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降薪的深圳普通人

上一次李佳琦站上风口浪尖，还是他怒怼打工人“反思一下这么多年工资为什么没涨”的时候。一位政治家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这是几个降薪族的职场境遇，也是经历时代大潮冲刷的深圳普通人，近两三年来的现实写照。

潮落之时

2021年年底，潘栩从房地产企业A司辞职，跳槽进入现在就职的这家施工企业B司。A司是某知名房企的下属公司，如今该房企已暴雷。

2021年年初，国家调控地产行业的“两条红线”政策发布后，A司里处处透着资金链吃紧的迹象，每月发工资的时间往后延迟，员工报销标准愈发严苛，潘栩当年的年终奖打了五折。

潘栩跳槽不久，A司开始大规模裁员，老同事们大都未能拿到足额赔偿。潘栩显得幸运许多，来到B司的第一年，他的年薪达到职业生涯的最高点——“四五十万”。不过第二年，B司整体业务减少，公司要开源节流，开源太难，只好通过大规模降薪节流，潘栩的年薪缩水将近一半，只有25万。

很多同事接受不了降薪幅度辞职。潘栩不想再折腾，他入行将近10年，常年泡在工地上。在他印象中，2015年到2018年，“整个行业都是蒸蒸日上的”，站在工地建筑顶层，从高空往下看，满眼都是工地，“给你一种大兴土木的感觉”，现在他看到的景象，与几年前已大不相同。

“市场僧多粥少，行业下行是大趋势，大家的整体薪资肯定还会下滑的”，潘栩有这个心理准备。

况且，真的辞职了，又该怎么办呢？孩子刚出生不久，每个月夫妻俩要还1.3万元的房贷，“六、七个月找不到工作，那怎么办？”

潘栩有个同学，已经在家待了五个多月了，同学拿到手的offer，比之前的年薪少了10万，同学不甘心，还想再看看机会。其余的同学中，“休息一年半载的不多，毕竟都要养家糊口，就算降薪，也得先找个工作干着。”

相比其他地产业同行，潘栩的技术型岗位还不至于失业。吕青岩在建筑设计行业待了十几年，今年她决定彻底离开这行另谋生路。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下游从业者，她依据见闻做出的判断，比潘栩更悲观。

今年上半年，吕青岩在广州待过一段时间，在一个免摊位费的车尾箱市集上，她碰到一个卖柠檬茶的摊主。摊主四五十岁，前房地产从业者，今年失业后，他投了2000多份简历一无所获，“家里有房贷，有孩子，总得出来找到营生”。周末的晚上，摊位从9点摆到接近12点，他只卖出十几杯柠檬茶。

前一阵子，吕青岩刷朋友圈时看见，一个地产圈的朋友发布了求介绍工作的内容，“我都不知道他失业多久了”。

吕青岩的校友群里，危机感也陡然显现。“今年年初，有校友在群里倾诉，还贷压力很大，孩子还要上学，害怕随时会断供，群里以前没聊过个人生活的压力，当他开始聊这个的时候，估计已经是焦虑得没办法了”。

吕青岩有个关系很铁的地产圈友人M。今年M失业后，她一直不敢联系对方，只敢约M的妻子见面，聊聊家里的境况。

“地产圈里的熟人，以前多数都是我们的甲方。行业好的时候，心态很漂、高高在上的甲方我们见过不少，行业真的会给一些人带来莫名的膨胀。现在一下子跌下来，这种冲击对有些人来说，是很难消化的。”

M的妻子是全职太太，这几个月M一直试着在人脉圈子里找机会，但似乎作用不大，现在俩人都没有工作。前段时间，吕青岩约M的妻子在麦当劳碰面，“她来了，我问吃点什么，她说不吃了，现在消费降级，吃饱饭就不再吃了。以前我们至少点个可乐，薯条什么的”。

“很多地产圈子的同行，失业了，家里大概率两个孩子，孩子十有八九还在学钢琴，有房贷，要养车，现在真的是靠原来的家庭积累在支撑。”

“房地产作为前端，反应快一点，我们设计在后端，反应慢了一点，还是会波及的。”

事实上，地产行业的冲击，早已蔓延到吕青岩和建筑设计同行身上，“我身边的同行，很多都经历过这么一个心理过程，薪水突然降到一万多，也可以，反正还能保障生活，再降到8000块，那也行，能顾得上吃喝。绝大多数还是能苟着就苟着，收入底线是可以一直往后退的。跟我同龄的老同事，基本都是中产三件套，即便孩子不读国际学校，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赔就是赚到。”

吕青岩印象里，地产上下游活得最好的阶段在10年前，“设计公司都不用跑市场，你坐在那儿，每天都不断有人求着你做项目，太多楼盘要开发了”。

吕青岩的姐姐10年前也在建筑设计这行，有一次甲方丢过来一个项目需求，要求第二天交付。姐姐与同事们推辞赶不出来，甲方听罢，直接拿出了一袋钱搁在桌子上。

“你说现在可能吗？”今年离职之前，吕青岩经手的一个小项目，“总报价5万，做了两年，还没有收到一毛钱。” 上游地产业资金吃紧，下游建筑设计行业的现状是，新的项目难以拓展，攥在手里的项目又拿不到回款。

在我与吕青岩碰面的前两天，她刚与两个朋友吃了顿饭，“一个是地产公司的，一个是设计公司的老板，大家聊起现状，都说在苦苦维持。拿着红利期赚的钱，补贴现在的业务。你得承认，红利没有了”。

“我现在40岁，如果行业的调整周期是10年，我能熬过这10年吗？”吕青岩背上没有“中产三件套”，她想换条路闯闯，眼下她正在筹备自己的餐饮店，这是她考察了半年时间，选择的新方向。

同行朋友当中，有人做滑翔伞飞行培训，有人在卖爬行类异宠，对于朋友和自己的这种摸索，吕青岩的看法很冷静， “凭什么你换了一个新行业，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得比上一份工作还好。”

潘栩的小家庭，正计划把探索新事业的担子放在了妻子身上。妻子在电商行业工作，贸易战之后，“这行的冲击也很厉害”。夫妻俩打算，潘栩上班挣一份稳定收入，妻子去摸索创业项目，“你不能光依赖大环境吧”。

这两年，潘栩身边也有创业的朋友，有人搞餐饮，有人做跨境电商。这些人中，做的太好的没有，经营平稳的倒有，当然，也有搞失败了，直接打包回老家的。

“你们想过失败了怎么办吗？”我问潘栩。

“失败就回武汉”，潘栩和妻子都是湖北人。

“要是成功了，就把武汉的房子卖了，在深圳买房”，这个背着每月1.3万房贷的新手父亲说。

“一切完完全全变了”

章沐入职这家互联网外包公司两年了。进公司第一年，一切都看起来很稳定，“干得可满意了，甚至想着多干几年攒点钱。”

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份工带给章沐的满足感被彻底击碎，“裁员裁了好几波，集体降薪也降了3轮”，她躲过了裁员，躲过了第一轮、第二轮降薪，今年9月份，公司开始第三轮降薪，这次轮到她了。

去年连续12个月，章沐的工作绩效都排在部门第一名，上司提过要给她升职。她所在公司，主要为深圳一家知名科技企业X司提供外包服务。去年年底，X司传来降本增效的消息，公司随之大刀阔斧地缩减成本。

“我们这个部门原本有百来号人，现在剩下40多人。我在的小组，原来有十几个人，现在只剩下两个人。”

公司位于龙岗某栋高档写字楼的办公场地，也从四层楼缩减到三层楼。“以前的茶水间、会议室装上了电脑，坐满了办公的员工，只留一间会议室接待客户，内部会议都线上开”。

章沐这一年搬了两次工位，“搬一次就觉得公司完蛋一次，降薪一次就觉得公司完蛋一次。每次降薪、裁员，公司都不让讨论，可这不代表你不会知道，每一次这种变化，对你心里揣着的那点职业稳定性，都是一次削弱”。

今年3月份，章沐开始在招聘软件上投简历，除了三月份接到的一个offer，其他投递全都石沉大海。那个offer开出的薪资，比章沐当时的月薪高出1500元。当时她对上司的升职许诺还抱有期待，“现在想想好可惜，还不如当时接了那个offer”。

被裁掉的同事们，都没拿到足额的劳动赔偿，这其中只有极个别人选择了劳动仲裁，“都担心下家公司背调，影响新工作”。章沐同组的前同事，被裁之后找的新工作，薪资均无上涨，“要么降薪，要么平薪”。这些同事大都已婚已育，“就算降薪，也得先入职”。

与章沐同一小组的员工Q，作为小组现存两枚硕果中的另外一枚，今年已经历3次降薪，“第一次降了5000块，第二次降了一两千，第三次按比例还要降4000块。”

即便薪资被砍到这个境地，Q还未提出离职，他虽然技术能力过硬，但已经38岁了，学历也不高。章沐判断，在现下的互联网就业市场上，Q再找一份合心意的工作恐怕很难。

章沐月薪1万多元，被公司砍掉了1000块，这大半年她在招聘网站上刷到的匹配岗位，开出的薪资多数还不如现在，“ 导致现在降薪，他要降我就降，我不敢离职。”

章沐部门负责的外包项目已经临近末期。按照公司惯例，某个项目结束后，项目员工只有转岗、被辞退两个选择。章沐心里清楚，裁员早晚会轮到自己。

章沐大学学的是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四年硬件销售，这份工作令她苦不堪言。两年半前，在男友的建议下，她辞掉销售工作，专心学习编程技术。成功入职互联网外包公司后，她的薪资翻了3倍。

仅仅过去两年，章沐感触到的行业大环境已江河日下，她不知道自己又该何去何从。男友建议她潜心精进技术能力，以提高职场竞争力。男友提出的这条职业进阶路径，在几年前堪称一份标准答案，但她如今已不抱多少信心。

“完完全全变了，以前什么事情都相信，都愿意试一试。现在要想一想，真的有必要吗？一定要冲吗？确定性高吗？”

章沐闺蜜的丈夫H在武汉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H月薪3万，在武汉算是高收入水平。去年，H就职的公司遇到了资金链问题，最近几个月已发不出工资。上个月，H申请了劳动仲裁，并计划拿到劳动赔偿后，专心考研，以达到将来入职国企的学历门槛。

以现在的考研竞争程度，H能顺利上岸吗？上岸了，毕业后还能达到国企的招聘门槛吗？闺蜜没有跟章沐聊过另一种可能。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对自己都有规划，但是呢……” 章沐撇了撇抿起来的嘴，没有说出后半句话。

做工的人

2019年高中毕业后，曾洋在老家广西桂平市的工厂干了半年多。工厂生产数据线，主要做出口订单，他母亲是这家工厂的老工人。曾洋负责包装，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旺季每天能拿到170元或180元，算下来月薪有5000多元，淡季每日工资80多元，月薪不足3000块。

在曾洋辞职之前，那家工厂的订单量已开始缩减。他辞工以后，母亲和哥哥还留在工厂，两年多来，工厂订单量一路下滑，工资到今年已经低至五六十元一天。

母亲年纪大了，一直没出过远门，她不想离开老家，但这份工资实在少得可怜，今年7、8月份，曾洋开始在深圳帮母亲物色新工作。他觉得工厂的活儿太累，想给母亲找个轻省一点的工作，比如服务员，问了一圈下来，“服务员人家都要求年轻”，母亲只有47岁，在福利相对完善的连锁餐厅，这个年龄只能找到洗碗工的岗位。

曾洋只好把目光再放回工厂。工厂挑人，很多工厂同样更欢迎年轻人，“年纪大的还要试工半天，看你手脚麻不麻利”。他也得帮母亲挑工厂，他在深圳的工厂做过日结工，知道有些工厂管理十分严苛，“一个上午只能去一次洗手间，去两、三次洗手间肯定会被说，不是说你一两句，一说说你半天那种”，他得帮母亲找一家有点儿人情味的工厂。

母亲不够“年轻”，也没有一技之长，在深圳的工业区，能找到的工作时薪在18元到20元之间。最终他和母亲选了一家时薪18元，包住宿的工厂。

今年4月份，曾洋开始在宝安固戍做外卖骑手。他算是个非典型骑手，电动车最高只能开到35迈，每天赚够100元便下线。一般下午2点以前，他就能完成自己设定的KPI，剩下的时间“可以看看夕阳，到处去玩”。

作为家里第一个出门闯荡的人，曾洋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辗转于深圳、武汉、重庆等多个城市，做过烘焙师、奶茶店员工、糖水店员工、销售等多个职业，每份职业持续的时间，最长的有半年，最短的只有区区几天。

简单总结下来，曾洋的这些工作，月薪水准在4000元到6000元之间，工资超过五千的工作大都辛苦，低于五千的工作一般“清闲，但无聊”。现在这份日薪百元的众包骑手工作，虽然收入比以前低，却是兼顾自由与生存的最佳选择。用曾洋的话说，这是他“主动降薪”换来的结果。

“那些程序员虽说一个月几万块，但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加上通勤时间，还有多少自己的时间，早出晚归的，我觉得这种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曾洋对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很满意。他租住在固戍一栋农民房的10楼，没有电梯，月租加水电只要850元。固戍片区消费较低，他每月餐费只要1000元出头。剩下来的钱，他每月转给母亲500块，“还能留几百块买奶茶喝”。

当然，这种满意，建立在不结婚不生子的未来规划上。他也渴望恋爱和婚姻，但不想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

“去年才想开了”，他说。

去年他结束了一段恋情，那段恋爱谈了半年，传统节日、西方节日、521这些数字节日，他要给对方发红包，费尽心思准备礼物和惊喜。女孩偶尔会回赠一些价格便宜，看起来也不太走心的礼物，到分手之前他“连嘴都没有亲到”，他觉得付出与所得不对等。而结婚，更是一笔浩大的投入，老家的彩礼起步价已经涨到了10万，还有结婚绑定的房子、车子和婚宴。

母亲的工厂，距离曾洋租住的城中村不远。工厂订单量充裕，她一天可以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算下来一天能赚200块，“就是比较辛苦”。在深圳某家工厂里做过几天日结工之后，曾洋再也不愿忍受这种枯燥辛劳的谋生方式。

曾洋哥哥的出租屋也在附近。随母亲一起来到深圳的哥哥，比曾洋大一岁，现在也在宝安做外卖骑手。做这行，曾洋算是哥哥的领路人，哥哥的工作节奏与他相差无几。

这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还留在老家，农忙时操持农活，农闲时去工地上做浇铸工。父母手里攒了一笔养老金，目前来看，还无需哥俩承担养老上的经济责任。

一家两代人，如今选择了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

备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丨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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