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报告：一座名为“裤子之都”的围城

广西玉林，一个普普通通四线小城市，服装纺织行业历史悠久，从唐代（751年）至明代昌元年（1620年），郁林“细葛布”作为朝廷贡品先后延续889年之久。1978年，改革开放，当时的玉林市福绵镇一家国营裁缝铺的裁缝陈德清拿着布票在百货大楼买布，剪裁成衣服后拿到本地圩镇上售卖，个人服装纺织业开始破冰。1985年前后，福绵镇第一批服装个体户公司成立，随后玉林市服装生产数量逐年攀升，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逐渐成为广西最大服装产业基地。2004年，法国记者皮埃尔在法国《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福绵——世界裤子之都》的文章，福绵一瞬间被全世界的目光所聚焦。2020年，玉林市政府将服装纺织业列为四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新材料，机械制造，大健康（中药材），服装制造）之一。

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服装纺织业，玉林市尤其是福绵区的服装纺织业的飞速发展是离不开背后辛勤付出的制衣女工的。但是制衣女工的待遇并没有跟上时代以及产业发展的步伐，在面对高强度劳动，高物价，低工资，低待遇的境况，女工们开始显得力不从心。本文将以玉林市玉州区以及玉林市福绵区的，农村和城市的制衣女工为主，通过访谈、资料查询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本地制衣女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分析玉林市服装纺织业的发展状况，力求为制衣女工争取必要合理的权益。

玉州区是玉林市的中心城区，福绵区是1997年玉林撤地设市成立的新区，两区紧紧相邻。在人民西路至玉福路（玉州区链接福绵区的一条路）一线已经形成了一条以服装制造为核心，涵盖服装纺织、水洗、辅料生产、市场营销等各个领域的服装产业链。目前，仅该区域就有1000多家服装制造企业，服装水洗、电脑绣花、服装辅料等企业190多家，布匹销售、服装机械、辅料销售等经销商130家，从业人员6万多人，日产服装80万件（套），年销售收入超50亿元。其中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企业有60多家。打造了“帝皇”、“新勇”、“彬辉圣”、“喜莉喜”、“圣健华”、“智利来”等一批个性鲜明的服装品牌。在该区域外，还有许多难以统计的代工厂和小作坊分布在城区和村庄，负责部分的代工流程和服装制作。“福绵制造”在国内乃至国外市场知名度不断提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澳大利亚、欧洲、非洲等地，是广西最大的服装生产加工基地。

从2005年开始，玉林市政府开始开展一系列的服装产业节活动，并在每年一度的玉博会（中国玉林中小企业商机博览会）上积极宣传“福绵制造”。同年，玉林市的服装年出口总额首次超过1亿元，且年出口额逐年增长。近年来，尽管由于疫情因素，服装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生产动力非常强劲，仅2022年一季度就出口1.4亿元，同比增长72%。这些漂亮的数据背后离不开辛勤的制衣女工。

为了了解制衣女工的生存情况，有必要先了解服装纺织业中的一个制衣的简单单位——小作坊。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在当前流水线生产的服装纺织业中，一个制衣女工是不参与到整个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的，尽管她在工作生涯中掌握了足以完成一整套成衣的熟练技能。

小作坊一般是铁棚屋或小平房，分布在城区或村庄里面，可以容纳6至10个制衣女工，可以代工一部分制衣工序或者直接制作一些工序简单的成衣，工作条件比较简陋且无法提供饮食和住宿条件。一般条件下，一位制衣女工配一个工位，上面有缝纫机和必要的丝线，旁边放有需要加工的半成品布匹。小作坊生产能力有限，在合理分配的工作条件下，理想的成衣生产速度为每天200至300件，一辆三轮车或一辆面包车即可满足大部分的交通运输需求。资本家从附近的原料供应商取得部分原料加工后销售给工厂，或者从代工厂处取得一部分代加工的订单后回到小作坊中加工，加工完成后，用三轮车或面包车将产品运往工厂。小作坊的人员结构是简单的二层结构，资本家基本可以做到垂直管理，对制衣女工的直接剥削最为直接。

代工厂可以看做是小作坊的简单叠加，它一般是一栋3到5层的独栋楼房，除一楼当做仓库和会客厅外，其它几层可以看做是负责某项工序的小作坊。这样的代工厂已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生产流水线，可以容纳数十个制衣女工一起作业。当某一层的相当数量的半成品完成工序后，可以直接送去下一层进行下一道工序的加工。这样的代工厂的生产速度大概在每天500至1500件，这些成品可以放在工厂的一楼堆叠起来，然后再用卡车大批的运走，销往内地或者卖给企业。代工厂会视情况安排数名工头进行管理，某些代工厂会雇佣一些保安进行巡逻任务，这些保安偶尔也会代行工头的职责，对制衣女工的工作进行监督，并将半成品运往流水线中下一道工序。这样子就形成了三层的人员结构，最上层是资本家以及家属或者工厂管理人员，中层是工头，最底层是制衣女工。而资本家通常不会直接管理底层制衣女工，他们更愿意去他们设置在一楼的茶水室，通过工头们来遥控管理。部分有条件的代工厂会给制衣女工们提供食宿，具体情况将在下文说明。

至于那些更大型的服装企业，可以看作是大型的代工厂。它拥有更大的占地面积、更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管理制度，并配备有标准的员工宿舍给制衣女工，提供更标准化的饮食。它将制衣女工们赶到标准化的车间内，要求制衣女工们用血肉去与机器对抗。在这里，资本家对各种物料的使用极尽吝啬，但对于人力的使用却是极尽浪费。到处都是走动的监工，去监视那些从早上坐到晚上的制衣女工，眼睛如狼一般清点制衣女工们的血汗，再百般刁难，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他们的目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制衣女工。这里就有了一个和代工厂一样的简单的三层人员结构，部分企业可以分化出四层，甚至是五层人员结构。做好的服装成品会被运送到专门的仓库中进行储存，以备销售，并有专门的经销商等待取货发往内地市场。或者是其它服装公司上门取货，并通过多年来形成的配套的物流公司，将大批的货物运往世界各地。

三转一响中的缝纫机曾是许多老一辈人的家庭标配，缝纫技能也曾是曾经一代人的必备技能。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外流到城市落户，当男性单独务工开始无法支持日益增加的开支，这时候掌握缝纫技能的女性开始进入各类小作坊、代工厂或企业来补贴家用。同时，随着城市物价和地租等成本的不断提高，各类服装企业、代工厂和小作坊开始向农村进军，以低廉的价格招揽农村中的会一定缝纫技能的女性。

农村的制衣女工们按职业分类她们大部分是附近村庄的村民，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小部分是外地来务工的，或者是偶尔来补贴家用的家庭主妇。如果按家庭分类，大部分是一般的村民，小部分是低保户、贫困户和五保户等等。她们大部分是附近村庄的村民，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小部分是外地来务工的，住在工厂的宿舍里。

城市中的制衣女工大部分住在城中村或者政府安排的廉租房中，少部分是在城区有房但生活贫困，还有一部分是外地来务工的住在工厂的女工。她们基本上都是家庭的重要的经济支柱，同时是家庭中的家庭主妇。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里的制衣女工的家庭情况都不会太富裕，而且这一群体正朝着老龄化的趋势推进，大部分的制衣女工都有十几年至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年的工龄。一方面原因是，新时代以来会掌握缝纫技能的新制衣女工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极差的待遇令人望而却步。

为方便下文说明的是，由于服装有种类和工艺的不同，我们将把每一个复杂工艺转化为与其价值相等价值的一定数量的简单劳动。创造等量价值的制衣女工，我们可以简单的视其为付出了等量的简单劳动的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每一个工艺的价值借用的是资本家所支付给制衣女工的价格，尽管这样的价格并不能真正的反映出制衣女工所真正创造的价值，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制衣车间里，每一个制衣女工配属一个工位，工位上有缝纫机和布匹丝线，有条件的女工会在工位上安装小风扇。早上女工上班后会先继续完成先前的任务，或者领取今日份的原材料，到工位上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每个女工按照产品的种类不同，工艺的不同，会被安排不同的工作任务，以期能以最有生产效率的速度为资本家生产产品。在上班时间内，制衣女工上厕所一般是没有约束的，而且通常会给制衣女工自己安排一段吃饭的时间，女工也可以自由选择上班的时间，看上去女工的工作是相当有弹性的。

但实际上，女工的工资一般都是计件工资，它在表面上蒙蔽了女工仍在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事实。在玉林市，按照最新标准的最低月工资应该是1300元，在玉林城区里则是1350元，一个普通的产业制衣女工月收入大概是2000到3000元，而一个全勤的制衣女工的月工资大概是在2000到2400元上下，看上去是比一般的产业工人差一点。但实际上，如果按计时工资来计算，一个女工如果要真的赚到这2000到2400元，她需要一个月（30天）无休，一天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这样子算下来资本家仅仅需要不到7元/小时就可以雇佣到一个拥有十数年丰富经验的熟练制衣女工。制衣女工所创造的价值远大于她所得到的工资，但与此工资水平相当的不过是一些初高中生的暑期工，甚至不如一些快餐店的服务员。

除此之外，计件工资还很好的麻痹了制衣女工群体的思维，强有力地分化了收入高的和收入低的制衣女工群体。在前面我们讲到，将每一个制衣女工的复杂劳动统一为等量的简单劳动，这样拥有较高技能熟练度或者工作更长时间的制衣女工就会比技能熟练度较低或工作更短时间的制衣女工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再加上工头对“优秀”制衣女工的拉拢以及更好福利的许诺，制衣女工群体就被分化成了这样的两部分，即收入高的和收入低的。制衣女工群体越分化混乱，资本家就越容易统治和剥削制衣女工，制衣女工群体就越不容易团结起来。

虽然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但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更便于资本家对制衣女工实行统治和剥削。它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制衣女工出卖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并且不是活的劳动，而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似乎制衣女工是“多劳多得”，按照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得到了全部的劳动报酬。这样，就容易麻痹工人阶级，便于资产阶级施行其欺骗伎俩。

制衣女工们为了能够多得一点工资以维持自己低下的生活水平，便只好最大限度地支出自己的劳动，尽可能地增加产品的数量。这样就可以刺激制衣女工更有效地利用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劳动日，充分利用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甚至不需要资本家来亲自监督，就可以为资本家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制衣女工们创造出了远大于他们所应得工资的价值，却被资本家们无情地霸占了。

由此延伸出了制衣女工和资本家达成的潜规则之一，即制衣女工可以用工厂中多余的原材料为自己或者家人做几件成衣或裤子，而工厂的管理方一般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是资本家的仁慈，更不是制衣女工的偷盗，这只是制衣女工们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资本家妄图以这种小恩小惠来掩盖自己残酷剥削制衣女工的事实，殊不知这本来就是制衣女工们所应得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以这种“福利”的方式支付给了制衣女工。当资本家剥削得越多的时候，他会更多地向制衣女工们发放这种类似的福利，这并不是他们良心发现，而是妄图以“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的方式来迫使制衣女工群体听任资本家宰割而不做或较少地反抗，而资本家损失的只是他们剥削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

但资本家对于制衣女工的其它福利却是十分的吝啬。且不说什么公积金、社保、医疗保险，单就一个最简单的年体检都是没有的，只有极少数的企业会组织制衣女工去体检。在制衣女工的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一些有毒的原材料，比如牛仔裤上的一些染料等等，长期接触下染料会渗入到皮肤中。而在制衣女工群体中反应最多的还是甲状腺肿大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的制衣女工表示她们或者她们的工友曾经有过甲状腺肿大的问题，在玉林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一所甲状腺专科医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是制衣女工。而资本家不仅不会对此支付一定的治疗费用，而且不会为制衣女工们安排相应的体检事宜，哪怕是他们深知制衣女工们患病的风险很高，更不用说其它常见的职业病，比如腰肌劳损、肌肉酸痛、手腕关节积液等等。

一般的工厂里，包吃一般是由工厂主家属负责或者是外包给附近的饭店，早餐自己解决，午餐或晚餐的价钱在8到10元不等。包住则一般是在工厂的附近的独栋楼房，费用按照不同的标准收费，五人间则是每天2到3元不等，十人间则是每天1元，甚至还有5角一天的二十人间。这些房间的生活条件基本大同小异，裸露的红砖墙配上带上下铺的木板床和私拉乱接的电线，每天限水限电，每个楼层2个卫生间，热水也只有特定时段供应，安全隐患多多，堪比现代版的包身工。

而一些大企业的食堂和一般的工厂饭菜相比相差无几，而提供的员工宿舍的条件比工厂的宿舍这些要好一些，一般是十人间或十二人间，电路按标准布置，不限水电，卫生条件要好一些，每个月收费100到200元不等。

除了在两层人员结构中，资本家直接管理工人外，其它的多层的人员结构中，资本家通过一定数量的工头对工人制衣女工进行遥控管理。制衣女工们的请假、产品检查、罚款和工资发放等等基本上是由这些工头负责。

工头看上去是制衣女工的上级，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也是有生产任务的制衣女工，只不过是被资本家选中用来瓦解和分化工人群体的容易动摇的制衣女工之一。她们仍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般不会对别的制衣女工辱骂或者训斥之类的行为，但实际上是被资本家拉拢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她们负责对产品进行检查，对不合格的产品打回，并对女工们每日生产的产品进行质检和计数以便在月底计件发放工资。

对于采用计件工资的制衣女工们来说，相比于采用计时工资的产业工人们来说，假期其实应该是很好申请的。但对于制衣工厂来说，有人请假意味着工厂的整体生产效率的下降，甚至会影响制衣女工们的工作的安排。所以制衣女工在平时是是可以请假的，但如果是经常请假或者是缺席工厂的生产的话，可能会被罚款，有时候是罚50元，有时候罚100元。

而法定的假期是不存在于制衣工厂中的，工厂的假期基本是与工厂主本人深深的绑定的。像五一劳动节或者国庆节这样的不影响资本家赚钱的节日，资本家是不屑于给制衣女工们放假的。只有像春节或者清明节这样的，资本家无法亲自到场监工或者上下游企业放假而无法对接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仁慈”地为制衣女工们放上几天假。

尽管资本家对于人力的使用极尽浪费，但对于制衣女工的离职却是竭尽阻挠之能事。一方面，像前文中所说到的，女工的离职会影响工厂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资本家赚钱的效率，这是资本家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条件的恶劣，工厂实际上很难再招到新的制衣女工，基本要一到三个月才能在招到一个熟练制衣女工，每一个拥有熟练技能的制衣女工都是宝贵的劳动力。

正因如此，而在有制衣女工准备离职时，工头会代替资本家，出面以提高待遇或者提供一些现金奖励为诱饵来迷惑制衣女工使其留下。如果这种方法行不通的话，工头会向那些将要离职的制衣女工大打感情牌，试图用工友间的情怀来挽留，但实际上仍然是在维护资本家的利益。

对于制衣女工们来说，工会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所有的工厂甚至是企业都不存在工会的存在。对于她们来说，她们不了解也认为她们自己可能不需要工会的存在。因为制衣女工之间也并不是团结一心的，工头和普通制衣女工之间，普通制衣女工和普通制衣女工之间，大多数是以小团体的形式存在，有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诉求，她们并没有达成共识的统一诉求，也自然不需要工会的存在。

另一方面，制衣女工们是比较好控制的群体，大部分制衣女工并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来自我觉醒反抗资本家的意识，只是本能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正当利益，尽管她们眼中的正当利益可能只是为了多得一点工资。因此资本家也绝对不会允许工会的出现，从而导致制衣女工们的工人意识的觉醒，从而导致自己对制衣女工群体的控制失控。

至于文娱活动也是很少出现，大部分工厂和企业基本没有娱乐的场所，并且绝大部分制衣女工在完成当天的工作后一般会直接回家做饭或做家务等等。她们不仅是工人，也是家庭的重要一份子。在一天的劳累后，她们通常会和家人一起看电视或者用手机刷视频或者打打游戏，这就是制衣女工们的娱乐活动。

疫情以来，各行各业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服装纺织业受到的打击最大，但也恢复得最快。不同于其它大部分行业的不景气，成衣服装市场始终有着旺盛的需求。在国内疫情严重而国外疫情不严重的时候，国外市场对于成衣服装的需求，而这时候部分工厂和企业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复工复产的优势，快速地抢占国外的订单；在国外疫情严重而国内疫情防控已经大有成效时，国内的订单开始大涨而国外的订单因为疫情肆虐而有所减少时，玉林市的服装纺织产业已经基本完全恢复生产，足够满足国内的服装订单。

尽管有这么多的订单，仍有一部分制衣工厂或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也有相当一批老制衣女工选择辞职疗养身体。总的来说，制衣女工的人数不断的减少，订单的总量增加了，存活下来的工厂和企业的利润有所提高，但制衣女工们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明显地变化。而出于某种原因，我没有收集到制衣女工的工资涨幅数据、物价涨幅数据和工厂或企业的相关利润涨幅数据，但通过访谈得知，绝大部分女工认为，由于通货膨胀、疫情后物价上涨等因素，她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在不断地下降，而劳动的强度却在不断地增加。

但不要认为这是资本家的仁慈，他们的算盘打得叮当响。相比于他们在网上购买的廉价的不合格的口罩，最基本的年体检和一般的核酸检测便是一毛不拔。在他们的眼里这可能更像是一种投资，买口罩的投资成本低收益高，甚至可以博得那些被蒙蔽的制衣女工的同情；而体检和核酸检测更像是一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回馈的保险，成本高而效益低。精明如资本家自然会选择效益比最高的方案——只买口罩。

尽管有着不少的客观上的实际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应该放弃对于正当权益的争取，放弃对于资产阶级掠夺行为的反抗斗争。这不仅仅是适合制衣女工们的建议，也是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们可以借鉴的建议。

首先是法律保障的缺失，绝大部分的制衣女工们并没有具备相应的法律意识，务工思维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手务工一手收钱的口头约定，而没有和资本家签到劳动合同，只有实际上的劳动关系，而没有法律上的劳动关系。正因如此，资本家可以义正严词地拒绝制衣女工们的应有的福利，包括但不限于医保、社保，等到了发生生产事故时，偶尔会象征性地给制衣女工一点“人道主义”补偿。

因此，制衣女工在务工时，应当斩钉截铁地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同时保留劳动合同的副本或者拍照截图，和其她的女工一起寻找免费的法律支持或者法律援助。如果是资本家方面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应当坚决地寻找法律支援或者劳动仲裁，尽管不一定有效，但一定要向资本家展现工人阶级的态度。

其次是要建立职业工会，获得工会的保障。工人阶级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其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工人们的联合是最为强大的，最令资本家闻风丧胆的武器。资本家为了分化和瓦解工人阶级，手段百出，花样翻新，而一个强有力的工会将会是工人们的强力后盾，不管是企业中的工会或者是地区性的职业工会。只有工会才有能力和工厂或企业，甚至是企业的联合体——商会进行谈判和对抗，为制衣女工们争取应得的权益。因此制衣女工们应当成立一个为工人权益说话的职业工会。

最后是要坚持政治斗争。在当前形式下，工人阶级必然要为争取工资和反对工资而进行斗争，这是由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决定的。这种斗争，不仅可以延缓工资水平的不断下降，争取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必须明确，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只是一种经济斗争。这种斗争无论进行得多么有效，都只能是暂时延缓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只要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资产阶级总要依靠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来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掠夺，从而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日趋恶化。包括制衣女工在内的工人阶级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就绝不能仅限于经济斗争，而必须把争取工资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认清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应有的时代使命，认清资本家和其所代表的的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要争取和提高属于自己的政治地位，直到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彻底的解放。

玉林市的服装纺织业发展了这么多年，是最不像四大千亿产业的产业，各类小作坊和代工厂零星地散布在城区和村庄里野蛮生长，而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少之又少，政府既收不到税收也无法或者说根本不想管理这些小作坊或者代工厂，而这些小作坊和代工厂中的制衣女工们却占总的制衣女工的大部分。玉林市的服装纺织业对外只是世界服装的代工厂，连服装的定价权都没有拿到，而服装品牌的标签一贴上衣服，价格就能翻几倍，利润的大头流向了大资本家；对内则加紧了对制衣女工们的剥削和压榨，小资本家们联合起来一起吸食着工人们的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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