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教书不再是老师最重要的事了

新学期开始了，持续三年的网课结束，学校终于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去年的一则新闻。2022年11月，河南新郑的高中历史女教师刘韩博，在上完一堂网课后，被发现意外猝死在家中。

在刘韩博生前最后几堂课上，陌生人闯入线上课堂，播放与课堂无关的音乐和视频，在公屏上涂鸦留言，谩骂老师和学生。这被称为“网课爆破”。根据警方调查，这群“爆破手”很可能还是未成年人。

在过去，教师被视作一份体面的工作，拥有铁饭碗、教书育人、拥有权威、受人尊敬。但现在，情况似乎已经有所不同。

2022年11月21日，河南新密一位女老师在上网课期间遭到丈夫家暴。在另一则网络上流传的视频里，老师在宿舍走廊里扯着嗓子巡回讲课，被隔离的学生围坐在各自的宿舍里，戴着口罩听老师在屋外讲课。

豆瓣“教师”小组汇集了大量从教不满五年的年轻老师，里面的帖子描述了一种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教师形象：敏感、易怒、抑郁、牢骚满屏。

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与十余位在职老师聊了聊。他们分别来自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温州、成都、郑州、乌鲁木齐等地，大部分都很年轻，其中6位教龄不满5年，一半以上担任过或正在担任班主任，3人明确表示自己“想辞职”。

老师们面临的困境各有不同。发达地区的老师要面对名目繁多的课改要求，人口大省的老师逃不过“卷”的压力，小城市的老师还在被体制与人情世故所折磨。年轻老师往往更抑郁，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则意识到，教师如今要面对更复杂的学生和家长。除此之外，过去三年的疫情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可见或不可见的影响。

我们的共识是，当代教师的精神状态并不好。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流里，似乎已经彻底隐身了。

学生们的心理问题远比过去复杂。一位从教三十余年的老师告诉我。过去，老师对孩子的判断停留在“皮不皮，乖不乖”，评价标准都比较简单。但现在，学生的情绪问题、心理疾病都依次浮上水面。

“90%的学生问题来自原生家庭。”每位受访的老师不厌其烦地重申，以证实他们确实无能为力。

小纸条是一种缩影。豆瓣教师小组里，时常有老师收到写着恶俗字句的小纸条。其中有辱骂性质的，有性骚扰性质的，甚至有威胁要“杀了你”的。老师们收到这样的纸条，只觉“眼前一黑”、“钝刀割肉”。

一位来自东北小城市一所“生源很差”的学校的老师告诉我，在这里，学生们击溃一个老师自尊的方式包括：对老师说脏话，比中指，讲恶俗的梗，给老师取侮辱性的绰号，在课堂上摔门而去，故意交白卷以拉低平均分，去办公室偷东西，往老师的杯子里吐口水。

成都一位老师也听到过学生的极端恫吓：“我给我们班所有同学每个人5次机会。如果谁冒犯我超过5次，我就拿刀把这个人给捅了。我给每个老师15次机会，15次之后，我也会拿刀把这个老师捅了。”

学生们“欺软怕硬”的特征十分明显，他们攻击的对象多是好脾气的中年女性老师。这一点在刘韩博的悲剧中再一次被印证。媒体报道中，经历网课爆破的老师，多为个性温和、不强势的中年女性。

家长们的手也越伸越长。家委会包办了学生的黑板报、大扫除，以便孩子能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有些家委会甚至会插手学校门口的交通管理。

北上广深等教育发达地区的家长普遍有更强烈的维权意识和参与感，他们是高知分子，关心子女教育，喜欢“教老师怎么做”。遇到年轻没有经验的老师，他们会联名上书，甚至去教育局投诉，想尽办法将老师换成他们满意的人选。‍‍‍‍

与此同时，原本应该保护老师的校方却缺席了，因为他们“普遍害怕舆情”。一位杭州初中英语老师曾被学生指认体罚，校方在查了监控、确认没有体罚行为的情况下，仍选择“息事宁人”，要求他不再担任班主任。家长对他说：“我当然是信我自家小孩。我还能信你们吗？”‍

处在这样的境遇里，老师们只能自保。“我想去帮那种能够帮的学生，只想去救那种能救得回来的学生。”一位受访老师告诉我。在豆瓣教师小组里，“尊重他人命运”、“教育只渡有缘人”、“不要为不值得的人生气”的论调也十分流行。甚至有人表示，“当老师的第一门课，就是要学会冷漠”。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的学生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动不动就跳楼。没有人发现，老师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

学生的自杀风险增大了老师们的压力。许多班主任都有过在深夜十一点重返学校或去学生家处理突发事件的经历。学生与家长闹矛盾，扬言要跳楼、割腕、吞安眠药，负责任的班主任往往需要保持手机24小时待命。

深圳的班主任徐贝贝就曾深夜造访学生家，安抚过想要跳楼的孩子。她说，遇到这种情况，老师既没有方法可循，也得不到心理方面的支持，“你完全是一个人在战斗”。

她的另一项工作是给每个学生建立心理档案，档案内容不仅包括原生家庭情况、已经表现出来的问题，还包括暂时隐藏的、没有展露出来的问题。“教师需要对此做出预判，”她说，“但是如果我们真能预判，老师都成什么人了？”

“老师的付出很多时候是一种情绪劳作，情绪劳作是很容易被低估的。”亦然做教育学研究，她强调这一点。

受访者们提到的教师身上时常出现的生理疾病或症状就包括：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卵巢囊肿，咽喉炎，肺结节，心脏病，腰椎颈椎的疼痛，睡眠问题，流产。还有一位老师在去年检查出抑郁和焦虑的倾向，她觉得自己几乎变成了讨好型人格。

疫情期间，中小学生跳楼率大大增高。实际上，封控隔离对学生造成的影响，在教师身上同样存在。

“良性循环被打破了。”徐贝贝说。她坚信教师应该先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充实自身，才可以正向地影响学生。但“你也是被封控的受害者，你也在封控中遭受了精神创伤”。

亦然有过近似的表述：“副校长整天让我们关心学生，做他们的家庭危机调解员。但你作为一个老师，菜都要抢不上了，饭都要吃不上了，每天饿着肚子在上课，还要去给别人调解家庭危机。”

她指出，教师压力的隐身与主流媒体话语权常被中产阶级把持有关系：中产阶级只关心子女教育，而他们更多地将教师当作一种工具人。

在过去一年，学校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核酸检测。不少地区的老师们需要全副武装，亲自给学生做核酸、录入信息。只需要简单的培训，老师就可以像大白一样上岗。对此，老师们戏称，“真就社会万金油”，“人民教师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020年，新冠流行刚开始，老师们面临多变的工作要求。老师接收教育部门下发的表格，督促学生家长填写。表格每天都不一样，第一天填完，第二天要让家长重新填一遍。夸张的时候，只需要三小时，表格版本就变了。

防疫工作还包括收集“离线码”、填写健康监测记录、还有紧急流调排查、打电话监督家长等。学校像重视成绩一样重视防疫工作，核酸完成率，疫苗接种率，都会通过排名的方式进行施压。排名靠后的班级，班主任将会面临领导谈话，或是年级里通报批评的压力。

低年段的老师需要承担课间护导的工作。每个课间十分钟，老师需要站在走廊上，防止孩子磕着碰着。这意味着老师失去了课间。很可能几堂课连上，中间的课间还需要接连站岗。

学生需要登录各种指定的安全教育平台，完整观看视频、答题。班主任的任务是监督完成率达到100%。“（老师）就是自己登陆学生的账号密码，也得把数据变成100%。”徐贝贝告诉我。

一位上海的年轻女老师提到，她还需要监督学生家长在接送学生时是否规范佩戴了头盔——如果家长没有做到，受到学校批评的将是班主任。

这两件要务之后，才终于轮到教育教学。这本应是老师们最重要的工作，也应该简单明了——上课、备课、批作业、出试卷，至多还需要与学生家长沟通，但现在的老师们似乎被困住了，总是难以抵达自己工作的核心。

老师们要花费单独的时间学习如何教学。在上海，老师们会被赋予一个培训号码，它记录了你是否定时定点去听讲座，是否完成了培训作业。老师们奔波于各种培训之间，签到，打卡，打瞌睡，被动接受一个个前沿新鲜的概念。

根据培训要求，老师要按照“项目化学习”、“大单元教学”或者“跨学科教育”的方式来上课。但这些术语只是“披一件衣服而已”。一位老师这样解释“跨学科教育”：“在一篇写大海的语文课文里，科普关于大海形成的地理知识。”

广州的一位英语老师青舒最近被分派到的任务叫“作业设计”。因为学校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不愿购买市面上的教辅，老师需要亲自设计科学的作业单。完成这项任务后，她还需要再写一篇论文，论述整套作业的设计思路，报送教研院评比。

一半以上的受访老师都被校方分配去兼职行政事务。这些行政工作包括：上传下达，舆情管理，招生，招聘，接待上级领导视察，运营校方公众号，策划活动，劳动教育，写材料，贫困学生资助，学校的资料建设。

老师们疲于应付各级检查评比。评比的项目可能包括「文明学校」、「绿色学校」、「美丽学校」、「健康学校」。它们理应可以合并，但却合并不了，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单位发起的。“「文明学校」可能是精神文明办搞的，「绿色学校」可能是环保局搞的，「美丽学校」可能是教育局搞的，「健康学校」可能是卫健委搞的，还有市级的，省级的，一直在做加法。”

交通安全宣传、消防宣传、反诈宣传、禁毒教育、垃圾分类等社会教育工作，原本应该由交通部门、派出所等机构负责，但现在，最终的压力都落到基层教师身上。

从好的方面看，教育的广度被拓宽了。问题在于，社会无法找到更明确的用来衡量广义教育成果的指标。能够被动用的只有行政手段。‍

“我们有点像公务员。”青舒说，“因为我们不仅是学校的雇员，还是政府的雇员。好像是在一个大体制内，而不是一个小体制内。”

也正因此，当疫情发生时，教师被征用去做大白，搞流调，或被调出支援校外，都显得理所当然。这些都是教师系统原有痼疾的延伸——不是疫情改变了教师的权责范围，而是教师的权责范围原本就极不明确。

“老师不仅仅是老师，还是大白，还是财会，还是催收，还是法官。”一位女老师说。财会和催收指小学班主任时不时需要做一些收钱的工作，法官指有时候学生发生了矛盾，身为老师需要“断案”，明辨是非。

老师还是活动策划。校级、区级、市级的联欢会、运动会，编排节目、组织孩子排练、购置道具等工作通常要落到老师头上。

老师还是文秘，需要写论文，写发言稿，写评比材料，写公众号，参与学校的资料建设。运营校方公众号的工作最容易摊到语文老师身上。

老师也是心理咨询师。他们需要时刻关注每个学生的心理状态，调解纠纷，建心理档案，做心理辅导PPT。假如真的有意外发生，这些工作的留档记录都可以成为老师避免被问责的证据。

“这件事好像不该我做”，这些念头偶尔闪过年轻老师们的心中。新入职的年轻老师们普遍更迷惑。他们常常发现，“自己此前（对这份职业）的了解实在有限”。

亦然最初对这份职业的印象是，“好好上课，学生喜欢我”。但她发现上课是最简单的，“其他每一件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青舒说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教学以外的杂务竟然能占到60%以上”。

答案是令人悲观的。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才干而在一开始受到重用，但如果他们不配合这一套系统，时常被通报批评，最终结果就是被边缘化：评优再也轮不上，无法带更好的班，才干无处施展。

教资考试中，有个知识点是，教师是一份“广延性”很强的工作，意指这份工作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生活，使你的生活和工作之间找不到清楚的边界。我早先的理解是，教师把自己一切时间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奉献给了学生。但事实上，教师是把自己奉献给了更大的系统。

防疫工作看似让老师拥有了更大的权力，他们能够规定家长在何时何处做核酸，从学生资料信息后台系统里看到学生家长去了哪，知道谁的家长离开了本地。但这种权力在教学中毫无作用。

网课加剧了老师们的无力感。老师很难通过眼神交流来确认学生听懂和理解了。青舒教低年级英语。线下上课时，她可以动用大量肢体动作，唱，跳，来完成和学生的互动。到了线上，这些通通失效，效果显著地大打折扣。

网络的延迟和卡顿时常造成喜剧性的效果。“所有的互动，学生连上麦，都要先说，老师，你听得到吗？你还得说，听得到。换一个学生，又问一遍。整节课下来，每个人都在说，老师，你听得到吗？”

青舒曾帮一位需要连线上课的任课老师维持线下秩序，她看到的场景是：两个学生在吵架，有人玩橡皮，有人发呆，唯独没有人在认真听课。她感到屏幕里的老师毫无威严。

堂而皇之不愿意交作业的学生变多了。老师们有时会在微信中收到学生发来的短信，没有称呼，没有敬语，大剌剌说，“作业太多了，我后天再交”，甚至，“我不想写了”。

过去，遇到不听话的学生，老师们可以发火批评，奖惩措施也都行之有效。但到了线上，就连一个学生不肯打开摄像头，老师们都无能为力。

老师面临更频繁的监督。技术的升级也加剧了教师“被监视被要求的处境”，亦然将这种处境形容为“福柯描绘的环形监狱图景”。

正常情况下，教师备课只需要手写教案。上网课后，青舒所在的学校需要老师上交次日的PPT，以及一份一千字左右的逐字稿，“改成网课后，学校对老师的掌控更苛刻了”。

评课和督课也因为线上教学而降低了成本。这项工作的具体内容是，旁听别的老师的课，找一些“千篇一律的优点”，和“鸡蛋里挑骨头的缺陷”往上报。在线上，只需要动动手指，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巡堂。你可以轻松地成为监管者，也可以轻轻松松被监管。

新媒介时代，家长可以在钉钉直接联系到各科老师。“这种即时通讯软件的联系，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给你发消息，你必须得回”。许多老师被家长逮住，“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动不动聊到半夜十二点”。

亦然给学生上网课时，很多家长直接坐在学生旁边听，“你不仅在给一个学生上课，你还在给他爸妈上课，他对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就可能投诉你。”

一个比喻是，教师很像“上下两方压力的夹板”。疫情了，双减了，教改了，教育系统把压力下放到学校，学校把压力给到老师，而老师还要顶住家长和学生施加的压力，他们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

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教师的月薪只有五六千，甚至两三千，与教师的工作量完全不成正比。在深圳，教师曾经是一份高薪工作，但近年来也面临着降薪的压力。房贷与收入之间精打细算的平衡被打破，不少老师因此崩溃。

编制是教师这份职业真正的诱人之处。对于多数人来讲，选择教师这份工作，意味着你将“稳定”排在人生价值序列之首。得到了稳定，还想要更多，那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一位受访者出生于下岗工人家庭，家庭条件不算好。在她看来，不进入体制，在大城市漂泊，是“有能力”的人的选择，而自己属于“普通人”，“选择编制是因为对自己没有自信”。

她不理解，每当有人抱怨教师行业的现状时，评论里总有人不屑地说：那你辞职啊，你不干大把人想干。但她想，如果细究编制到底带来了什么实际收益，可能根本没多少。甚至与同在体制内到公务员相比，教师的福利都单薄许多。为什么总有人觉得他们像占了天大的好似的呢？

编制对她来说更像一种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你会掂量掂量，我能不能再坚持一下呢？”

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称，宁波拟引入教师退出机制。也就是说，编制内也不再是铁饭碗，末位教师面临淘汰的风险。

青舒是不在编制内的合同制老师，她所在的学校被称作“新样态学校”，采取“两自一包”的方式——即“管理自主、教师自聘、经费包干”。这些学校为解一些新区发展的燃眉之急而存在，这也意味着，你仍然随时面临被裁员的风险。

“不管有没有编制，确定性都是在不断不断缩小的。越来越多人想找一个确定的东西，但越来越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青舒说。

“这个选择做错了。”在东北“生源很差”的学校任职的那位老师说。过去五六年里，她都在跟并不值得付出的学生缠斗，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挣扎，“能力下降了，人也快扭曲了”。

深圳的一些老师觉得“自己在招聘会上被骗了”。学校曾经许诺为他们的教育理想提供一个最好的平台，但下降的薪水、不合理的制度、无法保护老师的校方，都使他们意识到，这个美好的蓝图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

亦然将中国的教师称为“耗材”。“你不想当，大把有人当。虽然进来以后，你的处境非常的恶劣，但是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反正大把有人当，这就是耗材。”

只有一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受访者的回答都如出一辙：他们幸福感的唯一来源，是和学生建立的情感连接，这也是很多老师还愿意留在这个行业里唯一的心理动力。说起来很俗气，但教师最大的吸引力，不是薪资，不是稳定，而是这份职业真的可以建立人与人的联结。

在少有但是珍贵的一些时刻，他们意识到自己也许真的能对某几个学生产生影响。比如，某个多动症的学生开始出现改善的迹象，某个学生在鼓励下写出不再应试的精彩作文，某个害羞内向的女孩开始更大胆地表达。这些时刻带来真实的快乐和成就，冲淡了后悔。‍‍‍‍

徐贝贝会记得，生日那天，她站在教学楼下，抬头看见阳台上，乌压压站了两大排学生，一齐冲着她大声喊，徐姐生日快乐！这是她一年里最快乐的时刻。为了这样的时刻，她可以忍受其他364天里漫长的消磨。

“唯一能把他们黏在这个岗位上的，是他们回想起来有些学生，会觉得内心很温暖。”亦然说，“但也仅此而已，你再去看，没有其他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