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之后，她们勇敢说出自己的故事，只希望悲剧不再重演！

【按语】1989年2月，一个叫劳钊泉的香港商人来到深圳葵涌投资设厂。5月，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投入生产。几乎同时，在靠近长江的四川忠县（今重庆市管辖）的许多农村，有一个消息让这些偏僻山村骚动起来：设在深圳的一个香港玩具厂来这里招收女工了！

一个来自香港的商人和一群来自内地山区的打工妹就这样在深圳的葵涌相遇了。她们的相遇，在当时的深圳可谓平常无奇。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改变了一切。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女工被烧死，51人受伤。

这一天距离每年的119消防安全宣传日仅仅过去10天。

香港商人劳钊泉连同他手下的厂长黄国光、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被迅速拘捕。而那些惊恐万状逃出生天的工人，那些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死者，那些严重烧伤深度昏迷的伤者，那些从二楼三楼跳下严重摔伤的女工，那些随后从农村赶来的死者父母，他们的命运都被彻底改写。

如今，这场世纪大火过去了整整30年。

滚滚浓烟早已飘散，骇人的大火早已熄灭。还有多少人记得那场大火？葫芦君这一个系列文章会完整呈现那场大火。今天是第四篇，也是本系列最后一篇。

在11月19日那天，我们还会隆重推出当年事故中严重受伤者的长篇回忆录。

第一篇链接在下面：

1、30年前，这场大火烧死87人！

第二篇链接在下面：

2、她在大火中呐喊：“放过我吧！我来到世上还只有16年！”

第三篇链接在下面：

火灾过后，现场只剩下200多只不会再有人穿的鞋子

大火被扑灭后的照片。

绝望的伤口

陈玉英醒来的时候是11月19日晚上。“四周是白色的墙壁，到处躺着受伤的姐妹。我明白自己也已经受伤了。我口渴得很，护士给我喂盐水，很快我又昏迷。”

事后陈玉英得知，当时在清理死亡者时，已经把全身黑乎乎的她往死者堆里放，但是她突然动了一下，有人尖叫：“她还在动！”因此拣回一条性命。在不停歇的昏迷、疼痛、昏迷过程中，她先被送进龙岗医院，接着转到深圳市红会医院，最后被送到治疗烧伤最著名的广州南方医院。

陈玉英是烧伤最严重的打工妹，身体75％被烧伤。“我全身包裹着纱布，并不知道自己烧伤有多严重。我曾问过护士，我好了后还可以回深圳打工吗？她说可以。可是有一天给我拆纱布换药的时候，我一下惊呆了：我的左脚没有了，左手只剩下两根手指。我对自己说，我以后该怎么过啊！”

还在深圳的医院治疗时，工厂办公室的人来看陈玉英，问有没有什么朋友和亲人可以照顾她，陈玉英要求让她的好朋友陈秀琼来照顾她。“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已经被烧死了……”

陈玉英的父母两次接到深圳发来的电报，后一封告诉他们直接到广州的南方医院。母亲以为女儿死了，哭得昏死过去，第一次出远门的父亲在焦急和担忧中总算见到了活着的女儿。

“没有人认为我能够活下来。我自己也悄悄和来医院照顾我的父亲商量，将来我死了，要把我埋在老家的什么地方。我们家的后面，有我刚出来打工时种下的一片林子，我想着我回去时，那些树一定长得比我高多了。”

对于这样大面积的烧伤患者，烧伤程度又达深三级，南方医院最权威的专家也感到棘手。在医院期间，大约进行了17次手术，这些植皮手术总是要将头上好的皮肤移植到烧伤处，取下皮肤的新伤口和植入处都会疼痛难忍，而并不是每一次植皮都能成活。当麻药失去效力之后，陈玉英就只能用大哭来减轻疼痛感。“护士真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她说你也这么大的人了，怎么一天哭个没完。但是她不知道我以前最爱笑。护士也怕我，因为我身上没有一块好的皮肤，身上的血管也打完了，有一次护士打了二十几针，就是没有办法打进点滴。她也哭了。”

在忠县采访的时候，我们在靠近长江边的新住宅区里见到了何玉兰。长江三峡蓄水，位于三峡腹地的忠县水位也上升了100多米，原来临长江的街道都淹没在江水中了，政府拨款新修了居民楼，何玉兰正是看中这里大量居民搬家的商机，在这里开了一家卖锅碗瓢盆的杂货铺。

大火发生后，受伤的何玉兰在深圳的医院治疗，她的右手严重烧伤，后来被迫截肢。何玉兰的二哥当时也在深圳打工，后来就到医院照顾她。1993年，23岁的何玉兰正准备和远在新疆的男朋友结婚。火灾之后，男友退了婚。

何玉兰有个表哥，在家里的亲戚里，他和何玉兰最要好。当时正在海南当兵的表哥听说何玉兰被烧伤的消息后，立刻请假赶往深圳照顾她。失去右手又遭遇情感变故，生活的打击对何玉兰来说太突然了，而表哥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她重拾了生活的信心。两个年轻人相爱了。

我们在酆都县的中和场见到当时烧伤比较严重的另一名打工妹万术兰。她的脚、手和背部都严重烧伤，当时烧伤面积为50％，深二级。

万术兰是个羞涩的人，1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后来再嫁，她不喜欢继父，所以决计出来打工。最先到了淡水一家生产塑料花的工厂，“结果一分钱没有拿到手。”后来又去了一家名叫“傲群”的电子厂，“还是一分钱没有拿到手。”1991年终于辗转到了致丽厂。烧伤以后，万术兰也转了三个医院，先是在葵涌医院，很快转到龙岗医院，发现烧得比较厉害，第二天就转到深圳蛇口医院。

万术兰在16岁时已经定了亲。男友罗坤名先在上海打工，后来也转到葵涌的一家机械厂打工。大火发生后不久，距离不太远的罗坤名就知道了，“我心急如焚赶到了致丽，当时大火还在燃烧，我发疯似的喊她的名字。已经出来的人里没有她，我的心就越来越害怕，不顾一切要冲进去，当时现场已经被控制了，值勤的人不让我进去，拿电棍打了我好几下。我只好退出来。”

正当罗坤名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老乡告诉他，他的女朋友受伤住进了龙岗医院。罗坤名急忙跑到医院，可是他找遍所有病床上的伤者，都没有发现万术兰。罗坤名于是赖在医院不肯走，甚至开始大哭，医生没有办法，只能帮他去翻看病历资料，才知道当天上午万术兰已经转到了蛇口医院。“当时伤者太多，医院一片混乱，我要不那样极端，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管我的事情。”

从葵涌到蛇口需要边防证，罗坤名只好临时找当地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的人帮忙，花50元钱买了边防证，匆忙赶到蛇口。

“他到蛇口医院还是没有找到我。因为我的头发已经被剪掉了，脸上被烟熏得墨黑，而且每个人都一样，他根本认不出来。我喊他，可是声音很小，完全听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从身边走开了。”13年后，万术兰微笑着说出这段令人心酸又让人感动的经历。

浴火重生

9个月后，在南方医院治疗的４个打工妹全部被送回家乡。她们躺在担架上被运上飞机,没有机会看看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城市.她们和她们的时代结束了。

“我是用担架抬上飞机的。到重庆时，父亲想把我送到西南医院的烧伤科，但是人家拒绝了。医生说，连南方医院都无法医治好，他们更没有把握治好我。”陈玉英回忆说。

父亲将陈玉英带回忠县，忠县的医院还是拒绝收治，原因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任何信心来治疗这么严重的病人。没有了医院的无菌环境，没有定期输液和输血的条件，陈玉英的伤口开始反复溃烂流脓，身上到处是翻露出来的肉。“我浑身发臭，不断流出血水和脓水，没有人能够接近我。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想到我还可以活下来。”

父亲在这个过程中的坚强与忍耐让陈玉英在很多年之后还感慨不已。“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3年之后我要是还不能坐立，我一定活不过去。但是父亲一直没有放弃，一直陪伴着我。”

为了治疗的方便，父亲在县城租下一间房子，可是当房东看到陈玉英的情况又不愿意租了，最后又加了租金才住进去。陈玉英说：“周围的人都是捂着鼻子过我的门，父亲给我清洗纱布的水池子，后来再没有人愿意去洗衣服。但是我理解他们。”

陈玉英的哥哥陈剑回忆，那时候妹妹的身体全是脓水和血水，家里为了治疗方便，用一部分赔偿款在县城买了套位于9楼的房子。“小英想到地上看看，我从9楼把她背下来，我的汗水和妹妹的血水和脓水把我的衣服全弄脏了，我都无所谓。然后我再跑到9楼去为她背轮椅。”当年陈玉英出去打工，就是为了赚钱供哥哥上大学。因为这一点，陈剑的内心对妹妹始终存有一份愧疚。他甚至说，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他都会首先说好，如果对方不能接受他的妹妹，他们就没有交往的可能。

家里人其实对陈玉英的康复也没有充分的信心。“1994年过年的时候，妈妈做了很多好菜，因为家人都在一起，但是妹妹躺在床上无法起身。实际是妹妹的赔偿费买下的房子，才有这个所谓的团圆，那一顿年夜饭，大家都没有动一下筷子。”陈剑回忆说。

陈玉英自己也说，不知道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每天躺在床上，也不能动，家里几个人，每人抓住床单的一角，才能够帮她翻一下身。没有电视和娱乐节目，没有录音机，每天只能呆呆地对着天花板。

倔强、勇敢，自信，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坚强，哥哥姐姐的无私帮助都是支撑陈玉英活下来的动力。她的身体居然一天天好了起来，在床上躺了两年多之后，有一天陈玉英突然能坐起来，还可以用手把自己从一条凳子挪到另一条凳子上，再挪到饭桌前，姐姐看到了，流着眼泪对她笑。“她一边流泪，一边笑，我知道她是为我高兴，知道我终究又迈出自己的步子了。”

陈玉英说，“但是这个过程之漫长，别人无法想象。在这之后，我又做了20来次手术。比如，我的胳膊与腋下的皮肉粘到一起了，手就无法抬起来。更要命的是，那儿还经常化脓，烂出一个大洞。这个地方做了３次手术，在万县做的，把粘在一起的地方慢慢割大点，这样我终于可以抬起手来。我的左脚烧得厉害，脚趾全部烧没了，最早是配了假掌，我就天天在家里练习走路，也许是康复训练方法不当，每次流血，结果长满了肿瘤，医生最后不得不将左小腿全部截肢。那是2000年，我受尽折磨保留下来的腿在新世纪到来时失去了……”

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次手术，陈玉英还有许多伤。她已经完成的手术共有37次，进医院的感觉都很麻木了。而后来去重庆的医院时，那些医生都瞪大眼睛，不相信她还没有死。

回到老家后，何玉兰告诉父母，她要和表哥结婚。双方的家人都反对这门亲事，因为他们知道这样近亲结婚可能会带给下一代人伤害。为此，本来关系很好的两家亲人大吵大闹，关系变得恶劣。两个年轻人则不顾家人的反对，他们甚至以死相逼，他们划着小船来到江心，对在岸上的家人宣布，如果不同意他们结婚，他们就跳江殉情。当年，年轻的他们就是坐着船，沿着他们熟悉的长江漂流而下，去外面世界追逐梦想，可是谁知道命运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无奈之下，双方家人只得同意他们的婚事。但是两家的大人从此再无往来。在苦苦抗争之后，两个人结婚了。幸福来之不易，但是生活还是非常艰难。何玉兰失去的是右手，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从深圳回来，她也一直在进行后续治疗。但是到2003年时，她再次住进医院进行肺部切除手术。医生将手术时间安排在11月19日。这一天，恰好是致丽大火10周年纪念日。何玉兰拒绝了，她觉得这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但是对何玉兰的过去毫无所知的医生并不理会她的要求，因为无法排开日期，仍然劝说她在这一天做了手术。“我从此相信这一天是我的宿命。我开始接受这些，并说服自己变坚强。”何玉兰说。

戴天玉也是最后从南方医院回来的受伤最严重的四姐妹之一。从外表看，戴天玉和健康人是一样的，她个子比较高，穿着桔红色的夹克和牛仔裤，很阳光的感觉。如果不是听同行的陈玉英介绍，我们很难从她的外表看出她曾经经历过那么大的灾难。她的背和腿烧得最严重。

“你看，”在戴天玉的房间里，她指着一排的高跟鞋对我们说，“连夏天的拖鞋都要穿高跟，因为我的脚后跟是不能放平的。”说完她突然把左脚从鞋子里抽出来，果然有很多伤疤。可能是脚后跟的皮烧坏后，没有了伸缩性。我们问还可不可再做手术，戴天玉说可以，“可是我不想再做了，想到手术我都已经怕了。”在南方医院的时候，戴天玉做过多次植皮手术，回到老家后，她又曾多次到重庆做手术，以前，她的胳膊和腋下也烧得粘在一处，手抬不起来拉不开。“做完手术后，我的手又可以拉开了，我也可以干点活了。”

十几年后，这一群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大火的记忆已经深深镶嵌进入她们的灵魂，无法忘记。但是，她们现在都自食其力，也从不抱怨。我们曾经问过她们是否对当年出来打工后悔，其中的何玉兰非常坚决地说：“不，打工是我们走出去的惟一办法。只是我们恰好成了牺牲最大的人。”

王雪花后来结了婚，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这是一段没有真正爱情的婚姻，丈夫时常殴打她。前些年，王雪花离婚又再婚，丈夫以前还有一个女儿，所以她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照顾孩子上学，生活忙碌紧张。但是一有空余的时间，王雪花就坐在电脑前写博客，她说：“我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希望那样的悲剧再也不会发生。”

何玉兰是我们接触的致丽姐妹里最坚强最自信的人。她告诉我们：“我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个残疾人，我不希望别人怜悯和同情，即使我只有一只健康的手，也要自食其力。”

陈玉英从病床上站起来后，也获得了爱神的眷顾。2002年，她做妈妈了，女儿的降生让她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也让她更加感念在遭遇灾难时社会对她的帮助。2002年3月，陈玉英成立了忠县自强残疾人服务站，开通了两条热线电话，专为残疾人分忧解难。她也因此获得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被重庆市授予三八红旗手和荣誉市民称号。

​陈玉英说，还有一件伴随她终生的事要做，就是要建一个致丽死伤姐妹纪念馆，把她们的遗物、照片和故事留给后来的人们。只要打工妹还在出发，还在流动，还在牺牲，致丽姐妹的故事就有必要让人们记住。

火灾多年之后，陈玉英应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由国际社会举办的纪念致丽大火的活动。在会场，一个香港老板说，死几个人有什么？那么多名人伟人最后不都死了，你们老纠缠过去干什么？

陈玉英拄着拐杖站到他的面前，严正地说：我还活着，我就是一个证明。

是的，玉英、雪花、天玉、玉兰、术兰……都是证明，那些死者衰老体弱的父母，让人瞠目的破败家境，那些修在大山秃坡上孤独的墓碑，那些发霉的照片，那永远的青春笑靥，都是证明。

2008年是致丽大火灾难15周年，小英重访致丽旧址。

（除署名外图片均由火灾幸存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