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灵活专业化：电商平台如何改变中国服装行业的供应链和劳工关系

导读

电商平台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服装行业的供应链结构，以及纺织工人们的工作模式。本文作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要求供应商更加灵活生产，这也导致了就业的零工化——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不稳定性，但也让一些工人，尤其是高技术工人，能够获得更高的自主性和工资。

服装销售是电商平台中交易的大头，因此竞争非常激烈。许多淘宝店主表示，为了赢得流量，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进行宣传营销。而且，由于流行趋势日新月异，许多店主不敢大规模存货，而主要放出短期、小额的订单。这导致供应商普遍采用小批量、多品种和快速补货的生产模式。许多工人也自愿或被迫成为独立、灵活的临时工。作者发现，在高技能工人短缺的环境下，那些拥有较高技能的工人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立门户，收入远超大型工厂中的平均工资。

劳动趋势一直在关注平台经济对工人就业和劳动条件的影响。在过去，我们翻译的文章主要关注外卖骑手。而这篇文章关注的是电商平台如何改变服装生产工人的工作模式。不同案例间有些相似点，比如零工化，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读者可以与其它文章对比阅读。

关键词：电商平台、服装产业、灵活专业化、非正规就业、供应链、价值链

校对：kobayashi

正文

原文：The Forming of E-platform-driven Flexible Specialisation: How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Changed China’s Garment Industry Supply Chains and Labour Relations

作者：Lulu Fan

发表：2021年

前言

近些年来，中国电商行业发展迅速，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2013年至2015年间，交易额和员工数量均大幅增长。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电商交易额达34.81万亿人民币，从业人员5126万人。电商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商业运营模式，同时推动了新的社会信用体系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的形成。

阿里巴巴是中国平台经济的典型代表。阿里巴巴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创期（1999-2003年）、成长期（2004-2007年）和成熟期（2008年至今）。1999年，马云和他的17人团队在浙江省杭州市的公寓里创立了阿里巴巴。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线B2B（Business-to-Business，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译者注）平台，促进中国中小企业参与全球贸易。1999年4月15日，公司第一个网站阿里巴巴上线，2003年5月10日，淘宝网上线。五个月后，淘宝推出支付宝，这是一种“托管账户”类型的支付服务，只有在买家对商品满意的情况下，卖家才会收到货款，这一服务大大降低了买家的交易风险。2007年11月，阿里巴巴B2B业务在港交所上市，获得16.9亿美元的融资，到2008年8月，支付宝用户数量突破1亿。2008年8月，阿里巴巴宣布“大淘宝”战略，声称将在未来5年投资50亿元人民币，用来打造以淘宝为核心、面向消费者的电商生态系统，使包括支付、营销、物流在内的所有电商活动都可以在“大淘宝”平台上进行。2020年，阿里巴巴营收509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2021年，阿里巴巴平台的交易额达到7.05万亿元人民币。

图1 2011-2019，电商行业营业额（来源：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图2 2014-2019，电商行业就业数量（来源：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图3 2015-2019，服装电商行业规模（来源：艾媒报告）

服装销售行业是阿里巴巴的中流砥柱，其销售额和创造的就业量都排名第一。 2017年11月，毕马威与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了《破茧成蝶：新零售赋能服装行业：互联网第一大品类的魅力革命》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服装网购普及率远高于其他消费品，是网络零售的第一大品类。2016年，中国服装行业网购渗透率为37%(即：在所有服装交易中，有37%是通过在线购物实现的。译者注)，远高于零售行业12%的平均水平。 2016 年，服装（21%）占互联网零售交易的最大份额，其次是家居用品和家具（16%）、家用电器（11%）、手机和电子产品（9%）、食品和饮料（8%）、母婴用品（7%）。据阿里研究院、蚂蚁研究院、阿里云研究中心发布的《从连接到赋能‘智能+’，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示，2018年阿里巴巴在中国创造了4082万个就业岗位，前三名分别是服装、鞋帽和针纺织品（409万）、生活用品（284万）、家用电器（162万）。中国服装电商销售市场规模巨大，近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见图3）。

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一直是近年来技术发展和劳动力就业转型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制造业的供应链较为复杂、受到平台各种形式的影响，鲜有系统且理论方面的探讨。本文以服装行业为例，讨论（1）平台经济冲击下制造业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特点；(2)基于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实证研究，阐述平台经济对制造业生产组织形式和劳动关系的影响。

表1 受访者信息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在 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7 月期间，在浙江、广东和江苏省的五个服装制造和销售中心进行的。这三个省份服装产业产值和淘宝村数量排名全国前三，而研究的地点位于广州、杭州、嘉兴、常熟和揭阳。笔者采访了服装行业电商销售流程中的所有关键角色，包括电商店主、服装厂工人、阿里巴巴员工、电商协会领导、电商培训从业人员、劳务中介、实体服装店主等。受访者总数超过50人（见表1）。

广州是中国传统的服装生产和销售中心，拥有广东省数量最多的淘宝村和中国最大的淘宝村——大源村。 在广州，笔者采访了9位天猫/淘宝服装店店主、4位服装市场店主、6位制造业从业者、4位电商协会工作人员、3位电商培训机构人士。广东省揭阳市的军铺村也是著名的淘宝村，被评为2020年中国十大最美淘宝村之一。在此，笔者采访了两位淘宝店主和电商协会负责人。

在浙江省，笔者在杭州和嘉兴进行了调研。杭州是中国服装制造中心，也是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在此，笔者采访了两位天猫/淘宝店老板、一家市场服装店老板、六名服装工人、两名阿里巴巴员工以及一位电商直播机构负责人。

嘉兴也是重要的服装产业集群。嘉兴平湖被誉为中国服装制造名城。笔者采访了这里的两位大型服装厂老板，了解服装制造业出口和网上订单的区别，以及嘉兴的一位网上服装店老板。

笔者为完成博士论文，对杭州和嘉兴两地服装行业的生产组织和工人状况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2011年12月至2014年1月）。因此，可以与2018年3月至2020年7月进行的电商平台研究进行一些比较，探讨电商平台对服装行业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的影响。

常熟也是服装生产和销售基地，拥有众多传统服装市场。笔者在此采访了4位实体市场的服装店老板，了解电商服装行业与传统服装市场的运营模式差异。此外，笔者采访了4位外省的淘宝店主，了解电商平台的规则以及淘宝店主的经营模式。笔者调查的服装电商店铺主要是中小型天猫和淘宝店铺，对大型天猫/淘宝店铺情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参加2019年女性服装供应链大会获得的，并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

前言生产组织的变化

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工业时代，再到信息化、智能制造时代，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也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生产组织受技术、市场形势、政府政策和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一体化生产组织形成了两种工业管理理论：泰勒主义，体现为伯利恒钢铁公司强调流程细分和标准化；福特主义，体现为福特汽车的标准化和装配线运营。这两种体系都基于重资产运营，即雇主购买生产资料、雇用工人并直接组织生产。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消费品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多样性、不可预测性日益凸显，以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垂直一体化大企业为特征的传统生产管理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灵活生产应运而生，其特点是批量小、产品品种多、生产网络复杂，这都有利于企业以轻资产运营模式来降低市场风险、获得充足的产能。学者们提出了“灵活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sation）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该过程可以由核心企业或专业市场驱动，前者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围绕创新能力强的龙头企业的需求而形成的供应商集群现象：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围绕丰田汽车公司的精益生产需求而形成的“丰田城”。硅谷的生产组织也具有这些特征。这种灵活的专业分工大多以正规的生产组织为基础，通过正规的劳动关系雇用工人。而专业市场驱动的灵活专业化则是一种由中小企业组成、生产技术复杂度较低的产业集群，如印度的丝织集群、香港的钟表业等。这些集群建立在非正规生产组织和非正规就业工人的基础上。

过去二十年，电商在中国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电商平台上销售量最高的前两大类商品，服装和家居，占电商总销售额的30%以上，而这些都不是来自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生产，比如汽车产业，所以它们的生产组织与核心企业驱动的灵活专业化有很大不同。同时，与线下的专业市场相比，电商平台上的价格竞争更加激烈，产品品类变化也更加迅速。

在中国服装行业，电商的崛起促进了消费需求驱动的供应链的出现，因而产生了对灵活生产的需求。然而，平台经济影响下的灵活生产与现有的灵活专业分工类型有何不同，以及这种生产组织模式如何影响制造业劳动关系的研究却很少。

对平台经济影响下劳动关系的研究

邱提出“网络劳动”（network labour）的概念来讨论互联网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这一概念涉及两大发展过程：一是网络作为技术组织手段和新的生产工具，将影响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网络化的劳动力”。其次，网络不仅是生产工具，而且是资本积累的生产活动，并将创造新的产业链。这个过程被称为“网络即劳动力”。平台经济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一直是近年来劳动关系研究的热点，现有的相关研究涵盖三大主题。一、平台经济对雇佣形式及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平台经济往往以共享经济的幌子出现，模糊了劳动关系，使得劳动者往往只能拥有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无法享受正式员工的各项权益。同时，平台经济使工人更加原子化，降低工人开展集体谈判的可能性。其次，平台经济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有研究以工资水平和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程度为维度，对不同类型的平台工作进行了分类。平台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各类管理系统，严格控制用工流程，不断鼓励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尽管劳动者希望通过牺牲劳动本应有的稳定和社会保障，来换取灵活的工作时间性，但随着平台垄断的加强和平台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劳工们不得不接受不利于自身权益的平台政策。最后是平台经济中工人权益的保护：欧洲议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讨论了可能促进平台经济中工人权益的政策，例如增加经济和就业数据的可用性、改革劳动关系法律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税收制度、薪酬制度，制定平台用工标准，增强平台员工集体谈判的权利。

在考察平台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的影响时，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是制造业的供应链结构更加复杂，不同部门可能受到不同类型平台的影响。例如，服装行业的设计和营销部门可能会受到电商平台的影响，生产部门则可能会受到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其次，不同于服务业的组织形式和劳动关系直接受平台经济影响，制造业的劳动关系是通过平台改变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结构而受到影响的，从而改变了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关系。

与传统的“买方驱动”或“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不同，在平台经济的冲击下，中国服装产业价值链呈现出“信息中介驱动”的模式。 这样的价值链有两个显著特征：（1）大型电商平台控制着卖家和买家；（2）对信息的控制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

电子商务平台加剧了服装生产行业的价格竞争

据笔者观察，阿里巴巴等大型平台公司在价值链中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们通过掌握客户信息和流量获得巨额利润。数据被提升到生产要素的高度，用来解释平台分享利润的合理性：“（在许多淘宝村）数据被广泛应用，作为设计、制造、市场营销、销售、物流和金融等方面的新生产要素，显著提高效率并推动了生产创新 。”

为了获得流量，电商商家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在淘宝上进行直播销售、首页促销、竞价搜索排名等。一些电商利用刷单伪造人气，争取更高的搜索排名，不过一旦被平台抓到，就会有被降级的风险。一位受访者谈到，他花了7万元买了天猫店，此外还需要缴纳6万元的技术年费和5万元的保证金，退还保证金需要年销售额120万元以上。当年他的天猫店营业额是150万元，但购买广告服务的费用超过50万元，六名员工的工资却只有30多万元，广告费用比工人的工资总额还要贵。大部分商家都会搞刷单，单次花费15元，但如果被阿里抓到，店铺会被降级，淘宝账号的部分功能可能会被暂停。

对另一位淘宝服装店老板的采访也应证了这一点，销售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来支付广告费用：“平均一件衣服售价45%左右的钱用于支付雇人生产衣服和网店运营的成本，此外，广告费占到售价的约35%，天猫平台费约5%，算下来净利润只有大概15%。 ”

平台对价值链的第二个重要影响在于价格竞争机制的发展。这一现象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很少被讨论。阿里巴巴开发了阿里巴巴、淘宝、1688、支付宝信用体系、菜鸟物流等多个平台来控制大量数据和流量，天猫和淘宝店主和制造商必须遵守复杂的规则。许多受访者抱怨，随着网购的出现，以及在面向消费者（B2C）的在线市场（如淘宝和天猫）和面向企业（B2B）的平台（如阿里巴巴）上搜索同类商品变得非常简单，这些导致全国的卖家和生产者之间的价格竞争变得激烈，致使利润越来越薄。

淘宝的政策是，如果商店想要使用其他卖家或供应商的图片来销售产品，则只能从提供该图像的卖家处购买商品。如果店铺寻找产品图片原所有者以外的供应商，将会被举报并受到淘宝的处罚。一位淘宝服装店老板表示，这一政策的目的是禁止盗用商品图片，但实际上使线上销售的利润透明化，因此任何淘宝卖家都不能过分提价。

相同的商品搜索功能加剧了商店之间以及制造商之间的价格竞争。与此同时，在“信息中介驱动”的价值链背景下，网店老板必须花费大量资金用以赚取流量从而销售商品。笔者采访的多位天猫/淘宝店主表示，2014年以来，由于价格竞争日益加剧、营销成本持续上升，他们的利润率从30-40%下降到10-20%。当务之急进是一步压低成本，这也深刻影响了生产过程。

消费者需求驱动的供应链产生了小批量、多品种和快速补货为特征的生产需求

韩都衣舍是一个在2006年推出的完全线上销售的服装品牌，2014年至2017年其位居双11女性服装销量第一。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有助于理解中国服装行业消费者需求驱动的供应链的出现。韩都采用了一种创新的管理结构，称为“产品团队”。 这些团队在品牌管理、产品设计、销售等方面被赋予高度自主权，并鼓励在推出新产品后利用电商销售数据来分析消费者反馈，决定是否增加产量。为了支持产品团队快速响应订单，韩都还建立了以小批量订单、快速补货为特点的高度灵活的供应链。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大型天猫或淘宝店（如韩都）的消费者需求驱动的供应链，但少数描述中小型淘宝店的供应链情况。

图4 电商经济影响下，服装行业由消费需求驱使的供应链

图4总结了本研究调查的不同规模的天猫/淘宝商店供应链中的产品和信息流。 天猫店和大型淘宝店通常会有小批量订单（通常为 50 至 150 件）用于预售。在预售期间，这些网店会通过直播促销、竞价搜索或外部广告投放（如钻展。译者注）等活动来吸引消费者。根据预售中收集的消费者数据反馈，这些在线商店决定是否修改产品设计或增加生产订单。这一过程形成了一个循环。 中小型淘宝店的销售和生产模式与此类似，区别在于规模较小的淘宝店的进货订单量较少，有时只从小作坊货源那里购入仅30件。一些小淘宝店直接从线下和网上批发市场购买产品。通过一件代发（消费者在零售商下单后，零售商再从工厂下单，直接由工厂发货。译者注），可以大大降低或完全消除库存成本。

笔者采访了江苏省常熟市的一位传统服装摊主。受访者回忆了过去十年电商平台兴起给服装行业带来的变化：“在淘宝兴起之前，我们六个月可以卖出几千件商品。现在我们每周都要改变产品款式。每个订单的产品需求不会太多，而且现在很少有人来服装市场买货。”

然而，其他人欢迎这一变化。揭阳市军铺村电商协会会长认为，消费需求驱动的供应链符合中央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综上所述，平台经济的出现使得中国服装企业能够更快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电商服装企业的发展也导致了产品设计的快速更新和小生产订单的兴起。正如上一节所述，相同产品搜索功能导致了激烈的价格竞争，并逼迫商家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为适应电商平台对产品（加工成本低、批量小、多品种、快速补货）的要求，服装行业形成了以小规模、小型生产组织为主的生产模式以及极其灵活的用工方式；这种电商驱动的灵活专业化将在下一节中进行分析。

电商平台驱动的灵活专业化

通过对为网店生产服装的城中村的实地调查，作者发现，随着淘宝订单灵活化生产的发展，服装供应链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淘宝服装供应链中设计、生产、营销等最重要的环节上，其成本和风险都变为由小型专业机构共同承担。各环节的企业、车间和个人根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专门从事某一业务领域，相互之间形成合力，在生产组织中出现了电商驱动的灵活专业化分工。这种灵活专业分工的生产组织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各组织具有相似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类型，而不像核心企业驱动的灵活专业分工中，各个中小型工厂为龙头企业生产不同零部件的情况。集成到复杂的产品中。与传统线下专业市场相比，电商平台销售的产品呈现出新的特点：价格竞争更激烈、产品生命周期更短、初始生产订单规模更小、销量严重依赖线上流量。因此，电商驱动的灵活专业化分工需要更加灵活的生产组织和非正式的劳动关系，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对不确定市场需求的响应能力。个体经营者和日结工活跃在由电商驱动的制造业领域。在服装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大量技术工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工作自主权而选择成为非正规工人。

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比（职位空缺数/求职者数）持续超过1。对员工的需求主要来自制造业。2011年至2013年，中国的劳动需求比在1.04至1.10之间波动，到2018年第三季度，已达到1.25，这表明劳动力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服装行业的需求比例往往是所有制造业中最高的，其中，全能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为了追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工作自主权，不少技术工人选择组建合作生产队，或者成为独立的外包工。当服装行业处在用工荒，难以满足淘宝订单对于灵活生产的巨大需求时，不少服装工人就选择成为个体户或日结工人。

阿里巴巴的报告指出，在平台经济影响下出现的就业模式有三个显着特征：自由链接、快速聚集、以及灵活就业。这三个概念实际更像是口号，而不具体指任何岗位，也没有明确表明平台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了就业格局的变化。本研究以服装行业为例，揭示了平台如何通过改革价值链、供应链来改变订单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形式。下面介绍这种新型灵活专业中两种极其灵活的就业形式。

城中村低廉的租金、分散的生产组织和非正规就业的特征非常适合淘宝订单低单价和碎片化的性质。位于杭州市郊的淘宝服装重要生产中心九堡，有大量技能娴熟的夫妇所经营的家庭作坊。在2018年，每天工作14小时意，味着每人能挣到400-500元的淘宝订单处理费。这些家庭作坊可以在一到两天内完成常规淘宝订单，通常每批订单50-100件。一些受访者表示，许多在淘工厂平台上注册的工厂从该平台处接收订单，然后外包给家庭作坊，因为这些小生产者更适应快速变化和小批量的任务。对上海、嘉兴121名服装厂工人的调查显示，2011年这些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684.59元，平均小时工资约为8.26元。2013年，笔者根据同一地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工厂外的全能技术工人的平均时薪在11元至21.4元之间。2018年，经营家庭作坊的全能技工每小时收入可达28.6元至35.7元。劳动力短缺的加剧和淘宝小批量订单的兴起，导致非正规就业中熟练服装工人的工资大幅上涨。

在广州的一些城中村，很多服装工人都是直接从街道招进来的，工资按天发放。这种用工模式甚至催生了一种相应的廉价房日租制度，以满足日结工人的需要。

在位于广州市北郊的皮革生产重镇狮岭，2018年有16个淘宝村和大量加工淘宝订单的工厂，每天都有超过10000人在五个自发形成的临时劳动力市场中寻找短期工作，其中大部分是日结工。由于线上订单数量不稳定，且产品设计变化快，网店卖家倾向于以相对较少的备货量进行试销。如果市场的反馈是积极的，卖家就会额外发出数千甚至数万个订单，并通常要求很短的交货时间。这种生产模式使得工厂对劳动力需求不稳定，从而转向灵活的用工方式。与网店订单相比，来自出口和特许经营店的订单更加稳定：每个出口订单通常至少有800件，特许经营店的订单虽然比出口订单小，但仍然比网店卖家的首次订单大。这两种类型的订单量更加稳定，可以更容易地估计所需的劳动力数量。据狮岭一位皮革厂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由于回款快、现金流充裕，国内市场订单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出口订单的回款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冲销。

除了出口订单的减少和不稳定、快速变化的网络订单的增长之外，另外两个因素也深刻塑造了高度灵活的用工模式：1）劳动力的短缺让他们在就业形式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很多人希望通过日薪制领取工资，以降低违约风险。同时，在同等技能水平下，日结工的月薪通常高于长工，这也使得工人们能够更加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时间；2）基于灵活的薪资日结制度，企业可以降低社会保险支出、淡季用工、辞退补偿等成本。

图5 不同类型的日结工

笔者采访的皮革厂经理和多位日结工都提到，不管技能水平高低，很多人都自愿选择做日结工，也有些人因个人情况而无法成为长期工。图5显示了皮革制品制造业的三类日结工；他们主要在技能水平，以及是否出于各种原因主动选择从事短期工作方面存在差异。高技能且自愿接受日结工作的工人希望追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工作自主权。自愿接受日结的低技能工人不愿受到长期合同的约束，希望更及时的获得报酬。第三类日结工的技能较低，在选择工资类型时没有太大的议价能力。主要归因于他们的教育水平、技能、年龄或身体状况, 这类工人很难找到长期工作。由于熟练劳动力短缺，在实地研究中没有发现高技能但非自愿的日结工。虽然日结工的出现满足了皮革制品行业工厂和小作坊日益增长的灵活性用工的需求，但这种非正规就业也增加了劳资纠纷的风险。日结工通常是通过口头协议聘用的，这意味着单价、生产速度、产品质量等生产环节出现的纠纷无法根据正式合同来解决。日结工的使用也增加了生产的不确定性：皮革制品行业平均一条装配线通常需要20人左右，某道工序缺少工人很容易中断生产，影响整体的产出和交货速度。

从网络消费者数量（6亿）、移动支付占比和规模、网络零售额（9万亿元）、快递发货量（507亿件）来看，中国在消费数字化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供给侧数字化水平较低：其数字化工厂比例远低于欧美（欧洲为46%，美国为54%，中国仅为25%），且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定制生产能力也不发达。服装是淘宝上第一大商品，其高度依赖非正规、灵活用工和家庭作坊等进行生产。只有对电商平台销售依赖程度较低的中高端服装品牌，才能更系统地利用互联网技术来组织和改进生产，且这些品牌的生产组织主要建立在正式的劳动关系之上。

结论

阿里巴巴及其电商平台是中国近年飞速发展的平台经济的代表，淘宝和天猫在国内和全球市场的交易量、盈利能力和创造就业等方面均处于市场领先地位。阿里巴巴认为，中国智能经济的独特轨迹是消费决定供给。然而，消费端的数字化并不一定伴随着生产端的智能化。以服装为例，服装类长期以来一直是电商平台上的第一大品类，平台经济催生了信息驱动的价值链和消费者需求驱动的供应链。中国服装行业信息中介驱动的价值链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阿里巴巴等大型平台公司通过控制大量消费者的信息和流量，从广告和其他增值服务费中获取巨额利润。其次，平台在促进生产商之间的低价竞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平台经济也促进了服装行业中消费需求为驱动的供应链。因此，依赖平台销售的服装订单呈现出小批量、多品种、快速补单的特点。这种生产形式反过来又促进了电商驱动的灵活专业化，还催生了两种极其非正式的用工形式：家庭作坊和日结工制度，以适应订单的变化。以电商平台为主导的服装行业供应链，以大量小型生产组织取代了垂直一体化企业，提高了灵活性，降低了成本和企业责任。与此同时，很大一部分利润转移到了垄断流量和数据的平台手中。

平台经济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服装行业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让劳动者能够自主参与构建更加灵活的就业模式，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灵活的工作时间选择。然而，这种自主性却极其分散，因此很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影响。

这也造成了服装制造业工人的“原子化”。原子化包括两个现实， 第一，与工厂的长期工相比，日结工更换工作场所频繁，缺乏与同事长期工作所产生的稳定和团结。其次，对于个体户来说，电商平台推广了更多适合夫妻小作坊生产的小订单。然而当遇到付款问题时，家庭作坊并不像合作生产队那样有能力集体维权。

另外，这些工人也很“脆弱”，因为平台经济影响下的非正规就业降低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一点在新冠疫情期间就已经得到了证明。据笔者2020年5月至2020年7月在中国最大的淘宝村广州大源村的调查显示，不少以外贸为主的服装企业不得不转向国内市场，特别是对于电商平台来说，这加剧了服装线上销售的激烈竞争。由于市场低迷，许多服装制造商缺乏订单，因此对临时工的需求减少，导致工人工资比去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六、七月正值广州服装生产淡季，多家服装企业要求员工休长假，长期工只拿较低的基本工资，临时工则没有收入保障。在电商平台的影响下，服装工人积极参与构建的生产灵活也增加了他们工作的脆弱性。

中国农村地区的淘宝村，因为解决了农村地区的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而得到了地方政府大量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但城中村集中生产淘宝订单的作坊和非正规就业模式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此类生产组织往往将一个建筑物同时用于住宿、仓储、生产等活动，很容易发生火灾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非正规就业也容易引发童工、拖欠工资等用工问题。非正规经济对地方税收贡献不大，但管理成本较高，对社会治理提出挑战。因此，不少地方政府多次发起整治驱逐服装生产小作坊的行动，但政府行动并不能有效解决平台经济兴起带来的非正规就业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调整宏观层面的劳动标准、中层的集体谈判、微观的劳动合同等与这些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使其更加适应非正规就业的现实。同时，政策制定者在采取措施应对不同地区非正规就业问题时，需要注意发展模式、产业条件、劳动者主体性等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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