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我要干到65岁

最近，有关延迟退休的讨论又沸沸扬扬。起因是上周中信证券的研报中提及，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或于2023年公布，并将于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在厌工情绪浓厚的当下，这无疑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

关于退休和养老，其实都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都在面临的棘手情况。看理想主讲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梁捷就在看理想节目中多次讲到养老问题。

今天的文章尝试厘清上述问题，而在现有的社会局面下，“65岁退休”恐怕是我们能得到的一个不算最坏，但也谈不上好的结局。

今天主要想讨论劳动年限对于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我们知道短期的劳动供给，就是下雨天出租车司机愿意多开车赚钱，还是愿意早点下班回家。而今天要讨论长期的劳动供给问题，是一个人的劳动年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是这样的：男性年满60岁退休，女性干部年满55岁，女性工人年满50岁可以退休，对于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男性，退休年龄可提早到55周岁。

这些规定都是1978年制定的，施行至今确实有些过时了。这一代人的身体素质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人到了60岁仍然非常健康，工作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们经验丰富，在很多岗位上可能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群体。一刀切60岁退休，对部分人而言恐怕有点浪费。

据统计，2014年OECD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平均水平是男性64.6岁，女性63.9岁，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低于这个水平，确实可能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一直在做退休年龄往后延迟的调整。中国与他们相比存在差距。

当然，也有很多人想早点退休，尤其是当代的年轻人似乎对于自己什么时候退休非常介意，因为老年人工作也很辛苦。比如在新加坡，打车的时候经常能碰到司机是6、70岁甚至岁数更大的大叔，满头白发还在开车。在食阁吃饭，会发现最后收盘子、打扫卫生的也都是岁数很大的大叔、阿姨。

很多人都认为，让老年人在食阁收盘子，简直是新加坡的耻辱。但是在新加坡政府看来，这反而是一项福利。新加坡的这些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劳动岗位，招募时优先招募老人，使得很多经济困难的老人也能自食其力，获得一份收入。

退休年龄的设定，不止是身体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很多人因为缺乏积蓄，或者退休以后收入会大幅度降低，因此希望延长劳动供给时间。

而从政府的角度看，延长劳动时间同时也意味着延后领取退休金的时间，可以减小退休金的压力。所以，政府也有动力去推动延迟退休。但是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老人退休以后干什么？真的是整天唱歌跳舞、游山玩水吗？有很多老年人会这样，但更多的老年人会担负起另一项重任——照顾孩子。

老人不仅要带孙子，往往还会承担教育、做饭等更繁琐的责任。如果要老人延迟退休，增长劳动年限，那么在孩子家庭上投入的时间就必然会减少。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另一项非常重视的目标就是要提高生育率，鼓励大家生二胎、三胎。但我们同时也清楚，生二胎、三胎绝不仅仅是夫妻两人的意愿，还与家庭环境、经济水平、抚养成本等诸多因素有关。

延长工作年限，理论上说一定会对出生率造成负面影响。现在的年轻夫妻在生每一胎的时候，基本都会先跟父母商量，孩子生下来谁来带、怎么带。如果双方父母都能带，那么生育的压力可能会小一些；如果双方父母都拒绝带，那么生育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和意愿请保姆，所以很多夫妻会让父母帮忙，而年轻夫妻未必和父母生活在一个城市，这就更麻烦了。

假如父母在其他城市，60岁以后还要工作的话，必然无法帮带孩子，或者时间会非常有限。把孩子放到父母身边，那大人就要和孩子分开了。这种情况一定会影响生育意愿，从而影响我们国家基本的方针。

如此一来，管理者面临一种两难的局势。如果保持退休年龄不变，跟不上国际趋势不说，快速增加的老龄化人口对于养老金构成巨大的压力；如果推迟退休年龄，那么这些人就没法帮着带孩子，提高生育率的重要目标就没法实现。

几十年前曾有经济学家表示，对经济学家而言，老龄化是一个新问题。到了今天，老龄化基本还是一个新问题。

美国学者舒尔茨在1976年撰写了一本《老年经济学》教科书，是老龄化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舒尔茨有一句话：“老年人并不是一个由相似成员构成的群体”。也就是说，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差悬殊，富裕的很富裕，贫困的很贫困，由此导致他们的生活状态完全不同。

中国老年人严重缺乏其他获得收入的渠道，所以老年人生活的核心问题就是收入问题，或者财富问题。很多老年人其实都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还能工作，但是现在很少有企业敢聘用不太熟悉的、又超过退休年龄的人群，所以很多劳动力被荒废，只能回归家庭。

有些老年人在工作时期已经积累足够的财富，或者退休后能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衣食无忧。上海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就处于这个阶层。

但对另一些未富先老的老年人来说，日子就难过很多。他们没法开源，就只能想办法节流，省吃俭用。而对于原本就没有退休金的农村老人而言，很多就只能依靠子女了。

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各类诈骗故事，受害者多是老人。除了批评老年人无知以外，我们也应该理解老年人的焦虑——他们确实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了，而他们又想致富，想为家庭发挥更大的作用。

每个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都有所不同。而从政府层面看，应该施行完善的养老金制度，保障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维持最基本的体面生活。不过养老金的运营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都只能边看边调整。

一般来说，政府有两种最基本的管理养老金的手段。第一种叫做“现收现付制”，通俗地说就是用现在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来支付这一代老年人所需要的养老金。

虽然每个年轻人缴纳的钱，并没有直接用在自己身上，但只要保证这种代际转移的机制持续不断，以后自己养老时，也会有更年轻人的人缴纳养老金来支持自己。这种制度非常稳定，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口年龄结构不变，每一代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数量相仿，这样年轻人的压力就不会太大。

可惜的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不满足这个特征。上世纪5、60年代的高生育率，以及1980年以后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导致目前中国很多地方的人口结构都不平衡，上海就是一例。上海户籍的年轻人与老年人简直不成比例，所以单纯依靠年轻人的税收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是不现实的。

另一种筹措养老金的方式叫做“基金制”，就是所有老年人的养老金都放在一个基金池里，确保这个基金能保值增值，用这个基金池里的资金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这个想法是不错，金融手段可以有效弥补人口结构不一致的问题。在精心管理下，基金的增长幅度也有可能与养老金的增长幅度相匹配。

而“基金制”的最大问题在于风险。基金要交给专业公司管理。再专业的公司，只要追求盈利，就会面临一定的风险。根据金融学的定律，风险一定与收益相对应，追求越高的收益，就必定面临更高的风险。

问题在于养老金并不是一般的资金，它几乎不能承受亏损的结果，养老金亏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基金制的模式下，如果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金的增值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它本身也必定暴露在更高的风险之下。

可见，养老金管理是个棘手的问题。当有关部门想推动延迟退休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踢到了另一块铁板。促进出生率是现在的国家大计，绝对不能受影响，而养老金支付困难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绝对不能接受。

如果老年人再努力一点，上班同时再尽量帮着带孩子，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年轻人再努力一点，即使父母没法帮着带孩子，自己也可以多带啊，这样问题也解决了。

可大家都不是这样想的，这个问题最终也解决不了，一定会摆在那里。所以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决定逐步延迟退休，男女都到65岁左右退休，再往下推就很难了。因为生育率摆在那里，如果继续硬推，生育率会更难看。最终，我们将得到一个不算最坏，但也并不怎么好的退休方式。

我们再进一步思考，为什么非要把生育率看得那么重要，提到这么高的高度？人口问题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之一。而长期经济增长，也就是GDP的增长，会决定全体人民的福祉，所以它也是我们最根本的目标。

但是生育率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是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他观察到，孩子数量与质量存在一种替代关系。随着整个社会人均收入增加，父母不再仅仅追求孩子的数量，而会更多地追求孩子的质量，这就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

这其实反映了父母的真实意愿：我情愿少要孩子，也要保证孩子的质量，要让孩子身体更好、接受教育水平更高、未来的预期收入也更高，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

正是因为孩子数量与质量存在替代关系，这才导致著名的马尔萨斯预言失灵。马尔萨斯曾经认为，人口增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人不会不生孩子。这个预言显然已经被证伪了，所有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都在下降，而且都已经跌破自然更替率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想优生优育，少几个孩子，但要提高孩子的质量。

第一种猜想，延迟退休以后，老人照顾孩子的时间少了，父母不得不减少生孩子的数量。孩子的数量少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就会提高。父母以前有机会生更多孩子，反正可以交给老人来带。现在不得不少生，少生了就会更好地教育。

我们都知道，在工作中的投入时间，努力程度，与个人以后的发展密切相关。设想一下，公司里有两名背景、资历都很相似的员工。其中一位，每天加班到深夜，从来不管孩子，反正孩子有老人带；还有一位，每天到了5点就要匆匆忙忙下班，因为要去接孩子放学。那么作为公司的领导，你要选拔其中一位员工成为经理，你会选拔谁？

再往下推进，这里会出现一种可能性：收入更高的员工，有机会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甚至送孩子出国读书，帮助孩子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而部分牺牲职业前景的打工人，相对而言可能没有能力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延迟退休到底会对社会总体的人力资本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山大学郭凯明等几位老师撰写过一篇论文，他们构建了一个模型，研究延迟退休通过人力资本对于总体经济的影响。

结论是这样的，退休年龄延迟1年，会导致年老人隔代抚养时间下降0.90年，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下降0.66年，人口生育率下降0.05，与我们之前所做的推论相符。

在退休年龄60岁时延迟退休年龄1年，经济增长因子将提高0.2%。老年人继续对社会做贡献，对于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但随着退休年龄提高，经济增长因子的变化由正转向负，拐点在退休年龄为64-65岁之间。

所以在65岁以后，如果还要继续延迟，那不仅影响出生率或者年轻人的人力资本，对于总体经济也是不利的。

由此可见，一项简单的经济策略调整，可以极大地搅动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老年人延迟退休，影响的绝不仅仅是老年人，也会影响中年人，影响年轻人，影响刚刚出生的孩子。

同样，我们对于眼下最关注的问题，比如生育率问题，也不能只盯着年轻人生不生，还要想想生出来以后谁来带，老年人是否有时间、有能力、有意愿帮着带孩子？

这使得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思考50-65岁人群的劳动供给问题。如果一个人在50多岁60岁失业，他还是否能找到工作？

“35岁失业”是一个被讨论过多次的问题。在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很多企业都会持续地淘汰35岁以上的员工，保持企业的年轻化。而一个人在35岁失业，虽然仍然年富力强，但要找工作会遭遇很多困难。这就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不言自明的年龄歧视。

一个人35岁失业都很难找到工作，60岁失业就更找不到工作了。而养老金要65岁才能领取，中间可能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空档。老年失业，如何保障生活？这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同样是失业，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影响并不一样。对于年轻人来说，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有啃老的机会；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在经济上反过来依赖年轻人，这是很少见的。同时，老的人更有可能背负房贷等贷款，压力会更沉重。所以，延迟退休是否会导致例如老年失业这样的情形发生，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总体而言，一个人总是处于家庭和劳动力市场这两种环境之间，为家庭付出时间多了，为工作付出时间就少了；同时，一个人又总是处于不同的世代之间。上面有老人赡养问题，下面有孩子抚养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头痛医头是没用的，必须要思考这个社会问题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关系。

延迟退休这件事会对很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为了推动延迟退休，我们需要完善儿童照顾系统，需要推动老年人的失业保险，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需要改善养老金的组成结构，有太多事情需要做，这些事情相互联系在一起。

不管洪水对于城市的冲击，还是出生率对于经济系统的冲击，情况都是如此。可能找不到哪个具体要为这个问题负责的人，但是还是要去推动一些事情的改革，在这个体系里的每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本文综合整理自看理想节目《生娃·养老·打工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第88期和《一平方公里内的经济学》第28期，原内容请移步看理想App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