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尘肺患者的人生轨迹

大爱清尘近年在全国各地发现了一些90后尘肺患者，他们拥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成年前便早早辍学，进入切割、家装行业，跟随亲戚、同乡到外地四处做工，买房、结婚、生子后确诊尘肺。今年以来，90后尘肺患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选取了一位1997年生尘肺患者及其家庭的故事，通过他独特而又具有代表性的生命轨迹，勾勒出一个群体的成长剪影与命运沉浮。希望本文可以作为“他们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又“何以至此”两个问题的回应。

全文共10963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胡合伟的生活好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他比同龄人更早工作，更早结婚，更早失去亲人，更早承担家庭的重担，也更早患上难以治愈的疾病，更早面对死亡。

他出生于1997年，24岁被诊断为尘肺三期，26岁时，医生坦言：“你的情况，最多（活到）三十岁多一点。”

回望过去的二十多年，他所做的每一个重大决定似乎都是“必然”，他不知道该如何躲避自己的命运。

“如果我不做这份工作，我就不会认识我老婆，不会有儿子，所以我不后悔。”他说， “我只后悔没有早几年停手。”

胡合伟家门口的枇杷树

末路

2019年，胡合伟第一次听说尘肺病。

“听说有个朋友得尘肺病死了，我之前还见过他，也是做石材切割的。”他说。事情发生后，工人们人人自危，开始戴起口罩。

胡合伟也有些害怕，却又觉得是概率问题，自己不一定就会成为其中之一。

2020年，胡合伟开始出现体力下降、气喘的症状。朋友们劝说他去医院检查，他始终没去。“当时不觉得会很严重，没在意，但其实我心里知道，一去检查肯定有病。”他说。

“一上坡就累。”胡合伟的妻子韦小眉回忆道，“他的身体不像以前那样了，他肯定也感觉到了，以前走路不会这样。”

一天晚上，胡合伟突然发烧，剧烈咳嗽且浑身发烫。韦小眉急忙找朋友帮忙送他去医院，医生开了退烧药，胡合伟却退烧又发烧，反复发作，持续一个星期左右。

胡合伟失去意识时，韦小眉趴在他身上哭。“好像他快要死了一样。” 她说。

2021年，胡合伟时常觉得呼吸紧促，爬楼、搬重物都会让他喘不上气，而且他一旦感冒，就很难康复。持续、长久的咳嗽让他觉得可疑，他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尘肺三期。

韦小眉从未听过这种病，她十分震惊：“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胡合伟并不意外，身边确诊的工友越来越多，他早有预感。“第一反应也还好。”他说，“……只是没想到它会这么严重。”

医生建议胡合伟戒烟、改行，他回到了老家四川广安。

回家的第一年，胡合伟的身体还算不错，虽然不能干重活，但能正常走路。停了工作，药费、生活费，都成问题。胡合伟知道，争取工伤赔偿的可能几乎为零，他对此完全不抱希望。

“医生当时就问过，问我公司有没有买保险。我说没有，都是私人的小厂，怎么会给你弄那些？合同都不签。”胡合伟说。

他甚至连找律师都没想过：“那么多老板，找哪个要？”回忆起十年的工作经历，他在一家厂里的工作时间最长也只有两年。

这时候的胡合伟并不认为自己很严重，他试图找其他工作。

2023年，胡合伟经亲戚介绍，到重庆帮宾馆开车接送客人。这期间，他的情况开始恶化，走路、说话、久坐都会喘不过气，甚至连帮人递东西都会剧烈喘息。宾馆的人起了疑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胡合伟说：“我的肺上有点问题。”

对方让亲戚转告，辞退了胡合伟。

“他就觉得万一我出什么事情呢？他可能还脱不了干系。他找个正常人多好？”胡合伟说。他再次回到家里，这次，他没法再出去了。

2023年以来，胡合伟的病情迅速恶化，他身高一米七，最重的时候110斤左右，现在仅88斤，整个人就是皮包骨。医生的话说得较重：“你的情况，最多（活到）三十岁多一点，除了换肺没有办法。”

胡合伟的双臂

换肺意味着数十万的费用，胡合伟拿不出来。这个选择称不上选择。

他得到医生的宣判后，回到家里对韦小眉坦诚相告。当韦小眉听到他“活不了太久”时，两行清泪“唰”地从眼角滑落。

支柱

从2011年开始，胡合伟在石材切割行业工作了近十年，相较于同龄的工人，他总是更加成熟，经验丰富。他在工作中独当一面，也是家里的顶梁柱。

那时，胡合伟带着韦小眉和儿子小胡在福州生活，尽管条件拮据，但他一个人的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三口。

台面安装的工钱计件算，胡合伟入行时30至35元一米，后来每米单价逐渐涨至50至60元一米。小户型做下来一单大概是3至5米，一天能做两家。按每月工作20天算，收入并不低。

这一行不用签合同，流动性极强。有时在一个厂里没了活儿，胡合伟就换个老板，再没了活儿，就再换一个。不断流转，人始终跟着活儿走。

相对较高收入的代价是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切割厂里不透风，灰白的粉尘充斥整个空间，尽管在客户家里会使用鼓风机，但每次干完活，胡合伟的鼻孔里还是有白色的粉尘，需要用手挖出来。连鼻涕里都是灰，更别提身上——整个人像是刚从面粉里打了个滚。

胡合伟对这粉尘十分了解，又十分陌生。他每天都跟它打交道，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家庭装修所用的石材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硅，它们在切割、打磨、加工的过程中变成飘散的粉尘，无声无息地被工人们吸入肺里。二氧化硅粉尘也叫矽尘，其所导致的矽肺病是尘肺病中病情最严重的一种。

除了粉尘，还有意外事故。胡合伟曾亲眼看见工人使用切割机时不小心切了自己的手臂，露出筋肉的截面，鲜血淋漓。

“我用抛光机的时候，机器弹回来也把我的胸口磨破过，但这个都还算好的，有的弹过来把手、胸口切了的都有。”胡合伟说，“老板可能会给一点钱，但不会很多。像是我师父晚上出去量尺寸被车撞断了腿，司机赔了几万，老板没赔钱。”

石材被切割好后，要送到客户处进行安装。因此，胡合伟时常出入各种各样的住所，农村自建房、居民小区、精装房、别墅……他都去过，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客户。

有的客户看他年纪小，不让他做，让老板改派有经验的老师傅来，胡合伟气得把工具撂下就离开了。有的客户对他们十分礼貌，甚至帮抬石料。有的客户吹毛求疵，试图扣他的工钱。“他们觉得扣一两百块的没什么，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天白干。”胡合伟说，“什么人都见过。”

有时，胡合伟会接到有钱人家的单子。有一次，他到客户家里安装时，另一队工人正在给客户的衣柜喷漆。他听人家说，客户买了两公斤的黄金打成粉，喷到衣柜门上做装饰。还有的人家，买了几十万的天然石材，仅作为家里的背景墙。

“最开始去有钱人家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装修得太好了，我们都没见过，要是磕磕碰碰的不好说。现在觉得没什么了，我们这些穷人没见过的还多着呢。”胡合伟说，“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住这种房子，我就觉得能攒点钱回家盖一个自己的房子就好了。”

手头稍稍宽裕后，胡合伟在2019年买了一辆小车，首付三万多，每个月月供两千左右。韦小眉的家比较偏远，如果乘坐公共交通需要多次转车，十分麻烦。

“开自己的车还是不一样，坐别人的车总是要小心翼翼的。”胡合伟说。

韦小眉并不支持他买新车：“也不是有钱才买的，本来就没钱，也没背债，买了就要还贷款了。”

查出病后，胡合伟不能继续工作，以七万左右的价格卖掉了当时还没还完贷款的车。尽管韦小眉最开始不支持买车，但也觉得卖了有些可惜。

没了这辆车，韦小眉和家乡的距离似乎又更远了一点。没了这份工作，胡合伟装新房的念想也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份工作是胡合伟的支柱，胡合伟是这个家的支柱。一个柱子倒了，碰倒另一个。

胡合伟家外观

出生与死亡

2014年，胡合伟刚入行石材切割3年。这一年，他的儿子出生，他的父亲去世。

韦小眉也生于1997年，她怀孕时只有16岁。这个孩子来得意外、突然，一个重大的决定摆到他们面前——要，还是不要？

韦小眉听胡合伟的，胡合伟原本有所犹豫，因为当时的两人并没有积蓄，然而他的父亲老胡认为应该生下来。

“怕他自己看不到了吧。”胡合伟说，“想想也是，他年纪大了，又有病。”

韦小眉对此没有态度，没有乐于接受，也没有明确拒绝，只觉得：“有了，就生下来。”

2014年1月，他们的孩子在四川广安出生。这时，许多他们的同龄人还在高中校园里生活，学习、备考，盼望即将到来的寒假。

韦小眉生下一个男孩，叫小胡。

胡合伟、韦小眉、小胡、老胡三代人住在一栋政府拨款修建的房子里，房子仅一层，一共只有两间屋子，没打地基，没有专门的厕所、厨房。这栋房子的所在原本是亲戚的地，对方免费给了他。

房屋门口对着两株枇杷树，左边是整片绿盈盈的水稻，田间，一条细溜的小径往远处蜿蜒延伸。站在门前往四周望，目之所及全都是南方农村常见的两、三层自建楼房，显得眼前这一栋房子格外的小、粗陋。

挨着胡合伟家的小径和田地

小胡满月时，这块空地上摆了一场酒席，来人共有十几桌，门前摆不下的，摆到隔壁亲戚家门外的坝子里。那天，婚礼、满月酒仓促地杂糅在一起，在两个年轻人尚未成熟的年纪，匆匆留下一个印记。

这个理应喜庆的日子过得并不太精致。两人都没有穿红色的婚服，仅穿着日常的普通衣服。韦小眉还在坐月子，甚至没有给自己上妆。众人关注的焦点都在孩子身上，仿佛两人的结合只是这场仪式不用详述的前情。他们甚至没留下一张当时的照片。

韦小眉虽然做了妈妈，但还在少女的年纪，她是想拍一组婚纱照的。这辈子她还从来没有过梳妆打扮，穿上华美、洁白、精致的裙子被人拍照的经历。

她对胡合伟说：“等以后条件好了，我们去拍个婚纱照、全家福，最好再补办一个酒席。”胡合伟一一答应下来。

相较于这对格外年轻的父母，老胡似乎才是最开心的人。他时常抱着孩子四处走动，跟亲戚们攀谈。胡合伟偶然听他念叨过一句：“孙子也见到了，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他暗笑老爸高兴得过了头，什么话都说没个忌讳，却也没放心上。

2014年开春，胡合伟和韦小眉带着襁褓中的小胡离开四川，到福州打工。屋里的人气渐渐散去，只剩下老胡一个人，他早就不种庄稼了，也懒得种。亲戚闲话一句：“你种上了，孙儿回来了才有得吃。”他开始重新下地干活。

三个月后的一天，胡合伟的伯伯、伯娘到老胡家去借东西，在门外喊几声没回应，伯伯在窗外说他：“该起来了嘛，怎么还在睡！”里面没有任何声音，伯娘走到门口，发现门只关了一半，推门进去，立刻惊呼起来：“哎哟！死啦的嘛！”

屋内，老胡仰面躺在床上，已经走了。伯娘回想起前几天，老胡又从外面打酒回来，经过自己家门口，对她说：“我摆个龙门阵（说个闲话），我不会找我儿要钱了，他带着人在外面也困难。你跟他说，要把这个娃儿给我带好。”

“要把我的根带好。”

他们赶紧通知胡合伟和亲戚们。这时的胡合伟正在客户家里干活，一个电话打进来，他扔下手里的东西夺门而出。

胡合伟和韦小眉立刻带着孩子赶到附近县城的火车站，当天已经没有回四川的车票，他等到第二天才买到全程28个小时的站票。两个大人没有座位，唯一的行李箱成了小胡的床，他躺在箱子上，随着车厢摇摇晃晃，没有哭闹。

在人群之中，胡合伟流下了眼泪。“唯一的亲人走了，心里的感受不知道怎么说。”他说。

风尘仆仆赶回家，远远看见熟悉的矮房、亲戚们，胡合伟被一种从天而降的情绪所压垮，放声大哭。韦小眉的亲人们始终没来。

胡合伟守夜一晚，第二天一早送老胡下葬。几天没睡，他几乎被熬干。等尘埃落定后回到家里，他似乎还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

远处的田地里，绿盈盈的水稻已经长起来了，那是老胡生前种下的。

亲戚们帮两个小辈把房子简单改了改。房子后面加盖了一个铁皮棚，分成厨房和厕所，卧室里搭了一面墙，把这个空间分割成两半，一边放一张床。这面墙到人的胸口高，留出一扇门的大小供人经过，说是两个房间，显得有些勉强。

从后看加盖的铁皮房

这段时间，胡合伟想过改行，就在家附近找个工作做，毕竟就算外出打工，孩子大了也要回来读书。可改行就要从头开始，必须熬过最初没有收入的学徒期，他已经有老婆孩子要养，没办法停下。一家人再次回到福州。

如果当时咬咬牙改了行，也许他的人生会大不一样，但一念之差，一切已晚。

孩子和孩子

小胡两三岁时，韦小眉开始越发觉得疲累，那几年人们总说她：“自己都还是小孩子，还要带一个孩子。”因为经济压力，韦小眉在近几年也偶尔会觉得，他们生孩子生得太早了。

小胡在门上的涂鸦

2012年年底，胡合伟和韦小眉在福建相遇。相遇时，两人同为15岁。

他们一个来自四川，找不到工作，在福州做学徒，一个来自贵州，在黑厂里打工，没挣到钱不敢回家过年。

春节来了，四处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合家团圆的喜庆在全国各地蔓延。两个15岁的孩子背井离乡，坐到了同一个饭桌上，就此结识。

他们渐渐成为同病相怜的朋友，成为互相扶持的恋人，后来在17岁生下孩子，成为一对未成年的父母。

那时候的他们，既不像是无忧无虑的青少年，也不像是独当一面离家打工的大人，他们还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却被早早抛入社会的洪流之中。他们懵懵懂懂地顺着生活走，并不能参透自己当下的决定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过年的那段时间，年轻的孩子们总是一起出去玩。年后，韦小眉回到浙江继续打工。

韦小眉在饭店里上班，她早上起来拖地、擦桌子，晚上要等所有客人都离开才能下班。下班后，她有时会收到胡合伟发来的消息。两人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随着联系增多，他们开始向对方讲述自己的过往、家庭。

2013年，胡合伟和韦小眉确定了恋爱关系。胡合伟曾单独去浙江找韦小眉玩，五月，韦小眉决定跟随他到福州。

两人这次回福州，在大人们的眼里是一场叛逆的逃跑。韦小眉的亲戚们十分愤怒，她的舅舅联系上胡合伟后，明确表示反对。“他说人跟我跑了，电话打不通，去哪也不说一声。就是觉得我们现在年纪还小，要叫双方家长见面。”胡合伟回忆道。

舅舅骂韦小眉：“小小年纪跟别人学！”韦小眉沉默，没有回应。

老胡从四川赶到福州，韦小眉的亲人们也从贵州赶来，双方家长见了面，为两个16岁孩子的未来商议解决办法。韦小眉的亲人们都不同意，她的妈妈认为嫁得太远难以互相帮衬，最终她的外婆先松了口。

外婆说：“她那个情况，你们也知道。就让她嫁到远方去吧。”

外婆点了头，双方家长也就勉强达成一致，默认两个孩子的交往。

老胡将家里的状况据实相告，他告诉韦小眉，家里什么也没有，甚至还欠钱。“第一次来（他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厕所都没有，上厕所都是去别人家上的。”她说。

韦小眉虽然惊讶于胡家的条件比胡合伟所说的情况要更差，但她依然表示自己不在意，也不图什么。

在长辈们看来，两个人的结合似乎有着必然性。“那些亲戚都说，我要是情况好的话，也不会看上他，也不会嫁到这里来。”韦小眉说。言下之意是，两个条件都不怎么好的人，选中了彼此。

在胡合伟眼中，两人在一起是自由恋爱的结果。他们拥有同样拥有不完整的家庭，同样未成年外出打工，他感到两人是那样相似。

“我也不容易，她也不容易。”胡合伟说。

前半生

胡合伟和韦小眉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似的前半生。

1997年，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的一座老土房里，胡合伟出生了。

老胡有他这个儿子不容易。老胡家里穷，只有一间住过几代人的土房，没钱娶媳妇。无奈之下，家里给他定下村里的一个哑巴女人。这个女人又傻、又哑、又聋，由长辈做主，嫁给了老胡。

胡合伟从没见过她，连照片也没见过。老胡从不提起她。

“口水龙包（指流口水）的，又瘸，出了门就找不到回来（的路）。”胡合伟的伯娘回忆道。

哑巴女人时常在村里游荡，认识的人看见后便把她带回老胡家里。有一天，她彻夜未归，老胡和亲戚们出门寻找，在路上听说村里的池塘淹死了人。到池塘一看，果然是她。她去世这一年，胡合伟不到两岁。

在这座见证了几代人的出生、死亡的土房里，胡合伟长大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跟其他人的不一样。别人住的房子是砖块垒的，有灰色的水泥涂层，他家的房子是土块堆的，灰扑扑的，一脚可以踹下碎土块来。其他孩子有新衣服穿，他穿的衣服几乎都是亲戚家小孩不要的。

“我到亲戚家里去，人家就会收一包衣服给我，说谁谁谁穿不了了，让我拿回去穿。”胡合伟回忆道，“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有时候赶上过年，亲戚可能会买新的给我。”

胡合伟成长的过程中，很少穿到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袖子能盖住他的手，有的裤子过于肥大，有的根本不是他这个年纪穿的衣服，无论是多不合适的衣服，他都穿。

“那时候没什么讲究的，只要能穿就全都拿回来再说。”胡合伟说，“自己的家庭条件自己清楚，根本没在意那么多。”

2007年，四川局部暴雨引发洪灾，胡合伟和老胡所住的土房因洪水浸泡而垮塌，政府拨款为他们修建了一座房子。

开裂的房子

那时候他们的家附近还没修马路，胡合伟每天走泥巴路去上学，放学后帮老胡干活。插秧、种玉米、割稻谷，他什么都干过。

老胡对酒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每天都喝，不喝不行。在地里干活也要带一瓶在身上，时不时来一口。“就是去人家家里吃酒（指吃酒席），也是不吃饭只喝酒。”伯娘说。

慢慢的，老胡变得不像之前那样勤快了。他中午喝酒，喝完就睡，一睡睡到下午四五点。胡合伟和他的交流并不多，他觉得老爸这样颓废下去不好，却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老胡和胡合伟很少沟通，像是所有传统父子一样，他们每天谈论的东西不过是日常化的问候，极少涉及个人的感受和想法。胡合伟很知足，虽然没了妈妈，但他还有爸爸。

“虽然我比不上别人，但我爸一直在身边，又有吃有穿，我觉得还可以。”胡合伟说，“我是不容易，小眉也不容易。”

“她说她爸爸不要她了，她妈妈也不要她了。”

韦小眉出生在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距离广安六百多公里。她刚出生没多久，父母就离婚了。她的父母很快各自组建新的家庭，爸爸又有了两个弟弟，妈妈又生了一个妹妹，她和妹妹跟着外婆一同长大。

稍微长大一些后，韦小眉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出生似乎并不伴随着父母的喜悦。

她的爸爸也是同村的，有时，她会在村里遇见他。她打量他，觉得很陌生，偶尔叫他一声，但他从来不回应、不说话，仿佛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从来不跟我说话。”韦小眉说。

明明亲生父亲就在身边，却形容陌路，韦小眉说不出心里什么感觉，只觉得怪怪的、空落落的。

2004年，韦小眉上小学了。学校是寄宿制，她一星期回一次家。

韦小眉学习并不好，她上课听不进去，看见其他人偷跑出去玩，自己也想跟着去。“星期天到学校，星期一把书放教室里，然后就跟着朋友一起逃课、旷课，去河边玩。”韦小眉说，“旷课的学生不多，都是我们村和隔壁村玩得好的，我们都在一个班上，都不去上课。”

“老师会说我们，但家长不在，我妈经常去外面打工嘛。”

韦小眉10岁那年，在一个星期五回到家里，发现原本在家的妈妈消失了。她不在家，不在田里，不在外婆那里，哪里都找不到她。

“放学回来就找不到她了，什么都没跟我们提过。”韦小眉回忆道。先是爸爸的形同陌路，然后是妈妈不辞而别，这是她第二次被抛下。

妈妈的消失显得十分突然，韦小眉在茫然中继续自己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她突然听隔壁村的表姐说起妈妈的下落：“你妈嫁来我们村了，嫁给那个谁。”

妈妈第三次嫁人了，又有了新家庭。韦小眉的心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股恨意：“我就是恨她，为什么要改嫁？”

嘴里说着恨，她的眼里却流出了泪。

亲缘的疏离，是她心中难以释怀的坎。长大后，她也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才明白自己的恨到底是为什么。

“（现在）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恨），但是不怪她。比起改嫁，更恨她丢下我们。”

早熟

胡合伟上初中后，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家和其他人的差距，开始萌生外出打工挣钱的想法。

初二那年，胡合伟决定退学。老胡劝他：“起码把初中读完，你现在太小了。”胡合伟没有听从，他认为家里没钱，而他已经长大，应该承担起责任。

当时胡合伟的成绩还算不错，退学后，老师打电话到他的堂姐家，胡合伟没接。堂姐接了电话，对他说：“叫你回去读书的。”

胡合伟说：“不去读了。”

老师或许还说了什么，他离电话有一定距离，听不真切。

这一年，胡合伟14岁。

另一边，由于小时候长期逃课，韦小眉几乎没学到什么课本上的知识，连拼音都没认全。升入初中后，她越发觉得读书“没意思”。父母的缺位让她早早成为自己的话事人，为自己做决定。而这个年龄的孩子的选择，往往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

韦小眉初一时，身边熟悉的、年龄相仿的朋友们接连退学，她受到影响，也跟着不再去学校。她听说，不少人都出去打工了。

两人殊途同归，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家庭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他们从未用“命运”去形容过自己的选择，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读不下去或没钱读，自然就不读了。不读了，自然就要出去干活挣钱。

14岁的孩子几乎不可能靠自己找到工作谋生。胡合伟和韦小眉都通过亲戚、同乡的关系，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胡合伟跟着一个亲戚，到成都进厂打磨汽车玻璃。这份工作的收入不高，一个月只有七百块左右。

贫困的家境已经成为他外出打工的动力，可命运似乎还嫌不够，继续在他瘦弱、稚嫩的肩膀上加码——老胡病倒了。

老胡连续晕倒了好几次，他晕倒在自己家的田地里，晕倒在亲戚的葬礼上。亲戚们把老胡送去医院，经诊断，老胡患有肝硬化、肺结核等病。从医院回来后，老胡不再干活，胡合伟成了这个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从门外看胡合伟家的卧室

另一边，韦小眉辍学后住在外婆家，迫切地想要做些什么。“当时就是想出去，反正在家里也不读书。”韦小眉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去挣钱。”

在村里，有不少人在外地做生意，有时会在各家各户走动，为工厂招工。一个亲戚到外婆家招人，韦小眉想跟去。

外婆同意后，韦小眉和好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儿一起，从贵州去到浙江。

她们进的工厂是一个袜子厂。工厂有两层楼，是老板在当地租下的一个偏远的独栋，背靠着一座山。厂里一共有十几个工人，未成年的有七八个。

在厂里，每天早上八点上班，每个人都会分到一大袋做袜子的布料，工人们只有把当天分到的任务都完成，才能下班。如果分到容易做的袜子，可以在晚上八九点下班，如果遇到难做的，最晚会做到凌晨。

女孩们的宿舍在工厂二楼，一个房间里三张上下铺，最多睡过八个人。“都满了，没有多的床，关系好的就睡在一起。”韦小眉说，“我就跟我朋友一起睡的。”厂里有厕所，但没有洗澡的地方。

女孩们吃住都在厂里，平时不允许出门。一年里，厂里会遇到两三次检查。那时候，老板就在厂子的后门搭上一个梯子，抵住后面的山坡，未成年的女孩们便一个接一个爬上梯子，跑到山坡上，躲到山上去。

韦小眉并不认为自己需要躲避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她甚至很开心。“当时只觉得，哎呀太好了！今天不用干活了。”韦小眉说，“因为那时候天天做，没有休假，每天都要做完了才能去睡觉。”

等到检查结束，老板在山下大喊，女孩们便像一群归巢的小鸟，呼啦啦从山上跑下来，回到工厂里。

厂里的工资并不按月发放，而是到年底一起结算，还要扣除住宿、饭钱以及其他开支，扣完后的实发工资直接给到女孩们的家里人。“他说我们太小了，钱就直接给大人。”韦小眉说。

第一年干下来，韦小眉的工资为一万多，但老板说她“吃得多、花得多”，扣完只剩五千多。由于到手的工资太少，韦小眉第二年没有再跟着这个亲戚干活。

而对胡合伟来说，每月七百块的工资也实在太少，他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照顾家里的父亲。他开始考虑去更远的地方打工。

在对第一份工作失望后，两人都把目光对准了工厂。

“他们当时告诉我，广州遍地都是工厂，随便进！”胡合伟回忆道。他动了心，为了更高的工资，和两位同乡坐上从四川去往广州的火车。韦小眉则跟朋友们一起到浙江进厂。

进厂，是跟他们命运相似的年轻人谋生的第一选择，而这个机会对过于年轻的两人来说，并不成熟。

必然

胡合伟和同乡一起奔赴广州。火车全程四十几个小时，车厢里挤满了人，闷得人心慌。那时候的胡合伟年轻，丝毫不觉得累，路途中，他满心都是找到一个好工作的期望。

到了广州，同乡们很快找到工作，一个进厂做衣服，一个做保安。然而胡合伟屡屡碰壁，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和其他人最大的差别——年龄太小。

“他们都20岁了，只有我找不到能进的厂。”胡合伟说。

迫不得已，胡合伟做起临时工。他年龄小，白班怕被人查到，只能上夜班，晚上八点上到早上八点，每天如此。普工一个月工资三千左右，临时工工钱按小时算，每小时6.5元，包住不包吃。

工资低，夜班熬人，胡合伟坚持不下去，又换了一份工作。同样是临时工，这份工作专门负责给工厂赶货。“有人专门招聘一批临时工在那里，有需要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带过去。”胡合伟说，“当时给人卸过货，做过头灯，还做过包装。”

临时工的问题在于，干活不稳定，收入也就不稳定。胡合伟干了一段时间，赚得少还要往家里寄，不仅没有攒下钱，反而花光了积蓄。

最穷的时候，胡合伟吃不上饭，身上只剩下几块钱，顿顿都啃馒头。

胡合伟在广州挣扎谋生时，韦小眉也在浙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她经常被拒绝，一问年龄，太小，一问学历，太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又因为没经验，一个月下来只能赚一千多。

“工厂里都是多劳多得，那时候太小了，做得很慢。”韦小眉说。

由于未成年，遇到厂里来人检查，韦小眉需要借年纪大一点的人的身份证，并提前背下名字、身份证号等信息。

“他们会问你叫什么，多大了，必须把这些都背下来。”她说。

因收入不高，韦小眉在工厂里只呆了两个多月就离开了。当时，亲戚的饭店正好缺服务员，韦小眉跟表姐一起到饭店里工作。

也许是因为年纪增长，也许是因为在饭店里见了不少和自己不一样的人，韦小眉在这段时间突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继续读书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打字都不会打，只会手写。”韦小眉说，“有时候会想，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好好读书呢？”

另一边的胡合伟在走投无路之际，打电话联系在福州打工的亲戚，随后在亲戚的介绍下成为石材切割厂的学徒。

他不是没有尝试过其他工作，但终究还是走到了这条路上。

所谓的切割厂，不过是个铁皮搭成的小作坊。厂里一共有六个工人，胡合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其他工人最小18岁，大多都是20岁左右。他们的工作是切割石材并打磨，吃住都在厂里。宿舍里的床是竹编的上下铺，由于是铁皮房，下雨时，雨滴落在铁皮上，雨声被放大了几倍，渗透着铁的震颤。

做学徒工资低，跟胡合伟的第一份工作差不多，学会手艺之后独立接活挣钱，是他的全部希望。“没有钱也要学，学会了就能挣到钱了。”他说。

在厂里学了半年之后，胡合伟开始跟着师傅出去干活，到客户家里去安装厨房台面。学上手艺，有了收入，胡合伟心里终于安定下来。他越发觉得自己的选择并不差，生活更是充满希望。

这一刻，是他少年时代的终点，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被问到是否后悔当初没有继续读书时，胡合伟说：“是有点，但没办法嘛，没有这个条件。”

胡合伟早早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是没想到，当时的一切，还不是命运的全部。

2012年年底，是胡合伟在福州过的第二个年。这一次，老板的亲戚也到福州过年，还带着两个女孩，其中一个女孩只有15岁，跟胡合伟一样大。

这个女孩就是韦小眉。

接下来，两人相恋、生子，父亲去世，胡合伟患病、失业。

十二年后，胡合伟回望自己的人生与选择才发现，他看似有机会躲过后面发生的一切，但实际上，他始终被生活推着走，没有停下的机会。

胡合伟坐在阴影里

胡合伟不再能出去打工后，韦小眉不得不承担起这个任务。

“不出去也没办法，一家人不能等着饿死。”胡合伟说。

去年，韦小眉开始到亲戚介绍的茶楼里做服务员，上午九点半上班，晚上十一点下班，她每天一到家就倒头睡觉，一起床就出门上班，没有多余的时间。一个月下来，工资两千五，如果多卖东西能拿提成，韦小眉不善言辞、性格内向，最多只拿过三千块。

小胡上公立小学，花费并不高，现在家里每月最大的支出就是胡合伟的药费。

医生开给胡合伟的药一瓶700多块，一瓶54粒。医生建议一次吃4粒，为了省药、省钱，胡合伟一次只吃3粒，甚至吃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

韦小眉再也没提过自己想要的婚纱照、全家福和补办的酒席。“以前心里是很期待的，现在感觉都无所谓了。”她说。

胡合伟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痛苦、剧烈的咳嗽声时不时从窗户溢出来，他多数时间躺着，偶尔缓步走到门口、小卖部门口坐坐，跟人聊聊天，等着小胡放学回家。

小胡的背影

这座房子没等来翻修，也没等来重建，还是跟十几年前一样。它看着胡合伟长大了，现在同样看着小胡长大。下一个十年是什么样？胡合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看到。

（文中除胡合伟外，均为化名）

撰文 袁冰清

排版 袁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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