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四成受访劳动者存在长期加班，女性无偿劳动时间多于男性

6月17日，内蒙古大学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最新研究成果《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报告研究基于2017年、2021年在中国大陆地区除新疆、西藏外29个省份的两轮调查，调查对象覆盖超两万个家庭，涉及46879人。

该报告系统分析了中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报告指出，对比15个国家，中国居民普遍超时工作（净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约有四成人处于长期加班状态，每天仅有约4个小时用于休闲社交，处于15个国家的末端。

此外，中国女性的总劳动时间和无偿劳动时间远多于男性，尤其是无偿劳动包括家务劳动和提供照料等每天需花费3小时以上，承担了较多家庭责任。

报告还着重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中国居民时间利用带来的变化，相较于2017年，2021年居民有酬劳动增多，无酬劳动下降，家庭内部分工更为平等，加班现象有所缓解，社交休闲时间略降，但质量提升。其中体育健身、阅读、业余爱好等积极的休闲活动平均时长增加0.49小时/天，消极休闲活动如看电视的平均时长减少0.48小时/天。研究表示，这可能与新冠疫情后人们更加重视健康有关。

内蒙古大学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最新研究成果《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

中国居民新冠疫情后有酬劳动时间增多，社交休闲时间减少

该研究报告对比了15个国家的时间利用状况，发现中国居民有酬劳动时间遥遥领先，达5小时以上，且在新冠疫情之后呈上升趋势，与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类似。

各国有酬劳动平均时长比较（15-64岁）。

各国无酬劳动平均时长比较（15-64岁）。

各国休闲社交平均时长比较（15-64岁）。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无偿劳动时间和休闲社交时间较少，在15个国家中位于末尾，新冠疫情之后更进一步压缩。

研究还发现，2017年、2021年，中国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净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相当普遍，超时工作率分别高达42.2%、38.0%。其中，非正规部门、中等收入者、低学历者、制造业从业者、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超时工作尤为严重。

与2017年相比，2021年中国居民非正常时间工作率大幅提升，表明更多劳动者选择在早上7点之前或者晚上8点之后工作。这一方面或许源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在应急状态下须长期待机，同时因居家办公线上办公等工作形态的变化，居民在时间利用结构上也更为灵活。

2017/2021年中国不同劳动者超时工作率比较。

女性无酬劳动时间远高于男性，奶奶（外婆）家务劳动时间最多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女性用于无酬劳动的时间远高于男性，而在家庭内部，妻子的有酬劳动时间少于丈夫，但总劳动（包括有酬和无酬）和自我照料时间均略高于丈夫，闲暇时间则显著少于丈夫，这意味着女性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

报告还明确指出，婚育对女性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进入婚姻的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家有孙辈的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达到最大。

研究报告具体分析了老年人的工作时长，中国老年人（定义为60岁及以上的男性、55岁及以上的女性）平均每天从事各类劳动（包括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时间达4.4~6.2小时，老年人女性的劳动时间高于男性，男性的劳动仍以有酬劳动为主，而女性以无酬劳动为主，性别差异较大。

由此可知，中国家庭仍处于女主内男主外模式，家庭内分工夫妻差异大，尤其是乡村大于城镇，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大于无学龄前儿童的家庭。

研究还提出了一个结论，丈夫的学历越高，家庭内分工的夫妻差异越小，母亲学历越高，其未成年子女被照料的时间越长，且“父亲缺位”问题会有所缓解。母亲学历为小学及以下时，父亲提供的照料占父母总照料的比重为21~22%；而母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时，父亲提供的照料占父母总照料的比重显著上升到28~30%。

男性、女性劳动时长对比。

推行政策应落实男女平等原则，为低收入群体持续完善福利政策

报告也指出，近年来，中国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问题有所缓解。2017~2021年，工资劳动者的超时工作率下降4.2个百分点，各类劳动者的超时工作率也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尽管与2017年相比，2021年中国劳动者社交休闲时间略降，但质量提升，尤其是体育健身、阅读、业余爱好等积极的休闲活动平均时长明显增加，这可能与新冠疫情后人们更加重视健康有关。

此外，男女性别差异在缩小，从2017到2021年，妻子与丈夫有酬劳动时间之比由0.70上升到0.74，无酬劳动时间之比由3.18下降到2.66；与此同时，中国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有所下降，男性的无酬劳动时间则趋于上升，女性与男性的无酬劳动时间比由3.07下降到2.39。

报告认为，超负荷的任务量、绩效考核压力、经济压力、职业晋升压力、加班文化等是劳动者超时工作的主要原因，若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势必挤占休息、娱乐休闲等满足基本需求的时间，长此以往将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超时工作现象必须引起政府社会的高度重视，建议通过立法等制度安排确定合理的科学的工作时间，对超时用工等行为加以规制，适当增加休闲社交时间是努力方向。

调研结果更进一步表明，家庭照料责任对女性自身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建议在推行“三孩政策”“延迟退休”等政策时更加注重“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加大对幼托服务的公共投入，实现由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育儿成本，让家庭内部男女更平等的分担照料责任。

报告还建议，政府应更加关注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一方面要通过教育普及等方式提高低收入群体教育水平增加其未来收入，同时也要为低收入女性、留守儿童提供更精准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减轻生活压力，提高生活质量。

采写：南都记者蒋小天 郭若梅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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