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财新周刊｜中国最大纺织商圈“去与留”

在中山大学南门对面，一个约5平方公里的纺织原材料商圈享誉全球。这里有商家逾2万户，商品品类数以十万计。因毗邻高校，业内称之为“中大商圈”。

纺织原材料分为面料和辅料，分别指布匹和衣物上的花边、拉链、五金件等。在面料上，国内“北有浙江柯桥，南有广东中大”，两大商圈平分秋色；在辅料上，中大商圈在全球首屈一指。

“全国纺织看广东，广东纺织看中大。”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王先庆在2018年撰文称，“中大商圈实际上是珠三角纺织制衣厂的供应链枢纽。在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80%以上的制衣厂都与它有着密切的产业联系。”

中大商圈周边的城中村生态更为独特。村民们盖起六七层高的小楼，制衣小老板们租下来改成小作坊，买一些设备，雇佣几名工人，开启代工模式。王先庆文章称，市场周边聚集了3万多家制衣厂、作坊、店铺，自发形成产业集聚区，从业者超过30万人，年交易额超过2000亿元。

2022年10月，广州新一轮疫情在这片城中村暴发。彼时，防控还在动态清零阶段，整个中大商圈骤然停摆，广州全市亦遭遇重创。在2023年1月召开的广东省“两会”上，省长王伟中称，彼时广州面临的是“抗疫三年来最复杂、最严峻、最艰难的防控形势”。广州市长郭永航亦称，疫情处置暴露出城中村综合治理的顽瘴痼疾。

据财新了解，2022年11月，在防疫最艰难的时刻，广东省政府提出中大商圈全面搬迁的设想，引发整个纺织产业界高度关注。在12月防控政策调整后，这一设想有所调整，取而代之的是广州、清远两地深度合作——商贸部分仍然留在中大商圈，服装制造环节转移到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推动“广州总部+清远制造”合作模式。

政府主导下的产业转移效果仍待观察，中大商圈的未来发展值得关注。广州市场商会秘书长李英介绍称，广州共有专业市场551个，包含纺织服装类大约200个，其中约60个位于中大商圈。

“广州所有专业市场的发展规律都与中大商圈类似。它们面临的经济、人文、政策、消费环境都很相似，短板和瓶颈也很相似。”李英说，正是这些车水马龙的专业市场，共同铸就了“千年商贸之都”的繁华，市场关注中大商圈的发展走向，实则是关注整个广州的营商环境。

这亦是全国诸多专业市场的缩影。“当城市像摊大饼一样铺开，以前的城乡接合部逐渐融入市中心，人流涌动的市场就注定产生很多问题。”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集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流通分会副会长徐建华认为，如何妥善管理专业市场及其周边产业带，使得其既不影响城市管理，又给足产业发展的空间，考量地方政府的智慧。

据《南方日报》2月22日报道，近期，海珠区将中大纺织商圈61家专业批发市场和全区7480家制衣厂分为A、B、C三类，其中A类包括5家龙头市场、28家制衣企业，要重点扶持、做大做强；B类包括21家市场、102家企业，保留提升、推动转型；C类市场和企业逐步关停、有序疏解。

1984年，四川泸州人盛达波刚刚20岁出头。他在老家开了一家裁缝店，从供销社购买布料。为节省成本，他追溯布匹进货源头，最终来到广州。“我不但买布，还买一些港台款式的衣服回老家。当时四川人都没见过这么新潮的衣服。”盛达波意识到，广州的商机远多于内陆。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在广州创建扬纤纺织公司，最初落脚在荔湾区的一个小档口，又在1990年搬迁至海珠区海印桥附近的布匹市场。海印桥的市场逐步规范，一批卖布的流动摊贩转移至中山大学附近。彼时，这里还是大片农田，只有几家小工厂散落在康乐村。

1992年，13岁的湖南人彭良民跟着父亲来到中大附近做生意。在他的记忆中，当时这里建了一长排铁皮屋，每个面积约两三平方米，没有门，只有一张桌子，桌面下是一个带锁的柜子，类似于现在的菜市场，而且真有人“上午卖肉、下午卖布”。下班时，摊主将台面上所有东西收入柜子，上锁走人。

铁皮屋日渐形成规模，从几十家商户发展到近千家。回顾这段历史，几名商人均称，在2000年以前，中大附近需求旺盛、生意兴隆。“那时开公司，发愁的不是怎么找客户，而是识别假钞。”彭良民说，公司为此烧坏了好几台点钞机。

听说中大附近容易赚钱的人越来越多，精明的房地产商也瞄准了这里，比如凯华地产。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财新，大约在2001年，公司就买下一宗7.8万平方米的地块。“最初我们是计划做住宅的，后续我们在产品研发阶段听说铁皮屋附近的瑞康路要改造，就对开发方向进行了调整，最终决定在此打造一个七层楼高的纯商业体，只租不售。”她说。这即是现在的广州国际轻纺城。

2005年，福建商人胡永远的辅料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已在中大附近开了几十个档口。“当时广州国际轻纺城的楼修得非常漂亮，有实力的老板都去这里拿个店面。”他说，轻纺城招商时，商户蜂拥而入，招商中心的玻璃墙面都被挤碎了。

类似的商业体在中大附近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中大商圈初见雏形，日后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陆续竣工。一名商业地产界人士称，彼时这一片区内没有完整的规划，各个市场的土地权属错综复杂，既有部分国有土地，也有部分村集体土地，个别市场甚至是由村里的厂房改造而成。

“中大商圈是一个自发形成、自由生长、自我迭代的商圈，它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徐建华说，这是中大商圈最重要的特征。中大商圈日后成长为中国纺织业的“巨无霸”，每年2000亿元的交易额大约相当于全国面料辅料交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若考虑全国服装产业每年超过2.3万亿元的规模，由中大商圈撬动的经济体量每年超过1万亿元。

广东省的服装产业与中大商圈相辅相成，全省2021年服装产量为39.16亿件，在全国占比16.63%。广州流花商圈、十三行商圈、沙河商圈等均是全国服装流通重要集散地。仅沙河商圈一地，就有批发市场23个，档口近2万个，2019年日均出货量超过3000吨。

农历新年刚刚过完，沙河商圈已是水泄不通。市场内，商家一边忙着为线下顾客介绍货品，一边给线上顾客推荐新款；采购商们熟练地看款比价，寻找合适货品；市场外，成百上千的搬运工用车推着大包裹来回穿梭，装车发货。

一名档口老板称，在旺季，沙河商圈通常凌晨3、4点就开始营业，部分买家来自广州市其他服装商圈，另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有的客户每个款就拿一件，挂在他们的店铺里做样品，等到他们拿到订单，再找我们订货。”她说。

沙河商圈繁荣的秘密隐藏在中大商圈附近的城中村里。据一名康乐村村民回忆，大概从2000年开始，村民陆续把房子改建成小作坊，尽管后来村里要求整改，不允许一栋楼“既做厂房又做住宅”，但工厂与住宅互为“握手楼”的景象已是事实。各种公开资料显示，居住在这一片城中村的人数在10万至30万之间。

一名来自湖南常德的小作坊主介绍说，大多数作坊都没有工商登记，也不会给工人缴纳社保，有的连公司名字都没有。这些小作坊不像规模化制衣厂那样有严格的质量要求，服装档次不高，其产品通过沙河商圈和十三行商圈销往内陆乡镇的批发市场，但快速反应是其最大优势。

“沙河商圈的服装档口老板通常是上午去中大商圈买布料和辅料，然后骑电动车过来，把原料交给小作坊。小作坊通宵达旦干一晚，第二天一早，档口老板即可收货并发往全国各地。”这名小作坊主称，即便是半夜突然发现原材料不够，一个电话过去，也会有人送货上门。

作坊主一般是在拿到订单后再临时增补工人。在这些城中村，随处可见小老板们拿着一两件衣服在马路上招工，感兴趣的零工就会上前询价。“这个裤头的松紧带，缝一个7毛钱。”1月31日中午，一个小老板向围观工人介绍说，“感兴趣的跟我走，下午开工，明早交货。”

“我们就赚加工费。”前述小作坊主称，拿到衣服的设计底稿或样品后，他们就能迅速拆分出工序，如裁布、缝纫、钉纽扣、熨烫、装袋等，每个步骤的工价不同。“一般每个工人在一件衣服上拿1到3元，一件衣服的人工成本算下来不到20元，我们报给客户的价格一般就是人工费用的2倍。最复杂的衣服报价一般也不超过50元。”他说，自己既不关心原材料从哪里来，也不关心最后衣服卖多少钱。

这里的工人分长工和零工两种。据多名工人介绍，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若是打零工拿计件工资，一天可以挣到500至600元；若是做长工，月薪超过1万元。成了家的工人更愿意做长工，没成家的偏好零工。

中大商圈带火的不仅仅是小作坊，还有SHEIN（下称“希音”）。希音是一家主营女装的快时尚跨境电商，主要市场在北美。2020年希音的营收接近100亿美元，连续八年营收增速超过100%。公司总部位于南京，2015年在广州番禺区设立运营中心，距离中大商圈不足一小时车程。

希音为传统服装行业注入了“小单快反”模式，即先小批量生产多种款式投入市场测试，再根据终端数据，对其中的“爆款”进行快速跟单，讲求的是小批量、多批次、快速交货。这种模式要求供应链灵活高效，海珠区和番禺区的作坊、工厂再合适不过。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纳入希音供应链体系的工厂至少有6000家，超过一半位于广州。

“希音的成功就建立在广州完善的纺织服装产业链之上。”李英说，在广州同城区域范围内，任何一件服装从设计到打板到出样、制衣，最终变成商品发货，基本都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这样的供应链效率，其他地方都难以复制。”李英说。

“中大商圈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产业生态。它就像一片森林，既有参天大树，也有小灌木，也有小草。”广东省服装服饰协会会长刘岳屏说。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大商圈景气度下滑。“以前我的店铺里每天都要接待二三十个外国人，疫情发生后，三年见不到一个外国人。”胡永远说，来自海外的订单量锐减了八成。多名布匹店老板亦称，疫情期间销量下降了三至四成。

服装行业要为国内“双11”、海外“黑色星期五”备货，每年10月都是中大商圈的旺季。但2022年新一轮疫情突如其来，中大商圈被迫停市，且一停就是50余天。

整个产业链都措手不及。“当时有个客户着急买纽扣，说一批衬衣都做好了，就差纽扣没有缝，导致无法发货。”胡永远说，彼时市场封锁，商户不允许开门，物流也不畅通，“我想让外地工厂赶货发给他们，但重新做模具要一周时间，客户根本等不及”。

多名老板称，疫情难以控制，但对他们而言，不能做生意就意味着断了活路。一名布匹老板称，为了不中断买卖，他将布匹搬到家里，“几百平方米的房子塞成了小仓库”。另有一些老板直接将布放在马路边上交易，还有老板将布匹连夜拉至附近的山上交易。

一名辅料商户称，他们注册了快递员账号，将一些纽扣、拉链等放到外卖柜，再通知客户在外卖箱里拿货；亦有商户以“500元一次”的价格，买通垃圾清运车司机，将货物放在垃圾车底层，上面铺上垃圾后运出市场再交易。

彼时，疫情在海珠区快速蔓延，距离中大商圈五公里以上的制衣厂也不能独善其身。在海珠区龙潭村工业园，一名企业主告诉财新，园区内有制衣企业60至70家，封控后滞留园区的员工大约有500余人。他的企业是希音的供应商之一，疫情发生前每天供货约1.5万件。“希音下单后，一般是五到七天就必须交货。如果交不了，订单就取消，后续存货大概率也卖不出去。”他说，他的工厂一共有员工110余人，要么被封在产业院内，要么被封在城中村。

“封控后生产全部停止，货物也不允许拉出工厂。”他说，企业还在源源不断地支出。所有员工包吃包住，他每天要给滞留员工网购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生活成本加上厂房租金以及人员工资，折算下来每天要花2万元。

同一个产业园里的另一家制衣企业情况类似。这家公司疫情前每天生产1000至2000件服装，疫情发生后企业营收中断，每天现金净流出约1万元。“中小企业根本扛不住。”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说。

上游“按下暂停键”，下游的服装批发市场亦无货可卖。在沙河商圈，一名商户说，在市场封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很多老客户都转向其他地方拿货了”。

彼时，康乐村内部也已乱成一锅粥。人员“足不出户”，食品等生活物资均由志愿者发放。一名志愿者称：“根本不知道一栋楼到底住了多少人。我们看着一栋楼有七层，估摸着可能住了50个人，结果实际上住了六七十人甚至上百人。”

多名在村里生活的人士回忆称，在那段时间，封在康乐村的人情绪越来越暴躁，与志愿者和防疫工作人员频繁冲突。一名要求匿名的老板透露：“工人闹事背后有没有其他力量的推动？确实是有的。不但工人活不下去，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也活不下去了。”

2022年11月，封控下的冲突愈演愈烈。一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省市区三级政府都非常着急，他们迫切希望给这些产业工人寻找安身之所，也希望尽快将城中村的治理提上日程。

清远方案得到重点考虑。清远位于广州以北,距离广州中心城区约60公里。“广清一体化”的概念在2012年提出，并于2015年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

纺织业的深度合作是“广清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早在2020年9月，清远市清城区政府就与忠华集团举行了广清中大时尚科技城项目的签约仪式，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达1000亩，总投资50亿元，其中一期工程规划用地面积为500亩，部分园区已经落成。

“11月底，两地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了一个中大商圈的招商会，给出大量政策和租金优惠。”一名老板介绍说，“但这个会开得并不顺利，老板们都在发脾气，要求政府赶紧解封，谁都没有心思去考虑企业搬迁。”

就在这次会后，中大商圈要“整体搬迁”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部分商家也来问我们，这次是不是真要搬了。”凯华地产相关负责人说。多名档口老板称，2019年就传出过中大商圈要搬去清远的消息，最终证实是某房地产商对外放风，意欲抬升清远项目周边的房价。在过去若干年里，类似消息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次，但仅为政府引导，行政指令尚未见到。

“国内历次大型市场搬迁，只有两个是靠行政指令做成功的。一个是云南昆明的螺狮湾商业片区，另一个是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徐建华说，其余的市场搬迁，要么商户几乎全散了，要么根本搬不动，新的市场毫无人气。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螺狮湾商业片区整体搬迁到昆明三环路以外的国际商贸城，原址打造了昆明的又一个CBD。新市场冠名为“螺狮湾国际商贸城”，距离原址超过20公里，一度引发不小争议。

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曾是亚洲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为配合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逾万家商户历经三年，集中搬迁至天津和河北的若干贸易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于2017年底宣告闭市。

在广州国际轻纺城，多名老板对整体搬迁疑虑重重。一名老板称，在中大商圈内部，不同档次、不同品类的面料和辅料分布在不同市场中，每个市场的客户群体也不一样。一家企业如果同时有高中低档布料或辅料，还会在不同市场里开设档口，以精准接待客户。

产品细分在这里做到了极致。“在花边一条街，不同档次的花边绝对不会混在一起。来这里的都是专业人士，他们能非常熟练地找到心仪的货源。”一个花边档口老板说，“让我把档口挪50米，我都不愿意，因为客户群不一样，客流量也不一样，何况是搬去清远。”

多名入驻广州国际轻纺城的企业老板均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离开中大纺织商圈，哪怕仅仅将这里作为一个展贸窗口。“在纺织行业，如果一个中小公司没有在中大商圈开档口，它是没有江湖地位的。”海帝股份（870555.NQ）董事长肖海弟对财新说。

前述熟悉内情的人士称，中大商圈整体搬迁的设想，在2022年12月8日全国防疫政策转向之后就中止了，但片区治理箭在弦上。“现在政策方向变了，地方政府想把商贸和设计留在广州，把服装制造迁往清远。”该人士称。

2023年1月28日是兔年首个工作日，广东省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忠华集团董事局主席胡忠华作为企业代表发言。他说，2022年12月20日，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齐齐前往广清中大市场科技城现场视察指导，此后政策出炉，从固定资产投资奖励、免租补贴等八个方面推动当地承接服装制造产业转移。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广清纺织服装产业园的总规划面积为1万亩，这是三年前规划面积的10倍。

“微笑曲线”是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即产品附加值更多体现在设计和销售两端，制造环节居中，附加值最低。这条曲线就像人的微笑，嘴角朝上。

珠三角是“世界工厂”，改革开放后为海外公司提供“三来一补”代工服务。随着经济发展，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飙升，仅从事代工的企业实难存活，诸多企业已从简单的制造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2022年12月12日，广州，中大纺织商圈复市。中大商圈是珠三角纺织制衣厂的供应链枢纽。在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80%以上的制衣厂都与它有着密切的产业联系。图：陈楚红/中新社地方政府出于各种考量，也希望引导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至其他地方，腾挪出空间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这即为政府引导下的产业转移。如今，地方政府希望将服装制造业转移至清远，而将“微笑曲线”的两端留在广州，亦遵循这一规律。

对于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来说，“微笑曲线”的确可以分段安置，清远招商引资取得一定成效。截至2022年12月底，广清两市深度对接相关企业超过4000家，比音勒芬（ 002832.SZ ）、哥弟、奥康（ 603001.SH ）、欧时力等68家规模企业已落地入驻清远产业园。

“现在每天都有一批企业现场洽谈、落地搬迁，入驻热情高涨，其中不乏来自江苏、浙江、福建、四川、新疆等地的纺织服装重点企业。”胡忠华在上述大会发言中称。

在徐建华的观察中，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的服装生产企业有意愿选择成本更低的区域进行扩大再生产，但企业总部不会轻易搬迁。

“我去江西于都县考察，当地陆续有两三千家服装生产企业落地，相当一部分就是广深服装企业将制造部分搬迁过去。”徐建华说，这些企业仅仅将于都的工厂作为广东总部的车间，“工厂负责人对订单从哪里来，面料从哪里采购，设计由谁完成，一概不知”。

彭良民的企业同时有生产和销售业务，在珠三角共开设了三个染厂，其中一个就设在清远；布匹销售主要依赖设立在中大商圈不同市场里的三个店面，总部设在中大附近的写字楼里。

“实话实说，我自己从没去过清远厂，他们只负责生产布匹。”彭良民说，销售门店的作用也仅为开拓新客户，“真正的交易通常在总部谈，有的老客户直接在线上完成”。

彭良民称，企业在做搬迁决策、尤其在分厂分店的选址过程中，只需要考虑“在可以预期的时间段内，搬迁以后能不能比现在赚得多”，而政策优惠仅为权宜之计，一家优秀的企业不可能依靠政府补贴活下去。

城中村的小作坊没有实力前往清远“开分店”。“我知道清远租金便宜，但我不知道如果离开了康乐村，还能不能接到订单，能不能招到零工。”前述一名小作坊主说，“我只会干这个，干不了别的。”

小微服装企业严重依赖中大商圈产业链，诸多工人也不想去清远谋生。1月31日，财新在康乐村看到，广清服装产业园摆摊招聘5000名工人，熟手月薪为8000至12000元之间，计件不封顶，前400名新入职工人还将奖励品牌电动自行车。

多名围观工人称，他们习惯了打零工的自由，并不愿意进厂做工。“如果愿意天天出工，在康乐村轻轻松松就月薪过万了。”一名工人说，自己不知道缴纳社保的意义，只关心每天能挣多少钱，以及有没有地方吃喝玩乐。

康乐村的小作坊主和工人的心态展现出当地经济具备极强的韧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实难被产业转移的大潮带走。

在广州国际轻纺城，多名老板谈到小作坊，都透露出复杂心态。轻纺城客户来自五湖四海，小作坊带来的销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若没有小作坊存在，就没有现场拿货走人的小买家，“整个市场就没了人气”。

一方面他们觉得小作坊的存在，让中大商圈的营商环境“脏乱差”；另一方面又对城中村的部分临街档口羡慕不已。在那里，电动车随时停下，骑车人要求档口“剪两米布”后马上离开，档口一天卖布匹样品模板的收入就超千元。

一名服装行业人士称，小作坊生产的服装档次低、质量差，但这类服装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广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买廉价衣服的是绝大多数”。

一名中型正规制衣厂的负责人称，这些小作坊没有营业执照，不纳税也不为工人缴纳社保，因此成本低廉，正规制衣厂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但他同时也承认，在旺季，自己也会在“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将订单分包给小作坊。

一名小作坊主称，这里承载了很多打工人的梦想，往往只要做几年学徒，攒上几万元钱，就可以“转身变老板”，远比在工厂中的晋升来得容易；但他也抱怨，即便当了老板也是在为房东打工，城中村的租金居然堪比珠江新城CBD。

习惯了在这里打工的人也心怀难以割舍的情结。一名在城中村开厂的作坊老板称，她的工厂有33名长工，封闭防疫期间吃了不少苦，“很多人发誓以后再也不来广州打工了，但现在一个不落地全回来了”。她说，湖北等多地也有类似的制衣厂，但“挣得没有这里多”。

徐建华认为，城中村小作坊存在不少问题，但它们将供应链的灵活性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必须看到，在疫情早期，这些无比灵活的小作坊快速转产口罩、防护服，成为疫情初期物资供应最重要的力量。”徐建华说，以专业市场为核心形成的完善的供应链，应视为城市中心的重要基础设施。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于2020年牵头制作一份《中大纺织商圈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徐建华是负责人和执笔人。他在规划中写道：“中大商圈存在着中心城市价值与传统产业贡献、商圈升级需求和村民现实利益、商圈传统渠道和新商业文明等核心矛盾，亟需在更大生态、更远时空来评价当下和谋划未来。”

李英亦认为，市场集群和商圈产业是一项复杂的产业系统工程，建成需要几十年的沉淀和努力，当前广州纺织业已形成高度市场化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是客观需求决定的，所以不要单一从经济产出效益角度考核其贡献、衡量其价值和设定其未来。”李英说。

多名业内人士指出，考虑到广州的规模化制衣厂数量较少，一旦城中村的小作坊不复存在，沙河商圈和十三行商圈的服装贸易或将就此衰落，与服装相辅相成的中大商圈，亦有可能“架空”。相比一扫而空，空间上抽梳更符合各方面利益。

广州增城区新塘镇有过前车之鉴。这里的牛仔裤曾经举世闻名。巅峰时期，新塘镇日均向世界各地销出250万条牛仔裤，“天下牛仔三分有其一”。牛仔裤生产伴随废水污染。大约从2015年起，“环保绿色风暴”席卷新塘，当地不再欢迎生产牛仔服装的小作坊，诸多小作坊被迫转移或停产。

“广州增城发布”公众号发布于2021年底的文章称，当地政府再度提出要擦亮“新塘牛仔”名片。“环境污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来解决，但当时的处理方式就是把这个产业赶出新塘。”一名知情人士称，“现在政府再想把这个产业召集回来，几乎是不可能了。”

2022年底，为彻底解决城中村的诸多社会治理问题，广州再度将多个城中村的城市更新工作提上日程。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21年初，合生创展就拿下了中大片区附近的康乐村和鹭江村的旧改项目，改造范围内总建筑面积约为336万平方米，总投资金额约为346.67亿元。这是广州城市更新自公开招商以来投资总额最高的项目，目前正在开展片区策划方案编制等前期研究工作。

拆违先行开始。据《南方日报》2月22日报道，海珠区要求，年内全面完成康鹭片区违建拆除，目前已经拆违2.92万平方米。

如今，在中大商圈的城中村里，最受关注的话题是城市更新会不会给小作坊留下一席之地。一个小作坊主称，假如有一天必须离开康乐村，他可能会去白云区或者番禺区继续开厂。“我的原材料就来自中大商圈，客户就在沙河商圈，我不能离他们太远。”他说，“我们做‘小单快反’，距离远了速度跟不上”。

李英称，基于产业结构、运行成本效率、生态完整性等方面考虑，希望政府从顶层设计上充分满足产业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善待、珍惜产业主体和资源，鼓励、引导其就近往园区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加强广州各区产业空间布局与协同，为其搭建合适的平台。

“不仅仅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更应该从城市运营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李英称，在广州，市场商圈、产业系统和城市发展早已形成非常紧密、高度依存的关系，这亦是广州作为“国际消费中心试点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底蕴。城市更新过程中，理应融入产业发展的空间需求，让产业保持持续优势，焕发新活力，助力商贸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