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中村，一个时代的送别

引子

2024年5月7日的下午，连续暴雨过后的广州分外氤氲。

时隔9个月后，我再次来到沥滘。

与去年相比，这里几乎看不出太大的变化：失去窗户的空房子、堆到两三层楼高的瓦砾堆。

不同的是，此前忙碌的挖机们此刻都静静围坐在一起，一些没有拆掉的门面悄悄又拉开了闸门。

沥滘村的拆迁似乎已经停滞很久了，没有了拆除房屋的巨大声响，也看不到建筑工人的身影。

网络上，有关开发商停发村民临迁费、部分地块被收回的声音不绝于耳。

一位三十岁的男人穿着围兜在十字路口站着，我问他是租户还是房东，他腼腆地说是在这里做衣服的工人。

“你们怎么还没搬呢？”我问他，他回答说：“搬不走，又留不下来。”他把这句话反复念叨了几遍，突然指着淌水的路面问我：“水管爆了，你知道怎么叫人把水关掉吗，（这些水）好可惜呀！”

“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吧！”我推脱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被拆得支离破碎的城中村，谁会来管这些公共服务的事。

我只是一个过客。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每个故事，每段别离，每分焦虑。

就像那些哗哗的流水，我也会从这里流走，最多带着脚底的一些尘土。

而这个破碎的村庄，如同一个躺在手术台上被开膛剖腹的病人，等待着被缝合，医生却不知去向。

一个时代的送别

2023年拆迁中的沥滘村。

沥滘是广州一百三十多条城中村中的一个，而它们，都是广州城市肌理的一部分。

城市的肌理被岁月改变，无数人的命运亦随之改变。

祖居于此的村民、寓居于此的外乡客，在变迁中结束邻里关系，开启迥异的人生。

他们有些人会短暂离开，回到此地时，小院变洋房；他们有些人会永远离开，奔向另一个异乡。

2023年8月，正在从沥滘村搬走的人们。

在这个生活着数千万人的城市里，人们通常只会关注那些宏大、瑰丽的叙事，譬如一个新艺术馆的开幕，一个地铁新线路的开通，一场万众狂欢的马拉松……主流媒体上，鲜少有聚光灯能照耀到城中村。

有十栋楼收租的鸭仔饭大叔、拎着一大包现金到处买屋的斤叔，这些网红所代表的，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被虚构的猎奇视角。

旁观者通过手机上的短视频来窥视城中村的那些光怪陆离，而网红们的夸张表演，一定程度上迎合着他们的想象。

伴随着广州新一轮城市更新热潮的开启，城中村似乎在上演一场末路狂欢，在无数个不确定性中，努力弹跳出一个个高音符。

2023年12月，拆迁中的黄埔区横沙村。

走过一个又一个正被拆掉或准备被拆掉的城中村，感觉像是在送别一个时代。作为过去几十年广州城飞速扩张、野蛮生长的一页，千万人历经其中，在生命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

跃龙门的异乡人

有人说，城中村是广州对打工人最善意的包容。

据说网易CEO丁磊刚到广州创业的时候，就住在石牌村。后来辗转住过伍仙桥南方医院附近，还去白云山边的横枝岗住过，他形容其为“质量比较高的城中村”。

城中村租住的大多数是社会底层，也不乏一些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今天在街边吃着炒饭的年轻人，或许过上数年就能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成为这个城市的中产。

2016年，我到珠江新城一家公司工作。初来乍到，同事告诉我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公司的业务主力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总助、司机都是本地城中村的村民，总助对本地相当熟稔，能帮老板处理好各种事务，司机们则享受着按时上下班的闲暇。

对于村民来说，尽管学历差距巨大，但作为最早享受城市化红利的群体，他们的身家足以让白领金领们羡慕不已。

在公司，他们是同事关系；下班后，他们可能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

海珠区大塘村，夜幕下聊天的青年。

窗对着窗的握手楼，不见天日的窄巷，污水横流的路面，缺位的公共空间……或许这些难以符合年轻人们对大城市的想象。但低廉的租金、街口平易近人的煲仔饭，足以让他们将人生的一个阶段在此停留，等待另一个凤凰花开的季节。

一位在城中村居住多年的朋友向我感叹：“城中村不是我的故乡，但我的家人都在这里谋生。这个异乡养育了我，我的梦想却是离开它。”

或许，每个城中村的租客，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丁磊一样，走出城中村，跃过龙门。

但尽管如此，在硬币的另一面，广州为人称道的“市民精神”，却又离不开城中村这样一个草根、市井又充满包容的土壤。无数个外来的新市民，在这里接受了关于广州城市精神的第一课。

隔阂与融入

康乐村，正在小巷里打羽毛球的孩童。

要读懂广州这座城市，城中村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

制度困境、行为困境、关系困境与利益困境在城中村这个弹丸之地糅杂得难解难分。无论如何努力，想从这些纷繁复杂中描述出一个真实的城中村，都像是在盲人摸象。

在城中村，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数量比例常常在十倍以上。多数派松散，而少数派关键。因此，治理城中村，一定程度上就是处理外来者和原住民的关系问题。

学者艾伦·斯玛特与乔治C.S.林曾在研究中国城中村问题的一篇文章中认为，随着市民曾经拥有的一项项特权迅速消失或弱化，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别在近些年已经变得相当微小，反而在那些富裕的农村地区，带有排斥性的地方福利供给变得突出起来。

在社会学中，有学者关注到在工业发达的农村地区，社会福利只在那些当地出生的人口中分配、排斥外来迁移者的现象，并认为“在同一个地方创造了非常不平等的地方社会空间”。

“你感觉本地村民与外地人是什么关系？”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位生活在海珠康鹭的朋友时，他给了我一个意外的答案：“在我看来，如果两个人根本连面都没有见过，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关系。”

“只有两种场合你能见到房东，一是收租那天，二是划龙舟那天。”曾经在网络上，有人写了这样的段子。

在一些城中村，作为房东的村民早就搬离了城中村，他们留下的物业委托二房东、中介甚至委托给了经济联社去出租，房东本人基本不与租客直接见面，他们处在一种天然隔绝而极度陌生的状态之中。

雨中的海珠区康乐村，朵朵伞下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在城中村，我们从来没有面临如此困难的新旧居民融合问题。但这比建筑一个全新的商品房小区，让天南海北的外来者构建新社区要难太多了。

对于客居于此的人们来说，他们的难题或许不是“融入”一个旧社区，因为那个社区本身就已经破碎甚至消亡了，真正的难题是：如何找到当前那个真实存在、有文化意涵的社区呢？

2023年12月，三元里村街景。

如今，从宗族、经济联社再到街道，随着城中村治理体系的变迁，城中村正日渐告别“乡村政治”。

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是，往往原住民较多的城中村，会显得更有人情味，村民的民俗文化也更凸显。从吃一餐龙船饭、划一场龙船赛，都能看出一个村落的精气神。

反之，村民大多已搬离的城中村，在管理上更容易失序，甚至蜕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怪物。

有位朋友向我分享了一个案例：在某个满是工厂的城中村，先是祠堂的偏房被出租出去做仓库，最后连祠堂也被变成了厂房。“谁在乎呢，反正大家都不住在这里了，毕竟物业抢手，一出租就是钱。”

至于民俗文化，在这样的村里也很难再看到，本地人不再是“居民”，外来者也觉得没有需要，因为“每一个跟赚钱无关的念头都是多余”。

在一个系统崩解之时，我们不能寄望自动产生一个新的、更好的系统。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它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规范要素，所有行为的价值标准，都无法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

差序格局的打破，或许正是村落终结的开始。

失序与村落的终结

城中村中千丝万缕的各种“关系”，如同笼罩在其上的电线一样错综复杂。

2004年末，我正在努力考驾照，驾校的师傅时常会带我到人少车少的临江大道练车。放眼望去，猎德村、冼村、潭村、石牌村彼时仍是一大片菜地。

在改革开放前，甚至在广州亚运会之前，这些原本属于城郊的村子大多依然保持着原始的农业形态。如今年长的村民，可能在年轻时都有过挑着扁担进城卖菜的经历。

如今菜地变成了CBD，菜农亦已身家千万，他们还会怀念旧时光吗？

对于外来者来说，城中村天然就是破碎的，它只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异乡，在一个又一个如同港口一样的村子漂泊，灵魂和身体永远难以停歇。

对于原住民来说，作为故乡的村落何尝不是破碎的。

“人情味淡了。”这是很多村民的感慨。新居民的涌入，老村民的搬离，把原本守望相助的乡情冲散开来，故乡仍在，但又回不去了。

一个有温度的“熟人社会”的消失、传统价值观的断裂、村规民约的约束力解体、小家庭与大宗族的疏离……如此种种，都在让原乡变得越来越陌生。

仅仅把低矮的握手楼改造成高耸入云的公寓，仍然难以避免村落在传统和情感上的破碎感。

以宗族、血缘维系的村庄，在切断了传统后，又是否会像那些原本住满“单位人”的房改房小区那样，在一代代更迭中彻底失去原本的模样？

天河区宦溪村，从握手楼的夹缝中透出蓝色天空。

长期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李培林曾写过一本名为《村落的终结》的书，他在走访广州数十个城中村后，将这些村庄统称为“羊城村”。

在这本书中，有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羊城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数千年农耕生活消失的过程，这种农耕生活，曾一直是我们古老文明的根基和脉络。它养育了我们，似乎只是为了它最终的毁灭。它走得那么悲壮，千年古风，一朝逝去，没有乡愁，也没有挽歌。”

羊城村的重构与新生

海珠区大塘村，天后宫内打麻将的村民。

我相信，李培林笔下的“没有乡愁”只是略带悲观的抒情笔调。

城中村的乡愁，早已以另一种方式埋进了人们的血脉。

有人说，过去的一千年里，在广州的村落中，每一支迁徙而来的家族就像一粒顽强的种子，逐渐长成参天大树。

社会的巨变能揉碎这棵大树，但在断枝处，新鲜的嫩芽总能顽强再生。

2023年底，天河区新塘村四大简氏宗祠修缮重光，村里的族老滔叔、权叔托我写一篇文稿记录此事。

权叔带着我走遍了村里，将明初远祖带领族人如何穿过珠玑巷南迁扎根于此的经历娓娓道来，先辈的每一个足迹仿佛印刻在老人家的心里。

有一刻，我感觉触摸到了一个古老村庄颠沛但坚韧的灵魂。

2018年12月，泮塘五约三官庙前广场施工，村里老人纷纷来“监工”，当工人们挖掘出三官庙正门曾经的一对门联石时，老人们激动不已。

那时，村民们说得最多的是，“希望让外边的人看见泮塘五约！”

我的同事在回顾这件事时写下这样的感触：

“这个村子的‘根’，似乎正在恢复生长。”

我深以为然。

当有一天，整个城市都是林立的高楼，或许一个多元而富有活力的城中村反而能成为城市记忆的鲜活载体，龙舟、醒狮、祠堂……这些传统文化符号也能成为激发城市向上的原生动力。

白云区南村，周氏大宗祠中火红的凤凰花。

中国人素来重视血脉赓续和家风传承。城中村的变迁中，需要去计算冷冰冰的拆迁利益，更需要我们去保存一份城市的记忆、传统的遗存、情感的共鸣。

我们需要敬畏城市，任何一个城市生态系统变成如今的样子，都经过了数代人时间的生长、磨合，它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然平衡的结果。

逼仄的城中村与环绕四周的宏伟现代城市建筑格格不入，它的缺陷人尽皆知。或许城中村的握手楼注定要消亡，但在拆掉那些在我们眼中显得丑陋的建筑之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去验证，确保有能力在现代和传统间保护好小社会的生态。

相比“消灭城中村”，我们更应该去思考如何让城中的村落如何与城市相互包容；相比建筑高楼的庶绩咸熙，我们更期待一个真正从文化上、精神上重新生长的“羊城村”。

过去的城中村，曾是恬静的田园；当下的城中村，正陆续隐入旧屋倒下的烟尘中；未来的城中村，还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仍然值得我们去书写和回答。

谨以此文献给一位远在杭州的朋友。愿我走过的路，亦能成为你走过的路。

参考文献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李培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广州城市发展中失地农民城市化的问题研究》 王蒙徽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珠三角地区城市边缘村落的更新与可持续发展》 马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村落空间与国家权力》 刘方玲、李海龙 东北大学出版社

《城市变迁：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成长》涂成林 广州出版社

《城中村的改造》 科学出版社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换研究》 蒋红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位论文类

[1] 赖洁.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中村社区共同体构建.广州大学，2023.

[2] 刘鉴萱.城中村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以广州市A村为例.广州大学，2022.

[3] 蔡树鹏.城中村毒品治理的临界预防研究 ——以广州市 X 村为例. 广州大学，2022.

[4] 徐华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建设成本测算研究.广东工业大学，2023.

[5] 李世源.社会工作介入城中村毒品问题的临界预防研究. 广州大学，2023.

[6] 郑一昂.基于扎根理论的城中村外来人口融入研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22.

[7] 郭颖豪.城中村全面改造模式与综合效益评价.华南理工大学，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