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后，我的老板开始“裁员威胁论”

继大厂“毕业式”裁员后，深圳又有公司推出了“竞标式”降薪，要求每位员工分别填写理想降薪表，由员工与员工之间进行竞标，谁填写的工资降得最多，谁就能留下。

2004年，联想经历了一次大裁员，曾有亲历者写下了《联想不是我的家》，其中提到了一个细节，某位被裁员工的东西收拾到一半，说道“先去食堂吃饭吧”，却没想到IC卡已被注销，这让该名员工倍感失落，似乎自己的存在被瞬间抹去，与公司的牵连从此断得一干二净。

而如今，职场被简单粗暴地分为两类人，员工自称“打工人”，老板则被称为“资本家”。在泾渭分明的称谓背后，组织与员工的关系正逐渐变得冰冷，较之于动情地把公司视作“自己的家”，人们开始普遍接受与公司的利益交换关系。

当凛冬来临，裁员从新闻报道走向了真实生活，这份利益关系愈发显得不堪一击。每个人都希望工作后能被命运所偏爱，但“时运”一词又怎会轻易如人所愿？被眷顾的幸运儿总是少数，更多普通人在一片泥沙俱下中，切身体悟何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随着裁员的铡刀徐徐落下，年轻一代是如何看待降薪与裁员？VUCA时代，面对来自大环境可能的“黑天鹅事件”，年轻人的所思所见又是什么？《中欧商业评论》新组织观察工作室为此进行了访谈，请这群以90后为主的受访者们聊一聊后疫情时代，对于职场非确定性的看法。

在命运的狂风暴雨中，年轻人们试图握紧人生小船的桅杆，在现实的重压下，他们的双眸也曾黯淡，却又顽强地复归明亮，“疫情属于大环境不可控，碰上了也没办法，但真正能掌握命运和心态的，不该是疫情，始终是我们自己。”

“比起降薪或裁员，员工更难以接受的，是老板通知时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话里话外传达出：能留在这里工作是一种对你们的恩赐，要珍惜公司锻炼你们的机会。”

林璐的领导在公司微信群里，发了一条通知：复工后，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考虑降薪或裁员。

对于这条消息，林璐并没有太意外。她是一名90后，在上海一家大数据公司的公关部工作。早在上海刚开始封城时，部门领导就已打过预防针：未来公司或许会有降薪或裁员的举动，但具体规则要到时候再议。

林璐领导的消息发出后，微信群内一片寂静。“因为大家不知道该回复什么，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都不合适。”林璐说道。

更令她无奈的是，领导说完之后，紧接着又发了一大段话，大意为：如今市场环境不好，大厂都在纷纷裁员，劳动市场有很多优质人才。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我们公司重新招聘，来投简历的人员质量都会非常高。因此，大家要好好珍惜现有的工作机会，摒弃大锅饭思维，争取不要被裁，即使降薪，至少也能有工资糊口。

“这不就是PUA吗？在上海封闭的两个月中，领导把这段话翻来覆去，说了无数遍了，”即使在接受访谈时，林璐依然带着愤怒。

“其实我们有个小群，除了领导，所有人都在群里。在小群里，大家早就达成了共识：受疫情影响，如果公司要降薪，虽然无奈，但都可以接受。

可如果下面人干得累死累活，降薪还要首当其冲，领导薪酬一分不降，还天天居高临下地摆出一幅施舍的态度，威胁有多少大厂优秀员工正在失业，让我们心怀感恩，话里话外传达出，能留在这里工作是一种对你们的恩赐，要珍惜被公司锻炼的机会。对员工而言，实在很难受。”

华为前人力资源副总裁吴建国表示：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与管理层有关，冲锋陷阵干部要带头上，裁员也要从中高层做起。但在更多组织中，却没有实现吴建国口中的“领导带头担责”，反而演变成了带头教训下属。

也正是因此，当“裁员预告”的弓箭被拉到了极致，在高度疲惫的“感恩惜福”言论轰炸下，连珠炮式的威胁非但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反而在下属们一次次缄默不语中变得苍白无力。

当林璐的领导在群里发出这一大段话后，虽然工作群里依然一片寂静，但在小群里，已有员工忍不住吐槽：

“别降薪了，也别再天天让我们感恩惜福了，这跪舔真是没完没了。赶紧裁了吧，还能发个N+1补偿金。”

“有些企业既想让打工人有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想拥有资本主义工厂式的廉价劳动力，还想具备社会主义的主观能动性。”

事实上，领导发在群里的这段话，只是压垮林璐同事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两个多月居家办公期间，林璐最大的焦虑并非来自办公模式，而是领导的管理模式。

由于疫情的缘故，林璐所在部门叫停了每月一度的线下活动，转成每周一次的线上活动。虽然活动频率变高了，但PR部门的营收却降低了。在林璐公司，线下活动已是相当成熟的模式，每举办一场活动，都能带来报名费、赞助费等相关收入，可线上直播无法产生收益，只是增加曝光机会。

“这造成了恶性循环，虽然大家事情很多，但部门营收KPI一直没完成，领导就很焦虑。在她看来，只要没收益，就不算真正干活，即使我在周报里写上800字，可她还是觉得不够，还要再加活，如果告诉她工作量真的满了，那就变成下属不配合。

另外，领导不停往群里扔裁员文章，告诉我们，当下这个环境，更应加倍珍惜手头的工作，有口饭吃要记得惜福。”林璐无奈道。

在美国领导力研究者ED Zitron看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灵魂争夺战”，管理者希望雇佣的，不止是员工的工作时间，而是整个灵魂。而在中国，这份“灵魂争夺战”又平添了一层“感恩惜福”的含义，互联网上有一句话，恰如其分彰显了当下部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部分企业，既想让打工人有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想拥有资本主义工厂式的廉价劳动力，还想具备社会主义的主观能动性。”

无论在做出“酌情考虑降薪或裁员”的决定时，高层内心经历了几番犹豫或挣扎，但这份“裁员预告”却被企业的中层过度滥用了，扭曲成了混合着封建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式”关系。可是，员工所期望的，却是一份“你出钱，我出力”的契约式关系。

“不管有没有疫情，我和公司的劳动关系都不变，公司支付工资，我付出工作，”从事研究工作的王凡表示，“可有些领导者的行为，不就是把疫情当借口，趁机搞PUA吗？”

王凡的公司虽然没有裁员的打算，但她的领导在平日里，总有意无意地提起各类裁员新闻，着重强调市场环境恶劣，教育大家“生存压力逐步显现，公司已经足够仁慈，要心怀感恩。”

王凡有一个女儿，在疫情期间，面对老板频繁的“某某公司裁员”言论，她也曾和同事讨论过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可是老板忘了一件事，市场是流动的，那些公司的员工难道永远都不会走？永远都只能被动等待吗？

我算是传统概念里，‘负担重、不敢走’的职场人，今年34岁了，又要养孩子，肯定会感受到金钱的重要性。但如果真的要变动，其实也没那么怕，顶多环境不好，找得慢一点罢了，”王凡坦诚道，“在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同事里，无论是95后，还是家里有娃的，或是有房贷的，大家看法都是一致的。

没有人想在这个时间点盲目乱动，因为害怕下一个工作更‘坑’，但如果真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家休整2、3个月，甚至半年，重新找个好工作也可以。如果在家待2个月，学费、房贷、所有消费就全断了，天就塌下来了，那么更大的问题在于，之前的消费规划是否合理？是否生活奢侈的程度，已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所以连应急资金都没有？”

在访谈过程中，王凡反复强调“基层更应该稳住心态”，并把基层的跳槽称为“换个地方‘搬砖’”。

在她看来，不少人当了领导后，渐渐脱离了业务实操，主要工作成了溜须拍马，或是做PPT报告。这些“花瓶式领导者”一方面能力退化了，另一方面，他们找工作时还要多方考察，评判新工作是否工资足够高，是否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是否拥有实际管理权。

“但是基层呢？”王凡说道，“从实际执行落地，到临时加班救火，都是下面人做的，可基层又恰恰是全公司工资最低的人。

午餐时间，如果去楼下逛一圈，风景截然不同。领导去的餐厅通常不错，朋友圈里发的消费也很高档。但基层员工或是叫一份20元的外卖，或是在全家买一份便当，或是一起去装修简陋的螺蛳粉小店，也能凑合过了。

哪怕我这类有娃的，除去必须支付的补课费、房贷等刚需，即使在家待两个月，如果不考虑进账，只考虑生活质量的话，由于我本来就买超市的盒饭，也就没什么大幅下降，甚至自己做饭还可能更营养健康。

更何况，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即使是现在，也有不少企业正在招人，并不是市场上所有机会都消失了。只要过去经历拿得出手，任何公司都需要实际干活的人。”

“这造成了一个困局，领导自以为是地宣传感恩论，持续PUA，认为反正市场不好，就可以肆意放任负面情绪，下属都该无条件忍耐，殊不知这其实是反作用，只是领导想象中‘在裁员四起的环境下，充满绝望、只能被企业狠狠捶打，悲惨又可怜的打工人们’。”王凡表示。

“我真的希望，领导们可以打破信息茧房，低头往下看看吧。我们在认真工作，也愿意忍耐，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底线，不代表公司可以整天PUA。金钱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在家待两个月，天就塌了，人生就因此彻底废了。

我们没有那么卑微，更没有那么绝望，即使上层眼中的‘弱小杂草’，我们依然对生活抱有希望，正在努力峥嵘生长，因为市场始终是流动开放的，总有合适机会。”

在访谈过程中，当问及对于“被裁员者”的看法时，这些全部出生于85后，且大部分出生于90后的受访者不约而同道：“不是员工的错。”

曾几何时，“裁员”一词是带有耻辱性的，如果某人被裁员，他在亲友面前都羞于开口，抬不起头做人，因为那意味着个人能力的不足，是“混得不好”的典型例子。但VUCA时代，面对纷繁多变的市场，如今的年轻职场人不约而同地挺起腰杆，拒绝再将裁员“污名化”和“耻辱化”。

出生于94年的吴力更是直白地打了个比方：“找工作就像谈恋爱一样，如果你朋友说自己失恋了，你会觉得朋友错了吗？有时候员工辞职，就是主动分手，运气不好碰上了裁员，那就是被动分手。只是彼此不合适，为什么要责怪自己？”

林璐则从另一个视角试图理解领导。“因为不是一代人，我领导快50岁了，我朋友领导更是超过50岁，那一代人连跳槽都很少。当然，那一代也有很多开明的人，但总有固执己见的。

在我们这一代，如果在家休息半年，大家觉得很正常，可在部分上一代人眼中，连裸辞都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花上2个月待在家慢慢找工作，甚至是‘不正当’‘大逆不道的’。也正是因此，才会有‘珍惜公司锻炼你们的机会，感恩有饭吃的时候’之类的言论。”

在传媒行业工作的尹梦对此深有同感。“虽然我公司挺有名的，可我姥爷始终会说：‘你那个私营单位’。姥爷用的词甚至都不是‘公司’，而是‘单位’，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如果不是国营的，基本都看不上眼。

到了我父母这一代，他们不叫‘裁员’，叫‘下岗’，这也是个具有时代特征的词。他们那一代下岗后，遭了很多罪，因此，在我们眼中，只是停几个月，稍微休息下，在他们眼中是很严重的事。”

英国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将工作伦理概括为“工作即正义，不工作就是一种罪恶。”

在这份将“工作”与“正义”相捆绑的伦理范式下，是在集体主义观念影响下对于团队荣誉感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社会认同感的看重，“必须和大家一样”“如果其他人都在工作，自己却在休息几个月，那就成异类了”。

较之于上一代，年轻一代更重视自身的感受，他们不认为在市场不好时，公司就可以无底线PUA，也不会把被裁员，或是在家休息几个月，看作一种“丢脸”。

鲍曼在书中写道，“工作带有一种道德优越性”，而年轻一代同样有他们的生存哲学，王凡说道，“道德很多时候是是用来指责别人的，就像传统观念里，被裁员很丢人，连去旅游散心都‘不配’，买杯咖啡都会被说‘怎么还乱花钱’？必须时刻跪在键盘前在找工作，才是一种‘赎罪’。

只是不合适而已，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又比如在家休整几个月，边调整状态、边等待机会，如果不伤害别人，为何有些人非要举着道德的大旗评判，显得那几个月如此不堪？”

孙娜在一家外企工作，受到疫情的影响，该企业暂停了在国内的扩张计划，原本打算新设的业务部也就此解散，这也意味着：她又要重新找工作了。

在家待业导致了孙娜与朋友的聚会形式随之变化。有工作时，孙娜热衷于去各类网红餐厅打卡，午饭后还要喝咖啡，随后再去甜品店。但如今，孙娜能屈能伸地对朋友说，“午饭就各自在家吃吧，下午去公园逛逛，也不收费，渴了就去711买瓶水得了。我最近没有进账，用钱得省点。”

孙娜不觉得聚会的快乐被冲淡了。“原本的快乐也不是来自网红餐厅拍照炫耀，而是看到好玩的地方，就会立刻存下来，等着周末与朋友分享。最近要找工作，还要付房租，肯定要省点，但能和朋友见面聊天，分享近况，一样很高兴。”

孙娜已经找了近两个月工作了，“有些事急也没用，日子都是一样过，盲目焦虑只会让事情更糟”，她把找工作比作是在回转寿司店用餐，有时候运气很好，传送带上接连出现心仪的寿司，但有时候需要等待，不过只要足够耐心，总是能等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份。

但同时，孙娜也坦诚道，“毕竟房租是大头，我现在都在用积蓄，如果再过一阵子，还没等到特别满意的，那肯定要降低预期，先做起来再说，”孙娜说道，“这也没关系，我特别喜欢网上一句话：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骑马的，难免骑骑驴，虽然慢点儿，但总是一直在前行’。只要放稳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保持足够耐心，我们总是在往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