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被裁员后，他们劝年轻人别去互联网大厂

在商场闲逛时，她意识到自己刚被裁，为收入骤停和未来发愁，突然舍不得买了。正巧走到屈臣氏开架前，她看到标价159元的某品牌乳液，顺手付款。

翌日，她准备去一家公司面试，在梳妆台前抹完乳液的脸泛起油光，“粘了吧唧的”，烦躁又失落。好不容易收拾体面，一路杀到复试后，对方听她报的每月3万元理想薪资，没再来消息。

去年10月，杨艳被一家To B（面向企业客户）的互联网传统企业裁员，42万年薪成为过去式。原本她认为，To C（面向消费者）互联网公司已经在走下坡路，To B兴许还有机会，没想到最后还是与其他在大厂的朋友一样遭遇被裁员。

高速扩张时砸钱招聘、市场遇冷时收缩裁员，已经成为大厂的生存惯性。近年来，在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叠加疫情的影响下，不少互联网大厂纷纷裁撤边缘项目，聚焦回主营业务。

据网信中国统计，2021年7月至2022年3月中旬，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12家企业总离职人数为21.68万人。或许，其中不少是被裁掉的职员。

裁员变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动荡，影响员工的现实生活，乃至令他们对互联网的信任和崇拜崩塌。杨艳被裁后就感觉，自己“只是大型机器运行的一颗螺丝钉”。

他们像洗衣机里的衣服，被揉拧干了甩出来后，失去了重心和秩序。兼顾收入失控的生活，他们不断降低预期，寻找内心的自洽。

1月初的一天，正在上班的赵雪菲突然收到开会通知。她带上手机、本子和笔，跟着部门十来位同事走进大会议室，心里直犯嘀咕：这样的全员会议可不常见。

进会议室前，她瞥见领导在会议室外徘徊，“是不是我们的项目黄了？”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很快，领导进门，宣布“大家可能都要被裁了”，她脑袋嗡了一声，感觉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在赵雪菲的认知中，互联网大厂是个好去处，扁平、福利好、充满可能性，她几个优秀的朋友都在大厂。去年，她从国外一家知名大学毕业，就业简历无一不是投向了互联网公司。通过熟人内推、过五关斩六将的数轮面试，她才踩在春招的尾巴上如愿进入一家主营社交媒体业务的二线互联网大厂，成为部门年纪最小的00后。

去年底，团队还计划结合火得发紫的“元宇宙”概念大干一场，没等到施展拳脚的一天，裁员的消息却率先来了。

会后，赵雪菲回到工位上，一位女同事过来对她说，“那个原型先不用画了，等下一步通知。”她礼貌应允，两人心照不宣——整个部门都没了，哪还有什么下一步呢？

就在赵雪菲被裁十几天前，同在西二旗上班的周腾飞也收到一则“死亡通知”——业务调整沟通会的会议邀请。他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的想法是：完蛋了，肯定要裁员。两天前，游戏部门就是这么被裁掉的。

坊间传言称，公司将裁撤周腾飞所在的房产业务部门，猜忌和不安笼罩在每个人头上。不过，同事安慰他：不会的，几个月前，领导还说要大做。何况，团队如期完成了领导设定的几千万业务指标。

自我安慰很快被击碎。平安夜那天，部门三十多人悉数到场。副总裁拿了一张纸，在众人面前念道：“因为疫情和大环境的影响，公司将和在座的各位解除劳动合同……”念完后，人力总监接棒宣布：“今天下午，公司会逐个跟各位同学沟通赔偿相关事宜”。同事们坐在底下，或神情愤怒，或面容呆滞。

开完会，周腾飞和十几个同事一同到园区散心，在一个小广场前驻足。同事倒起苦水：“不光我们，相关的研发什么的，居然全被裁了。”一位女生嘴上说着“没什么，也是个新的开始嘛。”眼圈却红了。还有个男同事气愤地说：“早知道这样，老子他妈昨天晚上就不加班了。”

公司给了他们两个方案。方案A：12月底前离职，赔偿N加1，年假折算成现金；方案B：1月底离职，赔偿N，年假作废；如果AB都不选择，公司将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周腾飞的领导似乎早有准备，当天选了A方案，两天内撤离，多数人则选择留下。周腾飞选择了仲裁，“现在这个环境，我去哪找工作？”周腾飞已经39岁，被裁的两个月前刚搬进新买的、位于北京昌平的房子，房贷月供1.5万元。他在大厂8年，心感委屈，“我工作这么多年，凭什么想甩就甩？”

以前，周腾飞经常凌晨3点惊醒，琢磨白天工作的事，不得不依赖中成药入眠。被裁那天，他反而睡得踏实，“工作中有无数糟心事，现在操心的只剩下被裁。”

裁员的浪潮不仅席卷互联网宇宙中心西二旗，杨艳在8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也感受到了寒意。去年10月的一天早上，她刚到办公室，在微信上找领导汇报工作。领导反常地叫她去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两人面对面坐着，领导直截了当地问：“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你每天花多少精力在上面？你在工作中有思考吗？”一连串的问题直接把杨艳问懵了，杨艳感觉到某种不确定。领导补充道：“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当天是周五，周末杨艳就到公司收拾完东西，一刻也不想多待。要好的同事知道她被裁后，帮忙打包物件，其中一个升降桌很沉，是杨艳为方便伏案添置的。工作多年，她的颈椎一向不好。

杨艳家在辽宁铁岭，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她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鲜少规划甚至想象未来。大四那年，同学们纷纷找好工作或决定考研时，她连一场招聘会都没去过。

2007年夏天，刚毕业的杨艳应同学之邀到北京旅游。正巧得知一家日企在招聘前台，就去面试，最终在群面的十几人中脱颖而出，月薪2500元。她还没正儿八经瞧过北京就上岗了，工作地点在建外SOHO。

那时的杨艳只觉得北京繁华，街上无数衣着光鲜、步履匆匆的白领，在高大的写字楼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她渴望成为其中一员。

杨艳穿着廉价职业装帮领导订机票、收发快递，踩着磨脚的粗高跟鞋到处跑，下班出地铁还要走15分钟才能回到偏僻的出租屋。白天贴在脚后跟的创可贴，下班后常常已经不在脚上。

四个月后，杨艳换了份工作。她喜欢文字，转而去给移动和联通编写微内容，积累了三年经验。后来流行飞信，她又跳槽去飞信从事内容运营，一干又是四年。

多年的经验积淀，工资也水涨船高。2020年她跳到大厂后，年薪42万元左右。即使没有理财习惯，日子也过得相当滋润，买几千块的护肤品轻轻松松。自从买了更昂贵的品牌鞋后，磨脚的毛病没再出现过。

周腾飞比杨艳晚三年到北京。他是河北人，80后，学生时代就爱鼓捣。90年代条件有限，他在小霸王学习机上自学机器语法，年纪轻轻就创建了自己的Flash网站。随着优酷等头部视频网站的诞生，高成本的Flash生存空间被挤压。

周腾飞放弃了创业，孤身一人从石家庄坐火车到北京，看着天空的色彩因雾霾的减少而逐渐明亮起来。彼时，电商正疯狂扩张。他从凡客起步，学到了自学接触不到的语法知识，生活充满干劲。慢慢地，周腾飞带起了一个小的研发团队。

有天早上，他通宵在公司上线完产品，回家后正在洗澡，一通电话打来要求他回公司改漏洞。周腾飞顾不得身上没冲干净的泡沫就出门，等再次回到家，身上的香皂泡已经干得像爽身粉。

2014年，BAT等知名互联网公司像一台台膨胀的机器，以高薪、健全的福利和广阔的上升空间吸引无数打工人投身于此。周腾飞不记得给这家在国内的一线互联网大厂投过简历，但对方确实找上了门。他当时还有另一个机会，在一家小公司产品任职总监，岗位各方面与大厂P5不相上下。为发展前景考虑，他毅然选了大厂，“那时它的名声还是很好的。”

周腾飞喜欢在公司食堂吃早饭，早早来碗粥或豆腐脑，像回到家里总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自己的时候，很有归属感。

刚去那一年，公司业务红火。年底，公司年会在首都体育馆举办，CEO穿着金色的衣服在台上敲架子鼓，很多人在台下，沉浸在与有荣焉的喜悦里。那年的年终奖也给力，基本上是往年的3倍，周腾飞对未来充满希冀，即使业务调整频繁，经常熬夜加班、偶尔通宵达旦。

80后的周腾飞鼓捣小霸王学习机几年后，00后赵雪菲才在河南出生。高中时，全家从河南搬到北京生活。爸妈都在银行上班，家境优渥，大学直接将孩子送到美国读书，一年学费要四十多万人民币。

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赵雪菲的学校通知居家上网课。“在哪不是上，不如回国还能省点钱。”赵雪菲果断做了决定，买了一张回国机票。在家里密集地修课，提前一年毕业了。她庆幸回来得早，因为等毕业时，留学生回国的机票动辄上万，有钱也难抢，好几个国内同学直到毕业都没能回国。

毕业前，赵雪菲未曾担心过就业。但即将毕业开始找工作时，她意识到进大厂无异于千军万马过桥。2021年春招，她海投了20多家互联网公司，能进入面试的不多，最后拿到Offer的公司更是少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权衡之下，她选了更感兴趣的、主打社交媒体的互联网大厂。

去年10月，赵雪菲满怀希望地上班，为了不迟到基本上都是打车上班，堵车时才坐地铁。即使部门没有要求，她在晚上七八点下班后仍自觉加班。支撑着她的，是渴望早日做出成果的盼头。

三个人的命运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直到2021年末、2022年初，他们以另一种形式交汇了。

杨艳被裁8个月前，刚和前夫协议离婚。前夫提出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收入尚可的她压根没当回事儿。被裁后，收入静止了，开支却一样没少：每月房租6000元、每月孩子乒乓球培训费3000元、不固定给父母的5000元生活费、吃的用的一样样压在杨艳身上。“N+1”的赔偿并不能带给她太多安慰。

工作找得也并不顺利。杨艳36岁了，大龄、离异带娃、还不是本地人，在就业市场上经常遇到“额外的关切”。面试时，她总被问“还要不要二孩”？她解释自己刚离婚，引来更多问询——为什么离婚？孩子归谁？你照顾得过来吗？面试的热情随即被浇灭大半，随之而来的是日渐垮掉的身体。有段时间，杨艳后背疼且严重失眠。医生说，这是焦虑的一种表现。

今年1月，北京下雪，那段时间孩子在老家父母帮带。杨艳一人在家，体温飙升到39度6，“倒杯水都费劲”。她害怕自己在家晕过去没人知道，但下意识地还考虑“要省钱”。她叫的滴滴排到70多位，不得已打120，花了四五百元。躺上车时，她已经迷迷糊糊。

那段时间，杨艳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身体不行，婚姻没了，事业一落千丈”。她经常躺在床上，漫无目的地刷Boss直聘，每天将50个岗位投满，再去社交网站上浏览陌生人被裁的遭遇。“他们有老公，有收入，还有房子。一些年轻人也被裁，但他们年纪小，在我看来都没我惨。”

杨艳试过降低预期，到体量一两百人甚至20来人的公司，但总感不适。在大厂，她只需管产品运营的一亩三分地，但去到小公司，文案、产品宣传，甚至审核合同的工作都要做。而退回老家发展，当地5000元都算高薪，她没法接受这么大的落差。杨艳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人生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幸好，杨艳有位朋友在创业初期，见她离职，邀请她一起做进出口贸易。杨艳主要负责IP形象设计、自媒体运营方面。闲下来时，她也给一些公司写文案或产品宣传，慢慢忙起来，生活逐渐回到正轨。

赵雪菲的经验是碎片化的。应届生被裁后首先遭遇的困境是：没法再参加校招，社招又轮不上自己。刚被裁的那些天，她总是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一度后悔回国。得知有个朋友想回国工作，她甚至劝对方：“别回来，我都被裁了。”

她在豆瓣上询问网友该怎么办，看着一浪打过来的裁员潮波及了太多人，居然不那么焦虑了，并决定先顺应时下的流行——“灵活就业”。

如今，赵雪菲经营着一家小工作室，给客户撰写留学文书，闲下来时接一些模特拍摄活动，一天600块左右。两个副业暂时托住了她，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赵雪菲不打算再进互联网公司了。

周腾飞把纸箱子抱在胸前下楼的时候，已经没有门禁卡了，只能喊住不远处一个同事帮忙刷开。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工作八年的地方再没有任何关系，心里泛起酸楚。

离开公司后，周腾飞的时间大段地空出来。他所住的一楼有个小院，他时不时收拾一下，盘算着该种些什么花，或者带着公司发的袋子去附近的市场买菜。同事还吐槽，那可能是公司发的最实用的东西。

过年期间，周腾飞将父母接来北京看病。父亲做了一个手术，丰富的医疗资源是他觉得北京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周腾飞和妻子都觉得，北京不适合生活。它太大，过一条马路这么简单的事情，“必须翻一个过街天桥或者穿过一个地下通道”才行。

“但我们是来挣钱的，还能忍受。失业了，我们好像也失去了待下去的必要。”周腾飞身边不少同事因担心断社保，接受了裁员赔偿，只有他还在仲裁，“我的底气是大不了把房子卖了，不在北京待了。”

与此同时，周腾飞看到新闻上有那么多失业的人，决定将自己的经历拍成视频发出去，给别人安慰和启发。3月16日晚大概6点，他发出第一个视频。一刷新，就增加一万浏览量。那天晚上，他几乎没睡。第二天，点击率破百万。

同事找到他，“腾飞，我支持你！”在荷兰和加拿大的朋友看见了，甚至弟媳妇在老家也看见了，纷纷劝删，“还有哪个公司敢要你？”周腾飞像是赌气地回应：“本来就找不着。”

开始做直播后，经历相似的人聚到直播间。有个观众连麦周腾飞，请教孩子的职业规划。聊完后，观众感叹：“没想到大厂内卷那么严重”。

经历了猝不及防的裁员风波后，三人纷纷劝年轻人“别去互联网大厂”。杨艳和赵雪菲更决绝，有机会也不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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