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一轮罢工大潮

本文为翻译，原文：https://labourreview.org/strike-wave-china/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这个"世界工厂"曾经历了多次制造业的罢工浪潮,尤其是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期。然而,自2016年以来,工厂罢工的数量和规模总体有所下降,罢工中心也从制造业转移到了服务行业（尤其是平台经济）,同时从沿海城市转移到了中国内陆地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轮重新掀起的工厂工人罢工浪潮?与此同时，平台工人的罢工又给我们揭示了中国工人运动怎样的特点呢?

工业罢工浪潮再起

2023年,中国罢工行动出现了自2016年后的新的高峰。工厂罢工的数量显著增长，而且大多数罢工行动发生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根据中国劳工通讯，2023年共发生了434起罢工事件,2022年这个数字只有37起，2021年为66起。434起罢工事件的80%都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

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解释2023年工厂罢工的大幅上升呢？根据我们对中国劳工通讯的中国罢工数据分析，记录中制造业的集体行动中超过一半的比例是由于低附加值的工厂搬迁或关闭所导致的。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疫后会发生这种工厂搬迁的浪潮：

首先，新冠大流行的余波加速了资本流动。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这些位于全球供应链底层的工厂，在“清零政策”结束后它们并未看到订单量的增加。在订单缩减的压力下工厂只能选择搬迁到工人工资更低的地方来缩减成本。一些在过去十年搬迁了部分的工厂现在干脆全部都搬迁走了。

第二,疫情引发了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疫情让大品牌的公司们看到,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商并非上策。这促使这些公司开始在全球其他地方寻找供应商。最引人注目的是,2022年"清零"政策导致世界上最大的iPhone组装工厂之一的郑州富士康发生了大规模工人抗议。工人的抗议行动延误了新款iPhone的上市,促使苹果加快将生产转移出中国的步伐以分散供应链风险。

第三,自2000年代末以来,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一直鼓励低端制造业迁往他处以促进产业升级。2023年,广东省政府发布了近10项规划和指导意见来鼓励工厂搬迁以推动"更先进、更智能、更绿色"的制造业发展方向。

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低端制造资本从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大规模外流。

根据中国的《劳动法》,雇主有义务在裁员时支付遣散费。但由于利润不断减少,雇主在2023年采取了各种花样和手段来降低搬迁成本。有些老板偷偷运走机器或干脆人间蒸发。通过这样的手段这些工厂的工人就拿不到遣散费,有时甚至连工资和社保费都拿不到。在抖音上,工人将这种现象称为"老板跑路"。有时,工人们周日或节假日放假回厂后却发现老板已经逃之夭夭。在国庆节和春节假期中,工人们就用短视频表达了他们对老板可能"跑路"的担忧。

另一个老板逃避付遣散费的常见花招是将工人工作时间安排为"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八小时标准工作日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大历史性的功绩,但在当今中国语境下它却有了不同的含义。在中国制造业,工人通常只能获得很低的基本工资,必须依靠加班费才能挣到足够维持生活的收入。这样，当老板减少或取消加班时,工人就无法挣到足够生活的钱。通过这种手段老板实际上是在逼迫工人自愿离职从而避免支付遣散费，进而就能实现技术上不"裁员"同时又能把工厂搬迁。雇主还会给工人多放假来进一步降低工人的月工资。有些工厂让工人一周只工作两三天,然后工资只支付最低工资的70%或80%。有些工厂就直接停产,让工人长期放假。

这些策略使老板们能够避免或减少支付遣散费，但同时也让工人陷入了极度不稳定的处境。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工人很难找到可以维持原生活水平的替代工作。因此,2023年的工厂关闭和搬迁引发了许多自发性罢工行动。

为应对老板的花招,工人采取了法律内外的各种行动来提出诉求。首先,为了防止老板逃避支付遣散费,工人阻止机器运出已经关闭的工厂。其次,工人已经认清了延长休假和取消加班实际上都是老板的伎俩，所以他们反对这种"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度,要求加班。第三,工人要求老板提高基本工资,这样他们就不必依赖加班费了。第四,在某些情况下,工人意识到老板是在压低工资以减少遣散费,因此他们要求支付超出法定标准的遣散费。

例如,2023年11月,世界最大鞋类制造商之一的宝成集团关闭了位于江苏扬州的工厂,同时加大了对印度的投资。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该工厂同意按照法律规定向工人支付遣散费。但是,由于过去一年工人工资从5000多元人民币(约690美元)骤降到2000元左右(约270美元),遣散费金额大幅减少。工人对这一补偿方案感到不满并继续罢工。

总的来说,工人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愿。许多工人在前几轮罢工浪潮中参与集体行动并积累了经验。在2023年这一轮中,他们采取了停工、集会、静坐、封锁工厂大门、看守机器以及企图自杀等多种策略向老板施压。工人还试图让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介入,向工会、劳动局、司法部门和社保局投诉。一些工人罢工行动持续数月,体现了他们的坚韧不拔。

然而,这一轮罢工浪潮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制造业劳动力规模剧减限制了工人的谈判能力。2023年工厂罢工的参与者通常只有几十到几百人,远不及2016年前的罢工活动,当时曾有数万人参与。其次,由于许多工厂都在缩减生产规模或停产,工人的罢工行动无法对老板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三,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变得更加专制,削弱了对劳工权利的保护,加大了对劳工活动的打压力度。政府与老板联合起来镇压工人行动。在2023年这场罢工浪潮中,我们也几乎看不到任何劳工NGO的参与。

在深圳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的罢工事件中,政府机构和工会迅速介入,表面上是在调解纠纷,但实际上是支持老板的立场。该区的劳动监察员宣布,任何故意扰乱生产的工人都将被解雇并拘留。为了维持抗议,数百名工人一起走出工厂,乘地铁前往市政府总部。但当他们下地铁时,警察将他们拦截,并强制将他们遣送回工厂。制造业工人在斗争中面临更加敌对的环境。

平台工人的新策略

过去几年,由于制造业工厂关闭和IT、房地产等行业大量裁员,越来越多的工人进入了平台经济领域。2018年,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美团有270万外卖骑手。到202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00多万。网约车司机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平台工人人数大幅增加,但在经济低迷期间,客户基数却在萎缩。可以说,2023年,中国的平台经济行业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与工厂工人相比,平台工人在集体组织方面面临更大障碍。因为平台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地域分散,较难建立持久关系,从而使沟通和协调更加困难。

然而,尽管面临这些挑战,2023年中国平台工人还是进行了一些零星斗争。10月,黑龙江省青安县约50名工人举行了反对美团的抗议。8月,海南省琼海市的美团工人罢工。4月,广东省汕尾市数百名美团外卖骑手罢工超过一周,引起国内外关注。

汕尾外卖工人罢工值得深入探讨,因为这是近年来平台工人最持久、最知名的一次罢工。汕尾美团的外卖站点工人总数在800到1000人之间。2023年4月初,美团当地运营商取消了一系列工人补贴,并降低了每单单价。随后,外卖工人在各站点和小组内进行了线下讨论,商议如何应对。

有些工人提议罢工,因为几年前曾有一次成功的先例。他们建立了一个微信群,邀请小组成员加入以表示罢工意向。通过亲属和朋友关系网,工人还把来自其他小组和站点的同事拉入群聊,他们再把消息传递给各自的其他同事。翠园街是汕尾最繁华的商业区,很多外卖工人在那里等待接单。等候时,工人们就会与同事谈及可能的罢工行动,邀请他们加入微信群。几天之内,这个群就涨至数百人。到4月中旬,大量线下的人际组织工作已经展开,尽管微信群里始终一片沉默。

通过线下交流,工人们决定在下雨时开始罢工。因为雨天通常会带来更多的外卖订单,罢工对美团的打击最大。这一信息通过队友网络以及跨队伍的亲友关系网在工人中间不均匀地传达开来。

4月19日下雨了。工人在微信群里发消息说"现在下雨了,我不接单了"。这样的消息在群里迅速泛滥,所有人都知道罢工已经开始。没有加入群聊的工人也意识到罢工正在进行,因为随着越来越多工人离线,他们被分配到无法完成的订单量。一些工人估计,第一天结束时,大约有70%的汕尾美团站点工人参与了罢工。

第二天晚上,美团从周边地区调遣数百名工人进入汕尾,试图破坏罢工。这些劳务工每天可获得200元的基本补贴,单价是汕尾当地工人的近3倍。这进一步激怒了当地工人。工人估计,从第三天开始,除了对管理层最忠诚的30名本地工人外,其他人都加入了罢工。外来的劳务工难以维持美团的正常运营,因为他们不熟悉汕尾的地理环境,送餐速度很慢。很快,他们感到疲惫不堪,宁愿领取基本工资,整天在网吧玩游戏。

接着,街道办事处和警察开始打电话施压,要求本地工人复工。一名工人说,他接到警方电话后屈服了,决定返回工作岗位。但很快,他的队友们从美团应用程序上发现,他被评为了"最佳员工",因此一定是在罢工期间复工了。他的叔叔是同一小队积极组织罢工的成员,当即狠狠斥责了他。其他队友也一同痛骂他。最后,这名工人重新加入了罢工。

在这种情况下,队友之间的同伴压力化解了来自当局的施压。罢工开始后,微信群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工人们在这里讨论下一步行动。工人们决定不选出代表与管理层谈判,因为担心代表会遭到报复。相反,他们让小队长向管理层传达工人的诉求。在第八天,管理层最终让步,恢复了所有补贴并将单价调回之前的水平。

然而,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们形成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和更平等的诉求,即取消所有等级制度,这也有利于工人的团结。罢工前,很多补贴只针对A级工人,他们的单价也更高。工人要求将补贴适用于所有站点工人,单价也统一。但这些诉求并未获得满足,这在罢工者内部制造了分裂。大多数A级工人在第八、九天就复工了,但较低级别的工人继续罢工。接下来的几天里,管理层通过每日奖金的方式诱导工人复工。到第十一天,大约80%的罢工者已经复工。第十四天,罢工基本结束。

在罢工的最后阶段,工人内部的分裂产生了持久影响。半年多后的一次聚餐上,一些工人依然在抱怨A级工人出卖了他们,并发誓再也不会与这些"叛徒"一起罢工了。罢工之后,管理层也更频繁地重新调整汕尾各站点和小队的编组,破坏了在组织和维持罢工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队友网络。

这次罢工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首先,当平台工人主要是较小城市的当地居民时,工人之间的密集人际网络可以成为组织分散于整个劳动过程的劳动力的重要渠道。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算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工人的罢工行动。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到,工人的团结是脆弱的,克服管理层"分而治之"的策略仍然是集体行动面临的一大挑战。

2023年,中国工厂工人和平台工人共同推动的这场罢工浪潮,既给我们带来了鼓舞人心的经验，又给我们带来了值得深思的教训。在经济低迷严重影响工人生计的情况下,工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决心,坚持维护自己应得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工人斗争的力量仍然受到老板的操纵、政府行动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束缚,大多处于零散和临时状态。要克服这些障碍,需要更精细策划和可持续的组织方式,以及更强大、更广泛的阶级团结意识。在这种严厉打压组织活动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成为摆在中国工人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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