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受“新冠”影响的普通人| “叫醒计划”联合传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4个多月以来，基于无数人的感同身受，有些句子在自媒体上广为流传，如“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又如“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新冠”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这“山”的样子也因人而异。有些人的“山”可能比鸿毛还轻，有些人却如泰山压顶，还有些人已经和“山”融为一体，山顶上竖着一块小小的碑。

对于逝者，追责是最好的铭记；对于伤重者，政府与媒体将持续关注，而千千万万受“新冠”影响的普通人却容易被忽略：他们都是谁？在“新冠”疫情中遭受了什么？对此，他们又做了些什么？

前些日子，我们和19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聊了聊他们自“新冠”以来的日常生活。他们既被这从天而降的“山”所困，被迫负重前行，同时也在力所能及地凿山、移山，一点点撑开自己、亲人、同胞乃至整个世界的生存缝隙，如我，如你。

想到自己的房租跟贷款，一个月下来一万块钱，压得头特别大。一天天过去，在家里除了买菜、做饭外，其他时间就跟朋友一起打牌玩玩，本想着赚点钱花花，结果运气差，不但没赚到，还把自己的生活费给搭进去了。

前年年底，我到了退休年龄，因为家里小女儿还在上学，又供房贷，所以还在继续做零工。1月放假时候，老板才给我发2000多块钱，本来说是有年终奖金的，后来又说没了，至于2月和后面有没有工资，现在也不清楚。

对工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加班没了，工资自然就少了很多，估计少3000左右。——小王，在苏州外资工厂上班

这大小一家，老的老，小的小，老的年纪大了，经常生病，小的不挣钱，都是伸手要钱的主儿。我不拼命挣钱，怎么办？今年特别难，还是借了一万多块钱过的年。现在这一时半会开不了工，我得再借钱维持一家老小的开支。

我虽然一个月有5000到6000块，但能存的钱不多。本想今年再做半年就转行的，现在碰到这样的疫情，想法都泡汤了，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们那里都是种菜的，现在卖菜都成问题了。我家老头种的一万斤香芹快收了，还不知道怎么办呢？不让出村，外地收菜的车不上进。

现在很有压力，上有老，下有小。老人70多了，一个人生活在村子里，还种着两亩多地。儿子更让人发愁：二十好几了，还没有谈朋友，什么时候结婚呢？还得再帮儿子买套房子，还要买车，得花好多钱呢！今年这个样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来，花钱的地方那么多，但是无可奈何。

刚开始在老家还好，就当是好好休息。时间久了，就觉得太没意思了，过得浑浑噩噩。我家4个孩子，弟弟家3个孩子，家里有个86岁的奶奶、61岁的老爸，都住在一个只有4个房间的房子里，吃饭就像打仗。时间久了觉得在家待不住，各种吵。

居家休息，起初还是挺开心的，就觉得假期长了。可时间长了，在家里就觉得无聊，天天就是吃、睡、看电视，这种状态挺不习惯的。闷在家里像坐月子，小孩也快疯了。待在家里够够了，老想出去玩。

回来北京后，吃了一周的方便面，主要是菜太贵了，随便买点什么都六七十。现在好多了，自己吃些土豆、鸡蛋、大米、馒头。

心里特别紧张，特别害怕。一个是害怕自己不小心被传染上，还有就是万一我要是回家了，传染给家人怎么办？在买车票的时候，特别犹豫到底要不要回来，如果不回来的话，觉得我很难生存下来，所以还是回家了。

我们小区保安说，出小区不带通行证直接抓，自己带300块钱到镇上关着隔离几天。我吓得更不敢出门了，心理上比之前紧张很多。

刚开始，就天天想睡，想好好歇歇。有时候睡到中午一点才起来吃饭。现在睡也睡不着了，起来也没有事儿干。有时候就想天天喝醉，喝醉了，这烦心事儿，可以忘一会儿。

担心下个月还是继续这样困着，担心没工作没收入，孩子上学、一家人生活开支的问题。希望这次疫情早点过去，早点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呀。

特别着急，在家里不工作，就感觉自己没有什么价值。想给小孩子买一些东西，但是又没有挣钱。想这个疫情好些了，赶紧去挣钱。

面对当前的疫情，我的担心很多，最大的担心是家长外出上班，在外面被感染后传染给孩子。担心疫情过后物价会上涨，担心社会经济进入寒冬，将会面临失业潮，担心民众生活将会步入不可逆转的困境。

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要打电话，戴口罩打电话影响话语的清晰度，而且打电话时间长了感觉不舒服。开始封城的时候，心情是比较不好的，尤其看到每天的数据更新，有忧郁的迹象。晚上睡不着，会失眠，担心很多，担心自己，担心家人，担心朋友，担心武汉，也担心如果数据持续上升，我该怎么办。

通过密切往来，亲朋好友得以形成社会支持网络；借由人员、物资等要素的大规模流动，现代社会得以高效运转。当流动因“新冠”戛然而止，经济、民生、教育等领域均深受其害，个人与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越高，对流动的依赖性越小，则遭受的冲击也越小，而流动工人、女性、儿童、老年人、残障人等边缘群体在风险突临时，不仅更为脆弱，还往往遭受到其他人无法体会的创伤。

“整个春节，一直是通过电话联系。从父母的言语中能感觉到内心想见又见不到的失落，尤其是想见孩子。当时还赶上我妈身体不舒服，从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不对劲，问她是不是感冒了，一再追问才说。当时我心里真的很害怕，怕她发烧……初十一那天，我无意间看到弟妹发的朋友圈，才知道我妈住院了。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好想飞回去，一时觉得自己太不孝顺了……疫情让我没能陪在妈妈身边，或许将会成为心里很长时间的痛！”

传统的婚姻制度要求已婚女性从夫居，以夫家的生活为中心。许多嫁到外地的女性在夫家过年，即使两家距离不远，女儿们也千里迢迢回来了，但却因为隔离而无法回娘家看望、照料双亲。因此，某些只有女儿的家庭，在这非常时期能够获得的陪伴和支持可能非常单薄，而女儿们对父母的牵挂和自责，也无处安放。

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尽管人人都有种种困难，但他们也一直在以各种形式自救、互助，积极参与“抗疫”，筑起一道道生命防线。

正月初一开始，我们就相互电话或线上联络，不串门拜年了，这点我们亲人朋友都理解和支持，经常在微信群里相互转发政府文件之类的信息。

我们就老实在家呆着呗，就等这一天过去了再干吧，为全国人民着想嘛，是不是。不让乱走，咱就不走呗，又不是说咱一家呢，这不全中国都这样儿吗？现在国家都给你放假了嘛。

不知这种没有硝烟战争还需要多久，现在想太多好像也没用，在家安心呆着吧，只要家人平安，只要活着就好了。

家人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就是很少出门，家门口来人，或者买东西，我们都不出去。但我爸比较特殊，他出门都不带口罩，回来也不洗手，被我们几个家人轮流凶。你说他，他也不发火，反正就无所谓，他觉得没啥事，感觉疫情离他比较远。有一天他出去了没带口罩，被我们村3个村委的看到了，就把他骂了一顿，第二天就乖乖戴了口罩。

公司复工是有要求的，要达到政府规定，如消毒、口罩配备、体温测试、公共区域整改等，就像餐厅。我们每天3次消毒，3次测体温，建立了完备的人员登记制度！每天每个人都要登记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有异常及时隔离。我觉得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毕竟非常时期，还是要重视疫情，做好防护。

我把之前发的N95口罩洗好重复使用，把两层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套在用过的N95口罩里面，再戴着上班。大概2月18日左右吧，公司开始只给我们发一层的一次性口罩，我就把这个一层的和两层的都套在N95口罩里面戴着上班，或自己找个塑胶板做成挡板，和一层的口罩一起戴着。

在整理聊天笔记前，我们猜到了大家的各种难处和花式“吐槽”，却没有料到里面还夹杂着春阳般淡淡柔柔的暖意。无论在夫妻、亲子、朋友、邻里还是陌生人之间，都有人用日常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守望相助，什么是共克时艰。用一部电影的名字来概括，就是：

我基本上都呆在家，由老公专门去买菜，平时主要由老公做饭，我和俩女儿基本上很少做饭。老公做饭时候，我就和女儿看电视或打牌玩儿。老公家务做完了，就用手机上的“全民K歌”APP给我们唱歌听，他一直爱唱歌，我还是喜欢听他唱歌。家里小事大事老公办，有时遇到重大的事情，我们就商量着来办。

外出买菜的一般是我，有时我老婆也会去。吃得也简单，买点包菜、洋葱、花菜，能放住的，慢慢吃。这段时间一般我来做饭，洗碗是我老婆，大部分闲余时间就是带小孩、看电视，也会听点书。

老婆儿子都已经在家开始了网上工作，我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家务，并没有经过什么讨论和安排，主要包括买菜、做饭、洗碗、扫地、丢垃圾。其他人觉得过意不去的时候，也会做一点。做完家务，我会一人找个空间，拿手机看电视剧、小视频或者其他东西。

一部分菜来自于朋友、邻居之间的赠送，另一部分来自买菜的平台。取菜由我家小儿子负责，他跟我说：“妈妈，我的抵抗力强，病毒一般不会来招惹我，我负责拿菜，你负责我拿菜回来消毒。”家务由我和两个孩子一起分担，大儿子负责扫地，小儿子负责拖地、整理内务，我主要负责做饭。

疫情对孩子的影响主要是不能出门，不能去吃想吃的美食。但是，他们挺享受在家上课的方式，说这种方式如果没有听懂可以暂停、回放。

我们家主要妈妈负责孩子学习，我负责陪孩子玩和做饭，清洁家务归妈妈。我在家陪着孩子，她也很开心，每天晚上我都会跟她讲湖北武汉的事，医生、病毒……让她明白为什么不让出门。萱萱也很懂事，她说：“叔叔阿姨很辛苦，加油！”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些家庭里，作为妻子、母亲的女性不再是肩挑多种多数家务的“超人”，而在丈夫、儿子的积极作为下，实现了疫情期间的家务共担。甚至，还有一位丈夫体谅到妻儿工作辛苦，主动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这不容易，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

我们发现，因隔离期间外出次数的限制，不少力大体健的男性担起了买菜的重任。可疫情结束后呢？这些男性是否还会主动买菜或参与其他家务？我们可以保持关注。

我现在天天在家里喝酒，没有啥事可干。老妈虽然九十岁了，人家非要自己做饭给我吃。我也没有办法硬做，不知道人家口味，爱吃咸淡呐！

所以说，有些男性并非天生不会做家务，而是缺乏做家务的意识、意愿，心安理得地享受“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规范给他带来的利好，而这一规范不仅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无法适应非常时期的家庭需要。

做家务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每个人都需掌握，尤其应给男性从小学习、锻炼和实践的机会。否则，过度依赖不仅给他人增添太多负担，也有碍于我们自己成为更独立自主、全面发展的人。

2020年的春天格外拖延，中国本土的“新冠”疫情有所好转，但仍危机四伏；全世界多国沦陷，据说确诊病例将在几天内突破百万，人道主义灾难频发。

根据财新网（记者：汪苏）的报道，“新冠肺炎令不少低收入家庭收入中断，陷入困境，甚至走到垮塌边缘”，如拾荒者、小商贩等，疫情使他们丧失了经济来源。部分家庭存款消耗殆尽，开始通过借钱、花呗、透支信用卡等方式维持生活，处于艰难维持、节衣缩食的状态。

为此，我们需要追溯：时代的灰尘从何处落下？又如何演变成了横亘于前的千万重山？如此，我们才能更理性地协力移山，而不是把有限的资源耗费在锦上添花和恶意中伤。

无论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无论是英雄伟绩还是凡人小事，只要是真实并得到正视的，就是下一次灾难来临前，“我”和“我们”最好的抵抗力。

从2018年开始，九野乐队与北京木兰花开、长沙满天星社工、广东览表图书室合作开展服务于流动女工与女童的联合传播“叫醒计划”，致力于采集女工生命故事，传播女工声音，为女童建设更为性别平等的友好社区。

九野乐队成立于2016年4月9日，是一支女性民谣乐队。“民谣是民间的、民族的、人民的歌谣，民谣咏唱着单纯的情感和不屈的理想。”与其他民谣乐队不同的是，九野专注于为性别平等而歌，为流动女工而歌，为儿童权利而歌。