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奶奶不下班

在中国，一直有关于家庭领域的性别公平、丈夫与妻子在家务和育儿层面的分工平等的探讨。但被忽略的事实是，在城市双职工家庭和乡镇外出务工家庭，隔代养育极为常见。祖（外祖）父母更多是老年女性，成为全职奶奶、外婆，承担家务和育儿劳动，这间接助力了青壮年就业和生育率的提升。

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许琪2021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妻子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为3.9小时，而丈夫的仅为1.6小时。但年轻夫妻若与65岁以下、能提供育儿支持的祖辈同住，男女悬殊的家务劳动，对妻子的生育意愿影响并不大。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和不到65岁的祖辈同住，女性生育的优势提升38%。因为不到65岁的祖辈一般健康情况较好，能帮助做家务和照看孩子。

年轻女性从繁重的育儿和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老年女性承受了这一切，但她们的牺牲和困境鲜少被提及、重视。

天还没亮，但疼痛让她清醒。翻了几次身后，她决定起床给两个孩子做早饭。她拄着拐杖走到厨房，拿出桌上的4个鸡蛋、米和锅，缓慢坐在煤炉边的凳子上。煤气灶台就在边上，但灶台太高了，受伤之后，她只能坐在煤炉边上炒菜做饭。因为长时间躺卧，她臀部长了褥疮，做饭时，她需要把半边屁股搁在长板凳上，另外半边屁股腾空。

去年，史丽丽意外右腿骨折，至今需要倚靠拐杖行走。但儿子儿媳在外打工，丈夫在村子里照看杂货店。正在读小学的孙子孙女，只能继续由史丽丽独自照顾。

史丽丽是村里第一个带孙辈上县城读书的陪读奶奶。她性格要强，两个儿媳不愿在家中面对婆媳关系，同时，90后儿媳也渴望去大城市工作赚钱，见识更大的世界。孙辈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后，史丽丽带着他们来到县城，在学校附近租下一间简陋的两居室。

受伤前，史丽丽还能趁孩子白天上学的时间段，在县城做些小生意，收入够三人的开销。但骨折之后，史丽丽觉得自己像个“废人”：行动被限制在出租房之内，失去了赚钱的能力；两个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也更难管教了。

早上7点多，史丽丽监督两个孩子吃完早饭，拄着拐杖站在出租屋院子门口，目送他们去上学。虽然出租屋离学校只有500米远，但史丽丽还是看着他们走远，才返回屋中。

当史丽丽将孩子吃剩下的粥和馍馍作为早饭，差不多同时，全职外婆张梅正在给外孙女乐乐扎辫子。这是她早上主要的任务。乐乐上幼儿园后，张梅的工作减轻了许多，至少，乐乐的妈妈可以负责哄乐乐起床、做早饭、开车送乐乐上幼儿园。

张梅今年57岁，外孙女乐乐5岁。乐乐有一对小酒窝，话多嘴甜，在外人面前是“小甜甜”，但在家是个“大魔王”：嗓门大、脾气倔、爱哭、粘人。全家能威慑乐乐的只有妈妈，脾气上来了，爸爸、外婆、爷爷奶奶都是“空气”。

乐乐上托班时，张梅负责接送，那曾经是一场体力与脑力的双重挑战。一个月总有一两天，乐乐赖床、哭闹、不想去学校。托班离小区只隔着一条街，但张梅无能为力，只能向女儿求助。女儿一边上班，一边视频威逼利诱乐乐。最离谱的一次，张梅花了3个小时，上午10点才将乐乐送到学校。从托班出来，张梅脑袋嗡嗡响，精疲力尽。

几次类似的突发情况之后，女儿提出上班时间尽量不要再给她打电话了，太影响工作，有问题尽量自己解决。

张梅感到焦虑沮丧，但她接受了女儿的意见，她需要让自己变得更独立，磨练自己具有“随时随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出于家庭经济压力、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等原因，生育后重返职场的女性增多，但家庭中的家务和育儿责任依旧存在，美国作家特里·阿普特在出版的《职业女性没有妻子》提出：

有这样一个伴侣——能优先满足家庭需要、能照顾孩子、顺应另一半不断变化的职业需要，把家庭责任放在最优先和最重要的位置——这几乎是每一个已婚职业男性都拥有的。而职业女性却不然。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她们也需要有一个在背后无条件地付出的“妻子”。

中国一直有隔代养育的传统，在中国，祖辈老人多数又是老年女性，承担起年轻家庭中“妻子”的责任。复旦大学教授沈奕斐曾在《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一书中指出：

在城市双职工家庭，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一切配合儿子、儿媳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饭菜以儿子儿媳口味和喜好为标准，隐藏自己的喜好，压抑自己的需要，扮演着完美“妻子”的角色。

博主游识猷则更贴切地形容这些老年女性为中国家庭里的“隐形妻子”“隐形母亲”。今年59岁的李珍，是一位流动的全职奶奶。她来自湖南农村，两个儿子分别定居江苏苏州和浙江嘉兴。李珍的四个孙辈分别生于14年、15年、19年和22年。两个儿媳在生育后，都渴望能够去上班，避免与社会脱节，增加经济收入。于是过去7年里，李珍在苏州和嘉兴两个城市来回奔波，照料四个孙辈，哪里需要她，她就会出现在那里。

张梅曾是位单亲妈妈，丈夫意外去世后，她靠经营一个海鲜摊位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女儿组建自己的家庭后，张梅结束了作为母亲的任务。

她 “退休”了，享受了一段单身自在的生活：独居在渔村，继续做海鲜买卖。她热爱运动，是村里的乒乓球队和舞蹈队队员，还是门球队的领军人物，作为教练，她带着队友们拿过区里团体和个人赛的奖牌。

张梅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意、社交圈、延续了十多年的兴趣爱好。她最后让步，是考虑到亲家母身体不好。她支持女儿回归职场，也理解家中背着房贷、车贷，女婿需要全力投入工作。于是张梅离开渔村的家，住进女儿位于宁波市区的三居室，接过照顾小外孙女和操持家中大小家务的重任。

传统中国式家庭习惯几代同堂，祖辈参与隔代养育也被视为代际间的互惠。但在传统家族里，祖辈掌握着财富、权力与威严。而现在， “轻老重幼”的现象逐渐明显。老年人无法再扮演掷地有声的一家之主，只需要能干隐忍 。

在女儿家的这五年，张梅一直将自我需求排在全家人后面。小到饭菜的做法、口味：张梅对食物的要求通常是“蔬菜、易消化、不油腻”。但女儿女婿还年轻，爱吃荤腥，重油重盐，周末时常出去“加餐”，女儿有时面对一桌子不喜欢的菜，还会和她开玩笑：“买菜钱不是都按时给你的嘛”。虽然是母女俩的玩笑话，但张梅略感失落，“孩子们在外面忙了一天，晚饭总想让他们吃得舒坦些”。

离开了熟悉的朋友圈和爱好，张梅在城市的生活有些寂寞。2020年，张梅终于加入了小区的广场舞舞蹈队，建立新的社交圈。广场舞每晚7点钟开练，但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饭，常常她做好饭已经临近7点，狼吞虎咽巴拉几口就冲下楼。

在城市双职工家庭，有女儿女婿分担，张梅得以拥有短暂的闲暇时光和“自我”。但儿子儿媳都在外地务工，县城的史丽丽背负着城乡和性别问题的双重负累。

每天傍晚，陪孙子孙女吃完晚饭，坐在一张支开的折叠桌旁，史丽丽需要监督孙子孙女写作业。孙子孙女读小学后，老师要求家长检查批改家庭作业。史丽丽是70后，小学学历，对于小学数学的应用题、几何题，她连题目都看不懂。

她给孩子们纠正完错题，要么是写对的题批改错误，要么是讲题思路错误。孩子们放学回家，告诉奶奶“老师说你讲题讲错啦”。为了孩子的功课，史丽丽求助过邻居老师、送孩子去辅导班，收效甚微。来县城读书的目的，就是希望孙子孙女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孩子的成绩急转直下，这让她倍感挫败。

去年夏天，史丽丽右脚踝意外粉碎性骨折，或许是因为休养不够，至今未痊愈。受伤后，走路需要依靠拐杖，做饭、洗衣等家务，她只能坐着进行……在衰老和疾病的双重冲击下，她勉强完成家务。孩子父母不在身边，她最焦虑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史丽丽对孩子的管教被受伤的双腿束缚。趁史丽丽不注意，两个孩子溜出家玩，用手机刷短视频……老师们常在班级微信群通知作业等重要事宜，史丽丽用的是一部老旧的智能手机——运行时总卡，电量下降飞快，充电速度却很慢。她操作不熟练，有时候会错过群消息，孩子不记得作业，就“忘了写”，为此被老师批评过好几次 ……

最初，史丽丽来到县城陪读，源于全家齐心协力、努力在县城落脚的家庭内部分工，但这分工有着复杂交叠之处。儿子儿媳双双在南方工厂工作，赚钱还县城买房的贷款。史丽丽所在的县城，全职带孩子的女性不多，老人们舍不得闲着。家中买房累积了债务，还贷压力大，史丽丽和儿子约定好，她和丈夫不从儿子那儿拿钱，靠村里的店铺，负担两个孩子的读书和生活开销。

但带两个孩子搬去县城后，生活开销和日常工作都加重了。在史丽丽所在的县城，“带孩子、做家务是女人的事”，年节团聚时，史丽丽的丈夫和儿子参与得也不多。孩子读幼儿园期间，史丽丽早上将孩子送去学校后，要搭公交车、花近1个小时车程回村，帮丈夫照看生意。下午4点，孙子孙女放学前，她要从村里搭乘公交车，匆匆赶回学校去接孩子。

两个孩子读小学后，回村不方便，史丽丽转而在家附近摆摊做小生意。但骨折之后，史丽丽失去了赚钱的能力，她不好意思开口向儿子们要钱，生活压力更大了。

亲友们虽体谅史丽丽的不易，但作为陪读奶奶，两个孩子成绩下滑、成长过程中暴露的性格问题，会被归结到奶奶照顾不力上。

史丽丽心中苦楚无处诉说，2020年，她得到了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机，一台被亲戚淘汰的杂牌机。她借由这台杂牌机学会了使用短视频，她将积攒的不如意在短视频中倾诉出来。每次都能得到几百条情真意切的回复，有人夸她“漂亮”，有人亲切地喊她“老妹儿”。这是她生活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赞美和理解，也是她沉闷生活里的唯一娱乐。有段时间，除了日常生活和做家务之外，她迷上了直播、拍视频，但在亲友眼里，这成了 “奶奶”不称职的证据。

像张梅、史丽丽这样的老年女性，帮助下一代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参与贡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育率的提升。但老年女性鲜少表露自己的劳累或倦怠，她们的牺牲和困境也鲜少被提及和重视。

刚搬到城里时，张梅很不适应。每到周末，只要有空，她换乘4班公交、单程花上3个小时回到农村的家，给家里开窗通风，除湿晾晒，沿着海塘堤坝、挽着老姐妹的手散步聊天。

张梅还说起自己的婆婆离家出走的一段往事。上世纪90年代初，婆婆4个儿子相继生了6个小孩。那几年，婆婆每周轮流给一户人家带孩子，苦不堪言，却从未流露。

有天，婆婆谎称出门办事，再也没回来。家人找了半个月，发现老人偷偷在县城找了一份做全职保姆的工作，吃住都在主人家。二儿子找上门去，母子两人一见面，都哭了。婆婆最终被劝服，辞职回家继续带孩子。

张梅记得婆婆回来那天，来市场那一幕。当时，张梅一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在整理摊位上的海鲜，突然看见婆婆迎面走来。婆婆伸出手，她递过孩子，孩子很自然地扑到了奶奶怀里。她们彼此都没有言语，但仿佛从彼此的眼神里读懂了对方。

后来，县城的雇主还特地坐车来家里找过婆婆，希望她能再回去工作。那天6个孙辈都在婆婆家，哭、打闹、嬉戏，婆婆一边干着家务，一边看着这些孩子，对雇主说：我怎么走得了呢？

有次女儿在公司受气，回家骂孩子，对张梅也说话也含沙射影，态度跋扈。张梅给女儿发微信，明确告诉她：我只有义务养你，养下一代不是我的义务，你对我态度不能这么差，女儿及时道歉。

关于生育意愿的讨论中，2021年，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许琪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中国，与65岁以下祖辈同住的情况下，女性生育的优势提升38%，但丈夫对家务的贡献多寡，并不会对妻子的生育意愿产生很大影响。因为不到65岁的祖辈一般健康情况较好，能帮助做家务和照看孩子。

而如果不和祖辈同住，男方的家务时间就会显著影响妻子的生育意愿。当夫妇不与父母同住时，丈夫每多做一个小时家务，妻子生育的优势提高14.5%。

李珍的两个儿子都忙于工作，无法匀出更多时间分配给家务和育儿。儿媳们决定生二胎，离不开婆婆对家务和育儿的分担。李珍的大儿媳很爱小孩，主动生下二胎。但去年底，弟媳二胎即将出生，婆婆去嘉兴照顾。离开婆婆后，大儿媳一边做一份兼职，一边独自带大宝二宝几个月后，几近崩溃，她说自己暂时没有再生三胎的念头了。

不久前，面对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有专家表示，“要把老年人口、女性人口的红利充分发掘、开发出来”。但“中国式育儿”已经让家庭内部的女性成员承担了太多。

“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和支持。许琪进一步指出，国家与社会需要分担一部分生育压力，如提供能保障3岁之前基本安全的育儿托儿服务，出台措施分担由于女性职工生育造成的企业成本等，将有利于缓解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也有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

奔波于两座城市带娃，但李珍说自己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她和丈夫没有能力给儿子买房，两个儿子能在新的城市扎根，全靠自己努力。她“不怕辛苦也不怕累，儿子们有需要，能帮一定尽量帮”。

史丽丽享受这几年和孙子孙女的陪伴，但“孩子大了，更需要父母的爱和好的教育方法，老人家要学会放手”，加上史丽丽年老体弱，一家人正在商量，儿子和儿媳是否要回乡工作，不过目前，史丽丽还要再陪读一段时间。

去年9月，乐乐上幼儿园后，张梅带娃生涯最艰苦的阶段也就过去了。“孩子上了幼儿园就好了”是老姐妹们彼此鼓励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

任务减轻后，张梅又开始打门球了。碰上球队在工作日比赛，张梅需要坐车回村子里，她会和女儿商量，女儿会向公司请假提前下班去接乐乐。今年，门球队在区老年人运动会上又获得了新奖项。

张梅打算，照顾乐乐读到小学毕业——还需要8年。彻底自由之后，她想去上老年大学、去旅游、全心投入到她最热爱的门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