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湖北人在广州“湖北村”的20年

“忙不过来了，招不到工，只能自己熬夜干活，已经连续几天从早上9点干到凌晨3点了。”2月份复工以来，在康乐村里，一家小规模制衣厂的老板万晴连续招工了好几天，都失败而归，只能自己硬着头皮“顶上”。

康鹭片区是广州最有名的制衣村之一，位于海珠区凤阳街道，下辖康乐村和鹭江村，这里占地仅约一平方公里，却有制衣厂和仓储企业5200多家，聚集了超过3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95%以上是外来人口，大部分人来自湖北，坊间又称为“湖北村”。

如今，这里再度热闹起来，道路两边，招工的老板热情揽客，应聘的工人挑挑拣拣。时代财经观察到，节后因订单量增大，工人又还没完全从老家返回广州，老板往往比工人还多，甚至出现了“工人挑老板”的景象。

在“湖北村”，没人是永远的“打工人”。他们往往在年少时就来到了康乐村，从身无一物的制衣工做起，慢慢积累经验和资本，直到拥有属于自己的厂房，在康乐一步步站稳脚跟。

“去不去！去不去！”2月8日，在招工大街上，看着两位工人对样衣感兴趣，一位制衣厂老板立刻热情地招揽她们。

午后两点，招工大街上来往的工人已比早晨减半，但还有许多一上午都“颗粒无收”的老板站在路边，继续招工奋战。两位工人面露难色，“这个有点复杂，我不太会做”，老板则立刻说“做吧做吧，我可以教你们”。在首度复工的二月，康乐村制衣厂的老板们对工人的渴求，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康乐村最繁华的“康乐中约南新街”沿途一公里内，是康乐村有名的“招工大街”，每到早上8点，制衣厂的老板或是职业招工人拿着样衣站在道路两旁，等待来往的“零工”们挑选。在人流量最大的上午10点左右，应聘的工人们和招工的老板们往往把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城管只能边指挥边用喇叭喊着“招工请靠边”，以便让来往车辆通行。

在这里，“零工”们找到的活往往只够干一天，每天都要重新“找工作”，工厂每天也要重新招人，因此招工大街上的人从来就不见少。

而在二月份，这样的招工盛况更加火爆，“招工难”成了每个制衣厂的难题，万晴和丈夫徐明一起开的“衣来旺”制衣厂也不例外。

万晴是湖北荆州人，早在2004年18岁时就来到康乐，如今已经37岁了。在制衣厂里，她认识了老乡徐明，恋爱、结婚、生子。可以说，康乐村容纳了他们的整个青春，他们也早已把康乐村当作“第二故乡”。

在做了多年制衣工后，2019年，他们在康乐村盘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厂子，就开在最火热的招工大街一旁的巷子里。

开年复工，万晴接到了新订单，各个款加起来有300件左右，“虽然不多，但还是做不过来，每年这个时候都难招工，今年工人就更少了，应该要下个月才陆陆续续回来。”

招不到合适的“零工”，厂里只靠四五个长期工在维持，万晴和徐明也不得不“亲自上阵”，连续一个星期，从上午9点一直干到凌晨3点。与紧张的工作节奏相反的是，厂子里时时刻刻播放着轻快的流行歌曲，“在这里做工这么累，大家听点歌心情好点”，万晴笑着说，说话时也没停下手中剪线头的活。

“从工人求老板，到工人挑老板。”徐明十分感慨地回忆，“我们刚来的时候还没有零工这种方式，工厂招的都是长工，还会考核技术水平，有人还会送水果、礼品‘走后门’。”

“零工是在2008年才流行起来的”，对于这一点，徐明和“零工”肖磊都十分肯定。肖磊在2005年来到康乐，2008年之前，他都在工厂里做着相对稳定的“长工”。

在 2008 年以前，中国纺织业是以出口销售为主导的行业。据中纺联产业经济研究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我国纺织出口也出现了萎缩，2009年纺织品服装出口下降9.65%，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最大降幅。

“康乐这里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做出口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康乐影响很大，以前常年都有活做，2008年之后就出现了淡季、旺季之分，每年6、7、8月和一些换季的间隙就是淡季。”肖磊回忆道。

在淡季，订单数量急剧减少，一方面，许多工厂的利润来源减少，无法负担长期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为了填充订单量，一些小工厂接单的种类也由单一垂直变为品种多样，工人则只能在各个工厂间不断“跳槽”以挑选自己擅长的工种。

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了“老板排排站，工人来回挑”的特殊景观。最近，为了吸引来往的工人，除了举着样衣，有的老板还举着一块块纸板，写着“高价”“量大”“简单”“半成品”等字样；还有老板拿着整件衬衫样衣招工不成，就把手中的样衣换成两片零部件接着招工，“这样显得更简单”。

对于肖磊这样熟练的“零工”来说，他们根本不会受到字牌的干扰，一件衣服划不划算？一天能挣多少钱？翻看两眼样衣就能得出答案。肖磊擅长做“四线”工序，“这件T恤只用打两条边，挺简单的，9毛一件挺划算，一天15个小时下来做个800件没问题，能拿700多块钱。”看着一件被好几个工人围住的样衣，短短几秒，肖磊就作出了这样的计算，但是还没等他考虑好，这份工作已经被其他人率先抢到。

“他们眼睛很尖的，稍微有点赚头的一下就能看出来。”肖磊说，这种“划算”的衣服在工人之间十分抢手，但如果遇不到划算的，他们宁愿休息一天也不想硬着头皮干，“一个小时至少要有30块才值得干，所以虽然路边的老板很多，我也不是每天都能碰到合适的。”

十几岁时，万晴和徐明就在同一个厂里工作，他们不常到招工大街上找短期零工做，而是稳定在一家工厂里做长期工。与自由随性的“零工”不同，长期工包吃住、收入也更加稳定，但缺点是不能只挑自己擅长的活，“长期工在厂里什么工序、种类都要会做，一开始遇到不擅长的肯定会做得慢、赚得少，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做长期工。”万晴说道。但恰恰是当初的坚持，她和徐明才得以积累了各个工序和种类的经验。

“做这行久了，对衣服的每个工序都很熟悉了，就想自己创业拼一把。”2019年，万晴夫妻俩下决心盘下了一间厂房。与其说是厂房，不如说是“作坊”，在一栋不起眼的城中村六层楼房里，藏着六七家这样的作坊，万晴的厂就开在二楼，有180平米，最多的时候能容纳十五个工人左右。

在康乐，这样的厂房规模不算大，但是对万晴和徐明来说，这已经足够让他们在这里找到一份归属感。为了盘下这间厂房，他们花光了10万元积蓄，又东拼西凑了20万，才算在康乐站稳了脚跟。

在康乐村，有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和万晴、徐明类似。他们往往在年少时就被熟人、老乡带来康乐做制衣学徒，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后开始开设自己的制衣厂，实现从制衣工到制衣厂老板的身份跨越。

在康乐村内，有不少张贴工厂转让告示的小门面，墙上常年密密麻麻地贴着格式统一的转让告示，清晰地写着厂房位置、面积、配套机器、转让费、联系人电话。这样的转让信息比往年更多了。

2月8日下午，熊浩张贴好转让告示后，把电动车停在路边，坐在车上，反复搭讪来往的人，“要买厂不？”

熊浩的制衣厂开了八年，这次专程从湖北荆州老家返回广州就是为了卖厂，“去年亏了将近30万，如果今年要开工的话还要再投入10万块钱，身上还背着贷款，压力真的很大”，熊浩无奈地说道。

熊浩说，康乐的厂子比起周边的其他城中村，有着很高的“进场费”。八年前，熊浩为了盘下这个200平米的厂子，投入了52万元，除去设备翻新的费用，有44万元都是“进场费”。这次，熊浩打算以40万的价格把厂子转让出去，希望能填补去年的亏空。

“今年转让厂子的人挺多，但因为疫情调整，很多人看到了希望，打算买厂子的人也很多。”即便如此，熊浩还是坚定要卖厂，“这几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谈到自己从制衣工转变为老板后的压力，熊浩给时代财经算了一笔账，“制衣工人不会亏钱，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生意好的时候夫妻俩一个月能赚3万块，不好的时候也能赚1万块。但老板不同，每个月要有大几万的开支，如果接不到20万以上的加工订单，就会亏，要接到40万以上的订单才有得赚。”

刚开厂的头几年，熊浩一年能接到二三百万的加工订单，净赚五六十万，但去年每个月只有五六万的加工订单，一年就亏损了近30万。

“现在工人的工价越来越贵，但是客户给的加工费越来越低，消费者越来越追求性价比，一些电商平台的优惠和降价力度也越来越大，我们制衣厂夹在中间的利润是一年比一年少。”熊浩说道，“很多工厂还在不断压缩自己的利润来争取订单，行业越来越‘内卷’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些年来来去去的人，不计其数。”徐明看到，这些年来有不少人和他们一样，满怀希望地入局，也有不少人经营不善，黯然退场。

去年10月底，康乐村停工后，万晴和徐明先是居家隔离，又被转运到隔离酒店呆了10天，11月中旬，他们直接被送到广州南站，坐上高铁回家，“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回老家的时候已经入冬了，我们还穿着拖鞋和短袖。”

从11月回湖北老家直到2月复工，这是这些年来万晴在老家呆得最久的一次，“将近半年没开工，房租还要9000元一个月，都快要交不起房租了。”

今年开年返回广州之前，万晴又找老家亲戚借了10万元，坚持要继续把厂子开下去，“前面都投入了这么多，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现在放弃太可惜了。”

事实上，万晴和徐明两人开厂的前两年，每年大约能净赚10万元左右，而他们在做制衣工时，夫妻俩能挣近9万，“我这个老板当的，有时候和厂里的工人挣的差不多，我们的房租、人工开销很大，谈不上赚钱，日子能过下去就不错了，每个月还要寄回2000元给留在老家的女儿。”这几年来，万晴两人全靠硬撑，“一想到欠的债还没还清就又要借钱，我就头疼得睡不着，做老板真的是心胸要宽、心态要好。”万晴无奈地笑笑。

这次回家，万晴不止一次被亲戚劝说留在老家，“我也想留在老家、陪在女儿身边，但是我们生活压力这么大，我又没读什么书，只学了做衣服的手艺，在老家只能拿两三千。”

离家多年，女儿是万晴最大的牵挂，不能陪伴女儿成长也是她最大的心结。万晴的女儿今年15岁，在老家读初三。2008年，女儿出生后，万晴曾请自己的妈妈来康乐村帮忙照顾，但上小学后，万晴又不得不把女儿送回了老家，交给孩子奶奶照顾，“在这边没有户籍，以后还是要在湖北升学、高考，如果不在湖北上学就跟不上进度了。”

每年，万晴和女儿的交流就只有偶尔视频通话的寥寥几语，和过年回家的短暂陪伴，“每年刚回去时，她面对我们很生疏，不让我们进她房间，说实话心里挺难受的，好不容易呆了几天和她亲了，愿意和我们聊天了，但是又要回广州了。”这样的煎熬，万晴每年都要重复一次。

“她小的时候，每次我们出门回广州，都会拉着我们，问我们为什么要出去打工，还说‘是不是我考上博士了你就不用出去打工了’。”万晴听着女儿的话，哭笑不得，又心疼不已。事实上，她并不苛求女儿真的能考上博士，“我只希望她能考上个大学，以后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能和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在城市里，不用像我们一样每天工作15个小时，也不用承受和孩子的分离之苦。”万晴十分怕女儿重走她的老路，相应的人生轨迹又在下一代身上循环。

“现在还不能回老家。”万晴又坚定地说，仿佛是在说服自己，“女儿平时学习、上补习班的开销就不小，以后还要攒钱供她读大学、结婚、买房，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在万晴看来，离开女儿，是初中就辍学的她能给女儿的最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