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苦痛不均：新冠疫情对中国流动劳工就业的影响概述

导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中国和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危机状态”。尽管新冠疫情对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造成了深重的影响，但危机状态下，不同社会群体所受到的影响并不一样。本就受到系统性歧视和不平等困扰的农民工群体，在危机状态下也被迫承担更多的负担和损失。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早就存在的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本文作者呼吁对户籍制度进行更加实质性的改革，以便将农民工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并在下一次危机中得到保护。

据研究估计，全国范围内，至少有3000万至5000万的农民工在2020年3月下旬失去了工作，远远超过了本地城市工人。一项在线调查还表明，农村户口人口承受了疫情的巨大压力。在2月下旬时超过90%的农民工无法找到工作，相比之下城市户口的流动工人找不到工作的只占42%。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技能较低的群体失业率也较高。同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工人与实际需要社会保障的工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无论是在整个中国人口中还是在流动工人群体内部，疫情都加剧了此前就沿着城乡户籍线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包括健康、社会保障、收入和教育等多个方面。

本文写作与新冠疫情爆发早期，作者通过调查和数据分析，估算出了当时全国失业人口的真实数量，而这在官方数据中并没有体现出来。随着新冠疫情结束，失业这一话题在中国反而愈加被公众讨论，说明在新冠疫情之外，大规模失业还有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尽管如此，这篇文章帮助我们梳理了疫情初期城镇与农村工人们的复工或失业原因，是理解近年来中国失业率发展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中国、农民工、移民劳工（流动工人）、失业、新冠疫情、户口

译者：草莓奥利奥

校对：John Lenin、石榴

正文

原文：Unequal pain: a sketch of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igrants’ employment in China

作者：Lei Che, Haifeng Du & Kam Wing Chan

发表：2020年

（我们对本文进行了选译，主要提取了文中实证研究的部分）

前言

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灾难，不仅导致死亡和严重的健康问题，还使经济大面积停摆，这迫使数千万人失业。在4月份，也就是疫情爆发后的三个月，美国的失业率飙升到14.7%，是二战以来的历史高点。美国的数据还清楚地显示：低薪工人，而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人中的低薪工人感染、死亡或失业的比例要高得多，暴露出一些结构性不平等。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和新加坡，大量的低薪流动工人在疫情期间也遭受了严重的问题。简而言之，疫情摧毁了全球经济，同时加剧了现有的健康、社会、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对弱势群体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中国是全球疫情首次爆发的地方，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大规模的流动工人失业，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在医疗、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方面已经存在的劣势。

在美国，社会和经济的断层是在种族之间，而在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断层则是在以户籍（户口）为基础的城乡之间，这是中国超大型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中国农民工的困境正是这种分层的体现。中国的流动工人往往被称为“农民工”（注释1），数量估计于2019年约为1.74亿。流动工人约占城市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也是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的齿轮。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流动劳动力的有竞争力的“中国价格”。绝大多数流动工人是低技能的工厂工人，但也有很多是日结工、街头小贩、餐厅员工、快递员和其他蓝领劳工。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位于经济和社会等级的最低层次。此外，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经济和流动劳动者的节奏紧密相连。随着大流行在世界各地蔓延，以及中美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受影响加剧，全球供应链也受到严重破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这意味着流动工人的岗位大量减少。

事实上，正如在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当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急剧下降时，大约有2300万流动工人，占总数的16%，在2009年初失业。中国的农民工可以说是那次金融灾难中世界上受害最严重的一个社会群体，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就业不稳定和微薄的社会保障措施。由于其规模和经济脆弱性，这一群体的命运对于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未来至关重要。如果政策针对她们和他们得当，这一人群可能通过增加国内消费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否则，由于当前的危机，其中一些人可能会轻易陷入长期贫困，从而导致未来更严峻的社会和经济挑战。

大流行对中国低工资工人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仅因为他们在经济中的巨大作用。还因为中国采取了分外严格的通常是多个不同层面的封锁和隔离措施以抑制病毒的传播。由于大多数流动工人的工作涉及到制造业或服务业的体力劳动或劳动密集型加工，他们需要亲自到岗工作，无法适应远程办公。武汉严格的封锁措施开始于春节前两天（1月25日），也正好是大多数流动工人已经回到家过节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对于农民工在2月经济逐渐重新开放时返回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外的不同地点工作，造成了巨大的甚至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媒体报道了大多数农民工必须经过的“三道关”：地方出口关、交通关和最终目的地的“隔离关”，这是指他们重返工作岗位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尽管采取这些防控措施也许是有正当理由的，即是为了遏制病毒传播，但这些措施对于需要流动才能恢复工作的流动工人来说仍产生了严重后果。

尽管这个话题很重要，但关于流动工人失业情况的图景仍然模糊不清。随着国际、国家和地方政治影响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有关的信息和统计数据的传播，这种不明朗性已经加剧。本文试图调查流动劳工失业情况以及与其各种相关的问题和影响。下一部分提供了主要事件的时间线并描述了中国遏制疫情的措施。然后，我们通过援引几个相关的信息来源，概述了流动工人失业的全国情况，包括在2月中旬流动人口复工后进行的流动工人家庭在线调查。我们通过比较他们的户口类型、年龄、教育和当地封锁情况来分析男性流动工人的就业状况，并强调了更脆弱群体之间的重大差异。文章最后讨论了流动工人失业问题，放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更广泛背景下。

背景信息：大流行、封锁措施和重新开放的简要时间线

新冠肺炎的第一个病例报告于2019年12月底在武汉出现，该市于2020年1月23日进入全面封锁。湖北省几乎立即效仿。离市和离省的公交、火车和航班被禁止。几乎所有其他省份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实施了类似的封锁。在城市中，地方的控制措施和执行依赖于一个密集的地方性机构和当局构成的网络，如物业管理公司和居民委员会，以确保人们呆在家里。2月10日起，远超过春节后流动工人通常返回工作的日期，湖北以外的一些公司开始谨慎地召回工人。然而，在多处（省、市和社区层面）仍然存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严格控制措施，包括强制要求“健康通行证”（注释2）、体温检测和对返工工人的两周隔离（即“三道关”）。

事实上，在一些省份和许多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关闭了好几周。许多地方实施了“封闭式管理”，严格控制社区和公寓楼的出入。除了在绝大多数感染病例发生的城市封锁外，还在农村地区实施了隔离措施，那里可用于执行措施的人员和资源不足。许多村庄采取了关闭或封住通往村庄的所有道路，以阻止农民工离开村庄这种相当原始、过于刻板和严厉、常常是未经授权的简单封锁措施。在目的地，因为担心这会传播病毒，也有很多返岗的流动工人不被允许返回他们租住的公寓。在许多地方，农村流动工人在返岗工作时面临各种明目张胆的歧视。

事实上，与世界其他地方所采取的措施相比，封锁和阻止流动的严重程度相当不同寻常。武汉直到4月初与外界完全隔离了74天。据估计，到2月中旬，有大约1.5亿人受到了严格的离家限制，有超过7亿人受到了一些出行限制。许多措施一直持续到5月初，中国宣布战胜大流行，并在随后的6月召开了延误已久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在4月、5月和6月的许多天里，中国报告的每日本地确诊病例为零或仅有几例，但在4月和5月，中国东北城市事实上出现过零星的疫情爆发。更广泛的疫情爆发发生在6月中旬的北京，截至6月底仍在发生。作为回应，北京立即实施了遏制传播的“战时”措施，包括大幅限制从首都出发的交通，类似于1月武汉的做法。乍一看，大流行的封锁和限制似乎是一个全球共享的经历。但正如其他论文所指出的，各国在策略、严格度和结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难想见，中国采取的严格封锁措施将至少在短期内对流动工人的工作产生更重大的负面影响。

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工人失业情况

封锁和对人员活动的限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后果。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了6.8%。出乎意料的是，在非农业领域，中国官方的城市失业率显示出对就业市场的影响相对较小。3月、4月和5月的失业率分别为5.9%、6.0%和5.9%，这意味着城市失业人口只增加了300万到400万人，与疫情爆发前12月的5.2%失业率相差无几。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存在严重问题。众所周知，这一失业率没有捕捉到大多数流动工人的失业情况，因为数据收集方式的特殊性——例如，经常将失业并返回家乡的流动工人排除在失业率之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数据，农村户口的非农业工人占到了第二产业就业的约三分之二，第三产业的约一半。他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食品服务、零售服务，以及私营小业主和个体户中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所有这些行业都受到了大流行的严重干扰。根据天眼查这家记录公开商业信息的数据库的分析，有2.6万家出口企业因其经营许可证被取消而关闭，2020年第一季度有超过46万家中国企业永久关闭。许多专家认为，农民工的失业人数在数千万人，估计数字从5000万到8000万不等。

在危机中情况的不确定性使准确评估就业形势变得困难。撇开猜测不谈，我们确实在一些官方报告中看到了提到的农民工劳动力规模的具体统计数据，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失业数据（表1）。通过比较2019年农业户口农民工就业基线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到2月底，失业的农村农民工约有5100万人。到4月底，这一数字减少到仅为1700万人。取两者的平均值，可以推断出到3月底的数字大约为3300万。还可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发布的另一份信息中推断出，到5月底，农村农民工失业人数不到2300万。官方的失业农民工数据很可能接近这个数字（大约2000万左右）。这些政府部门尚未发布更多细节，以便我们分析和核对四月和五月的数据，但它们远低于大多数专家的预期。可以说，在表1中的官方城市失业率基本上反应了更稳定的、以城市户口为主的劳动力的失业率，和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官方失业统计数据一样。失业率略微上升可能意味着即使实际工作大幅减少，绝大多数城市户口工人仍能保住自己的工作。然而，一些中国的统计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显得模糊和可疑，特别是当上级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来达到某些目标时，正如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的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恢复工作。这种压力通常会促使地方官员调整数据以达到预期结果。无论如何，这些数据可以视为实际失业的最低估计指标。

表1. 2020年农民工失业统计数据

更有价值的替代方案是利用北京一家声誉良好的独立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Dragonomics）进行的一项详尽研究的发现，该研究根据各个领域的详细实际GDP变化估算了就业变化。该研究估计，截至3月底，整个城市（非农业）劳动力失业人数为6000万到1亿人。这将代表中国5.3亿城市劳动力的失业率为11.3%至18.9%，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相符。由于农村农民工的工作受到的打击比城市户口工人的工作更严重，并且农村农民工占城市就业的三分之一，因此可以很肯定地推断，农村农民工至少占到了总城市失业岗位的一半，即大约3000万到5000万人，或总农村农民工的17%到29%。下限数字（3000万）接近上面两个统计局的数字中可以得出的插值数字（3300万）。如果上面的官方城市失业率主要反映了城市户口劳动力的失业情况（低于1000万），那么农民工的失业人数将更多，可能在4000万到7000万之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观察者对农民工失业人数在5000万到8000万的范围内的估计并不完全出格。与此同时，这次疫情导致的农民工失业人数也远大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2300万农民工失业和2003年SARS非典疫情中1500万农民工失业的估计。

于2月下旬进行的在线调查

除了宏观图景外，我们还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研究早期恢复期间在微观水平上与大流行及其相关因素有关的流动工人失业情况。在一项原计划在春节期间进行的关于初中和高中生及其家庭的生活和经济状况的大型在线调查中，我们添加了一些有关他们父母在疫情中工作情况的问题，以便捕捉当时的情况并进行一些分析。在线调查问卷分发给学生，让他们与父母一起填写。该调查采用了陕西省内两所城市学校和一所农村学校的组合抽样，以及其他省份（包括山西、河南、安徽、内蒙古、山东、四川、浙江、福建、甘肃、北京和河北）的学生的随机抽样，以实现一定的地理分布。虽然没有可用的抽样框架，但样本经过分层，以确保包括了所有雇佣农民工的典型行业。

数据和主要特征

为了研究大流行期间流动工人的就业情况，我们只研究1563名在春节期间回家过年的男性流动工人（见图1），来自于一个包括本地工人和流动工人的更大样本。流动工人定义为在前六个月中在其本地之外工作的人，包括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工人。只研究了男性流动工人的就业状况，因为农村流动工人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就业模式。其中，绝大多数男性（约85%）在大流行前是有薪工作，而女性只有45%。由于农村农民工家庭中“留守儿童”的普遍存在，大多数女性不得不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在农村家庭中，她们通常不被视为养家糊口的人。为了研究大流行对工作的影响，男性的工作相比之下是一个远更有用和更敏感的指标。

图1. 2020年春节（1月25日）前后男性农民工就业状况

在调查中，记录和分析了流动工人的年龄、职业技能、教育水平和户口类型等特征。表2总结了他们的特点。约一半的流动工人属于高龄组，其子女在高中就读，而另一半则属于低龄组，其子女在初中就读。43%的人接受了高中和中专的教育；51%的人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日益广泛的服务业低薪工作。

截至2月28日，即春节过后一个多月，总体而言，只有23%的流动工人已经恢复工作，但存在明显的户口差异。只有8%的农村户口工人已经恢复工作，而城市户口工人中有42%已经恢复工作。这也表明63%的农村户口家庭经历了比43%的城市户口家庭更严重的大流行影响。这也表明，比起城市户口家庭（43%），有更大一部分（63%）的农村户口家庭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年轻年龄组的工作恢复率较高。我们还计算了“失业”天数，即农民工回家和恢复工作之间的时间。这段时间包括春节的典型假期时间，通常为两到三周。对于那些已经恢复工作的人来说，失业时间的平均天数为57天，对于农村户口工人来说更长（65天），对于更年长的人来说更长（61天）。几乎三分之二的农村户口家庭认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大流行的负面影响，而不到一半的城市户口家庭认为受到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以及农村地区的家庭在养育子女的费用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

表2. 样本特征

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基于Cox比例回归进行的分析的主要结果，该回归应用于考察农民工之间的就业和失业持续时间的差异，基于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和其他变量的函数：

表3. Cox风险回归：工作恢复的风险比率

1. 当户口类型是模型中唯一的控制变量时（模型1），城市户口流动工人恢复工作的可能性比农村户口高48%。在农村户口流动工人中（模型2），工作恢复率与职业技能密切相关。例如，在农村户口流动工人中，高技能工人恢复工作的可能性是低技能工人的6.3-6.9倍。对于模型3中的城市户口流动工人来说工作也存在类似的密切相关性。

2. 对于整个样本，有多个孩子的流动家庭恢复工作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孩子的农民工家庭的77%，但明显存在城乡户口差异。多个孩子的农村户口家庭恢复工作的可能性更高，但在城市户口家庭中情况相反。这可能表明，农村农民工家庭中有更多孩子的人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他们更渴望有一些收入，尤其是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会接受一些低于之前流动工作报酬的零工。有一些案例证据支持这种解释。另一方面，城市户口工人中有更多孩子的失业中产阶级家庭可能会从政府获得一些失业救济金，因此在早期恢复期间（当时许多封锁措施仍在实施中）更不愿意恢复工作，而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3. 农村封锁对大多数感染所在的城市以外的村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没有封锁的社区中的农民工相比，处于封锁状态的村庄中的农民工失业风险增加了1.49倍（模型1）。对于农村户口农民工，不满意封锁的人恢复工作的可能性较高，而对于城市户口农民工群体来说则恰恰相反。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大流行主要发生在城市有关，同时，也与农村地区也完全封锁有关。许多农村工人本可以返回工作（即使是零工），但由于交通封锁或完全被隔离在城中村中，他们被不必要地阻止了。他们对封锁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城市防疫措施的情况大不相同。城市的防疫措通常相对来讲更好，它们实际上允许工人更安全、更快地返回工作。城市户口工人也没有面临长途旅行的巨大困难。因此，在满意社区封锁的城市户口工人中，我们看到了更高的工作恢复率。

结论

COVID-19的全面影响需要更长时间来了解和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新冠大流行对流动工人的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研究显示，在2020年3月底，全国范围内有至少3,000万至5,000万流动工人失去了工作。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可能高达7,000万至8,000万。随着国内经济逐渐重新开放，许多这些工作正在恢复，但这被全球范围内COVID-19持续席卷导致中国产品需求下降所造成的失业所抵消。这种需求下降可能会持续数月至数年，并将继续对中国流动工人的就业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专家认为，到2020年底，中国将有数千万人失业，而流动工人的工作将占其中很大一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村-城市体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被设计为主要用来保护城市户口人群。尽管大规模失业已经发生，但只有极小一部分失业的农村户口流动工人（这个最为脆弱的群体）获得了失业救济金或收入支持。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于2017年仅为17%。据光明日报称，截至2020年3月底，已有230万名失业工人收到了失业保险金，但只有6.7万名是失业的农民工。这只是失业农民工群体中的九牛一毛！尽管中国已经启动了一项适度的刺激计划，以帮助小型和微型企业以及自雇人员，但它并不包括在失业保险体系之外的失业农民工。政府在五月份表示，在向一些受到严重影响的未参保的失业农民工提供一次性津贴方面存在一定的灵活性，但似乎仅适用于一些非常有限的特殊情况。中国也没有像英国、美国或日本那样实施任何广泛的收入支持计划，那种计划通常覆盖所有需求最紧迫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损失。换句话说，在这次疫情中，失业的低收入流动工人遭受了显著的收入损失。显然，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人群与真正需要它的人之间存在严重不匹配。这种不匹配正导致许多流动工人家庭陷入贫困。

我们在二月末进行的在线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即疫情已经加剧了现有不平等现象，使穷人和弱势群体陷入更深的困境。在中国，农村户籍人口承受了疫情的更多冲击。截至二月底，超过90%的农村户口流动工人回家后被困家中，无法找到工作，而城市户口中这一比例则只有42%。

调查还通过对不同教育水平和年龄组进行比较表明，作为传染病控制手段的封锁措施对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和/或技能较差的人影响最大。面对较长时间的停工和返岗的高要求，许多农村户口农民工只能通过在家乡村庄设立小摊或做低薪零工来勉强维持生计。

除了工作，农村户口儿童的教育也受到疫情的更大影响，因为在二月份教育匆忙转向线上时，许多农村儿童家中没有电脑或互联网。总之，无论在整个中国人口还是在流动劳工人口内部，疫情都催生了沿着户籍线存在的新的不平等。我们的研究与数量正在增长的其他文献一致，表明Covid-19疫情对农村户口人口的负面影响更大，和在2008-2009年的上一次危机中一样。总之，从许多方面来看，当前的疫情危机就像农民工以前的两次危机——2003年引发了严重的封锁的SARS疫情，以及08-09年导致数百万农民工失业的全球金融危机——合并在一起。就像以前的情况一样，当前的疫情再一次对流动人口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尽管有很多对于政府可以如何在短期内拯救农民工的工作和收入的建议，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当下，至少从中期来看，户口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加速户口制度改革是一个在2014年启动但范围有限的、由大多数地方政府只半心半意执行的、未完成的、极其根本的举措。正如一些观察者所理解的那样，对户口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最终引向取消这一制度，将有助于将中国转变成一个“一体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农村户口流动人口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和整体城市社会。与此同时，农村户口流动人口的大部分，包括他们的子女，都能真正参与并受益于经济增长，并逐渐跻身于现有的中产消费者阶级。然后，他们将有助于维持中国的国内需求并减少对全球经济的依赖，这对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鉴于中国面临日益敌对的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在后疫情时代更严肃地对待并全面实施户口制度改革这一举措有更大的政治紧迫性。

注释：

1. 在中国，传统上所谓的“流动民工”通常指的是“农村民工”（农民工）。更具体地说，它们指的是“外出农民工”，即在本地以外工作的农村户口非农业工人。随着最近的户口制度改革，从是否能在工作地获得社会福利角度的来看，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是否持有本地户口。许多城市户口持有者（主要来自中小城市）现在也作为流动工人在外地的大城市工作。然而，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流动工人之间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差距仍然存在。

2. 最初，这些“健康证明”是医生证明持有者身体健康的信件；后来使用手机上的数字二维码。

3. 这是西安交通大学开展的名为“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团队”的大型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第一和第二作者参与了该项目。

中国劳动趋势发布文章均欢迎转载！请记得说明来源，感谢！

如果你也对于数据新闻、实证资料或文献翻译有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为理解当代中国劳动议题、工人处境贡献一份力！欢迎直接寄信到我们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你可以在信件中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谈谈你熟悉的劳动议题或相关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