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工分享——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

融工分享——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合火

愿意“到工人中去”的左派青年热烈地讨论着、期盼着、实践着融工。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们在工人中也工作了一段时间，有收获，也有问题。这里，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以期跟大家共同进步。

一、初期的工作和问题

为了解所在区域的情况，我们前期通过调研和进厂进行了普遍的调查。

调研——从街头到访谈

调研可以由厂外的同志在工业区进行的，可以了解该工业区的主要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思想状况。

一段时间后，调研材料已经有了量的积累。但我们发现调研效果有限，具体体现在所能获得的信息局限于工厂分布，工人一般工资概况，整体人数等信息，其他的更为详尽的信息比如工厂内的矛盾，工人的组织性，工人的积极分子等，即使是调研到了中层管理，也没有办法了解。

因此在对该工业区的产业以及工人现状有了一定了解之后，调研的目的就变成了与更多的工人接触，进一步了解工人的处境，发掘先进或者有斗争性的工人，并通过深度访谈进一步接触巩固。

然而访谈工作的推进比较慢。首先是工人并不会信任只有一面之缘的我们。其次，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交流的话题并没有引起工人们的兴趣，这次话题包括“劳动法”，“工人生活”等等政治不敏感的一些话题。在经历被访谈工人们鸽了数次之后，同志们的热情也有些被消磨了，有不少人表示调研在进一步扩展联系、组织工人方面没有成果。

除了问题，我们也有许多收获，我们发现我们工业区的工人普遍对现状不满，有一定的政治意识，比如，我们已经数次听到工人说“要是有革命我一定参与”或者直接骂G C D等的话，这些对现存制度不满，有政治意识的工人存在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同时给我们带来反思————“我们是不是与工人交流的时候太保守了？”

进厂——交友、斗争和灌输

与调研同步进行的还有进厂。不可否认，进厂确实是一个接触工人的好方法，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通过不间断的、直接的政治灌输改变了一些人的想法，或者发现了一些先进工人。

在厂里，需要有意识地去交朋友，因为工作岗位的原因，我有意识地与工人聊天，交了几个不错的朋友。

有一次，我们通过一场个体的经济斗争发现了一些有斗争意识的工人，并在跟进过程当中能发现他们是有工联意识（要工会要团结的意识）的，渴望建立工会，保障自身权利，于是我们就为他们开办了劳动法的相关课程。这些工人以正式工为主，年龄也普遍偏大，有家庭，但这个课程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是工人确实对长篇大论的劳动法不太感兴趣，被吸引过来的工人仅仅只是想解决自己当下的经济问题，而大部分工人并不认为劳动法能够解决大家的问题，在调研中我们最常听到的话就是“劳动法没用”。另一个是来的工人数量有限，而我们还需要刻意提前做准备，正如“到工人中去”所说，我们这是“陪太子读书”。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亲近我们，或者有政治意识的工人，有的人已经能够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有一定的了解，并在闲聊过程中愿意说自己是信仰镰刀锤子的。有的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意识，但会不断地“试探”(这里我说的试探是一种询问的，不是说他们是密探或者工贼)我们，问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碰到了许多工人对我们的“试探”，在谈论到未来生活的时候，会有人问我们：“我们知道现在状况很糟糕，但是你们想怎么办？”遇到这种“试探”，我们在思索之后，往往哑口无言：一是我们没法简单给出一个暴力革命这样寄托于未来革命的回答，实际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革命时刻何时会到来；二是我们没办法提出着眼于工人阶级利益的，符合当下革命条件的政治任务和政治目标，讲不出具体的改造世界的内容；三是我们仍然保守地不敢踏出政治宣传这一步，我们惧怕安全风险，害怕这会有不好的后果。

每次调研或者聊天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事后都会反思检讨，并一次次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对工友做政治灌输？这个度在哪里？如果工人们已经有了政治意识，我们哪怕与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似乎都不能满足他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说清楚该怎么办？”

初期的工作思路及具体问题

整体来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工作的方法就是和到工人中频道去所提倡的工作方法（[1]）是同样的：先调研，对一片工业区有初步的了解，决定重点要接触的工人是哪些，又是要进哪个厂。之后是交朋友，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过程中，如果认识的工友能够接受政治灌输，那我们就进行灌输，他还不能接受政治灌输的，我们用讲劳动法，讲团结，讲斗争的方法来发展他们。第三步是进行斗争，争取权益，在这个基础上让一些左右摇摆的工人们更认可我们，并尝试进行政治灌输。

在这样的工作中，我们会遇到以下具体的问题：

1、 调研能够了解到当地工业区的信息以及工人的思想及生活状况，这很重要。但调研这样的接触方法远不足以让工人信任我们，如果没有合适的组织方法，那么就白白浪费了我们认识的大量工人。调研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更进一步地需要将工人组织起来。

2、进某个厂长期做普工对于该厂内的经济斗争的发动、工人政治组织的建立以及政治灌输并非最有利的方式。进厂过程中，普工往往会被限制在自己的工位上，单凭社交圈子能够认识到的工友有限。即使我们可以对身边的工友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收获的也就仅有一两位而已，更别说有时候我们个人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对工友做到政治灌输。其次，斗争需要各种有利条件的成熟，所谓长期“扎根”在一个厂，并且希冀在该厂内发动经济斗争从而发觉培养积极工人的思路，前期准备过程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着眼于本厂内一次成功的经济斗争的准备会使得革命者不小心滑向经济主义，在长久的准备中看不到成效，造成人员的不断流失。比较好的做法应该以地区性小组为核心，互有分工，长期“扎根”一个地区，在较有条件的厂进厂工作的同时，长期关注本地区的工人斗争事件，跟踪并介入斗争，进行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使得左派在斗争中积累经验，扩大联系，最终能够领导工人运动。

3、在与工人交朋友以及将工人进一步组织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组织中时，我们发现单纯的吃喝玩乐或娱乐活动对革命工作本身的帮助是微小的。工人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愿意斗争、有较强政治意识的工人往往不是喜爱吃喝玩乐的工人。大多数情况下，交朋友，吃饭聊天对于我们的革命工作都是帮助十分有限，与我们相熟的、能够一起吃饭、喝酒的工友未必能够与我们一起做事。以娱乐、吃饭等活动拉拢来的工人多数大多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吃喝玩乐。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明确自己的目标，如果把大量的工作时间放在交朋友上，那就本末倒置了。

4、 我们发现工人并非没有政治意识，并不是所有工人都厌恶政治话题的探讨。而且工人的政治意识并非是有些左派所说的是都是维护现阶段统治的，通过我们的调研以及与工人的接触，我们能够发现有许多工人是对贫富差距大、阶级固化、法律不保护工人等现状不满的（至少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是这样，其他地方可以具体分析），工人的思想是混乱且不成体系的，我们要做的是发掘并发展工人思想中积极的一面。现阶段，我们完全可以与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并非不能接受。但我们也确实听到有不少工友问“怎么办”的问题，而这是我们没法回答出来的。

5、通过我们的个体经济斗争实践发现被经济斗争吸引而来的未必是能够进行政治灌输的先进工人，也有可能只是想通过斗争保障自己的利益，但在政治上又趋于保守。我们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解放而斗争，但我们知道不打破旧制度是绝对没有办法真正保障工人的阶级利益的。而有些工人可以认可团结与斗争，却未必会认可社会主义。就好像一场白纸运动会吸引各种政治立场的人，但未必会是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并非政治灌输的前置程序，但是可以是更好地实现政治灌输的和建立工人斗争的必要条件。

6、 此外，工人工作的政治路线问题也事关工人工作的成果。关于工人工作本身，各种不同的路线导向的结果也不同，从不同派别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左派对于如何融工是有自己的不同观点的，不同路线决定了组织与斗争的性质、规模与效果。

二、反思：为什么说存在经济主义倾向及改进的方向

工作中的问题让我们开始反思，之前左派强调的进厂思路总结起来有几点：

一是左派强调通过进厂接触工人，通过各种合法组织形式扩大交友范围，但是没有对工人阶级的具象认识，没有看到工人中的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区分，不同的组织、交友方式接触到的工人性质也不一样；二是左派强调通过革命者在特定厂长期工作、制造斗争来唤醒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和阶级觉悟，但是没有认识到经济斗争的复杂条件，没有认识到只着眼于个别厂内的经济斗争的发动工作方向反而使革命者在长期的准备工作中陷入了经济主义的窠臼，并在陷入迷茫而出现革命意志的衰退；三是一味强调进厂融工，忽视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建设和理论修养的提高，把理论准备不充分、社会经验不足够的年轻革命者鼓动进厂，忽视其自身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远见的培养，忽视核心组织理论建设，核心成员对于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现状和我们革命的方向缺乏认识，而厂内的同志更是在工作压力、生存压力和经济主义的工作中逐渐迷茫，开始走向革命的反面了。

这就是我们对上一轮左派融工实践批评为经济主义的原因。当然，有不同想法的，欢迎大家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认为：

首先，从政治觉悟来看，工人中有先进、落后和中间分子的区分，在一个地区尚未开展广泛的群众鼓动工作之前，左派人数和精力有限，重点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发掘先进工人，开展先进工人的教育，将先进工人组织起来，为之后群众性鼓动工作做准备。

其次，在利用合法活动和社团上，不应当把扩大和巩固合法社团的工作作为革命工作的重心。而在合法社团的选择上，文化类社团组织的效果好过娱乐类的活动和社团。接触并发掘先进工人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可以直接进厂、比如可以通过调研，再比如可以通过面向工人的娱乐性质的活动或组织。但是既往的左派实践表明，以上方式的接触到先进工人的可能性较小，娱乐活动吸引来的都是喜爱吃喝玩乐的工人。而既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表明，文化类的活动是接触并发掘先进工人的有效方式，所以不管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小组还是中国共产党小组都是从学校这种文化类的组织开始做起，彼得堡有自己的星期日夜校，长辛店也有工人的劳动补习学校。革命者在工人夜校里不仅教工人识字，也教导工人革命的道理，发掘并培养出最早的先进工人。文化类的活动可以吸引来本来就对时事、读书和讨论感兴趣的工人，在活动的组织中，可以启发工人的意识，让工人实现智识的增长，提高对政治的兴趣，并向工人讲解革命的道理。

意识上的觉醒是工人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必要条件，革命者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文化类的活动是能给灌输工作提供窗口的活动。

在这里，有些同志会提出疑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时代不同了，目前没有工人夜校可以利用；二是认为现在搞类似于工人夜校的文化类活动存在安全风险。我们认为工人夜校可以利用的空间就是公开进行读书学习等文化类活动，借此传播革命道理，启发工人意识。即使没有工人夜校的名称，换一个名字，也可以开展此类活动，有此类活动空间的组织也可以进行利用。关于安全风险，我们认为现实中确实存在，但是远没有想象中可怖，在网络监管所不能到达的实体空间存在广阔的天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革命工作者需要对敌人的监管技术有足够的了解，了解官方监管的重点是什么，技术是什么，盲点在哪里，做到避其锋芒，求得空间。

但是，文化类社团也是合法社团，只是我们接触先进工人、对工人进行鼓动的一个凭借。我们应该认识到，革命工作任务是提高工人觉悟，而不是本末倒置将重心放在合法社团的建设之上。

列宁在批评经济派的时候也批评过这一点。19世纪末的俄国没有建立革命工会的空间。一些经济派所谓的把工人“组织起来”，就是组织到各种辅助类的合法团体——例如工人储金会中去，列宁对此作了批判，认为“这又是在分散力量，混淆文化主义的活动和革命工作之间的区别”。并提出“革命政党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合法团体来加强和巩固自的工作，把它们作为进行鼓动的基地，作为建立联系以及进行其他工作的方便的隐蔽所，但是，只能为了这些目的。用社会党人的力量去帮助成立合法团体，是非常不合算的；使这些合法团体具有独立性，是错误的；认为在合法团体中可以‘完全摆脱业主的干预和压迫’，是很可笑的。”（[2]）

再次，从工人运动来看，我们认为革命工作者的目标就是要领导工人运动，将工人运动组织为阶级斗争，这自然少不了学习并进行经济鼓动。但是既往的左派鼓动经济斗争的思路就是长期（三个月、半年、一年多或者三年都有）“扎根”于某个特定的厂，试图在厂内制造斗争并发掘积极工友进行政治灌输。通过长期“扎根”的同志的分享，我们了解到，这些同志在厂里的工作中心就在于“交朋友”、拉圈子、搞文娱活动、学习劳动法、鼓动经济斗争。但是这些工作的效果并不见成效：交朋友、拉圈子只能就近从接触到的人里面拉；搞文娱活动虽然扩大了接触面，但是多是喜爱吃喝玩乐，压迫不深重、政治不觉悟的工人；学劳动法、搞经济斗争，在“扎根”的期间内，争取不到多数群众，条件并不成熟，搞不起来经济斗争。而与此同时，革命者在本厂“扎根”期间，整个区域的工人自发经济斗争却不断涌现，今天这个厂罢工了，明天那个厂有矛盾了，但大多都不在自己所在的厂。最终，厂内工作者在这样长期的以搞娱乐活动交朋友和制造经济斗争为重点的厂内工作中看不到成效，被消磨了革命热情，甚至丧失了革命工作的信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产生了迷茫和动摇。我们认为一定时期内厂内的工作的重点的偏向使得实际工作者落入了不讲政治鼓动，只讲经济鼓动的经济主义窠臼。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进厂经济斗争并非没有成功的个案。成功的个案中，组织者首先都具有丰富的打工和斗争经验，厂内客观条件较为成熟，在厂内的工作时间也比较长，斗争中占有较大的优势。但是这样的斗争在左派融工实践中显得尤为稀少。而即使在成功的经济斗争之后，对工人的政治教育也缺乏方向，一些同志表明成功的经济斗争后组建的一些学习只是在做原著和历史的学习，对于我们革命的方向和诉求并无明确的指引。

可能会有些热心同志为上述思路做辩护，说厂内经济斗争只是一个工作阶段，斗争后还会做灌输，所以不是经济主义。但是既往左派实践来看，左派青年知识分子进厂，长期（三个月、半年、一年多或者三年都有）以厂内经济斗争为重点的结果就是精力被以经济斗争为重心的工作占据。这些工作包括扩大群众面的合法娱乐活动和法律宣传切入的经济鼓动。结果，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本厂斗争条件不成熟、组织不起来，自身的政治学习和小组宣传也没有精力去提高去进行，多数人都在这种没有成效的工作中走向了迷茫和动摇。从融工路线上讲，这就是一种忽视马克思主义宣传、忽视政治鼓动而着眼于合法活动和经济鼓动的经济主义的工作方式。

还有同志出来回应，力图证明自己斗争过，灌输过，力图说明没有把自己经济斗争固定成为一个流程。可是一旦把厂内工作分解为步骤，一旦把经济斗争作为灌输的前面步骤之一，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厂内在一定时间内（1年-3年都是有可能的）没有条件搞斗争，迟迟不能突破经济斗争的步骤，厂内的左派青年的工作重点将长期围绕交友和经济斗争展开，忽视左派青年自身的理论修养提高，忽视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政治鼓动。这就是存在只重视经济鼓动而忽视政治教育和宣传的经济主义的错误。

我们认为，某个地区的革命者在进行经济鼓动时应该着眼于整个地区。我们鼓励左派青年进厂，但是即使是进厂的左派青年，眼光不应该只局限于本厂的工作，而应该在着手本厂工作的同时，注意地区的经济斗争的动向，对有经济斗争发生的工厂做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不断积累经验，成长为一个革命家并领导工人运动。

而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注意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应该同时开展，我们不能忘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曾经我们认为，大多数工人们如果不去进行经济斗争，是很难进行政治教育的，但经济下行的时候，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工人的政治意识是会增长的。那么到底是应该按部就班，先组织广泛的经济斗争，等工人们有了广泛的自发运动之后，再去广泛地谈政治教育和灌输？还是应该从工人政治小组开始做起，在马列毛主义的领导之下，谈论左派的任务和目标，谈论社会主义，并从小组宣传走向鼓动？如果按照前者，是否会让左翼在新冠疫情中的无所作为一样，让我们错失革命时机？ 我们认为，不应当放低对工人自觉性的要求，或者说，不应当放低对我们社会主义者自己的要求，如果大多数工人只能着眼于眼前短暂的利益，那我们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用理论结合实际来阐述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比如说，当下，大量工厂停工待业，加班也越来越少，工人会迫切要求加班，甚至于有可能发起要求加班的经济斗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顺应工人的要求，发展要求加班的经济斗争，还是向工人进行教育，指出来更符合工人利益的应当是缩短工作时间且提高基本工资？后者更为艰难，需要工人们有广泛统一的认识，有一定的组织度，并且这也是讲劳动法讲团结讲斗争没有办法灌输的，甚至于在斗争中，这样的诉求实质上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制度产生了冲突，有很大概率发展成政治斗争。我认为，这种正确但不符合工人当下最直接利益的斗争，才是我们应当发展的斗争，为了实现这一点，这就需要我们对工人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灌输，并且要从阶级长远利益的角度来阐述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

让我们再次用列宁在《怎么办》中对革命者提出的告诫作结，“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3]）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最后，在融工过程中，需要有组织有纪律、有远见、理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作为核心。在既有的左派融工实践中，本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建设是决定融工实践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了解到之前进行融工工作的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建设存在如下情况：核心组织建设缺乏政治性，缺乏理论争鸣、形势研究等政治宣传工作；本地小组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对外联系少，以安全为由拒绝交流，拒绝进一步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合作。这样的缺点导致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开会滑向事务主义的工作，成员理论修养和政治素养得不到提高，缺乏理论争鸣。内部关门主义，缺乏对外交流和碰撞，更缺乏争鸣和理论的提高。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发展工人的政治组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我们了解劳动法，了解斗争策略，了解全中国甚至世界的政治，知道各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和策略，要求我们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工人进行说明一切现象。还需要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对工人进行教育，这样的教育是没有办法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做到的。这对于单独进厂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超高的政治素养以及时间精力以及生存压力的要求，因此进厂融工实际上只是工人工作的一个分工，在融工人员的背后，还需要其他社会主义者在政治教育，组织斗争各方面的帮助，也就是说，这需要一个当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才能做到。而面临江河日下的情况，要开展全国范围内地政治鼓动，进一步地需要政党才能做到。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革命组织优先于工人工会组织的建立。列宁在《怎么办》里明确了这一观点：

“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

“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象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关于为什么革命组织要优先于工会组织建立，《列宁工会思想历史》中已经做了解释，我们不妨做个引用：

“在一般的情况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大都经历了先建立工会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道路。但是，在20世纪初，这种传统道路已经不符合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因为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已与早期的欧洲工人运动在主客观条件方面大不相同：俄国资本主义已迅速跨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而进入大机器生产阶段，俄国工人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并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与俄国工人运动汇合；俄国也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小组以及一个形式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可以不走西方工人运动的“先建工会后建政党”的老路，而可以直接采用西方工人运动的最先进的理论和最高级的组织形式，使国工人运动大踏步前进。况且在沙皇专制条件下，工人阶级用经济斗争的手段难以争取到结社、言论、出版等政治权利，俄国工人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展开“统一的阶级斗争”，才能使沙皇政府让步，逐步争取到各项政治权利。因而，对于当时的俄国工人运动来说，既要争取建立工会，又要建立革命政党，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革命政党。列宁号召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社会民主党小组，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真正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这一任务上来。”

三、针对经济主义的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做了些尝试，也试着学习了一些曾经的经验，由此形成了我们新的工作方法。

1、 在合法活动和社团的利用方面，我们利用文化类的社团接近群众，并将之作为工作的依托，而不是本地工作的重心。我们开办了“工人夜校”。我们开始主要与工人们谈论政治事件，而不是主要讨论“劳动法”，“如何维权”等等，并直接利用政治事件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样一来，我们交流的尺度就大了很多，不会再局限在工厂的斗争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抛弃了工人政治意识的“阶段论”（即政治教育必须在经济斗争之后才能进行），认为当下的工人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政治鼓动的。经过了我们的一些实践，也确实是可行的，甚至于当我们尝试举办一些文娱活动的时候，有工人会主动说：“我们不是想要参加这些娱乐活动，我们就是为了了解这些政治性的东西来的。”同时，在与工人交流政治事件的时候，我们不会仅停留在政治揭露，我们会积极地发动工友们讨论该怎么办，而我们自己也会直接地提出社会主义观点地解决方法。（至于安全就是另一个技术问题了）

2、 在工人经济斗争方面。有了工人夜校，对于一些特定工厂之外的工人，我们也能够定期进行交流，发现矛盾。工人夜校是一个初步的筛选，我们尝试让有政治意识的工人们聚集在我们身边。而对于有政治意识且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人，我们会尝试进一步组织出工人的政治小组，并发动参与的工人们进行详细的厂内调研，观察厂内矛盾，以了解区域内各厂的情况，为随时介入并领导区域内经济斗争做好准备。

3、 关于工人的秘密组织。我们希望能学习《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书中的经验，先组织一个工人政治小组，对先进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托工人核心组织开展鼓动,领导并促进广泛的经济斗争，锻炼工人阶级并扩大影响力。是的，我们说我们要优先政治教育和政治鼓动，但不代表我们忽视经济斗争的作用，经济斗争能够吸引工人当中的中间派，并把先进工人锤炼成革命家。假如爆发了自发的经济斗争，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工人小组，那我们必然没办法获得自发运动的领导权，只能任由本该属于工人的斗争果实被中层管理人员篡夺（这也是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共性），工人们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组织也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总结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工作的总结与反思，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们频道在创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主义。近来看到左派对于如何融工的问题有了广泛的讨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甚至于“到工人中去”也开始一再强调自己是做了政治灌输的，也欢迎有融工经验的同志们投稿分享。

[1] 到工人中去，《我们是怎样进行融工的？ ——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的关系》

[2] 1899年，基辅委员会起草了一份传单——《宣言书》。列宁认为其内容有很多地方和经济派的《信条》相同，表明了基辅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观点，于是写下了《论<宣言书>》一文进行批判。宣言书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要帮助成立储金会”。列宁认为这个关于合法社团的观点是狭隘的。

[3] 在《怎么办》中，列宁对比了俄国60、70年代工人以“骚乱”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人抗争和90年代以“罢工”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人抗争后，认为90年代俄国工人进入了与资本对抗的有组织的斗争阶段，这正是俄国“自发”运动开始的阶段。工人阶级抗争从骚乱走向有组织罢工这种发展也是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规律，中国改开以来工人运动进入有组织罢工的“自发”运动应该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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