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够了「狗屁工作」，年轻人自愿降薪去干体力活

在苏州做市场策划的橘子，和300多人挤在写字楼的同一层，她的工位远离窗户，偶尔到茶水间喝一杯拿铁，才能在落地窗前短暂地放空自己，隔着玻璃感受阳光。

25岁的橘子已经是一个有两年工作经验的职场人了，她实现了自己中学时期的梦想：做高级写字楼里的女白领，高跟鞋声踏得哒哒响。

但这份工作的另一面是，在一个长期晒不到太阳的角落，她被无效工作、领导PUA、加班所折磨，“每天有人push你，你觉得每天都被榨干，每天都很辛苦。”

那家琴行有一百多平方，墙壁粉刷得洁白，最重要的是两边的落地大窗户，阳光照得进来。这里的环境安静松弛，完全符合橘子的期待，即便比上一份工作少了一半工资。

在重庆一家房地产公司做策划的康妮也对“晒太阳”这件事感受强烈。在冬天不常见到阳光的雾都，晴朗的天气是珍贵的。一天吃过午饭后，她走在街上，感受到了很久没见过的太阳。原本计划在日光下逗留十分钟的她，却被手机里工作群里的消息一再催促，只能快步回到了写字楼。

几个月后，因为再难承受职场的压力，康妮选择了裸辞。她的新工作在一家运动服饰门店做兼职店员，每周三天，纯体力劳动，要叠几百个裤子，为顾客导购，在两百多平的空间奔波一万个步数。

组长久期告诉「后浪研究所」，周围朋友对于脑力劳动的抗拒启发了她建组的想法。做为初入职场的毕业生，她观察到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进入职场后怨声载道，甚至有人产生了抑郁情绪。

久期说，她想探索更多职业的可能性，“并不是说你是211、985的学生，你读硕士博士出来，你就应该做更高级的工作。当你有这么多的知识储备，你有自己的思考之后，我觉得应该有各种选择，什么样的你都能接受，能从社会固有的（偏见）跳出来一些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久期本来以为只有少部分人会这样想，但随着组员人数增加，她发现“辞职尝试轻体力劳动”可能会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新趋势。

不过，久期也有自己的担心，她并不希望“体力活”成为一个具有反差感的噱头，最好的情况还是年轻人们利用自己已有的文化知识在体力活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比如不是单一地做保洁，而是去做一些收纳整理这样的工作”。

她对一个在新西兰屠宰场工作的女孩印象深刻，那个名叫谢阿金的女孩分享了羊腿切割的部位分解图以及不同流水线的工作流程，“很有趣，她有自己很细致的观察，文字里透着生命力。”

在“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分享轻体力工作的职业从便利店店员、保洁、服务员、前台到客服，这些工作上下班界限明确，工作薪资一般，门槛较低。分享经历的组员大多态度积极，对体力工作感到满意，一位做档案整理工作的组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每天上班前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感觉。”

去年体检，康妮被查出有乳腺结节，这个结果吓了她一跳，周围同事告诉她，“没关系，我还有甲状腺结节和肺部结节。”问了一圈，她才发现，身边同事的身体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结节至少有一个。”

康妮有些担心自己的身体情况，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她睡不好觉，神经是时刻紧绷的，手机需要24小时在线，如果半小时没有回复消息，对方就会打电话过来问在干什么，“就连做梦都在想哪些工作还需要推进，这个报告是不是数据不对。”

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提出了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虽然他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有意义。”

康妮认为自己也常常做这样的狗屁工作，一份周报要写4个不同的版本，交给乙方公司、本公司、项目内部的和个人总结，即便用同一个数据，也要按照不同的套路模板完成。

让她下定决心辞职的还是来自工作分配的压力。公司要减少人力成本，她在做的项目一开始有三个同事，但不断减员，到最后领导告诉她，她需要一个人承担三个人的工作。

去年章悦进入职场，在广州一家零售企业做商品数据分析，有半年的工作经验。，“我会觉得很痛苦，我没有一个方向和思路去努力，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这份工作到底在我们整个小组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也不知道在具体的业务上是什么样的作用。”

她向领导请教，却没有得到正面的指导和回复，对方告诉她“你在这个岗位上，起码要做够一年，才能够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用心做好的表格经常被打回重做，明明按照要求完成了，对方却总是不满意，总是临时加需求，这让她很受挫，掉头发、睡不着，对着电脑久了，还会头晕脑胀。

从这份工作离职后，章悦实在是不想再做这样的工作了，她发现脑力劳动没有明确标准，好与坏都由领导一人说了算。几天后，她迅速找到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她说，“这份工作让我没有精力内耗。”

25岁的薯条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刚进入职场，就碰到了难题，同部门两拨领导内斗，刚进公司的她也要被迫选边站。她害怕自己笨手笨脚说错话，陷入了人际交往的焦虑。

橘子则遭遇了职场PUA，对方是四十岁的领导，“挑毛病从早到晚，在一件很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都非要说你”，橘子性格温顺不爱吵架，总是默默听着，有一次她情绪崩溃，躲在卫生间马桶上哭了几分钟。

橘子用了一句尖锐的话来总结她的职场生活：“格子间就是个绞肉机，我二十几岁的生命已经被绞烂在格子间里。”

康妮在休息了三个月后，决定重新找工作。她想找一份跟自己经历挂钩，例如品牌策划和公关的工作。广撒网在各类求职平台上投递了130多份简历，也面过几家公司。

她说自己的原则是，“我可以把工作做好，但是不能接受太大的强度。加班方面的话，偶尔我也接受，但是经常性的我就没办法。”

有家公司因为她的“不抗压”在offer中压低了薪资。对方给出的评价是，“缺乏狼性，不太能拼搏。”

几轮面试，康妮对职场工作越来越灰心，她不确定能不能找到一份自己想要的那种不卷、不加班的工作。

有一次逛街，她走在商场里，看见品牌服饰店里的店员，第一次萌发了要不要试试这种工作的想法。她在招聘平台找到了那家看起来很有趣的运动品牌店，投递了简历。让康妮惊讶和感动的是，“面了那么多公司，只有这个面试官问了我的兴趣爱好和喜欢的运动。”

面试官的话打动了康妮，她说，“我们是一个很看重work life balance的公司。”

为了这句work life balance，去年10月，康妮开启了自己兼职店员的生活。她争取了家人的支持，决定自费缴纳社保，兼职店员以外的时间，她也计划安排好，一半留给自己，另一半做其他的副业。改变了生活节奏后，她明显觉得自己更快乐了。

八小时的工作，从不加班，每周上三天班。康妮的工作也很简单，为顾客导购推荐商品、站在裤墙前叠裤子、清点衣服、帮顾客试穿衣服，每一件都不需要太用脑子。没有业绩要求，同事之间互帮互助，氛围融洽。

店员工作并不无聊，康妮跟顾客推荐尺码，会从服装聊到健身，如何练臀，在哪里锻炼，这些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她觉得和顾客的交流是轻松而舒适的，“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连接，挺开心的。”

当然，久站八个小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忙起来的时候，她最多要应付四五个顾客，有人需要她帮忙拿衣服，有人问她怎么搭配，有人问她产品的问题，在卖场里，她说自己也要“疯狂地跑起来”。

“有了这样的体力劳动之后，下班回家我会睡得非常好，又踏实。但之前在职场的时候，我每天坐在那里可能十几个小时，晚上忙完了也睡不着，心很累。”康妮在成为兼职店员以后，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她有空去健身了，每周都要去做普拉提，增肌了十斤，身体更好了，闲下来的时候，她会去逛超市、看书，享受从前无法拥有清闲。

“对了，还有，我谈恋爱了。”康妮声里带笑，从前因为工作太忙，她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事情，但现在生活节奏慢下来，她很放松地进入了一段新的恋爱，“我们人生当中，就是除了工作之外，还有朋友、家人、未来的家庭。就如果工作上占据了我们太多的时间，那其他的就全部都要忽略，这其实是挺残忍的一件事情。”

从广告公司离职后，薯条在福建的一家社区咖啡店做了学徒。她主要做一些基础的调配和配餐工作，烤烤面包，往咖啡液里倒牛奶，每小时赚15块钱。

客人少的时候，店长会让大家一起试咖啡。店里面有各种品种的咖啡豆，磨成咖啡后，每个人都要尝，练习自己的舌头，判断出这是深烘还是浅烘，豆子是哪个产地的，是否是一杯成功的咖啡。

她最喜欢午休时刻，咖啡店外有一棵大榕树，她会和同事们在树荫下的木桌子吃午餐，吃完金枪鱼沙拉三明治就可以安心睡一会，脑子里没有任何牵挂的表格或者方案。这也是体力工作的好处，工作和休息之间有了明确的界限感，不会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被工作群的信息和领导的电话困扰。

薯条很喜欢观察客人。一个女孩，每天早上会晨跑完都会来店里喝咖啡，点两杯美式咖啡，再坐半小时边喝咖啡边看英文小说，看完后会把另一杯带走。

章悦辞职后在广州一家高端保洁公司工作。这份工作让她长了许多见识，“我们目标客户都有千万级别的房子，年前做了好多栋别墅的保洁，装修很讲究，有超大的影音房、泳池，院子里还有棕榈树、旋转楼梯。”

这份工作对体力要求很高，忙的时候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8点，章悦说，一开始膝盖蹲久了会很痛，腰也会痛。但比起脑力劳动，她却更喜欢体力劳动。

在章悦看来，做保洁是在跟物品打交道。清洁玻璃、墙面、地板，物体是确定和固定的，所见即所得，对方不会忽然改变。“做日常保洁，只要把各个区域都做好，把细节把控一下，基本上客户都会满意。如果他不满意，我再帮他再做一下，基本上工作就完成了。不会出现那种我做完了，他整个都不满意，我要重做这种现象。”

除此之外，比起上一份工作同事之间压抑、彼此沉默的氛围，保洁工作的大部分同事都很友好，干活时可以聊天，也会有许多互动，“工作中我感觉自己是鲜活的，（遇到问题）我知道我的团队成员可以帮我。”

康妮、薯条和章悦的决定都不是一时兴起，或者为了逃离写字楼的赌气之举。她们也在认真对待新工作，挥洒汗水，专注勤劳。在真的进入工作后，她们或多或少找到了一种让自己更舒适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能够让她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身体的劳累和低薪的现实。

章悦虽然也满意目前的保洁工作，但她目标明确，“打算年中七八月份的时候去新西兰打工，赚点学费读书”，在她的计划里，今年本来应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攒够钱后夏天去国外读一个一年制的研究生。

不过只是阴差阳错，脑力工作让她倍感厌倦，实在做不下去了，决定换一个赛道，高端保洁的工作虽然累，但充实，钱也不少，包吃住，一个月也能攒下来几千。

薯条有章悦一样的想法，“我把这个工作当成我的Gap Year， 就当是在不知道下一站目的地是哪里的情况下随意逗留的驿站。”

“可以推荐一些工作状态不太好的人，短暂地用这种方式来调整一下。他也许不会特别的焦虑，毕竟你还是有一点的收入，也可以感受一下不同工种的状态下别人是怎么样工作的，那样的话也许会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

自从做这份工作以来，薯条也有改变，“在体力劳动之后，整个人会变得peace很多，会更平静一点”，而在职场中，她说自己非常浮躁，经常想骂人。除此之外，她对手机的依赖性降低了，忙起来的时候会很专注，精神状态好多了。

不过目前这份工作目前似乎也进入了瓶颈期，她给自己的咖啡手艺只打60分，“我在操作上面还是有点笨手笨脚的，就算继续努力，我的手艺可能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长进。”

“出国深造”是薯条为接下来的自己规划的一条路，如果读不成，她打算继续尝试一些好玩的事情，但“回到办公室打工”这个选项已经被她暂时叉除了，但她也没有完全放弃白领工作，如果“父母逼迫”的话，自己可能还是会回到写字楼。

她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打扫卫生、销售加新媒体运营，除了开店关店、拖地擦琴这样的例行工作以外，她还要给老板拍一些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做运营。这一点也贴合了她的过往的媒体经历。她打算继续了解一下行业、市场的信息，把琴行的账号做起来，再不济也会尝试一些别的工作，“反正写字楼不考虑了。”

橘子有自己的思考，她认为格子间的工作是对人的驯化，也是对生活的吞噬，“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难道生活就只有一种出路，就是打一年的工然后带着为数不多的钱回家，再日复一年吗？”

离开写字楼后，橘子说自己重建了生活秩序，她想要慢节奏的的日常生活，“我想慢慢的洗澡，慢慢的刷牙。我指慢不是乘 0. 8 倍速，而是没有别人push，我可以享受刷牙、洗澡、读书这些简单的事情。”

从前上班从不打扮化妆的她，现在每天都会妆容精致，搭乘15分钟的地铁，不准时地出现在琴行，偶尔迟到，慢悠悠地开启自己的一天清闲的工作。她喜欢溜去便利店，坐在靠窗的位置，每天趴个10 分钟，全身注入光合作用带来的生命力。

当然，她最喜欢的还是阳光洒下来的时候，坐在那架琴边，弹最近学会的曲子《一步之遥》，有小朋友趴在门口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