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天，一个保姆住进上海电话亭

那个下午的上海刚下过一场大雨，天阴沉沉的，安徽宣城蓝天救援队队长开车跨了三个区赶来，老远就看见了那个红色电话亭。

他下了车，在电话亭前蹲下身子，隔着玻璃，终于把里头看清楚——瘦瘦小小的一个人，抱腿屈身坐在地上，头发黏糊地巴在脸上，看上去有些虚弱，正拼命跟他比划着什么。

那是54岁的袁玉萍，已经连着几天没吃东西了，腿也因为长时间弯曲变得肿胀。她是安徽宁国人，今年2月才在上海谋了份差事，在徐汇区当住家保姆，伺候97岁的老太。刚干了一个月就遇上疫情，老太感染住进医院，隔天她也进了方舱。

落到现在这步田地，要袁玉萍说，自己都稀里糊涂的。4月20日是袁玉萍出舱的日子，转运车把她拉回小区，老太还在医院，屋里头没人，社区居委没放她进，她找110来调解也不管用。后来警察带她去小区旁的汉庭酒店，对方也说满房了。无奈之下警察联系了志愿者，送她去上海市救助管理站。

那天晚上11点多，大巴车把她在路边放下，听说是黄浦区，她吓一跳。来上海这几个月，袁玉萍就没出过几次门，眼前这是哪儿呀，“人真的都呆掉了”。

现在回头看，袁玉萍兴许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地方了——黄浦江边上的蒙自路，沿街都是店铺，低矮的居民楼几乎和行道树一般高，笼罩在蒙蒙的雨雾中。

负责转运的志愿者告诉她，救助站就在附近，天色太暗，司机找不着具体位置，只能把她送到这里了。临走前还给袁玉萍指了一处地方，“你看那里不是有一个人（躲雨）吗”，要是找不到救助站，就在那里避避雨，天亮再去。

袁玉萍跑近一看，果然，农业银行的ATM机前有一个老头盘坐着，约莫五六十岁。这处靠玻璃围起的空间占地面积只有两块瓷砖那么大，下雨天又湿又冷，老头往地砖上铺块纸箱皮，身上就盖了一块地垫，露在外头的一双脚连袜子也没有。

老头告诉袁玉萍，自己早些日子从山东来上海找工作，第三天就碰上疫情封控，不仅工作没着落也没地方住，已经在银行里凑合了十几天。他对这附近熟得很，领着袁玉萍去找救助站。

上海市救助管理站藏在蒙自路的深巷中。“满了”，隔着一道铁门，工作人员告诉她，类似的话，这天袁玉萍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深夜12点的蒙自路几乎看不到行人，铺面都紧锁着。雨一直下，袁玉萍出来得急，身边最厚的衣服不过是一件羊剪绒外套，她在路口冻得直发抖。

袁玉萍最终找到一个小区的门廊歇脚。城市的屋檐太窄，不仅兜不住她的行李包，人也护不周全。她在屋檐下冻得哆哆嗦嗦的时候，小区保安看她可怜，拿来一件棉袄，说是别人不要的，袁玉萍看到衣服外面长了霉，但里子是干净的，顾不得那么多，赶忙往身上套。

保安大哥黑黑胖胖，北方人，说一口标准普通话。不多会儿工夫就端来一大碗馓子，他刚煮的。袁玉萍又饿又渴，可就是一点也吃不下，对方又烧了一壶水，她用瓶子接了灌下大半，才觉得捡回半条命。

那天晚上可真难熬啊，袁玉萍困得受不住，坐在借来的凳子上打瞌睡，没留神，哐当一下栽倒在地。这样下去不行，她又管保安大哥借来一把伞，想找个踏实的歇脚地。伞在雨里撑开，半边都是破的。

整个后半夜，袁玉萍就打着这半边破伞在蒙自路穿行，从一个屋檐换到又一个屋檐下，雨水打湿了她的袄子，跑步又累出一身虚汗，贴身的衣服也湿答答的。

凌晨四点，天空渐渐露白，蒙自路382号附近，一个红色电话亭引起了袁玉萍的注意。稀罕的是里头竟然立着个小伙子，袁玉萍大喊着朝街对面挥手：“小弟小弟——”，没得到回应，她径直跑过去，蹿进了电话亭的另一头。

和袁玉萍一样，小弟也是个无家可归的外乡人，他原本在徐汇租房，因为疫情困在黄浦区，已经有七八天。对开式的电话亭，袁玉萍和小弟各占一间，空间局促，坐下伸不直腿，靠着铁块硌背，横竖不舒服。

天亮以后，小弟离开了，袁玉萍把行李拖进了另一头，她学着山东老头的样，把袄子脱了垫地上，脱鞋盘坐着。关起门来，眼前的蒙自路就被红色的玻璃框划成一格格。

袁玉萍上一次来上海，还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因为办事顺路，她光瞧了眼外滩，东方明珠都没来得及看。这么多年来，“全球超级一线城市”，一直是上海刻在她心里的印象。

今年春节刚过完她就来这找活干，人生地不熟，没经验，介绍所收了她一千块，把她领到徐汇区的东安一村。袁玉萍说自己活这么大岁数就没看过那么脏的房子——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小区，两室0厅的套房，住下了97岁老太一家三代。屋里到处是药罐子和破碎布，袁玉萍只能睡在老太房里的沙发上。

她给老太做饭洗衣，喂药擦身，在屋里闷头干了十几天，借着买脸盆的功夫才第一次出门，发现全国有名的肿瘤医院就在小区旁边，往远了去更是人群和高楼挤挤攘攘，这才反应过来，“这里竟然是市中心啊”。

这里也成为上海本轮疫情最早爆发的地区之一。3月底，东安一村周边开始出现零星病例，没多久小区封闭多个入口，老太的儿子孙女困在闵行，屋里头就只剩袁玉萍和老太两个。

她很快就察觉到了老太的不对劲，“平时不喝水，那几天喉咙发干，一直要水喝”。袁玉萍记得，4月2日，她推着老太做完核酸后就接到社区打来的电话，“叫我们不要出门，发现有点问题。”

具体的对方没多说，但袁玉萍心里有数。老太咳得厉害，一度下不来床，刚开始几天，家里一粒药都没有，袁玉萍连着几天给居委会打电话，“手都打麻了”。老太不理解外面的状况，她问袁玉萍：有病怎么不带自己去看啊。手机上，老太儿子也交代她：必须照顾我妈到转阴。

袁玉萍一个人哪能应付这种情况。来上海之前，她已经十几年没工作了，一直在家照顾生病的老妈，每天只需要洗洗衣服、烧烧饭，这次出来本想找个轻松的活，攒点养老钱，不成想这般倒霉。

据袁玉萍说，拿到抗原试剂盒后，那十几天里她给自己测的结果都显示一道杠，因此认定自己是阴性。这让她心里越发“抖得很”——听说那个病容易落下后遗症，“伤了肺哪里是小事！”

她不想干了，“这病那么厉害，不走就要被二次感染！”后来她每天给居委会打电话哭，说一个阳一个阴，要分开隔离。为了保护自己，她把休息的地方从沙发换到了厨房，除了给老太喂药做饭，其他时候她都躲在厨房，累了就蹭着灶台休息，困倒了再爬起来，一直耗到天亮。

电话连着打了十几天，4月17日，老太和她分别被送进医院和方舱，入院证明上，她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无症状。

到现在袁玉萍也觉得方舱是她来上海之后待过最好的地方，“不仅能睡好觉，还有水果吃，有牛奶喝”。凌晨五点办理完入住手续，袁玉萍倒头就睡，睡了整整两天。

连续两次核酸显示阴性，4月20日她就出院了。这后来成了她最后悔的一件事，“没想到出来是这种结果，在街上流浪。”

在电话亭住下的第一天，找不着东西吃，她摸到银行去找山东哥哥。“我抓一把花生米给你吧”，男人打了一把免洗手消毒液，搓着那双大手。袁玉萍后来知道，山东哥哥在这里十几天，吃饭靠好心人接济，用水全倚仗周边店铺，有时候成天都用不上水。

在电话亭遇到的那些人，袁玉萍说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人，“只有打工人才晓得我们打工人的苦”。那天是几个农民工哥哥给她抱来一桶纯净水，解了她的燃眉之急。工人们原本在电话亭对面的工地做活，那天几个人穿过马路凑到跟前来打量她，知道袁玉萍急于给手机充电，二话不说接过她的手机和充电器。袁玉萍赶紧说：“我方舱出来的，你不怕？”

“我怕什么？我不怕！”农民工回答爽快。来上海这么长时间，那是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很普通的几个字，真的打动人心。”当天晚些时候她去工地取手机，工人们在喷漆，漫天的灰尘和机械声里，袁玉萍在一张脏兮兮的桌子上找到了自己的手机，她注意到手机下垫了个榨菜袋子，显然是他们为避免沾染油漆特意放置的。

上厕所更是要命。最近的公厕走路要半个小时。头两天袁玉萍寻不到厕所，就是忍，一直忍到晚上偷偷找地方解。有一个白天，袁玉萍“真的忍得遭不住了”，她冲到离自己最近的花坛，一个小弟正在那里吃面包，她急得大喊“小弟，对不起，让一让，我来不及了，我要解手！”

袁玉萍是个顶爱干净的人，在老太家再忙，她也要用抹布把地板擦仔细，老妈以前总说她那毛病是洁癖。住进电话亭后，她每天都要用好心人留下的消毒液，把电话亭里里外外喷一遍。现在这仅存的体面也顾不上了。

上海的遭遇袁玉萍不敢告诉老妈，老爸走得早，老妈八十了，病了很多年，起初她只敢跟老公和女儿说。女儿急得没办法，交代她：妈妈你去找派出所，就赖在那里吧。老公开始尝试向安徽蓝天救援队求助。

接到求助消息时，安徽省域蓝天救援队赴上海援助队总指挥徐友勇已经在宝山区支援了几天。他每天都会收到一些安徽老乡的求助：求药的、缺物资的、或者困在车里无家可归的。他们通常会根据当事人的紧急程度进行救援，徐友勇看来，袁玉萍当时情况很紧急，“她焦躁不安，情绪波动大，甚至出现了放弃自己的苗头”。

徐友勇负责宝山区的消杀工作，不便跨区行动，求助信息又转到宣城蓝天救援队的苏成龙，后者在上海负责物资运送且持有通行证，当天苏成龙带上了泡面和纯净水等物资，跨越三个区最终见到了电话亭里的袁玉萍。

车子还没停稳，袁玉萍就瞧见车身上“宣城”两个字，她踉跄着起身，如果不是被及时喊住，几乎就要冲到车跟前去。

隔着电话亭玻璃，袁玉萍比划着告诉苏成龙，想找个能住的地方，她一个月没洗过热水澡了。但救援队权限有限，只能先承诺袁玉萍，想办法为她搭一顶帐篷。临走前，苏成龙特意给袁玉萍留下一床毛毯，天气预报说，晚上将有一场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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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的雨下得比前几天还要大。电话亭里灌风渗水，袁玉萍没干透的棉袄又潮了，鞋湿得能挤出水来。她熬不下去，又把行李箱拖出来，拉到上海救助管理站的大门前，里面还是没有她的位置。

袁玉萍不晓得流了多少眼泪，嘴巴也叫得没有力气了，她边哭边拖着箱子离开，巷子老长，拉杆半路上还断了。一个男人追了上来，那是救助站的门卫，把一个小铁罐往她手里塞，“我也二十多天没洗澡，没有多少吃的，给你一瓶八宝粥吧。”袁玉萍接下了，心里是说不清的滋味。

灌水之后的电话亭已经不容许她坐着休息了。她强迫自己支撑着身体，一直站到头发晕，双腿发软，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最后直接倒在积水里。

这场雨一直持续到4月23日上午。袁玉萍从湿寒中醒来，衣服上混合着霉味和汗臭味，鞋子更别说，来的第一天就是湿透的。她突然间发了狠，朝着电话亭的四壁又踢又打。

再也受不了了，她从电话亭里爬起来，对着居民楼和四下无人的街道哭喊，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遭遇，或者更直接点，有个什么人来把自己抓走，好歹有个地方住。

电话亭在外力的撞击下发出巨大的响声，依旧纹丝不动地立在那儿。袁玉萍更生气了，她发疯似地骂着，到处打转，想找块石头，或者随便什么坚硬物件，她发誓要让这玩意儿破碎掉。

那晚的雨下得徐友勇也心神不宁。他一直在微信上和袁玉萍保持沟通，明显察觉到了袁玉萍情绪的异常。第二天早上7点，他刚醒来就收到袁玉萍的消息，语气几乎是在哀求：老乡救救我……下半夜突然变冷，毛毯太湿，我又坐一夜……我不甘心把生命放弃在这里！

当时，徐友勇已经帮袁玉萍借到了一顶帐篷，但他清楚，帐篷只能救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带她回家或找到庇护所，这却是救援队职能范围之外的，无奈之下，他把袁玉萍的处境发到了朋友圈。

袁玉萍的遭遇引起了大量公益和爱心人士的关注，也被当地民政局和安徽省驻上海办事处注意到。仅仅三个小时后，安徽省驻沪办、共青团宣城市委驻上海工作委员会的介入下，一所由安徽老乡开设的酒店表示愿意接收袁玉萍入住。

4月23日一整天，袁玉萍的手机几乎就没消停过。稀稀拉拉经过她电话亭前的人，“这个甩一点（吃的），那个甩一点”；还有居民楼上的安徽老乡，透过铁门托人把热乎的饭菜送到跟前；她甚至接到好心人的电话说要接她去宝山，但袁玉萍说自己给搞怕了，“我哪个都不相信，只相信家乡人。”

蓝天救援队带她离开是当天下午四五点，袁玉萍蹲在电话亭盼啊盼，“感觉眼睛都要望穿了”。苏成龙还记得，直到上了车，袁玉萍还是喜忧参半的，她不断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好怕你们到时候又不管我。”苏成龙一路上没少安慰她。

居无定所一个多月，4月24日，在浦东一家酒店，袁玉萍终于可以直直躺平，痛痛快快洗上热水澡了。

接通视频电话的时候，她躺在酒店的床上，头发齐齐往后挽着，颧骨突出，眉头锁得紧紧的，没说几句话就把视频电话掐了，换成语音，她说不欢喜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脸，“老得不像是一个人”。

住进酒店第一天她就发现了这一点，洗脸时无意中瞧了镜子中的自己，吓一跳——皮包骨、满脸蜡黄，后来洗脸她都把眼睛闭着，“自卑，也不敢回家见他们（家人）”。

闲的时候她跟一个江西妹妹聊天，对方也是保姆，在介绍所的时候，就数她俩人关系最好。江西妹妹如今也被困在雇主家里头了，她照顾一位中风病人，对方生起气来总喊她滚，她在微信上跟袁玉萍说，等熬到解封了，要换家做事。即使这样袁玉萍也觉得对方比自己幸运，至少有单独的房间住，没有在外头受她这样的罪。

离开雇主家后，老太的情况她再没过问，她更放心不下的，是睡在农业银行那个山东哥哥怎么样了？“他太老实了，如果再在（银行）里面，再好的身体也要受到伤害。”袁玉萍还记得离开之前，她给对方送去面包和泡面，随口一问才知道来上海这么多天，他压根没做过几次核酸，甚至不知道抗原是什么，这把袁玉萍吓得不轻。她饭也顾不上吃了，手把手教对方做抗原，直到看到试剂纸上浮现一条杠。

如今袁玉萍已经在酒店里住了快一个月，唯一能让她有点想头的就是回家了。老家那边的政策她托人去问了，说要“7+7”，而且上海没有直达宁国的火车，搭私家车她也没这条件，“关键是还要搞申请，我现在没有力气，不知道往哪里跑。”

如果能顺利回到老家，她想她再也不要来这伤心地了，就在家好好陪着老妈，也不怕到时候遭邻居歧视，就像离开电话亭时给蓝天救援队说的：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住家保姆，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但我不脏，靠自己双手挣的都是干净钱。

红色电话亭在袁玉萍离开当天就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工作人员对周边进行了消杀，她的生活痕迹也被清理干净。社交平台上，她的经历一度引起不少讨论和传播，现在打开地图找到蒙自路382号，还能看到网友留下的标注：2022年4月，一位外地大姐被困电话亭数日，最后被家乡救援队解救。它飘在黄浦区纵横交错的街巷中，宛若一枚不会沉没的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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