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上班这三年

苏州女孩笨笨在2019年12月失业，从此开始扮演一个有工作的人，至今已是第三年。在假装上班的日子里，她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同类，形成一个小小的同盟。他们蹲茶室、泡电影院、玩桌游，也学英语、做日结、去工厂里扛货，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是被迫、而是自愿选择过一种脱轨的生活。

谁没幻想过当自由人，过不落窠臼的生活呢？然而俗话说得有理：万物从不属于发现它之美的人，属于那些受它之苦的。

起床后，她拖地，和失智的外公说说话，和外婆一起做饭。吃完饭，她出门上班。她在一个培训机构做后勤，登记表格、端茶倒水、调试投影仪，月薪4600块。晚上她要给培训机构锁门，回家已是深夜。

起床后，她拖地，和失智的外公说说话，和外婆一起做饭。吃完饭，她出门游荡。去电影院，去书店，去茶室。她拍常去的自习室的照片，当作工作照发给父母。回家尚早，她在小区楼下的网球场坐着，坐到家里的灯全部熄灭。

“90年的处女座，刚刚过完30岁生日，重度肥胖，未婚，深陷网贷，重度撒谎精。”在《记录每一个假装上班的日子，直到被戳穿的那天》里，她这样开头。她从2019年12月失业至今，假装上班至今。帖子在天涯上连载，事无巨细地写她每天如何吃喝玩乐，同时如何被家人责难，和男友分手，尝试工作又放弃。帖子一度被推到了天涯首页，回复盖到1445楼。有人鼓励她、安慰她，更多人视她为好吃懒做的废物样本。

帖子透露了笨笨的前传：英国留学归来，去牛津交流过，曾在大专任教，也创过业，得到过一些奖项——就像我身边随便哪个优秀朋友的履历。虽然“躺”几乎是现在每个年轻人的口头禅，但大部分时候它们更像是一种比喻，一种宣泄，有时还是一种撒娇。但笨笨，一个出身小康家庭、接受良好教育、正当青春年华的人，实实在在地选择无所事事，甚至没有远走他乡，而是靠说谎蹲在家里。在笨笨开帖的1年零11个月后，我决定拜访她。

2021年11月底，我来到笨笨的家乡苏州。我们约在一家茶室见面。我想象中她是一个蓬头垢面、自我放弃的形象。她没贴过自己的正脸照，但反复描写自己“太丑太胖”，自况为《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的松子。我走进茶室时，她正和老板娘闲聊，看到我，自然地起身招呼：“找我的吧？”

笨笨皮肤白皙，五官柔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散发一片平静的没有褶皱的光彩。她身穿一身整洁的黑色运动装，一副学究气的金丝眼镜，像刚从讲台前走下来。她熟门熟路地领我坐下，泡茶。老板娘过来添茶叶时，她适时说了一句，“老板娘家的茶叶是这里最好的。”接着问我：“盖碗，还是壶？”

如果一定要找出她哪里和常人不同，那就是体型。我小心翼翼地想绕开体型的话题，她倒主动说出了她的体重：230斤。后来和她待久了，我发现她几乎每天都穿黑色运动装或黑色卫衣。她想了很久上一次穿裙子是什么时候，然后抱歉地和我说，她确实不记得了。她胖到鞋码从37涨到39。

“你们有转化率吗？”她问，“就是广告或者流量的转化，很冒昧，就是随便问问。”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她先在大专任教了一年，然后去了一家补习机构做老师。她的最长也是最后一份正式工作，是和大专时教的学生合开了一家新媒体公司，做了两年多。她回忆那时候她一个人做七个公众号，有次得了肺炎做手术，在病床上打着点滴改推送，“最后交出去的时候二三十万粉丝的”。

她像讲脱口秀一样说起自己是如何开始“蹲”茶室的。还在新媒体公司时，有天她把公司的椅子坐塌了，她心里难受，又无处可逃。正好看到一家茶室，她就走了进去，“然后就开始了”。

失业的第一年，她投了两次简历。一个没有回音；一个是外贸企业的英文秘书。她去面试了，但进门的那一刻，面试官用眼神否决了她，“他肯定是需要形象比较好的，能出差的”。

她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兴奋地抓着她的手说，我最近正好要写一篇食物上瘾的论文，你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医生把他的研究生们都叫了过来，当场讲解她的体重、她的饮食频率。她很害怕，再没去过。

也许是怕我光喝茶太闷，她一再请我尝尝桌上的大白兔软糖。那是她下午兼职发的，在一个足球嘉年华上，她给初中生掐秒表，捡足球，发奶茶和威化饼干。我们喝到第三壶茶，她接到了兼职介绍人的电话，想让她为他们做一个公众号。她客客气气地拒绝了。

“你想这个兼职结束就结束了，如果人家找我做公众号，我注册，我写稿子，长期以后就一直一直，”她向我解释，斟酌着自己的词汇。“有压力。”我说。她点点头，“对，是这样。”

相比稳定的工作，她更愿意做兼职，尤其是日结。赚钱不是她的首要目的，“没有想过要钱，就没事做”。她向我历数做过的兼职：

拜访笨笨之前，我在电话里问她维系日常开支的收入来源。“我（兼职）赚一点钱。”她说，然后很小声地说了后半句，“还有就是父母给钱。”之后几天，我们辗转在茶室、书店、餐厅、酒吧、健身房、电影院，我不由地在脑海中计算开销，靠她兼职的报酬几乎是杯水车薪。

“我之前跟你撒谎了，因为我不好意思跟你讲。”她像是准备了很久，一口气说完，“跟父母要得比较多。”失业之初，她曾问爸爸要十块钱坐地铁。爸爸一转就转过去几千。尝到了甜头，她逐渐“不要脸”起来，开口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

茶室只有我们一桌客人，笨笨正要结账，老板娘说，不用付了。她和老板娘来回推让了几次，老板娘只一直说，没关系。

出门后，笨笨像想到了什么。“她今天听到我们的谈话，她会不会很震惊？这个人原来没工作。”她说，这是老板娘第一次不收她钱，“她没有收钱的原因是不是……”她没说下去。她打开微信，编辑了很久感谢老板娘的话。

晚上，我住进了笨笨常去的连锁酒店，离她家两公里，隐蔽在一栋老旧的写字楼底下。当和家人吵了架、感到自己“像受伤一样”时，她就会住酒店。她喜欢这家的原因很简单，在30岁生日那天，她在这里办了会员卡，酒店送了她免费的生日房。

她推荐我住进了194元一晚的精选大床房，挺干净，只不过晚上会被塞小卡片。她住遍了这个酒店的所有房型，没钱时选148元的特惠大床房，没有窗户。另一家酒店有影音套房，她在房间里看完了好几部是枝裕和，和全部的《鬼吹灯》。但通常，她就是在床上躺着，吃外卖、刷抖音。再便宜的酒店就不行了，她目睹过一只肥硕的蟑螂从床底爬出来。

“我这边也没有什么第二天的安排、时间表，所以我们就只能明天微信联系。”她或许是察觉到了我脸上的迟疑，“这样的日子可能你会不习惯。”

笨笨说，她欢迎我的到来，是想看看会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变化，比如：“人生出现了转折点，我又努力地工作起来了。”

苏州湾IMAX超级影城的座位沙发一般松软，笨笨教我怎么摁按钮升起脚垫，将身子整个陷进去。那天放的是《铁道英雄》。“好难看，”电影放完，她还陷在座位里说。不过她没那么在意片子的质量，新上的院线片她几乎都会第一时间去看，有时连买两场。她曾是淘票票购票榜上苏州市吴江区的第一名。

在银吉姆健身房，笨笨的日常动作“一共分为三步：象征性地跑，然后去洗澡，然后开躺”。她花5分钟沉醉地向我描述了躺在健身房的皮凳上是多么的舒适，“洗完澡躺下，和我躺在家里还不一样，躺在家里我外婆还会时不时地骂我一下，我妈还会回来，那个空间真的完全是自己的”。

剧本杀店的名字叫“及时行乐”，笨笨说，这也是她的人生slogan。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沙发椅围成一圈。即便不打本，她和朋友也来吃零食，吹牛逼，或是玩飞花令，“像中国诗词大会一样”。

笨笨羡慕“及时行乐”的一个店员，几天前，他失踪了。警察找到他时，他正在另一个城市的出租屋里悠闲地打游戏。他找了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朋友，靠女朋友养着，用剧本杀群友的话来说就是，“搞完，吃外卖，打游戏，睡觉，醒了接着”。

真是做到了“及时行乐”。群友都在骂他，笨笨想的却是，“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可以抛下一切，到一个所谓的伊甸园。我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我不在乎和任何人的关系，管你们这些人。”

没办法带我亲临现场的，她就给我展示手机里的照片，看着看着笑了起来。“我还真挺忙的，是不是完全想不到？我自己也没想到。”买菜，刮彩票，逛美术馆，打乒乓球，做瑜伽，看别人练柔道，撸猫，去周边城市旅游，听《黄河大合唱》《上甘岭》的演奏会，还看罗翔和法律教材，研究“迟到的正义是不是正义”。

2020年10月17日：一大早醒来刷抖音就是罗振宇的视频，说有些人活的跟蛆一样，五平方米的地方，一台电脑，吃方便面，生活成本很低，这种人就是社会底层，任何时候的社会都是精英社会，我看着这间宾馆，好像比五平方米大一些，打开评论，全是骂他贩卖焦虑的，看到这我就放心了，又躺下了。

2020年10月23日：爸爸一直在讲我要找工作的事，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了我现在的欺骗行为？妈妈一直在相亲群给我发掘可以相亲的对象，外婆一直在催我减肥。

2020年12月20日：冬至夜，本来应该在隔壁城市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一天，我还是窝囊的早早的从宾馆醒来，躺在床上，无所事事……也回不去家，也无法找男朋友，毕竟跟他们撒谎说参加考试去了……前一天还在考虑要不要去参加一下，但是想想自己只看过五六天书，做了那么几套题，去了也是白去……

茶室对面有个“民清古钟博物馆筹建处”，她盯着这块匾发了两年呆，心想：“民”是“民国”吗，那为什么“民”在前“清”在后？以及，这博物馆为什么建了两年还没有建好？

我到苏州的当天，苏州公布了一例新冠确诊。我有些忧虑回北京后会不会隔离，影响到工作。“还有什么比隔离这个日子更爽呢？就躺着。”笨笨表示不解。她用一种缅怀黄金时代的语气，回忆疫情初始时她是如何在酒店被隔离7天的。每天都有人送饭，她偷偷溜出房间和前台聊天。那时她已经失业两个月，拿着妈妈的一笔钱，假装备考公务员，实则看电影，看话剧，学习怎么喝茶。

隔离出来，她发现大家因为疫情也都失业了。她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欣慰感。但很快，失业的陆续找到了工作，她又焦虑起来。

她正式假装上班的日子是2020年9月3日，考公结果出炉的日子。她看完电影《小妇人》，接到了妈妈的电话。没考上，她说。你到底怎么办啊？妈妈在电话喊。

就是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受不了了”。她和妈妈说，她在培训机构打杂，月薪4600。她不知道怎么编出的这个数字，但很快意识到编得太高了，她拿不出来这么多。为了圆谎，她尝试去应聘了两次。一个培训机构说他们不招人，另一个她刚走进去，甲醛的味道就把她“劝退”了。

刚到苏州的前几天，我总是试图让笨笨找工作。见她剧本杀打得好，我建议她试试做剧本杀主持人，她说她做过两回，认为自己没有调动氛围的能力，退回了发给她的报酬；她能教朋友英语，那也能做补习老师，她说她去代过课，后来不知怎么对方就没再找她；很多兼职也能转为长期，她说她无法处理长期的职场关系；也可以玩以致用，开个茶室或剧本杀店，她说她认真考虑过，但一是回本要五六年，二是找不到地。

我又建议她考公。她说她报名过，有一个岗位是她感兴趣的，在第二工人文化宫给演出排期。她讲了她如何复印资料，如何去自习室备考，如何在海马体拍了一张证件照——她说她眼睛过敏但强行戴了一次隐形。一周后，她得知这个岗位只招30周岁以下，而她刚满30周岁。她被迫放弃。

这是笨笨第一次和我讲述的版本。后来我得知，由于晚上了两年户口，身份证上的她那时才28岁。她是有资格报名的，她说了谎。

我一时哑口无言，找工作怎么就成了广大网友的事？我一再问她为什么不工作，也许是被我问烦了，她总是撂下一句，“你没有想过我可能就是又懒又馋吗？”“我一直这样告诉自己：就是‘家里蹲’我也是最没有理由的那一个。”

她甚至为我准备了一个答案。“我是在想，”她吞吞吐吐的，好一会儿才说完整，“你是不是需要我的故事有一个happy ending？”

我说我认为活着的意义是要创造价值。“可能正常人就是这样想，”笨笨说，又化敌为友般地点点头，“但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也是在痛苦的，就是我没有办法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

“那要看价值是哪一种价值，比如你写新闻是为社会创造价值，那我帮我的朋友学英语，甚至是在操场上掐计时器，它是不是一种社会的价值？所以完成的方式不一样，我也就是自我安慰了。”

和笨笨相处一周后，我的两个朋友从上海来苏州过周末。我曾和他们合租，眼见他们早出晚归，即便是周末的朋友聚会的间隙，也要掏出电脑干活。他们的口头禅包括但不限于：迭代、成长、价值。听我讲完笨笨的故事，他们有种新奇的兴奋，向我抛出一箩筐问题：她觉得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她会为自己不再成长而焦虑吗？

我干脆将笨笨和我的朋友拉到一块打了场剧本杀。游戏开始没多久，我的朋友就和主持人争论起了规则。我的朋友认为通过概率计算，规则对她那方是不合理的，主持人坚持规则没问题。争论持续了42分钟（这是后来笨笨告诉我的数字，她说她掐表看的）。

游戏结束，等我的朋友离开，笨笨一步三叹，欲言又止。她说她和她的朋友们玩剧本杀，赢了挺好，输了也无所谓，规则不合理，嘻嘻哈哈就过去了，她有朋友甚至到打完都没搞明白规则。她不理解我的朋友为什么这样。她如此困惑，以至于她拉住我，我们静止在大街上，她也向我抛出一箩筐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争出个高低？

之后的几天，我不再问笨笨明天要干嘛、接下来的安排是什么了。我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和笨笨在城市的四处游荡，度过一个又一个无所事事的一天。有一天，笨笨去茶室打麻将，我坐在阳光充足的窗前，听着古筝和流水声，以及麻将“哗啦啦”地在桌子上翻滚。在北京时，我要靠吃褪黑素才能睡着，但那天，我睡了一年来最平静的一个午觉。

第一周结束时，笨笨约我吃“挂逼面”。“挂逼”是三和大神的说法，也就是“废了”的意思。这个工作日的中午，狭小的面馆里塞下了6个人。他们都是“没事打个本”微信群的群友，也就是笨笨说的对剧本杀输赢无所谓的朋友们。

2021年夏天，笨笨团购了一个剧本杀，认识了他们。群里共20人，自称“社会闲散人员”，入群有条标准：能在工作日打本。自从失业和发胖后，笨笨很少再联系过去的朋友，这个群成了她社会关系的核心。

这天他们的主要话题是：下一次活动怎么才能搞出点新意。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每天的活动都换着花样，看电影、打剧本、逛商场、喝咖啡、吃烧烤，但总有灵感枯竭的时候。大家正仰天苦想之际，有人提议打羽毛球，立即得到了一致的欢呼。

我问他们自己会不会储蓄。笨笨像听到了一个新词，瞪大了眼睛，“自己什么？”我重复了一遍。“储蓄这东西，没有。”围绕在他们中间，我有些不知所措，仿佛我成了那个异类。他们盘问起我在北京的生活：北京房租很贵吧？是不是地铁都挤不上去？然后同情般此起彼伏地叹气。

在这个同盟里，还有个叫“闲置三人组”的小分队。所谓“闲置”，就是闲到随时都在那里，闲到随时都能约出来。成员既包括笨笨，也包括小何。小何是个穿粉色卫衣、背粉色包包的大眼睛女孩，边吃面边打一款叫“跃动方块”的小程序游戏。她在群里工龄最短，去年大学毕业，工作了20天，kpi一单都没完成，没等老板发话，她主动辞职不干了。

刚开始我们聊群里的人际关系、聊这几天的群活动，她兴致盎然，但当话题转到她之前的工作，她打开了手机上的斗地主。

“混吃等死，安于现状，做个废人就好。”她盯着斗地主的弹窗广告，“我想领低保。”我以为低保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斗地主输光了会给你三千欢乐豆，这叫低保。”她依然不看我。

我问小何对未来的规划。她还是在斗地主。“一直问问问，”她突然生气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这样年少有为，我们就是无志青年。”

在“挂逼面馆”，小安坐在我旁边。她个子不高，风衣下摆过膝，乍看像TVB律政剧里的女性角色。她自称是护士，最近“调到楼下”了（笨笨告诉我，小安的实际工作是在医院门口让人扫健康码，在医院如果你没资历也没门路，你就会被分配干这个）。

小安常来找笨笨学新概念。我疑惑为什么上班了还要学新概念。“人在境况不好的时候都会想学英语，你不知道吗？”笨笨瞟了我一眼。

“我要去精神病院开安眠药。”吃完“挂逼面”，笨笨说。2017年，笨笨诊断出抑郁。我也想开，小何轻声说。小安也无事可做，于是，我们临时组成了一支看病小分队。

笨笨去开药，我和小安坐在心理门诊门口的台阶上。小安说，笨笨平时都叫她“笨逼”，她则叫笨笨“废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欣赏她身上的那股废劲。”小安说着，噗嗤笑了起来。

盟主白姐却是个有工作的人。她在中国电信派工单，吃面时她频频催促大家，说自己下午1点还得回去上班。但眼见1点到了，眼见1点过去了很久，她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她正用发言人的口吻热烈介绍群里各人的背景：XX结婚了，靠老公挣钱；XXX家里有厂的，再玩几年也没关系的嘛；别看XX天天在外面玩，他在医院里有编制的，一个月要去个两次。

白姐略过了对既没有家底也没有闲差的群友的介绍。我听明白了，即便是在同盟内部，也有一条鄙视链：尽管人人都“躺”，但总有人“躺”的理由更充分。

“有收入呀，她有‘补贴’的。”白姐语调上扬地在“补贴”那里停顿了一下。话没说完，旁边人拉了一下她的衣角。她改口说，“就是做兼职的钱嘛。”

后来笨笨和我说，白姐说的“补贴”，原意是父母给她的钱。“他们怕我面子挂不住呢，其实我都无所谓了。他们背后议论我，我都知道。”有一次吃海底捞，她去调料，回座位前听到白姐说，有的女生嫁不出去，是“自己丑还嫌别人丑”。没指名道姓，但群里大龄未婚的女生只有她。

不过，他们不仅议论她，也议论群里的每个人。而被议论的笨笨也乐于参与议论别人。光是“群里的两个人是不是去开房了”，他们就从面馆讲到精神病院讲到羽毛球场。当我在和小何聊天时，笨笨去找在旁边上班的白姐，两人又更新了八卦的动向。

在我面前，笨笨花钱大手大脚，但和群友们在一块时，她陪他们穿越半个城市，吃一家餐厅半价的团购套餐，或是在全家计算25分钟，优惠券、买一赠一和积分抵扣怎么用最便宜。开始的几天，笨笨常用一种烦恼的语气对我说，今天又有多少个局约她。后来我发现，当群里召集活动时，她总是头几个回应。她也几乎实时地在群里播报我们每天做了什么。没有更多的了，是这些将他们连接在了一起。

我向笨笨表达对这种关系的不解。“大家真没事做，每天只能这样。”她有些虚弱地笑了，“我们只是需要一起待着。”

但有一个人，他们不仅一块待着，笨笨说，他们是真的能理解彼此。这人叫立立，考入苏州大学八年半了，至今没有毕业。她有段时间没见着他了，她正盼望着明天和他的重聚。

第二天，在赴约的路上，笨笨很有劲头地向我讲述她和立立的友谊：她失业的第一年，他俩几乎都是在一块过的。她约他到茶室蹲，他不爱喝茶，就拎杯咖啡过去。有时他俩去任天堂体验店，30块钱体验一小时。有时他坐地铁一个半小时，到她家楼下一起吃那家“挂逼面”。他们还一起去参加上海电影节，“跟上班一样”，早上7点起床，赶去各家影院。那次立立没钱了，还是问她借的。

我们抵达了约定的日料店。立立中午才醒，睡眼惺忪地走进来，一头长发松松垮垮地披在肩上，裤子和神态也是松松垮垮的，气质近似于早年的朴树。立立说，他也在假装上班。父母都以为他早已毕业，在做“放电影的工作”。他和笨笨就是在一个电影社团认识的，但他既没有创作的欲望，也没有鉴赏的能力，他只想看电影。“所以我们是朋友啊。”笨笨接过话头，一副了然的样子。

有个寒假，他去纺织厂扛了八天布，赚了两千多。他每天住格林豪泰，还要从酒店打车去厂里，钱也没剩下多少。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花掉我的一些时间，花掉我的一些精力”。

“好答案，我抄袭一下回答你的问题，我对自己的人生毫无规划。”笨笨说。她指的是我之前问她有没有想过40岁时的人生是怎样的。

“怎么？”笨笨问，又猛然反应过来地“啊”了一声，“对，你要做你的酒吧。”立立常去一家酒吧喝酒，他的积蓄也渐渐见底，两个月前，他干脆去酒吧做了调酒的学徒。接下来，笨笨的话少了很多。两人都抽起烟来。

我们去立立调酒的酒吧喝酒。立立把头发扎了起来，穿了系领结的背带衬衫，仿佛浪子从良。他还只会调两款基础酒，金汤力和马蒂尼，我们各点了一杯。调酒时，他紧紧盯着酒杯里的冰块，动作缓慢，面色凝重。笨笨的那杯有点冲，她没敢和立立说，硬着头皮喝完了。

我向立立讨教调酒之道，一向话不多的立立兴致高涨，大讲酒的名字、度数、产地、风味。前一晚他试酒，居然把自己喝醉了。

“不知道这个行业干下去会怎么样。”立立突然说了一句。我和笨笨都反应了一会儿，才明白“行业”指的是调酒。“蛮好的，你还有个行业。”笨笨没说下去。

一周后，我们去一家咖啡馆给立立过生日。过去，在这家咖啡馆门口的小广场上，他们常常晒着太阳闲聊一整天，因而这里得名为“吹牛圣地”。但今天显得有些不一样。刚到下午4点，立立频频掏出手机，说他该去上班了。他站起身来，没多客套，和大家匆匆告别。笨笨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

回去的地铁上，笨笨把自己藏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角落里，茫然地盯着空气。她像要向我公布一个大秘密，踌躇了很久后说，“其实我和立立之前有半年多没有联系了。”这半年多里，立立发生了两个变化：他恋爱了；他工作了。

我让笨笨独自待了一会儿，回来时看她摘了眼镜，眼睛红红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哭。她慌里慌张地擦干眼泪。“就是想要有一个废物的朋友，但是废物的朋友现在去调酒了。”她恹恹地说，“然后他就不会再回到和我一样的废物的状态了。”

我问，现在有情绪时她找谁倾诉。“有的倾诉，还写什么帖子呢？小安听不懂，其他人只会说，难过那我们吃蛋糕，那我们吃火锅。好久都没有人，没有人听我说的。”

立立很早就提醒过我他和笨笨的区别，他没有笨笨家的经济条件，也绝不会问家里要钱，“我要找一份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这点是必然的。”

“我希望你能在苏州一直待下去，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待着了。”在我的苏州之行快到尾声的时候，笨笨看着我说。我知道它当然有结束的一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

“喂，爸爸你在忙吗？你这两天在苏州吗？”很客气，像打给一个工作伙伴。挂了电话，她解释她在国企当部门负责人的爸爸总是出差，“我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出差，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他可以暂时离开这个家，不是挺好的吗？”

第二天上午11点，我到了她家小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妈妈带孩子在楼下打羽毛球。小区建于2010年，外墙有些暗哑，一户户人家的衣服晾在外面，但看着仍然整洁、体面。笨笨的妈妈已守在门口。她短发，戴眼镜，一身黑色套装，有些苦相，但一直挂着微笑。她两脚并拢，两手交叠，侧过身说：“你好，欢迎。”并让我换上鞋套。

爸爸立于背后，不知是不是近视的缘故，他眯着眼，微微抬起头看人。笨笨介绍我：“我在天涯上写东西，这是从北京来采访我的。”父母没说什么，气氛很快冷了下来。

笨笨领我上了二楼。她指给我看她的卧室门，没有锁，父母随时能进。床上堆满了毛绒玩偶，一个糖果盒正对门口，放满五彩斑斓的软糖。她发现我也爱吃软糖，就每天出门前用一个小夹子挑选出一罐，带来一起吃。

参观完毕，我们在红木沙发两端坐下，妈妈仍双手交叠。笨笨从大专出来，妈妈说，她感到“略有点遗憾”，“这个年龄了，我希望最好是稳定一点。但是她有她的想法，现在90后我们左右不了的。”笨笨后面的人生，妈妈一言以蔽之，“不太了解，也不想了解，了解不了。”她一直挂着不变的职业的微笑。

虽说之前我没见过笨笨妈妈，但妈妈每天都出现在我们的对话中。在笨笨的叙述里，她把伞弄坏了，妈妈骂她。阳台上的衣服没有翻过来晾，妈妈骂她。她去卤菜店顶班——在英国留学时，她做卤豆腐干、卤鸡腿、茶叶蛋，同学和房东都夸她——被妈妈的同事看到了，妈妈骂她，你是我见过最能屈能伸的人。

在我面前的妈妈反反复复就这两句：我们尊重她的想法，只要她开心、快乐。她无法举出更具体的例子，对话很快进行不下去，我转而问起笨笨的英国留学经历。“我们单位她是第一个。”我第一次感到妈妈的笑容颤动了一下。

我转过身，想和另一边的爸爸也聊一聊。爸爸还没说几句话，眼神不停瞟向我背后的妈妈。他站起来，又坐下，又站了起来。“是不是刚才电话响了你？”妈妈说。“是吗？那我回一个。”爸爸说。两人都站起身来。我只好告辞。

出来后，笨笨和我说，刚才的突然终止，是因为“我母亲一直在你的背后龇牙咧嘴地指使我父亲离开”。她猜测她妈妈是怕两人说得不一样，露了馅。

“这是我生命中最近的人了。在他们的理解当中，是在一个外人面前这样的夸奖我，或者说是用体面的方式帮我回答，”在出租车上她落寞地说，“但我不需要，我需要真诚的看法。”

笨笨和我讲过小姨夫的故事。“他妈的。”她这样开头。“他妈的”小姨夫是厦门大学法律系高材生，一直声称自己开了一家饭店。一天亲戚们临时起意去吃饭，小姨进门就说，找你们李老板。服务员说，我们老板姓张。小姨回家，看到小姨夫在睡觉。婚后三年，小姨夫早起做饭，送小姨上班，“顺路去饭店”，实则回家，9点开始炒股（亏钱）。等到傍晚，去饭店买卤菜，接上小姨，称卤菜是自家饭店剩下来的。

小姨起诉离婚，法庭上，妈妈“上蹿下跳”，外婆痛骂小姨夫“猪狗不如”。“但，”笨笨顿了顿说，“那个时候我就能理解人为什么不上班。在饿不死、穿得暖、夏天开得起空调、冬天喝得起热汤的时候，人不爱劳动就不劳动。”那时她还在大专任教，这个故事给她的最大教训是：父母不能容忍她不上班，所以她要像小姨夫一样撒谎。

细究的话，笨笨假装上班的谎言并不高明。她赚的钱花去了哪里？她的同事都是谁？为什么工作日她也能待在家？只要去她声称的工作单位看上一眼就好了。但她工作体面、待人谨慎的父母似乎从没意识到这些。笨笨说，她的谎言最接近被拆穿的一次，是有天爸爸要送她去工作单位，她几次推诿，爸爸也没坚持。连她自己有时也会想，是不是父母早就发现了？他们只是不说。

有天晚上，走去立立酒吧的路上，我们聊起了笨笨的三段恋爱。最久的是第三段，从她在大专教书持续到2021年初。我问他是个怎样的人。“他是怎样的人啊？”她在夜色下越走越慢，陷入了回忆，“有一天他从办公室外进来，说我是半年前专接本的学生，我是来拿证书的。他走进来的那一瞬间，阳光反在他身上，就这样。”

男友送了她一块“还蛮贵的”表，她认为这代表了男友对她好。但慢慢地，她工作受挫，失业，体重从130斤涨到200斤。男友起初还想拉回她，让她别吃了，或拉她一起看减肥节目。无果。他开始不回消息，只有给他送喜欢的零食，他才从家里拖拖拉拉地出来。即便开房，两人也不会发生关系。有次吃饭吵了架，她给他发消息，他再没回复过。

“我想到我以前的男朋友有点难过了，”笨笨在路上停了下来，靠着墙，大口喘气，“可能就不是为了这个人，而是为了曾经的自己，那些很美好的往事，现在都没有了。”

妈妈给她介绍了五六个对象，有一个是可以入赘的“男孩”。她后来才知道，“男孩”年近四十，秃顶。但还是谈（是“谈判”而非“谈恋爱”的“谈”）了几个月。“男孩”和媒人说她太胖了，妈妈说，我们给他加钱好了。

就是这位“男孩”给她发了微信，叫的是另一个女孩的名字。即便如此，笨笨仍然问他，愿不愿意坚定地选择我？对方回答，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相亲告吹了。

“一年总会有那么两三个。”笨笨用有点炫耀的口吻对我说，她也是有追求者的。她指的是天涯上自称未婚的中年男人，他们加她微信，说要来苏州找她，说要带她旅游。笨笨问我，他们看上了我什么？年轻、好生养，还是盯上了我家的钱？毕竟娶独生女就是“吃绝户”。

笨笨让我想到毛姆小说中的一类人物：芝加哥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但总有人隐隐觉得生活不对劲， 远赴东南亚小岛，过上懒散的、无赖的、不识廉耻的生活，成为芝加哥人民的谈资。一个成功从道德、从竞争、从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脱逃的故事。问题是，笨笨和她的朋友们始终生活在芝加哥。芝加哥绝非他们的乐土。

“国庆，大家都是处于工作之后放松，然后玩。我不一样，我一直都没工作。”笨笨说她发现没地方蹲了，平时常去的茶室人满为患。这时她接到一个信用卡催收的电话。据她说，4年前，她收到邻居家儿子发来的QQ消息，要借近10万块，她没多想就用信用卡转了过去。自然是被盗号。她没敢告诉父母，想妈妈一定会暴跳如雷。每个月还一点，总能还上的，她想。等到失业，她还了一万多，几乎只还了利息。她来回倒信用卡，还问朋友借POS机刷。

10月8日那晚，她喝酒到凌晨三四点，刷到英雄联盟出手游的新闻，心想：游戏失败了可以再开，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她回到家，发了一条微博：“人生能不能重开？我想试一试。”然后吞了那一板剩下的安眠药。

朋友看到微博报了警。第二天睁眼，她人没事，家里倒来了很多警察，非要带她去洗胃。折腾到下午回家，妈妈还在骂她，你知道警车开到小区里有多丢脸吗？她一下爆发了，“鼻涕眼泪一把一把地”说，我就是不要结婚！我就是减不下肥！妈妈追问，还有什么事？她坦白欠了十万块。她还没来得及说假装上班的事，妈妈就蹭地站了起来，要死了要死了，妈妈来来回回地说。

2022年新年，第一次见笨笨的两个月后，我重返苏州。我们坐在糖水店，点了番薯糖水、皮带绿豆沙和北海道双层牛乳。冬风渐紧，她越来越少出门（对付家人的借口是补习机构生意凋敝）。家人看她“像一尊佛一样”，下令：当天微信运动步数不满一万步，就扣除当天的零花钱。她下单了一个仓鼠跑步机，打算让她的手机替她跑步。我接过她的手机上下晃动，为她摇微信步数。

同盟分崩离析。小何在群里痛骂一个男群友“总是当众抠鼻屎”，被踢出群。“以后这个群里没工作的，还在读书的，矫情的，三观有问题的都不要加了。”白姐宣布。“没工作的”，笨笨注意到了这几个字，不知道有没有包括她。这个群后来就没人讲话了。

过年前几天，立立拉黑了她。每年过年时，立立都会让她从家里带一些礼品，他好应付以为他在上班的父母。笨笨正打算这天带礼品给他，发消息时，发现她“被红色感叹号了”。她不知道原因，也不想去问。

我们一时无言。当你困在密闭的透明罩里，为了避免窒息，能够紧紧抓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共振。但当现实吹来一阵风，它就消散了。

在天涯开帖时，笨笨有很多愿望，考过教资，减肥成功，和男朋友结婚，而帖子将更新到她找到工作的那天，“为这个帖子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句号目前看来遥遥无期。“王小波不是有写过牛的那个，一锤子一锤子闷锤打在身上，我觉得就像那样，慢慢慢慢它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会想了。”她不再更新帖子。

分开前我们喝了顿酒，头顶的电视正直播女足的亚洲杯决赛。我们看着女足一点点扳平，逆转，说起笨笨高中时参加校队轻松射门的往事。也许是被女足夺冠的热烈气氛感染了，她提议说下各自的新年愿望。

笨笨带我去过网球场，就在她家小区。这就是过去三年她的很多个夜晚：她坐在网球场的石凳上，听歌，玩手机，抽烟，偶尔啃面包。眼前正对一栋住宅楼，她指给我看：三层的夫妻每天吵架。十层的阳台亮起了灯，这户的大姐要等10点电费半价后才洗衣服。补完课的高中生在自行车车棚里三三两两。有时，一个不愿回家的大哥会坐到另一张石凳上抽烟。

笨笨说，她每晚坐在这里，都会想：人为什么要结婚？如果天天吵架，为什么还要过下去？一年365天在10点后洗衣服，不会厌倦吗？他们过着如此正常的生活，为什么我就是进入不了？

她不是没尝试进入过“正常的生活”。“我那时蛮傻的。”她形容在大专任教时的她。“傻”是“还有教学理想”的意思，她欣赏刻苦的女生，掏出工资给她们买书，报名专升本。另一层意思，是“不会做人”。领导想引入校园贷款，说“要盯准学生背后父母口袋里的钱”，她激烈反对。同事要学生花钱买证，她让学生去考权威的初级职称证，断了同事的财路。

新教师评课时，她讲到一半，同事说时间到了。他们都围着另一个新教师聊天，她不知道做什么。就连很多学生也因此讨厌她——他们就想买个证。当我追问细节时，她像重新回到了那个时候，瘫倒在座位上。“感觉我要被击垮了，虽然我也没有站起来。”她点起烟，被烫到了手。

“你在我们心里真的是一位好老师，最后不管你是受到怎样的误会还是各方面的压力，其实我们都是支持你的，老师加油！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春天真的到来的时候，笨笨给我发微信，说由于小区封控，她连网球场都去不了了。“大概是又可以彻底躺着一阵子了。”她说。

2019年初，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在苏州放映。“一头大象，每天坐在动物园里，它他妈就一直坐那。”电影里的人说。观众交流环节，笨笨站起来说，自己就是那头一直坐着的大象。她哭了，周围的女生也哭了。立立那时也在现场，他走过来，递给她一本胡波的小说《大裂》。那是她和立立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友谊的起点。

后来她听说满洲里真的有一头席地而坐的大象。那是2019年夏天，她还不知道她漫长的假装上班生涯即将开始。她独自报了一个内蒙古的旅行团，在满洲里那一站，她申请了一天的自由活动，打车到了猛犸象公园。在一头席地而坐的大象的雕像跟前，她陪它静静地坐了一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