开始运营公司招工的短视频账号，每周五六日晚八点，我穿上白衬衫和一身纯黑色的西装外套，对着手机直播招工，浏览量不多，也的确吸引力一些人来店里求职。

招工形式变了，还可以努力自救。但2017年11月，大兴区一个公寓发生火灾，19人在这场事故中丧生。公寓属于典型的生产、住宿、储存“三合一”场所，火灾风险极高，加之违章搭建众多，阻碍了消防通道，最后酿成了这个悲剧。

那以后，首都综治办组织开展出租房屋、城乡结合部地区特别是出租大院的集中整顿，马驹桥也开始严格查处违建和各类隐患。众多隔断房被拆，周边的租房的价格自然增高不少。

当时刚好是春节前，不少人退房辞职回了老家，或是另寻价格低的住所，马驹桥的人肉眼可见地少了。我认识一位在北漂4年的陕西小伙赵奇,一直在电子厂里做普工，后来工厂附近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他也厌烦了按部就班的工厂生活，于是离开北京，回老家开一家陕西特色凉皮小吃店。开了半年入不敷出，后来，他去了深圳的工厂。

马驹桥的CBD——商业街也受到了整顿。拦路招工不再被允许，以前乱哄哄的商业街，顿时安静了起来。2018年初，在政府部门的一一排查和严格审查下，不正规的小中介公司也关了许多。政府为了规范劳务市场，在马驹桥建了一个劳务集散中心，单位和务工者聚集到那里直接沟通，中介所的生意每况愈下。

我的提成大幅被削减。同时，街道办的工作人经常上门检查中介所工作是否正规，有没有务工人员投诉等，随时应对这样突击检查，每天都很紧绷。后来，我身体出了问题，竟然出现尿血症状，去医院一查，医生说是压力过大、生活不规律所致。我意识到，可能我已经不适合这个行业了。

我最终没放下老本行。看到同行在微信群、朋友圈发布招工信息，以此挣甲方返费，我心动了。我微信上还有好几个500人左右的招工群，空闲时在微信群发个信息，转个朋友圈，若有人通过我的介绍成功入职，我就能赚到一笔中介费。我们同行还给自己起了名字： “移动人才分流师”。

马驹桥线下劳务市场辉煌不复，但在北京，保洁、保安、快递员流动性大，临时工依旧有较大缺口。我每月兼职也能赚个三四千外块。我感慨着自己的努力，直到遇到小刘，一个其貌不扬的张家界小伙子，我才意识到北京多的是比我优秀，比我能吃苦的年轻人。

年纪轻轻的他在亚运村附近一家酒店工作，收入不错，每逢周末还会找到我，让我帮介绍商场保安兼职。小刘一路努力，已经在北京周边买房。我自惭形秽，坚持辗转在各微信公众号和群聊里，重复发送着招聘信息，想方设法多一份收入。

招聘信息里面常含有诱惑性的文字和钱财价目，加上一些人对我介绍的工作不满，报复性举报，我的微信号时常面临被封号的风险。为了防止联系号码失联，我便用两个手机号建了两个微信来联系求职者。

有年“6·18”，电商公司临时招聘快递员，一个小伙子在我的介绍下去工作，因为他工作时有所失误，老板最终没有按约定给200一天结算工资，他十分愤怒地把我骂了一通，说我是“黑中介”并举报了我。

即便如此谨慎，2020年初，我还是被永久性封号了。我无力探究原因，人力中介这个工作靠的就是手里的人脉资源，微信被封后，我失去了求职者的联系方式和甲方的招工信息，只得彻底从这行淡出。

现在，我还在北京漂着，从商场招商到柜台销售，换了不知道多少份工作。看到媒体报道白领“996”的工作状态，各种加班深夜猝死的新闻，我不再羡慕做白领了。有机会我还是会捡起老本行，上个月还给一个亲戚介绍了份保洁的工作。

我偶尔会想起那段在马驹桥的日子，那里不够整洁安静，但充满人间烟火气。不论贫穷与落魄，总能在这找到一方落脚地。只要不嫌脏，不怕累，工作可以想换就换，揣着几块钱就能大快朵颐一顿。清晨，街道上残留着打工人早饭后留下的蛋壳、纸巾和汤水。傍晚，商业街上灯火通明，刚下班的白领和工人们一起汇聚在小吃摊，热闹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