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受阻的道路：天安门镇压之后的政治性劳工组织 - Blockflote (@Blockflote)

工人运动者在 1989 年民主运动结束后的镇压中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虽然随后几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低谷——至少直到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标志著中国公民社会的解冻——即使在如此充满挑战的时期，一些活动人士仍继续尝试组织工人。这些人们怀著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民主运动中形成的理想，从事著明确具有政治意味的劳工活动，常常设法从 1989 年的「废墟」中重新联合各种反对力量。虽然这些团体的大部分领导人物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与国有部门和农民工联合组成原始工会（proto-trade union）的可能性足以威胁到党国，以至于遭受镇压。这篇文章探讨了其中一部分组织，这些组织分别为了什么而努力，以及它们的最终消亡对中国劳工运动意味著什么。

1995年5月21日，刘念春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提交了一套请愿书后，在没有逮捕许可的情况下突然被捕，从家人和朋友的视野中消失了。警察搜查了他的家，没收了信件、报纸、杂志和照片。 刘念春的请愿是中国政治异见人士呼吁民主改革和呼吁当局停止侵犯人权行为的运动的一部分。其他100多名持不同政见者也因这场运动被捕。这表明，当局下了决心要扼杀任何有组织的异议行为。

对于党和国家的镇压，刘念春并不天真，也不陌生。作为一名资深的民主活动家，他从七十年代末就深深扎根于异见人士的环境中。当时，作为北京师范学院大学生的他参加了民主墙运动，后来也由于这些政治活动遭到学校开除。1978年，他与诗人北岛和芒克一起了成为民主派文学期刊《今天》的编辑。刘念春坚持不懈的活动使他因 「反革命宣传和煽动」 而入狱三年——他在国际社会组织为他的战友——另一位资深民主活动家刘青提供支持。刘青最终在监狱中度过了15年。获释后，刘念春毫不畏惧，继续参加1989年的抗议活动。尽管环境更加恶劣，他在90年代初仍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包括与其他政治异见人士一起参加《和平宪章》运动，要求重启1989年的民主运动并释放政治犯。

1994年，在他的其他活动计划中，刘念春和另一位名叫王仲秋的社运人士开始筹备成立「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LPRWP）。这是一个以保护工人权利为使命的民间组织。为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刘念春向民政部申请了机构注册。然而，当局并没有给出什么善意的回应，于是将他置于「居家监视」之下，五个月后才将他无罪释放。刘念春没有因此停手，而是很快又回到监狱」——这一次是为因为1995 年的请愿活动。根据北京市政府刑事案件文件，他的主要「罪行」是上访全国人大和共产党领导层，企图建立一个非法组织——即「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经过一年多的拘留，1996 年 6 月，他被判处 3年劳动教育，并被送往黑龙江省的一个劳改设施。据称，他在那里遭受了酷刑，健康状况出现明显恶化。

1989年民主运动所受的镇压并没有熄灭政治改革的希望。数百名支持该运动的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被监禁、处决或流放，但这亦未能阻止一些人在 1990 年代参加异见活动。其中，多不同背景的人群——许多大学毕业生、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一些工人，他们和刘念春一样，通常具有参加1970年代和 1980 年代民主运动的背景，在 1990 年代成为了新出现的劳工导向的团体组织者。

这种发展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性的劳工组织形式。这些组织者意识到中国市场转型下工人的困境，也认识到工人政治权力在挑战国家权力中的重要性。他们的活动代表了一个有意识和战略性的计划，即围绕经济利益和明确的政治诉求以组织工人。在许多方面，这是由1989年民主运动时短期存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延续。

这些组织的发展并非是单打独斗的尝试，而是属于整个异见团体网络的一部分。 1991 年 12 月，总部位于香港的《南华早报》报导说，邓小平认为「波兰团结工会」的诞生是「导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全面解体的最重要因素」。邓小平说这句话的时候，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将位于北京的 14 个地下劳工组织作为其目标。这些组织的成员从 20 到 300 人不等，其中至少有2个效仿了「波兰团结工会」的运作。

其中一个相较而言更激进、被认为最接近政治反对运动的团体，是「中国自由工会」（FLUC）。「中国自由工会」成立于1991年，主要关注市场改革对国有企业工人福利的损害，以及工人们处境的持续恶化。该组织将自己设想为 「一个由中国工人自觉努力形成的群众组织」，其既定目标是「为工人争取经济权利和政治自由」。

刘京生是「中国自由工会」的主要创始成员之一。他曾是北京郊区一家国有工厂的工人；尽管出身工人阶级，十多年来，他也一直是一位民主运动者。他同样参与了197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并与民主墙运动中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一起担任运动刊物《探索》的编辑。1979年，刘京生曾短暂被捕，几个月后获释。当时他已经被当局盯上了。除了「中国自由工会」，他还在1991年初参与组建了一个总部设在北京的地下反对组织。这个组织的另一位创始人胡石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名学者，他于1992年共同创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China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CLDP）。因此，「中国自由工会」与它所产生的政治反对派运动密切相关，其领导层也相互重叠。

成立「中国自由工会」后，1991年12月到1992年2月这三个月中，刘京生和其他活跃分子努力地去宣传他们的思想，并且在北京工人中散发倡导工会自治的小册子。在 1992 年「中国自由工会」 批评中国经济改革的小册子中，他们评论说，虽然经济改革提高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大多数工人阶级并没有得到好处，反而是失去了例如社会保障等本来的权利。作者给出了一些例子：国企工作人员现在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巨额医疗费用，而在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前，这些费用本应由其所在「单位」承担。他们的主要批评点是工人的「铁饭碗」被打破——即国有部门工人的权利被侵蚀、生活水平下降。小册子中的文章甚至还说，共产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自己成为了「真正的社会主人」，而工人现在只是它的「仆人」。

同年6月，「中国自由工会」的社运人士因散发有关1989年民主运动的传单而被拘留。在这些文件中，他们表明了自己的信念：如果要争取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必须有「民主和健全的立法结构，以便改善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对他们来说，工人是「促进中国民主的『主力军』」。尽管这些社运人士被拘留， 1992 年 6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上，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CFTU）的帮他们传播了这些文件。

由此脉络来看，刘念春的「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属于较为温和的群体之一。它在「章程」中声明其意图只是作为一个保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利益的利益集团；它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会，它的目的不是挑战共产党的统治（这是其宪章中明确规定的事实）。由于这样的定位，刘念春决定在北京的民政部注册为独立的劳工维权团体。在 1993 年 3 月北京公安局逮捕包括刘念春在内的主要活动人士之前，「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自称在全国范围内有大约 120 名会员。

「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在当年3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一些议案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组织的思考分析和议程进行理解。该文件首先强调了「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的两个主要目标：「保护劳动人民的权益」和「根除腐败」。第一个提案主张恢复罢工权。1982 年版的中国《宪法》已经删除了「罢工权」。这份提案的作者写道，由于中国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艰难过程」，「面对资本主义所有者及其管理者，工人和雇员只能通过援引法律赋予他们的公民的特定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接著写道，「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无节制的财富也会恶化为社会不公的根源」。由于这些原因，他们认为罢工权对防止「财富滥用」至关重要。

该文件的其他几项提案要求政府官员和共产党领导人公开个人财产，并主张建立农民工工会。然后，它处理了当时经常被忽视的「农民工」的权利，因为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家工人身上。他们认识到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和艰苦的劳动条件，呼吁全国人大调查劳动条件并立法保护农民工权益。最后，作者认为，随著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在中国开店，工会要么缺席，要怎没有发挥其本应有的作用。因此，他们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让工人可以在这些新企业中成立工会。虽然这些提议没有像「中国自由工会」那样呼吁独立工会，但「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为工人的斗争提供了更有根据的分析和实际的方向。

名义上最朴实，但可以说是最接近严肃劳工组织的是「打工者联合会」。虽然当时提到该组织将其名称翻译为「雇佣工」（hired hand workers），但中文原文指的是我们简称为「农民工」（migrant workers）的这群人。这个词的选择并非偶然，因为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南方农民工的特别关注。

其中一位组织者是李文明。他从湖南省一所技校毕业后，并且在1991 年移居深圳。当时他已经 20 多岁了。在打了几份零工后，李文明在《深圳青年》报社和同事们（其中一些人参加了 1989 年的民主运动）被农民工的处境震惊。他们认为，面对这样的情况，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治性的教育和成立独立工会。为此，李文明和他的同事们成立了「农民工夜校」，并成立了「打工者联合会」。他们还发布了一份名为《打工广场》的通讯期刊分发给工人。最初，在当地市委领导和市工会的支持下，李文明负责深圳政府一个向农民工传播《劳动法》知识的项目。《打工广场》特别关注深圳的农民工。

《打工广场》讨论了我们现在认为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如工作条件、工资、加班和安全，但也讨论了更敏感的问题，如工会主义和工人斗争。这是了解农民工及其自我赋权潜力的重要步骤。第一期通讯批评政府允许后来发生致命火灾的致丽玩具厂在未达到安全标准的情况下继续运营。通讯认为，只有通过斗争和团结工人，才能最好地保护他们的权利与安全。

工人论坛上一篇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团结？文章将深圳描绘成一个拥有两个世界的城市：「摩天大楼高、商业发达、商人忙著赚钱」的世界和「深圳真正的主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他们「工作条件恶劣，加班加点，工资微薄」。文章采用激进的语气，认为「权利永远不会被主动赐予我们，而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斗争」和「如果权利是别人恩赐给我们的，也就很容易被剥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通过我们的斗争获得的那些[权利]才能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但以前的斗争都是些单打独斗，我们需要的是团结。对于那些害怕镇压的人，作者认为，团结会带来力量，工人们因此非但不会失去工作，反而还会感到更安全，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最后，为了避免像 1993 年致丽玩具厂大火这样的悲剧，他们认为拥有「我们自己强大的工会」至关重要。

从党国的角度来看，《打工广场》关于工人斗争和工人阶级团结的语言可能同样具有威胁性；此外，组织者的人际关系和其中诞生的政治反对运动使他们失去了当局的青睐。 1994年，深圳市公安局以李文明、郭宝胜「企图组建独立工会罪」，将其拘留。直到 1997 年，当局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他们三年半徒刑。

上述所有团体，都可以看作是过去几十年工人团体组织者所参与的民主政治运动的延续。他们的思考和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民主的关注。一些人与同一时期试图组建独立政治团体和政党来挑战政府保持著更直接的联系。并不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组织中有许多都在北京成立、运作——这表明这些组织的政治性质以及它们以其他异见者为目标支持者并以国家为目标的事实。无论一部分团体的意愿如何，这其中大多数人都保持著地下或半地下的状态，没有公开、合法运作的前景。

这些团体主要由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领导，没有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这种情况与他们建立强大的国家组织和运动的雄心背道而驰。在他们的短暂存在的时间中，本文所讨论的三个团体没有组织或具体支持任何劳工行动，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团体已经扎根于工作场所的劳工组织。然而，这已经比 1989 年的民主运动更进了一步。当时尽管他们广泛参与，工人还是被排除在运动的中心和领导之外。但是尽管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成员，这些团体还是以工人的名义说话，而不是组成群众性的工人阶级组织或工会。这也很容易暴露这些组织将工人阶级工具化，并使工人们服从于组织者们的政治计划的风险。

然而，这些团体中的少数确实试图直接解决工人的问题，并提出工人会指出的不满。1990年代工人生活水平和福利、权利遭受的侵蚀，以及同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迁移，为这些群体的维权信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期没有看到很多大规模的工人动员，但包括 1993 年和 1994 年的一系列工运在内，都是新时期工人组织动员的曙光。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尝试都在它们真正发展之前「早夭」。这些团体的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在一两年内被围捕，许多人被判处重刑。知识分子出身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团体与国有部门或农民工联合起来成立原始工会的潜在可能，对当局构成了足够的威胁，足以引发严厉的镇压。

通过记住这个现在已基本被遗忘的事件，我们得以一瞥与后来不同的劳工组织的尝试。到 1990 年代中后期，随著任何进行明确政治计划希望的破灭，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催生了互助、法律保护和与经济利益讨价还价等非政治项目。独立工会主义（unionism）仍然是一个绝对的禁忌，但为支持农民工的以合法权利为基础的民间社会组织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由于近乎无所不在的镇压，这些早期的政治性劳工组织尝试与后来在 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出现的劳工非政府组织几乎完全失去了联结。

如果给予他们发展的时间，这些以劳工为导向的团体是否会协助工人们建立起大规模的劳工组织和工会组织？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一个愿意接受的支持群体。接下来的二十年中，首先是国有企业工人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裁员的抵制，然后是农民工为了更好的工资和条件而更大规模的动员。 1990 年代初期以劳工为导向的团体本可以作为这些运动发展为更有组织的民族运动的组织基础和政治纲领。然而，工人们同样可能会发现知识分子出身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值得信任，而且与之交往的风险太大。可以肯定的是，这条道路的前景——即中国工人在独立工会中的政治组织，作为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或与民主运动结盟——对党国的威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被允许存在。因此，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即使是在工人斗争日益增加的趋势下，在中国出现并采取政治或群众组织形式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会变得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