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回二线的年轻人

“这个字好像最早是用来说出国发展，但现在已经引申到一切皆可‘润’了，工作不想干了可以‘润’，城市不想呆了也可以‘润’，我最近在小红书上就看到好多说‘想润，离开北京、离开上海’的内容。”一位互联网冲浪人说道。

而“润”的理由不尽相同。比如2021年从深圳回到成都的阿蓝就告诉燃财经，“吃不消互联网的加班了，就想换个不太加班的工作，也想脱离互联网。但在深圳，如果不卷就负担不了生活成本，仅房租就是一大笔开销。所以思来想去，最后回到了成都。”

2020年从北京回到成都的谢驴则是因为工作，“我是成都人，我老公是江西人。从居住和舒适程度来说，在我们看来，成都是优于江西的。所以我们一早就有共识，终有一天肯定要回成都。”

所以在2020年疫情冲击，谢驴很长时间没活儿之后，俩人就考虑回到成都，“刚好我老公的公司在成都有分部，就申请了内部转岗。”

阿蓝“确实很满意”，“我老家是成都郊区县城的，现在回到成都，可以每周回家看父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也能经常聚餐。收入虽然比之前在深圳的时候少了20多万元每年，但我自己没有房贷和家庭的压力，只要不过什么奢侈的生活，也够花了。”

谢驴则开始犹疑，“如果你在去年问我，我的答案应该会非常积极、乐观、阳光，说年轻人回到二线挺好、挺爽的。但现在我可能会重新思考了。”

谢驴的犹豫来自环境的改变。去年年底至今，各互联网大厂纷纷裁员，“金三银四”也被求职者证明是“铜三铁四”。一线打工人苦不堪言，二线城市也与一线同频共振。

“2021年，我老公从之前的大厂跳了出来，想做一点实事，加入了一家科技类型的创业公司。”谢驴说道，“当时这个公司发展势头非常好，拿了融资还在大幅招人，但转眼今年形势就变了，他们要裁员20%。我和朋友合伙做的内容创业公司，目前公司整体年收入也减少了大概三分之一。”

近期，《互联网人“卷”成都》一文引发了众多共鸣。2013年左右从北京回到深圳的互联网人元清向燃财经回忆，大概从2016年、2017年开始，成都互联网就开始卷了，“猜测一是从一线回来成都的人增多，僧多粥少而且降维打击，二是当年成都房价开始暴涨，但薪水没同步跟上，导致大家的工作压力更大了。”

阿蓝也表示，“因为本身就在互联网行业，回来之后也接触了一些成都的互联网行业。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卷。因为成都的大型IT企业很少，但是大学毕业每年人数都非常多，就导致竞争非常激烈。”

“我并不认可我是‘润’。”2016年从北京回到成都的杨夏直言，“因为我是经过思考，主动离开的，是一种基于自己想法的选择。如果说‘润’的话，似乎意味着慌乱地逃避，但至少我不是这样的。”

“在思考换工作的一天，我刷着朋友圈，看到在成都的朋友丰富的业余生活，转头再看看北漂的自己，工作、生活单调无比。”杨夏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就到了北京工作，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

“当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杨夏说道，“更何况还有房价的现实问题。在北京，我不敢想象自己能买得起房。2016年，北京房价是4-5万元/平米，但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两边，核心中轴线上，房价才7-8千元/平米。而且我的亲人、朋友都在四川。”

2013年回到成都的元清则单纯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雾霾太严重。所以待了两年就回来了。不过现在北京的环境好很多了。”2017年从上海回到成都的Sue则是因为在上海工作了一年，陷入焦虑症。

从一线回到二线，多半是为了生活。但坦承来说，人总是离不开工作，现实是即使回到二线，工作依然麻烦不断，甚至问题更大。燃财经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人提到二线城市工作难找，“最近计划从上海回成都，但看了一段时间的工作，真的没有理想的。”

2021年从上海回到南昌的夏天告诉燃财经，“回南昌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时虽然是找好工作再回来的，但因为工作并不好找，所以勉强接受了唯一进入面试的这份工作。现在想换工作又很难，能交五险一金和双休的工作更少。”

这一点似乎是二线城市的通病，“我回到银川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个小私企，当时它连劳动合同都没给我，签完合同一式两份都放在公司那儿。而且私企基本上没有交公积金，五险都是最低标准。”2018年从深圳回到银川的方立表示。

编制“更香”。“相比互联网公司聚集的北京、外企扎堆的上海，成都的工作机会有限。身边一直在成都的同学一半都在体制内。”有小红书用户直言。

其他二线城市的情况也类似，方立目前就就职于一家央企子公司，税前月薪为1.2万元，“银川就是公务员、国企员工工资高点，当地人平均收入也就是四五千元。”

对于互联网来说，二线城市的部门、岗位也与一线城市有一定的差距。燃财经看到，腾讯、阿里、字节跳动、华为、京东、美团等互联网大厂在成都均有布局。但就岗位来说，“大部分优质岗位是一线大型企业的成都分部，岗位也以科技行业以研发、客服类岗位为主，产品、设计类较少。”杨夏表示。

这也导致“技术岗比较容易在成都找到机会，如果大公司内部转岗也容易平薪回来；但是做市场和运营的，在降薪的基础上想找个靠谱坑真的比一线难上N倍。”上述小红书用户表示。

与这个判断一致，做大数据平台开发的阿蓝找工作就并未遇到难关，“我回到成都之后，先休息了10个月，因为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到2021年10月、11月，才开始找工作。可能因为我本身项目经验比较多，所以工作还算好找，拿到了八九个offer，但都衡量了一下不想去，所以都没接。”

但产品经理方立就没这么幸运，“回银川之前，我先在网上看了一段时间招聘，都没看到合适的。但因为当时接触了自媒体，加上手头有点积蓄，所以就裸辞了，准备即使找不到工作，回去也可以先做一段时间自媒体。”

折腾了半年，自媒体起色不大，方立的经济压力也上来了，于是先找了一份工作，“是一家私企，只干了3个月，但因为团队技术水平和氛围太差，以及朋友推荐去另外一家更好的公司，于是在即将转正的时候，我离职了。”

除了工作难找之外，回到二线也必须接受缩水的薪资。当时从北京回到成都，薪水比原来降低了三分之一。”杨夏说道。阿蓝也告诉燃财经，“现在一个月到手大概1.6-1.7万元左右。不到原来在深圳的三分之二。”方立的薪水也比之前在深圳缩水不少。

“在北京，所有的一切都以工作为中心，生活都得给工作让路。如果你晚上或周末想约朋友聚会，晚上八点之前不可能聚齐，因为北京太大了。但在成都，我们经常约饭、约咖啡。即使工作日午饭、下午喝咖啡，都能轻松约到朋友。”杨夏说道。

5月31日中午，燃财经联系谢驴时，谢驴也告诉燃财经，“稍等，正准备做一个光子嫩肤。这也是我回成都的一个原因，因为成都是医美之都。”

在一线可望不可即的买房问题也迎刃而解。“回到成都第二年就买了房了，还是一个100多平米的大房子。这在北京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如果没有离开北京，我应该还租在北京的老旧房子里。”杨夏说道。

“目前在银川感觉挺好的，在一家央企的子公司做产品，收入虽然比之前在深圳工作打了折，但税前也有1.2万元/月，还买了比当地均价高出两三千元/平米的所谓‘豪宅’。唯一的落差可能是本地的研发体系、做事方法还是比不上一线城市。但其他的没有差别，深圳有的，银川也有。”方立也表示。

燃财经注意到，在既往概念中，北上广深是年轻人追求梦想的地方，值得年轻人去拼搏一番。而到了安居、成家之时，则不得不考虑现实问题，于是开始向家乡的省会城市回流。这一点似乎也的确如此，燃财经了解到的从一线城市返回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中，以30岁左右为主。

但现在，回到二线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燃财经在一个外地回成都、约有200人的小群中进行了一个调查，参与调查的13人中，有5位回成都时的年龄是30岁及以上，有2位分别是27岁、28岁，25岁及以下的则有6位。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2021年全国人口增长迎来急剧放缓，北上广深均呈现低速增长态势，2021年增速均不足0.4%；杭州等沿海新一线城市增速明显放缓，增速比往年下降1%左右；中西部中心城市靠前，接过领跑的接力棒，武汉、成都、南昌、郑州等城市增加值均在10万以上。

成都热度更高。在小红书平台上，关于“从一线城市回成都”有超过5800篇笔记。与之相对，“从一线城市回武汉”只有4200+篇笔记，“从一线城市回南昌”则只有200+篇，“从一线城市回郑州”则是2000+篇。

一位北漂说道，“我是河北的，离开北京后想去成都或者江浙一带。因为我是做设计的，河北没有适合的发展机会。”回到成都的杨夏，为了帮助和他一样从海内外回到成都、有信息需求的人，还建了一个交流群，“这个群累计有一两千人加过了。”

对于回到二线，多数人的选择结合了区域亲近性，以及就业考虑。而川渝向来是外出工作的主力军。根据《2021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年末全省户籍人口9094.5万人，而年末常住人口8372万人。简单计算，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存在722.5万人的剪刀差。

除了就业之外，天府之国的美誉，以及成都的网红标签也是吸引川渝人或者外地人前往成都的原因。燃财经在小红书平台看到，有用户表示，“论城市化程度、时髦程度、好吃程度，（成都）都绝对算国内TOP5，但房价约一两万元/平米、两三万元/平米，连TOP15都排不进去。”

中指研究院百城房价指数显示，2022年5月，成都新房样本平均价格为12628元/平米，远低于北京（44447元/平米）、上海（51534元/平米）、深圳（54350元/平米）等一线城市，在二线城市中，与武汉（13263元/平米）、重庆（11802元/平米）等城市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成都似乎成为了年轻人回流二线的“香饽饽”，但成都并不是唯一，也有不少年轻人选择了回到离自己更近的武汉、长沙、郑州、宁波、南昌等地。

一线城市，年轻人曾经的应许之地，正在变得难以企及。“就现在的一线城市来说，稍微普通一点的家庭，根本无法支撑个人在那里买房定居，除非个人能力非常突出，或者赶上风口年入百万元。”阿蓝强调，“靠自己真的太难了。”

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都共享着一个大环境，谢驴直言，“二线城市同样感受着这两年环境的变化。进入2022年，除了我老公团队有了20%淘汰率之外，我自己的创业公司感受也非常明显。”

“2020年的时候我是直接离开北京的，因为回到成都之后要先办婚礼。婚礼期间我尝试性地在招聘网站找了一下工作，但没搜到适合我的职位。要知道我在北京做个S级项目总导演是没有问题的。”谢驴说道。

后来谢驴“运气还不错”，一位做KOL的朋友想转型做视频博主，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成立了合伙公司，“本来一切都挺好的。我们做的内容是平台需要的优质内容，所以平台和我们的签约合作就有300万元左右，另外还可以接广告。但今年，平台签约的收入就已经砍了100万元了。”

“自媒体其实是产业链最下游的职业。”谢驴直言，上游的平台、品牌方收入减少、预算缩减不打广告了，自然而然也会反映在自媒体的经营上，“现在其实商家也很卷，打广告都直接看ROI（投资回报率），你能给我卖出多少产品，不再单纯做品牌推广了。”

“也不能说都是消极的。”为了缓解氛围，谢驴补充道，“身边也有赚钱的例子，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个法律博主，落地了一间律所，业务量增长得非常好。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企业需要做破产清算。”但这似乎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现实的难处。

至于互联网，在整体环境不佳以及人才涌入下，也在变得越来越“卷”。“2013年、2014年我从北京回成都时，是找好了工作再回来的，当时机会一般，但也没这么卷。”元清表示。

成都高校众多，拥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两所985、211高校，以及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两所211高校，以及包括这4所大学在内的8所双一流高校。除了海量大学生，泽平宏观和智联招聘数据还显示，2021年成都应届生人才流入比例4.7%，仅次于北京，硕士毕业生以上人才流入占比4.2%，位列全国第四。

2017年开始，成都还开始了大力度的人才吸引政策。燃财经查阅2011年至2021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看到，在2018年之前，成都市常住人口增量基本维持在10万人左右（2015年除外），但2018年、2019年、2021年均维持了超过20万人的增长（2020年由于人口普查，数据增长较大）。

在《成都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成都也提到，“出台人才新政十二条，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青年人才落户超过11万人。”

在不太乐观的现状但人才众多的“供需关系”下，虽然成都的互联网行业正在成长，比如成都高新区就培育了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企业17家，科创板上市企业9家。互联网聚集的天府软件园也吸引了上千家企业。

但整体来说，“能提供的高端岗位依然有限。一旦有好的工作机会空出，清北毕业、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就会一拥而上。”杨夏说道。

不过杨夏也指出，“成都的卷，主要还是集中在IT行业，研发类岗位。”这可能跟互联网的本质属性有关，“互联网无限改进、多重项目并行、抢占市场的行业特质，就很容易卷起来。简单一点来说，产品始终在运行、服务器是全年不停机的，那人怎么停？”

另外，“职场文化也有关系。就是不敢准时下班，要在领导面前挣表现。”杨夏说到。目前杨夏已经从互联网换轨到了金融行业，“我是2018年转行的，因为当时在成都的互联网公司里，工资达到预期的要加班，不加班的工资不行，我就妥协了。”

对此，杨夏也非常满意，“现在每天平均只需工作6个小时，一周上班4-5天，因为工作主要看业绩，不考核坐班，所以平时也比较自由。比起在互联网行业放松多了，也比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多了时间生活、休息。”

阿蓝也从互联网行业转换到了零售行业，“问了一下在西安互联网行业的朋友，也跟我说很卷。但有个离开深圳去宁波的，告诉我体感来看宁波不是很卷。但总体而言，互联网都挺卷的，行业就决定了。”

生活不只在一线，回到二线城市也能过上满意的生活。但生活总是充满挑战，回到二线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烦恼和问题消失不见，多位回到二线的人士也表示，建议拿到offer再回来，不然会非常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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