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52岁那年，母亲来城里做保洁

文｜张小满

2020年，对母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如果要让她描述记忆里的2020年，她会说，新冠疫情发生的那一年，女儿带我“上”深圳的那一年。

可能是因为我老家所在的陕西商洛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处于边缘，那里的人们心里自认为在“底下”。所以我母亲这一代陕南乡民，去哪儿都用“上”：上西安、上北京、上广州、上上海、上深圳……上深圳，是因为母亲失业了。她连续十年的打工生涯中断了，在县城找不到工作。

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中，挣钱是最最要紧的事。她希望多挣钱。她说：“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越多越好。”

我的母亲出生于1968年春天，因为春天的缘故，她的名字也与春天紧密相关—— 春香。外婆连生了六个儿子后，又连生了三个女儿。九个兄弟姐妹，母亲排行第八 ，因为众多无可奈何的原因，她小学三年级只上了几天便辍学了。

那年母亲九岁。此后，整个童年与青春期，她都与我不识字的小脚外婆及其他陆续结婚或待嫁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母亲与外婆形影不离，接受她的教导，就连和我父亲结婚这件人生大事也是听了外婆的话。

二十一岁那年，她遵父母之命与同村的我的父亲结婚。此后便是漫长的生育、养育过程。九十年代中后期，父亲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外地打工，母亲操持起家里的所有事务：种田，养猪，养鸡，照顾我的弟弟，监督我学习，处理人情关系，还上山搞副业——主要是挖或采摘中药材卖钱。我和弟弟开始上学之后，父亲基本都是家里的“甩手掌柜”，只负责从外面带“钱”回家。但有时候也会出状况，打几个月的工，却没路费回家。

到我们姐弟俩先后考上重点高中，我高三、弟弟高一时，我们整个家庭经济最紧张，父母在为供两个大学生做准备。

当我们姐弟俩开始真正长时间离家生活，母亲已人到中年。四十二岁那年，她开始以一整年为期外出打工。她和父亲常常正月离家，冬月或腊月归来。他们有时候去同一个地方，有时候分开，哪里能挣到钱就去哪里。假期的时候，我和弟弟经常在各个亲戚家流转，或者干脆待在学校所在地，偶尔也去父母所在的工地，很少回家。

在漫长的劳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亲已经把小学三年学的汉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几十年来，她几乎不看书，很少写字，认路靠记标志。但母亲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逻辑，她用乡土社会那一套熟人关系运转自己的世界。她聪明，敏感，记忆力极好，善于捕捉细节，说故事像唱歌一样。她也争强气傲，不甘人后。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实。最重要的，我很确信，她爱我。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这么回忆那些她拼命做工挣钱，耗费心力经营的打工年月。

“在离家十里路之外的矾矿上当了一整年大锅厨师，给五十多个工人做饭。一个月1000块。”—— 2010年

“仍旧在那家矾矿上给工人做饭，做到九月二十几，一个月1100块。后来回家休息了半个月，然后又去蓝田栽树，春节前回来。多劳多得，挣了1万多。”——2011年

“我在韩城下峪口煤矿工地上给老板、会计、货头、修理工们做饭，顺带开了一个小卖部，一个月能赚2000块。你爸在矿上递料，多的时候，一个月赚4000块。初秋，休了十五天假，回老家一趟，把被大雨淋塌的厕所重新修整。随后又跟你爸去矿上，待到腊月二十几回来。回来的路上，得知你邻居金枝阿姨去世了，才四十五岁，那年夏天走的时候，她把你和我爸送好远，回来人没了。那年暑假，你还去矿上跟我住了一星期，站在山头看到了黄河，你还记得吗？你弟考上大学，我跟你爸没工夫送，你给送到学校的。”—— 2012年

“我先在镇上的另一座矾矿‘滚球子’（处理矿土的一道工序）， 做到七月二十几，又去给老张家摘香菇。还去垃圾场上做了半天，跟经理吵架，干不成，就走了。最后在卢氏县的建筑工地上给工人做饭，冬月回来。回来后在山上打连翘，搞副业，准备过年。那年，我挣的总共有2万块。”—— 2013年

“春天去砖厂，干了一天，干不了，活儿太重了。随后去河南洛阳矾矿‘滚球子’，四月回县城，在县城做了一天小工，又去城郊的矾矿‘滚球子’，‘滚’到冬月，山里下雪，路上结冰了，才停工。回老家村里打连翘，准备过年。这年挣得多一点，有3万块。”——2014年

“本来要去茶厂摘茶叶，但西安工价更高。正月就去灞桥盖房子、做小工，做到冬月回来，跟你姑姑、六舅舅一起，挣了2万多块。冬月回老家后，上山打连翘搞副业，赚了四五千块。”—— 2015年

“一整年都在县城附近的古磨沟农场给工人做饭。1600块一个月。”—— 2016年

“正月，腿痛开始暴发，但我坚持又在农场做了一年饭。那年搬家到县城。”—— 2017年

“休息了一年，治腿。冬月，你表叔给我介绍了做保姆的活儿。”—— 2018年

“一整年都在山脚下的别墅里当保姆，照顾董事长的妈妈。一个月2000，做到腊月，你回来过年，我就不做了。”—— 2019年

“我在县城找了一些活儿干，都干不了，你让我和你爸上深圳。”—— 2020年

2020年整个春天，父母都待在陕西老家的县城，商南县。

那是一个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没有可靠的支柱产业，近些年因为扶贫攻坚，大量山区的农民搬迁到县城，我父母也是借着“移民搬迁”的脱贫政策在县城安了家。

对父母而言，那是一个被焦虑围绕的春天。大半辈子靠打零工赚钱养大我们姐弟俩的父母，找不到赚钱出路，一时间有点慌张，尤其是母亲，每打一次电话都感受到她的焦虑多一分。

于是，我建议父亲和母亲来深圳，我帮他们找一份工作。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在这里工作生活已六年，也在这里遇见自己的爱人，成立家庭。我们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这一年，母亲五十二岁，父亲六十岁。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出门远行，来到1500公里之外的南方。

一开始，母亲是拒绝来深圳的，她担心给我带来负担和麻烦，担心找不到工作，毕竟她来深圳的话，最重要的目标是赚钱。她的担心不无道理。2017年，她的左膝被确诊为滑膜炎。经过一年多治疗，才慢慢康复，但走起路来还是有些僵硬。

我那些住在县城的亲戚，我的舅舅们、舅娘们、大姨、小姨，听说母亲要来深圳找工作，也大多是阻拦态度。甚至父亲也有意无意对母亲透露出对她腿疾的担忧，不明确支持或反对。我一直鼓励她来，哪怕是来看看也好。从秦岭深如矿井的大山往出走，无论往哪个方向都是开阔之地。

“妈妈，你怕什么？以前外出打工的时候，你的口头禅可是‘我怕个屁！’。”这一次，母亲听了在她心中一直是“叛逆”女儿的话。

夏天就开始提议的事情，到秋天快结束她才做好准备。

母亲把县城的家里里外外都清扫了一遍。她和父亲还回了一趟秦岭大山深处的老房子，采摘了门前树上的核桃，把留在粮仓里十年前的小麦铺在席子上晾晒，把种有中药材的田里的杂草拔了，把屋后长了三十多年笔直的杨树伐倒了，把房前屋后的杂草全砍了。留下一个清清爽爽的屋场。

他们从老房子出发，走山路搭班车去县城，一路上还扯了不少野生的韭菜、野生的黄瓜和南瓜。离开的前一天，母亲在县城老家做了丰盛的午餐邀请亲人们相聚，生着病的姑姑也到场了。

在流动不便的2020年春天，母亲也获得了难得的闲暇。她和父亲在县城郊区的山脚下花20块钱租了一块20平米的地，种粮食和蔬菜。没有钱挣的日子，母亲和姑姑一起在租用的田里，种玉米、种青菜、种花生。两人还约着一起上山摘茶叶、挖荠菜，一起下河洗衣，和亲人聚餐，走长长的路，聊长长的天。母亲离开县城的时候，地里的芝麻还没完全成熟。她把这片地托付给了姑姑。

等可以自由出门的时候，她开始在县城找工作。但她处处碰壁。

母亲先去了家附近的一家养猪场，准备干起大锅厨师的老本行。但是，她的腿立马就受不住。强撑了半个月，拿着500多块钱的工资离开那里，回家。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她在家门口的超市找了一份理菜员的活儿，每天要整理上千斤蔬菜，指甲里经常全是泥。她一心想学会打秤，这是超市里最轻松的活儿。为此，她让父亲帮忙，把菜名和价格抄在纸上，在心里默记了几十种蔬菜和食物的价格。但她始终没能争取到这个活儿，另一位年轻的打秤员知道她在学习，便故意刁难她。母亲虽念书不多，但一辈子最恨别人看不起她，一气之下，辞了职。这份工作让她赚了2000多块。

这时候已经5月了，茶山上的茶叶开始收获，县城茶厂开始招女工去择茶叶。母亲敏锐捕捉到了这一信息，约着几个平常相熟的阿姨，每天准时去上工，在人工流水线上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5块钱一个小时。这份工作倒是不用走很多路，但得长时间坐着。她的腿活动太少，有时候就肿了，肿了就歇一天，又去。勤劳写在她的基因里，怕缺钱也写在了她的基因里。只要有机会挣钱，她一定会去试试。

母亲一直坚持到茶叶季结束，她把每天挣的工钱记在小本本上，算起来有5000多块，但直到她离开县城，直至我写完这本书，这份工资也没拿到。按照老家惯例，工钱一般是春节前几天给，一连三个春节，母亲发去微信询问，得到的都是“抱歉”的回复。

8月，她又找到一个新活儿。县城附近的大棚蘑菇开始采摘了，收回家的蘑菇需要有人剪茎。雇主住在城郊，每天凌晨五点，母亲拉着父亲起床去往雇主家，在蘑菇堆里一待就是一整天。蘑菇多的时候，他们深夜才能回家，每天能赚百来块，零零碎碎，一季蘑菇采摘结束，两人挣了1000多块。

母亲2020年上半年的工作还是延续她以往的打工经验，且更加零碎，每份工持续时间更短——做大锅饭、择茶叶、摘蘑菇…… 都是繁重的体力活。

9月的这次启程，她实在是花了太久的时间做心理建设。好在她终于决定要来了，趁着国庆我们都放假。

这是她第一次坐长途火车，第一次经历如此远距离的行程。

在来深圳之前，她去得最远的地方是河南洛阳。2014年，她在一个当地老板的介绍下，到一家钒矿上“滚球子”，按车计算，一推车1块4毛钱，她每个月挣2000多块。2月去，4月就返乡了，活儿实在太重，她干不了。

我买了2020年9月26日上午从县城出发直达深圳的卧铺票。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经过不断的电话、微信语音联络，她和父亲终于找到了指定位置。

我在深圳火车东站接到了他们。

母亲穿着长袖长裤，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这里真热啊。她和父亲带了很多行李，两个人都肩背手拎的。母亲包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那片花20块钱租种了七个月的土地上的收成，一小包一小包晒干的成品——干木耳、 干芥菜、干南瓜丝、干辣椒、干玉米。她还带了从老屋门前树上打下来的白花花的核桃，小姨给的传统制法辣椒酱，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工作的时候穿。

“你妈什么都要往里装。”父亲说。包里还有亲人们送给他们、在路上没吃完的零食，苹果，爽歪歪饮料，达利园面包，营养快线…… 她还懊悔忘带了一些东西：在韩城煤矿上打工时摘好晒干的花椒，一罐她亲手做的用来拌凉菜的酱料。

我正月离开家后，已经有七个月没有见到她，她的腿看起来还没完全好。对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母亲显得信心不足。

她不认识多少字，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尤其是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她都生怕丢了，让我告诉她怎么辨别方向，但还是害怕。她以一种笨拙的姿势开始学习怎么与深圳这座巨型城市相处，我也在十几年后，再一次尝试与她在同一个屋檐下长期生活。

我在心里说，我们要一起成长。那时，我还无法预想到，母亲会跟我一起经历疫情三年，我们会一起经历那么多事。

来深圳的头一周，她第一次坐了地铁，第一次坐了双层巴士，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触摸了海水，并尝了尝它的味道。海边像电线杆一样笔直的风景椰让母亲惊奇。她也第一次看到了深圳湾对面的香港。母亲第一次观看到了我在深圳并不如她想象中那么轻松的生活，体验到了深圳的高物价。她跟老家的亲人们在视频里开心地分享自己的新见闻，但同时也不忘告诉他们，自己最担心的是能否在这里找到工作，实现再多赚一点养老钱的目标。视频结尾，她也不忘跟老姐妹们说，如果没找到工作，过几天就回县城啦。她说：“深圳人很忙，都在忙钱，路上那些骑车送外卖的年轻人，冲天冲地的。”

经过一个国庆假期的整顿与休息，考虑到希望母亲可以每日回家，所以她的工作就从我们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而她能选择的工作种类十分有限。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了简历。先排除了住家保姆；钟点工、家政工需要灵活使用智能手机，也暂时放弃；去服务行业，她不能太长时间站立或坐，放弃。最后家人一起商议，从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找起，等她慢慢适应了深圳生活，再从长计划。

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小时连班。一系列沟通过后，我们决定去线下看看。

最终，她的保洁工作，来得比我们想象中容易。

找到这份工作的流程十分简单。我们去了楼下的商场、写字楼、小区，去问那些正在工作的保洁员和清洁工，那些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在一连串的否定及拒绝之后，在一家高端商场的门前，一位身穿灰白色工作服的大叔告诉我们，这家商场正缺保洁。他给了我们管理保洁员的经理的电话，顺便问了母亲的年纪，跟我们说，应该能应聘上，现在很缺人。

我带着母亲去管理处找经理。

管理处设在商场的负一层，屋顶是各种管道通风设备，我找到里面最大的管事人，王经理。她看了看母亲，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我又重新翻译成普通话给经理。母亲的话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经理拿来一张表格，我在那张简易的办公桌上，帮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带她录入指纹。

合同上写，全日制员工一个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2500元；每天工作16个小时，5000元。4天休息日不休的话，8小时制，加班费80元一天；16小时制，加班费160元一天。母亲在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没有。

当时，深圳市的最新最低工资标准是：全日制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2200元/月；非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3元/小时。

她选择了8小时工作制，每月2500元，早7点至下午3点。这符合她最初的预期。

紧接着，经理叫来一个保洁阿姨，说让她带带我母亲，看看活儿应该怎么干，算是“培训”。母亲带着清洁工具跟着她的“老师”走了，虽然她只会说方言，但很快掌握了工作流程。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算是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成为一名保洁员。

她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名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办到了招行卡。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保洁员。虽然只是一名保洁员，她还是很开心终于找到了工作，满心期待着拿到工资的那一天——那将是第一次，她的工资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银行卡里。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钱，都是现金。

她的工衣是白色的立领外套、黑色的直筒裤，盘发的发卡是古典的深蓝色蝴蝶结，她在县城大润发超市买的薄底黑色玛丽珍方口鞋果然派上了用场。编号为“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必须正正地戴在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

2020年10月10日清晨，母亲着一身标准的保洁员装扮，穿过熙攘的人群，迎着深圳熹微的晨光走进深南大道旁的超级商场，正式开启了她在深圳的保洁工作。

（本文摘选自《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的母亲做保洁》

张小满 著

光启书局

2020年，52岁的母亲从陕南农村来到深圳务工。独立生活十几年后，“我”与母亲在深圳相聚，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在狭小的房间中争吵，母亲看不惯“我”的花钱方式，“我”难以忍受母亲的生活习惯。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然而我们彼此相爱，“我”深知母亲的软肋便是对我毫无保留的爱。于是，“我”想理解她。“我”的母亲在矿场、在建筑工地挥洒了年轻的汗水，如今在城市写字楼的几格空间中做保洁员。“我”想记录下母亲的打工史，努力穿梭过她记忆中的生命。母亲的人生为做着螺丝钉般工作的“我”建立起一块生活的“飞地”，让“我”得以喘息、回顾，珍重自己的来处。这是母女共同完成的一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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