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精致的白领生活,成为一名屠宰厂女工 | 深度报道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北青深一度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女工, 白领, 阿金, 洛洛, 企鹅, 生活, 肉厂
涉及行业:制造业
涉及职业:白领受雇者, 蓝领受雇者
地点: 广东省
相关议题:无
-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降薪去做“体力活”,成为职业探索的新选项。
- 一些年轻人在职场中体会到无力感和抑郁情绪,开始思考“不太废脑子的”工作方案。
- “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成员分享了跨度巨大的职业改变,包括宠物门店店员、瑜伽老师、医院陪诊员等等。
- 一些年轻人逃离原来的轨道,决定做出重大职业改变,离开写字楼内普遍的压力。
- 职业选择上的重大改变,不只源自写字楼内普遍的压力,也来自于自身性格以及成长经历的驱动。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参加工作后,久期发现,自己从小到大的人生就是循着一个个“节点”走过来的:在一所211大学读管理类硕士,先后到几个大厂实习,毕业后经历几重筛选,考入家乡省会一家知名国企。
然而,当一个个人生“节点”消失,迷茫感渐次袭来。久期和在银行、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朋友们沟通后发现,很多人都正经历着类似的心态波动,“大家郁闷的理由千奇百怪,又大同小异”,总归逃不出自我价值、职场压力以及人际关系这些关键词。
去年11月,久期在豆瓣创建了“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希望看到更多关于职业选择的可能性。她被一篇“屠宰场流水线女工”的帖子吸引,一个女孩在辞掉白领工作后飞去了新西兰,先后在猕猴桃园、肉厂和樱桃厂打工,自己改造了房车,睡在不同的城市,过上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越来越多看上去“另类”的工作出现在小组讨论里,宠物美容师、民宿管家、医院陪诊师、婚礼伴郎......一场关于“想要、需要什么”的思考与实践,正发生在很多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上。
洛洛毕业于一所985、211高校,刚毕业时的梦想是去深圳,成为那种“端一杯咖啡坐在电脑前办公的精致白领”。
可等她进入那栋号称“最强加班楼”的工作环境,美好想象破灭了,她过着城中村、地铁、写字楼“三点一线”循环往复的生活,忙碌到连看看傍晚的夕阳都觉得奢侈。
2022年5月,洛洛辞掉格子间的工作。寻找出路期间,她看到一家宠物门店的招聘启事,“上面说零基础也可以”,三天试岗结束,她成了这家店的店员。
作为新手洗护师,洛洛现在的工作是,每天给5到6只宠物狗洗澡、烘干、梳理毛发,她还在为获得美容师资格做准备,练习怎么一边控制住顽皮的小狗,一边帮它们修剪毛发
相比格子间,洛洛现在薪资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但她发现,曾经“胸口总有块石头压着”的窒息感没有了。宠物店里,“每只小可爱都很讨喜”,门店采取预约制,每天做完订单、打扫完卫生,下班后的时间都由自己支配。宠物店就在洛洛小区楼下,她不用再挤地铁,看夕阳也不再是奢侈,那种“像个老鼠”的感觉消失了。
事实上,对于不少像洛洛这样的年轻人,降薪去做“体力活”,正成为他们职业探索中的新选项。
在创建于2022年11月的豆瓣小组“轻体力活探索联盟”里,组员人数已经超过2万。组长久期去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职场,她发现,身边不少朋友曾在工作中体会过无力感甚至抑郁的情绪。一位朋友“好累啊,要摔电脑去当保安”的抱怨引发了久期的思考,两人开始认真设想有哪些“不太废脑子的”工作方案。
年轻人高学历毕业之后,一定要从事“更高级”的脑力劳动么?久期开始有了疑问,她说,“轻体力活探索联盟”的建立是为了“探寻更多可能性”。建组后,成员们讨论的热度超过了久期的预料,“刚开始觉得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有相似的困扰”。
组员们分享了那些跨度巨大的职业改变,有快餐厅店员、咖啡师、瑜伽老师、医院陪诊员等等。有的是作为长期职业规划,有的是短期或兼职。这些工作大多薪资一般,门槛较低,但人际关系简单,生活和工作界限更为清晰。
久期不希望讨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说我不脑力了,我就纯粹的去做体力”。组里有些帖子令她印象深刻,她能感觉到,这些分享者有清晰的思考或强大的执行能力,“他们经过思考,确定现在做的就是自己喜欢的,或者他们没思考好,但试过之后是感觉到开心的”。
在设计公司工作时,有段时间,洛洛的皮肤出了问题,“腿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咬了,开始溃烂”。但她当时正在加班赶一个项目,没顾上去医院。
公司加班氛围浓厚。“如果你在短时间内经常不加班,会被领导约谈”,洛洛说,即便每天从9点半到岗到晚上9点半下班,忙到连上厕所和喝水的时间都没有,“领导仍然觉得你工作效率低”。
同事间的竞争也是压力的来源。洛洛身边不乏高学历的同事,“不是海外本硕连读,就是国内985、211”。洛洛晚上九点结束加班后回到出租屋,想休息放松时,发现有同事“居然还在上网学习设计软件”。
每晚所有人在工作群里写日结,汇报当日完成任务的数量。“领导会觉得为什么人家能做20个,你只做了10个”,洛洛说,这也是脑力劳动的特点,“你的海报有多难设计,或者你和需求方构建了多少沟通,这些不会被在意。”
连续的加班和压力剥夺了她的睡眠。“那种累不光身体上的累,是心里很累,很压抑,每天胸口很闷。回到家还失眠,熬到凌晨五六点,太阳都出来了。”
即便牺牲了健康,洛洛仍然经历了一次裁员,因为老板把电商部门的工作外包出去,不再需要那么多设计人员。这让她怀疑“努力工作”的意义,“因为你之前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去做的,有时候甚至为了工作饭都不吃,到最后得来的结果,其实跟你努不努力没关系。”
包括职业发展前景,也促使着洛洛做出改变。她部门的领导三四十岁的年纪,已婚已育,“相当于我从现在做起,起码要再熬十几年才能到那个位置。”而且洛洛觉得,自己的设计能力不算突出,更像是个“photoshop工具人”。“除非你做到金字塔尖,否则你其实一直是在底层,不管是为甲方还是为领导服务,你都没办法决定自己设计产出什么样的图片。”
在“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和洛洛有相似经历的不在少数。经历了加班、失眠、身体发出警报、越努力却越迷茫……这些年轻人决定逃离原来的轨道。
组内一名毕业于985学校的女孩,从一家企业科技部门的销售岗辞职后,转型做了瑜伽老师。她写道:“我再也不想回到格子间,拥有什么办公室生活,我只想逃离,甚至只是呼吸一下空气、晒晒太阳”。
组长久期观察发现,这些年轻人所感受到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来自被工作挤占的生活,“可能不管你在哪,只要你有一台电脑,你好像就都能工作,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候,它都能找到你”。
那些职业选择上的重大改变,不只源自写字楼内普遍的压力,也来自于自身性格以及成长经历的驱动。
谢阿金很早就确定,所学的俄语专业不是兴趣所在,没法在这件事上“坚持一辈子”。她没像很多同学那样选择出国留学,认为国内学历太“贬值”了。
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不想这样去浪费爸妈的钱,我年轻、有体力,想先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
上中学时,她就喜欢在网上看游记,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working holiday visa(打工度假签证)”有了印象。这种既能赚钱,又能丰富体验的方式让她觉得新鲜向往。大学毕业时,她把“用一年多时间去大洋洲打工度假”列入30岁之前的“人生清单”里。
在疫情后期,当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重新开放,谢阿金辞去了上海一家咨询公司的工作,飞去了新西兰,先后做了猕猴桃厂、肉厂和樱桃厂的女工。
和谢阿金有近似轨迹的是企鹅。她来自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常年在外开店做生意,他们很早就让企鹅和哥哥照顾自己,为自己做决定,“到初中的时候,买衣服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去看。”
企鹅高考选的是服装设计,这也是她自己拿的主意。当时有同学和她抱怨,父母干涉自己填报志愿,她心里想,“我爸爸妈妈问都不问,好像连我分数多少都不在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来。”
大学毕业后,企鹅通过校招进入深圳一家服装企业,负责电商平台的采购。为了确保供应商质量过关、按时供货,企鹅经常需要跟供应商“硬刚”,即便付出了时间和心力,也不总能达到“又快又好”的目标。尽管采购组同事间氛围不错,领导也赏识企鹅,她还是选择了辞职。
企鹅经历了5个月的迷茫和探索期,她换了几份工作,都不是光鲜高薪的脑力工作。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不擅长,另一方面,也认为那样的人生不自由、不开心。她尝试了服装工作室销售,也去过奶茶店打工,最后成了杭州一家民宿的管家。“就是去体验,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做了之后会不会产生心理抵触或反感。”
她自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要吃苦”,外加大学刚毕业时“心气高”,觉得理应去大城市努力打拼,“我会有一种想法,如果现在松懈了,去随便找一份工作,还很悠闲,住着家里的房子,拿着三四千的工资,这样的生活我自己不满意。”
到深圳后,她很快经历了现实与期待的落差。“你发现你除了工作,还要面对生活上的各种磕磕绊绊,比如刚来的时候,连公交车怎么刷卡我都不会”。
她性格敏感,曾经要面子到“指甲都不能有缺口”的程度,要定期做美甲、美发,要求自己在外人面前呈现出完美的样子,是个“上进的都市丽人”。她也曾试图进入一些优秀校友的社交圈,但后来发现,“能跟他们玩到一块的,同样也是很优秀的人。”
种种因素积压导致的窒息感,让她过往的价值体系开始动摇。辞职后,洛洛花了三个月时间,骑着摩托车去了趟广西、云南和西藏。路过一些村庄时,她看到当地人在厨房里忙碌,用柴火烧饭,主动邀请她吃饭聊天,她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为什么人不能这样精简的活着,一定要去追求一些很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是非要这样的。”
这些经历也促使她做出职业选择上转变,“以前我是犹犹豫豫的一个人,总是要询问身边朋友家人的意见,但是后来发现只有自己才了解自己。所以后来我就不问了,谁也不问了,我就爱这样干,这样干的后果全由我自己承担。”
就洛洛来说,刚来宠物店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做了几个月,她对宠物美容行业有了信心。她观察发现,社区里一些经济优渥的主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宠物,“每周固定时间,有保姆专车接送一只小泰迪来洗澡、做美容”。
在她看来,随着生活理念的改变,以及经济实力的提升,人们为宠物购买高端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宠物美容入行并不看重学历和基础,结合自己的学历优势和作为美术生的积累,未来在这行“做到拔尖”的几率比在设计行业更大。设计行业看重天分灵气,宠物美容师是“工作的时间越久,经验越足,手艺越好”,而且店里也提供相应的培训体系。
洛洛认为,现在更像是为自己打工。无论是继续在门店做宠物美容师,一路考级上去,还是赚了钱之后自己开家小店,她感到未来的路很清晰。
即使在所谓的“体力活”里,那些过往的职场能力也还是能派上用场。企鹅发现,自己沟通上的优势,让她在民宿行业发挥得游刃有余。有顾客因为噪音提前办理退房,她一方面进行安抚、做出弥补,防止了差评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和吵闹的住客做了有效的提醒。餐馆为民宿员工提供的食品太辣,通过和厨师长沟通,她为同事们争取了点餐的自由和口味的调整。
关于未来,企鹅也思考过自己的下一站。做管家的过程中,除了和顾客沟通、处理突发情况的经验,关于民宿如何运营,她也慢慢有了积累。“如果长期留在这个行业,也是不错的选择方向。”
当然,关于“能走多远”的问题,也逃不开现实因素的考量。谢阿金在新西兰看到,当福利待遇得到完备保障后,是可能对人们的择业观念产生根本的影响。
“在这里,办公室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谢阿金一个工友的男朋友在实验室工作,赚的工资没有这位工友高。还有朋友在做翻译向导工作,“拿的是最低时薪”。“这里的脑力工作更看重经验,而非学历。”
身边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肉厂房东的女儿做了五年housekeeper(酒店清洁),房东20多岁的弟弟夏天在猕猴桃厂做工,冬天在肉厂做工。谢阿金还认识一个船长,每个月开10天船,剩下20天陪自己的孩子,“船长说赚的钱刚好够用”。
这种心态的背后离不开待遇的保障。谢阿金以自己在肉厂的工作举例,工作时间是6:30-15:30,时薪在100元人民币左右,15:30之后算加班时间,时薪1.5倍。干满一个月后,时薪还会有固定的涨幅。
在当地,如果出现工伤和意外事故,无论是否有本地公民身份,都会有保险。类似新冠病假这类情况,可以要求公司申请保障金。在谢阿金工作的肉厂,合同超过一年的正式员工有四周年假,还有每年10天的带薪病假。她的一个朋友在意见反馈表上提到午休时间太短,一个星期后,肉厂就延长了15分钟午休。
在“轻体力活探索联盟”里,一名组员正尝试做婚礼伴郎的兼职,但他接受采访时说,并不打算将这当成长期的职业发展方向,“因为只在周末或节假日接单,不能提供稳定的收入。”
他也提到,自己尝试过十多种副业,相比“正常上班”,不确定因素更多,“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副业)就没有那么火了,就要重新去找一个。”
在看过小组内大家的分享后,久期的想法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她工作的央企在家乡省会,薪资稳定,每天5点半下班,公司有餐补,也提供住处。“它是一份常规意义上的好工作”,久期说,但她并没有抵达“宇宙尽头”后开心的感觉。
领导曾明确告诉她,觉得她能力不错,只要愿意努力,就能往上晋升。但她并不确定这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里常有琐碎的部分,“觉得好像很没有必要,但又推不掉”。同一个屋办公的,只有久期一个95后,其余有两个同事50多岁,还有两位40多岁。久期觉得,同事间日常沟通没有问题,但就是“不在亢奋的点上”。
宿舍到办公楼有一个大斜坡,有段时间,久期上坡的时候,总有个声音在头脑里问:是不是我一辈子都要上这个坡,都要在这个楼里?她发现和自己同一批入职的几个年轻人,也都出现类似“不兼容”的状态,“我们几个每天上大坡的时候都慢吞吞的,感觉很疲惫,拖着很沉重的步伐。”
在豆瓣小组,看到谢阿金的分享,久期被她文字里透出的生命力打动了。在那篇帖子里,谢阿金分享了自己在肉厂包装车间做工的经历:“流水线上游有两台电动切割机,把整羊分成大块,中游的刀手会嗖嗖两下把肉沿着骨头削下来,丢到流水线上给下游的我们打包。一块肉在车间不会待过30分钟......”
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谢阿金刚到新西兰时,为了获得签证延期,先找了户外果园的工作,但因为总下雨开不了工。她很着急,“得赚钱”,才去了薪水更高的肉厂。
在樱桃包装厂时,尽管可以“听歌看视频聊天吃樱桃”,流水线的枯燥感再次让她离开。她在当时写到,“对我来说不管是轻体力还是重体力,还是办公室工作,能挣到钱就是好工作,然而工作总会有厌倦的一天。”漂泊久了,谢阿金偶尔也会希望安定下来,“找一个自己的房子养条狗,每天下班回家可以打游戏”。
职业选择上的巨大转变,往往也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几位采访对象都提到了节俭的生活态度。刚去新西兰的第一个月,谢阿金手头存款不足3万,不得不刷信用卡。为了节省开销,她住过廉价青旅,改造了一辆7座二手车,睡过房车营地,也曾在工厂提供的铁皮房里和3个打工者合租。
偶尔她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朋友发的留学动态,也会怀疑自己当时的决定,“我为什么现在要过这种狼狈的生活,没有床睡,好像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当廉价劳动力,而他们是在学知识,或者是去看展览,见大咖。”
久期承认稳定工作给自己带来的踏实感,那是“在路上”的谢阿金暂时还没有的。“有一天我妈妈来找我,我们一块出门散步,给她买衣服。那天晚上我突然觉得,这种比较平凡的生活也是可以被接受的,你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你的之后是相对可控的,你能够给父母买一些东西,然后让他们安心”,久期说。
同样可控的是生活。工作之外,久期喜欢去花卉市场和古玩市场,“上周还去古玩市场淘了一只犀牛”。她喜欢去看live house,带着相机出去逛,也在想要不要把以前学过的吉他再捡一捡。“有的时候你拧巴的劲儿一过去,就会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能做。”
接受采访时,谢阿金正为接下来三天两夜的徒步做准备,来新西兰之后,她才开始接触户外活动。在这里,她遇到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素食者、滑翔伞和山地车爱好者、接待旅游者的当地“沙发主”、瑜伽老师……上次徒步的时候,她想,自己到底对什么感兴趣呢?虽然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看到更多的生活方式之后,感觉这些我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企鹅也在设想着自己的未来。她有在民宿行业做更多尝试的想法,也想等机会成熟出国看看,她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地方没办法长久待下”的人。有句话很打动她,“幸福的人生就是每隔三四年就打乱之前的生活。自由也像所有事物一样,会变成一种执念”。
“我看到之后,就在想,到底什么是自由?我总觉得没有束缚、随心所欲就是自由,但是认真思考一下,不可能真正做到无拘无束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规则和约束。”回想在写字楼上班时的经历,企鹅觉得,一些同事工作上表现得很出色,他们也并不觉得失去了自由,“只是,我暂时还没找到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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